带路党

杨恒均 | 我咋成了带路党、五毛与“正厅级侦查员”?

由于被拉进太多微信群,决定退出一些,其中包括一个“公知”比较集中的。退出后,一位群中好友发来一封邮件,信中笑言:“见到你退出了 XX 群,可见你的心情不怎么样嘛。连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对话,还怎么跟知识界做工作?当局的所谓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败就可想而知了。”他显然把我当成党派来做他们工作的高级五毛了。   这让我想起两个星期前,在北京碰上一位体制内著名公知,他急急拉住我的手神秘兮兮道:“能透露一点,我到底被你们监控到什么程度?你和我交往不会是来做我工作的吧?”他显然直接把我变成了党派来做他工作的知识特务了。   就在昨天,海外一著名作家(其作品曾经以及继续启蒙着我)对“德国之声”表示,杨恒均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当今领导抱无限的希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不相信未来自由思想在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念……   感谢这位海外朋友,总算还把我当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前两位则直接把老杨头安上了“五毛”、“特务”的职务。如果以中国大陆互联网各大博客为准,我恐怕是这些年被一些网友指责为“带路党”、“汉奸”、“西奴”、“煽颠派”以及“拿中央情报局钱”最多的写作者之一吧?   但在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海外一些人士中,我又被插上了“五毛”、“特务”之类的标签。一些“逢中必反”的网友几乎开始了“逢杨必反”。昨天在我被转载到海外的一篇博文下面有这样一条留言:听说最近杨恒均先生被国 X 部提升为“正厅级侦察员”了,怎么也不请客呢?   开始写作时我就立下了规矩,不对任何表扬或者批评的文字做出回应,我认为写作者的文字本身就是对任何质疑与批评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辩解,也是最好的反击。但从“民主小贩”、“汉奸”、“带路党”、“西奴”到我党的“正厅级侦查员”,也太奇葩太传奇太让人崩溃了吧?   以前网友留言太多太激烈时,两位好心的读书会成员主动义务承担帮我阅读留言的重任,我得以从她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有益的批评、建议和讨论意见,而不至于每天翻看那些充满恶毒咒诅和谩骂的留言从而影响写作的心情。但如果连这些海内外“公知”朋友们也开始给我贴标签,我想这就不仅仅是人家的问题,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了。   不过,我还是想先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今的舆论环境与以意见为主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极端的观点与言辞。一些温和理性的声音根本没有“市场”。在西方强调公正、公平与社会福利的左派一向给人温馨的感觉,可到了中国,最出名的左派都脑残般地疯狂站在社会不公一边,与当权者共舞。   而代表世界主流,以追求自由、法治与民主制度建设的右派呢,在中国又几乎被极右得不杀人就不解气的一帮人劫持,有那个几个被捧为未来民主中国“总统”的人,看了几本写民主的书,每天就在那里比谁更右,弄得连我都犹豫了:如果民主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个玩艺,我宁愿生活在专制下。社会思潮的极端化,让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网络写手不得不选边站,你不选吧,他们就帮你选。   当然最大的责任恐怕还在我自己身上,在于我个人的知识与认识与认识。 我之所以认同了一位不喜欢我的读者用来讽刺我的“民主小贩”这个称谓,是我确实认为自己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只不过刚好达到了“小贩”的水平,离研究民主理论而不受制于现实的“大师”们太远,也和无知者无畏的“斗士们”保持了一段距离。   我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制度与以前追求所有其它类型社会制度的改朝换代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每个人的,民主同样需要大多数觉醒的个体的参与与运作。而以前的各种制度,靠一个党,靠一个英雄造反后建立起来,让民众按部就班听话照做就可以了,但民主制度如果这样运作,那还真会出现问题。最近一些新兴民主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我不是“素质决定论”者,但 多年前涉足江湖,也就此定位自己的角色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最普通的故事和最浅显的语言把世界上离我们最远的理论演绎一遍。   我的多层身份对我的写作影响也很大。 我游走于海内外,民主制度对于我早就不再是理论与理想层面上的,而是现实中柴米油盐与几乎每年都有的投票。我知道民主的珍贵之处,但也不会过份理想化。因此我的一些文字,对于那些不但把民主理想化甚至神圣化的人来说,就难以接受。   在这次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国学者的评论同西方、台湾学者的论述就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大多就事论事,而中国大陆学者无论是支持学生还是反对学生,都夹带了极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都试图从民主的理论切入,高屋建瓴。例如,支持学生的那派简直就恨不得“民主力量”少年们能够像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立马推翻马英九,搞一个“更民主的”台湾,最好也是“反共基地”。把他们同当年红卫兵相比当然不太恰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看泰国,或者克里米亚,也许会有更深的思考。   而那些反对学生激烈行为的呢,则认为这些学生生在福中不知福,用自己鲁莽行为破坏台湾这颗中华民族唯一的民主幼苗。这些学者显然只读了美国薄薄一本民主进步的辉煌历史,却没有读过美国通史,不知道美国民主发展至今,不光是体制内的改革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几乎每阶段都少不了群众相当激烈的抗争。大家不应忘记马丁路德金博士带领了几十万白人黑人把华盛顿围得水泄不通的日子。   可见,一个地区民众的民主抗争是否能推动制度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民主制度的框架是否稳固,所处国际环境以及整体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清楚了这点就不难知道,泰国的抗争有可能损害民主制度,克里米亚的抗争可能让国家分裂,而台湾学生的抗争则很可能推动民主建设更上一层楼。   我也承认我更受制于自己体制内外的双重身份。 那更大的原因是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一个也不能少”,不是你赢我输,而是双赢的局面,上下、内外互动尤其重要,中国历史上那种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有几个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我还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纠结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 这两天在日本东京旅游,当我站在繁华的银座和秋叶原的街头,看到熙熙攘攘、背着大包小包的大陆游客,我总忍不住想起 20 多年前第一次来日本,那时我同某省的政法委书记与政法部门厅长出差,当时除我们几位西装革履的中国干部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游客。现在不同了,中国人到处都是,而且有钱了,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在主要场所配备中文翻译。作为去过一百多个国家,生活在海外十几年的中国人,我内心由衷地为中国快速的发展感到高兴和骄傲。   只要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怎么能不看到中国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执政者解除民众身上的枷锁的直接结果,也同小平以来的历届政府的改革政策分不开。可是,当我想到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不能得到宪法和制度有效的保障,社会不公严重存在,贪污腐败长盛不衰,大老虎依然前赴后继地为非作歹,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之时,我也会悲观,会失望,甚至恨得咬牙切齿。   看不到不足的人没有未来,看不到光明的人同样不会有未来。作为一名面对青年与文化水平较低阶层的写作者,我不能让盲目的自豪与不负责任的仇恨控制我的笔。我的文字不是为了满足人,也不是为了激怒人,而是要给人力量和希望。那力量和希望来自于对不公的不满,对改变的渴望,也来自于对取得进步的信心与对未来的期盼。   我只是一名写作者,我不是一名勇士——勇士们靠某一个事件一举成名后成为大众的精神领袖;我也不是一名斗士——斗士一般都站在远远的距离斗志昂扬、指点江山。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贩”,注定为了贩卖一些“鸡零狗杂”的信息与理念而周旋、苟延于“城管”之间;我充其量是一名“战士”,为了达到目的,消灭不公与专制,我会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战斗下去。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微信群中的那位朋友由于与体制若即若离、又刚刚肉身接触到外部世界,对我做出误判还情有可原,那么,那位一直还享受体制的好处,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不甚了了,每次发言都因为头衔前带上了一个体制内职位的光环而变得“著名”的体制内“公知”实在是太高看自己,低看我党情报工作了:派我这位好歹比你更能把道理说清楚也能影响更多人走上正路的写作者来“做”你的工作?太本末倒置了吧?无间道不是这样玩的!   至于说到海外那位作家朋友,杨恒均“不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心”?你以为他在春风得意时离开体制是为了再进入体制捞个一官半职?你以为他这些年写了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几百万字是在赚稿费,玩高大上?你以为他不知道呆在国外更舒服,更安全,赚钱也更多……你以为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在监狱或者海外才能发挥作用?   唉,不说了,越抹越黑,说来说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真有可能既是“五毛”也是“带路党”,甚至还可能是“正厅级侦查员”啊……   杨恒均 2014.3.27   参考阅读: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口臭帅哥真实经历:一个月根治口臭,我有秘方!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做一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 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路边谈话:谁改革,我就支持谁! 改革应是双赢,不玩零和游戏 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 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从此,我多了一些梦想…… 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天下 博客里的守望者 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光荣与梦想     《伴你走过人间路》签名版购买地址: 京东签名版《伴你走过人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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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郑酋午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问答会上呼吁政治改革,现在报刊和网络上政改的呼声响个不停。但是,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到底怎样改?          我个人认为,政治改革主要应该达到三个目地,即保护人权、防止腐败、实现公平秩序。          现在民主人士提供的方案是:普选、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这是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改经验总结出来的,应该说,这套方案符合工业文明,已被认为具有普世性。如果实行这一方案肯定有助于保护人权和防止腐败,但是否有助于实现秩序还要看情况。          因为在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6年)实行过这一方案,但出现的结果是军阀割据,没有出现全国秩序。中华民国早期为什么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北洋新军的建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是军队只效忠于袁世凯不效忠于政府,在袁世凯死前一段时间内各派系之间也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到各派系有了进行地方割据的资本,在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在总体上控制北洋军。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就要设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若如此,中央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让地方大的军事单位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的军队建制是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各大军队单位,地方各大军事单位实行集体领导,所以,在政改的时候主要注意保持这样的一种控制。从现在世界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化没有出现过民乱只出现过军乱,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们有必要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巨大力量的反对,民间有毛主义人士反对,官场有特色派反对。特色派最有力量,党、政、军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民主派力量小,目前我国民众只关心钱不关心民主,民主派发动不了强大的街头运动,形成不了压力。各级领导不愿意改革目前改不了。这种方案如能实行中国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是,要实行恐怕还要十年八年以后。          这一次答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县级普选。但在党内没有支持力量,所以,他呼唤人民觉醒和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提出的方案肯定是过渡性的,这个方案循序渐进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也有利于县级领导人反腐以及在县以下保障人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人民不觉醒,资本家、中产者不感兴趣,下层民众还不知县普选是什么,民主人士认为这不是民主也不支持。看来,温总的呼吁又要落空了。          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有一个方案,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据说,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延边儿女研究会还准备向中共十八大提出议案。实行党内民主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在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上竞选,党的地方各级领导也进行竞岗;党的机构实行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或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权分立。这一方案有利于防腐和保持秩序但不利于保障人权。这一方案受到中共高层和党内各级领导的强烈反对。领导不支持,普通党员不关心,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行。          不讲民主只讲党政分开,现在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过这一建议,但是后来没有实施。这一方案是,书记不管具体事物,不签名盖章批条子,只管党务,加强党对政府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实行这一方案腐败会减少,并且也会保持有序,但无助于保障人权。这种方案遭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书记的反对,党书记现在最有权势,他们反对也实现不了。          所以,政改,政改,喊了几十年还是什么都不能改,如何是好?有的民主人士憋不住了,在网上发文说,中国的民主还得靠美国人打进来,就如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他愿意带路。乌有之乡网立刻给这种人起个名叫“带路党”。其实,这种想法也很不符合实际,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敢打,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我觉醒。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记得中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变得名不副实,现在看来,要变得名副其实也许是亚洲最后一个了。          我国为什么一定要政改呢?因为在专制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专制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工业化的发展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由于没有法治,无法处理和消解这些新型问题;在专制政体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感。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专制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以上这些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需要政改。          现在经过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集一党专政、以公有经济为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和一元论官文化为一体的模式。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模式是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的,必然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享有优先权,使腐败迅速蔓延和带来更多的人权灾难。所以,从长远看,中国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打破这种中国模式。          从历史上看,自生民主的国家一般都要在所在国工业化之后,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壮大民主力量。已知的是,有了工业革命才产生了工业化,有了工业化的发展,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带来现实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文化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凡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不是民主国家、没有不是文化多元化国家。因为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化要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竞争,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中国的工业化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工业进程总是被打断。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背景下进行了三十三年的工业化建设,再过八年左右我国就将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届时,民主力量就会壮大。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常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为工业化所在国带来最终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制度的现代性变革,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也肯定不会例外。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的最高层的多数人不愿进行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而民间民主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形成巨大压力的程度,所以我国的政治变革也只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有人说,政改、政改就是暂时不能改!          2012-3-19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5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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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绊倒了薄熙来?

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重庆刮起了一阵阵表态风,与此同时掀起的,还有一阵阵的警告风。从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开始,民间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未休。然而,更多人注意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少人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薄熙来为什么会沦落到“日薄熙山”的地步呢? 首先,唱红成了走文革老路,打黑成了黑打。薄熙来极力推动的“唱红”,除了耗资巨大又极为扰民之外,还吞噬了市场化经济的成果,比如重庆电视台不得播放广告,只能播放红色电影电视剧,俨然是老大哥时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讯的全面封锁,媒体只能正面报道重庆,即使是市外媒体报道重庆的负面新闻也将受到“双起”对待,是赤裸裸的恐吓。 而打黑,本来是薄熙来的政绩之一,但是将打黑成了黑打。打黑应通过正常程序,黑恶势力固然是极大祸害,但并不代表抓到就判刑,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扫除恶势力也需要走正义程序,让法律来判决,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权势方。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认将形同虚设。如果恶势力的罪行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就妄自下定论,叫嚣“判死”,那将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则,也使得此次打黑运动名不正言不顺,将使原本的正义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即使黑势力无恶不作,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如何定罪不是依靠舆论依靠权势,而是依靠法律。在法律面前,要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坚持未定罪前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司法宗旨。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击罪犯必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会成为空谈——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可能被诬陷与冤枉。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比如李庄冤案,重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便使这场打黑运动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打黑更像是一种高科技独裁,而不是更接近于民主。薄熙来在中国民主的发祥地为官5年,其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整件事情与民主压根儿不沾边。 其次,薄熙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也为他的仕途渲染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薄熙来也许是一个“心有大志”之人,从他的所作所为上都能看出,薄熙来对中国的未来所勾画的“蓝图”可能不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改革者”逊色,可惜薄熙来的投机心太重,对权力的向往达到疯狂的地步。从“王事件”不难看出,正因为薄熙来的这种过于“雄心”的强势人格和过河拆桥的性格导致他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固的后盾力量——一个好的团队,导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坑害薄熙来的罪魁祸首,要数那一班极左派御用文人了。薄熙来之所以坚定走文革倒退之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御用文人们的煽动和欺骗,这些御用文人在看到法制民主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没有及时劝谏薄熙来停止唱红、理性打黑,反而火上浇油,与薄熙来互相利用,结果将薄熙来推向了火坑,两败俱伤,粉身碎骨。 比如,2010年11月,“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苏伟、张宏良、朱文晖、顾晓鸣、沈善增等人都发表了关于“重庆模式”之价值意义的讲话。2011年6月,刘吉、石仲泉、陈东平等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上,发表了肯定重庆模式的言论。乌有之乡之徒对重庆模式的吹捧到了极为肉麻的地步,为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可谓不遗余力。重庆打黑,乌有之乡抓汉奸,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手段并无二致,均是文革式手法,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甚至自立党派,煽风点火与中央对抗,并且计划好夺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叫板中央。如此蔑视中央权威,岂能不失败收场? 薄熙来的倒台,想起林语堂的一句格言:在中国,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有凭借这句话才能理清这一事件的线索。过去的必须过去。尽管他的家庭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却依旧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本来,重庆模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多元化发展途径,却因薄熙来的权欲熏心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薄熙来的倒掉却也让人看到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制度不透明、不公正、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上台下台,似乎都系于隐形的权力圈子。毛时代毛可以今天指定接班人,明天也为接班人定叛国罪,生死大权完全掌握一人手上。虽然今日之政治格局未及于此,但权力不存在约束,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上台下台,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 附录: 重庆模式最终失败却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重庆的崛起之路即使不迅速急转直下,也将偃旗息鼓,“大势已去”在所难免。第二,企图以退回“红色年代”来否定改革、笼络民意的做法,极不靠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第三,破坏法治、重演文革的做法必将“被失败”,因为正常的人都不会答应让悲剧重现。 那么,在看清事实之后,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年,学者们一起为重庆“打黑唱红”的说辞。 (江湖规矩,排名不分先后) 【孔庆东】 ——现在到重庆市委看看,就没有上访的人,老百姓没有问题可上访了,问题都解决在基层了。人民不上访了,汉奸、走狗反而害怕了,怕推翻不了共产党了。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54278.shtml ——重庆卫视这样搞(无广告)了之后,首先他的收视率会大幅度上升。因为人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看节目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吗? ——媒体只要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的头脑才能真正的觉醒。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f296dd88d0d233d46a6e.html 【郭松民】 ——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司马平邦】 ——我觉得重庆模式是执政党在三十年之后回归原教旨。就是党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现在一说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选举,一方面是不选举,怎么办。我可以回到原来,代表大多人说话,可以不选举。这个正当本身就代表大多数人,就可以不选举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选举制,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现象就是回归了革命性。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扬帆】 ——在1966年全国打死那么多的教师,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师,后来后悔莫及。现在我们当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赋予群众和学生这样的权利。 ——能顺利揭发坏人坏事,政府迅速处理。全国什么地方达到了?重庆3000万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个人太少了吧? ——重庆通过唱红造就了信仰的氛围,群众免除了恐惧,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无效的法治模式。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祝东力】 ——唱红,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整容”,重塑共产党的形象,更进一步,恢复过去和老百姓的那种党群关系,恢复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重庆模式的好处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给大家一种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访、三进三同,社会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执政党主动下来给解决了,用不着其他政党来竞争。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刘仰】 ——中国三权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权,财权和话语权三权分立。……共产党在起家阶段,不管发动群众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的唱红不过是要把共产党自己的话语权拿回来。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顾晓鸣】 (社会学家、复旦历史系教授) ——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5da9007e10b958e 【赵磊: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能“下课”,而中国将重演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的历史。 ——薄熙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即便共产党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按捺不住,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独立势力”?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凌迟中国,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3/4276.html 【马胜荣:“实”字当头,事事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是重庆发展特点之一】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模式”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什么启发?第一,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发展重点,制定长期目标,对亚洲国家有参考价值;第二,政府决策有力,重庆的决策符合发展格局,并产生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崔之元: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找到了发展的平衡点,也找到了实现这个平衡点的切入点!民生十条非常系统,3000字一点水分都没有。这十条提出了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十项政策之间都有互补性。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14/39462_2.html 【纪硕鸣:重庆进行的是社会整体改革 是一种核心价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把已经被社会丢弃的,或者说忽略的理念给重新捡起来,继续发扬光大。……老同志是根,老百姓是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根本。……重庆的社会综合变革更是领先全国,跳出了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的状态。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朱文晖】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 ——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邱立本】 (亚洲周刊总编辑) ——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陈东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8年以来,重庆市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应当继续坚持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61.html 【刘吉:重庆市委加强基层党建的首创实践应在全国推广】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重庆市委这些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中央党建的有关指示,与重庆市党组织和社情民意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管理服务党员群众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这三大理念,统一了认识,引领基层党建不断前进。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7643.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04483&page=1&1=1#66044836604483 【沈善增: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0805_p_1.html 【张勤德:重庆模式本质是新民本主义】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为了粉碎这场进攻,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59831|1|0|0 【陈谈强:用马克思《资本论》这把刀子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痈疽刮毒!】 (原《光明日报》副总编) ——在当代时间节点上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新政”,凸显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重庆主政者同重庆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历史必然之路、必由之路。 http://mept.gxu.edu.cn/hsgd/254185.shtml 【石仲泉: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重庆有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使社会风气有了进一步根本好转,摧毁了黑恶势力,张扬了恢弘正气,这就十分有利于重庆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49.html   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13m.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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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2)

国家安全煽动颠覆罪是一个大筐,其边界含混,解释的任意性过强,且可秘密拘捕,且可遭遇被宣布“意外死亡”,这意味着什么?“丧钟为你而鸣”,绝不是夸大其词! 在我们没有把权力装进笼子,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约束之前,搞出此法,其指向和有可能被伤害的社会力量可以预见,社会付出的代价将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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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

2012年01月02日 05:00:11 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   章立凡      一、回顾历史:改革前贤皆寂寞       延香屋宇久萧萧,普世大同离孛遥。       万木栋材今兀兀,百年功过已嚣嚣。       新朝重演周期律,故国轮回改革潮。       接踵天游归去也,群贤寂寞坐青霄。   前年冬,我到广东南海凭吊康有为故居“延香老屋”时,步南海先生七十自寿诗原韵,写下了这首七律。改革前贤皆寂寞,从商鞅、王莽、二王八司马、王安石、张居正乃至近代的光绪、康有为等……,中国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要么以身殉职,要么贬窜流亡,要么人亡政息,在这片“思想国家化”的大一统国土上,难以开出绚丽的革新之花。      鲁迅在谈及中国革新之难时曾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温家宝总理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达改革的决心,如今他的任期行将届满,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无法启动。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发展观。屏蔽历史齐唱颂歌的结果,是对民族记忆的集体遗忘,不接受失败教训的族群没有未来。强调主体思想的一元化,拒绝承认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改革就不会有思想动力。执政理论至今不能自圆其说,既不探索也不争论,又如何能有改革创新?      2012将至,世道浇漓,人心思变,若好莱坞大片中的世界末日出现,或许就蠲免了诸多社会转型的痛苦。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都面临拐点: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政治交棒能否平稳过渡?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这难免令人想起“二黄定律”的老话题。       二、自利型政府,能否摆脱经济周期律?   经济上的“黄宗羲定律”系指一种周期现象:中国历代王朝为减轻、规范农民的赋税而出台的政策,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后,往往最终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周而复始地引发社会动荡,导致王朝的倾覆,被大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胡温新政”之初,这条定律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重视,政府因此在2004年起减免征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结束了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这项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中国走出了“黄宗羲定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世界多数国家的农业税已不是主体税收。农业税在我国税收中的比重本来不大,收税成本却很高,废除的只是“鸡肋”而已。“黄宗羲定律”定位于古代农业社会,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其涵盖面则不仅仅限于农业,也应扩展到工商税收的其他领域。黄宗羲时代,百姓只要供养皇帝一家和一个政府,如今纳税人要供养的,是党、政两个平行的庞大权力系统,外加工、青、妇、民主党派和官办团体等衍生附庸。      财政部刚刚驳斥了《福布斯》杂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世界第二”的说法,但当今中国税负(含各种名目的收费)之重,恐怕国务院也否认不了:生产型企业税负过重是个老问题,加上官商勾结的高利贷盘剥,令民营中小企业不断发生倒闭风潮;就一线城市的房价而言,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占到房价构成的30%-40%,中央政府不断出重拳打压房价,一味挤压开发商,地方政府的高额土地财政收入却不见让利;中国公路不姓“公”,各种关卡收费加重了运输成本,物价上涨的苦果却要消费者承担……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聃老师总结的这三条,如今一条不少都存在:食税多造成人民饥困、有为(求政绩)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求生之厚(搜刮享受)造成以死维权。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这就是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吗?26人养1名吃官饭者、“三公”消费占财政支出37%的政府;不知廉政自律,永远要求别人奉献“道德血液”的政府,高价低效、自觉地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府,要想走出“黄宗羲定律”也难。       三、政改停滞:如何跳出政治周期律?      “二黄定律”中的政治周期律,出自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系指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      这段对话,不少人耳熟能详。中共在延安时期及建政之初,犹能“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如今的光景则乱象纷呈:不仅外交“求荣取辱”,”内政“政怠宦成”,社会控制力日趋薄弱,“维稳”艰于应付防民。究其原因,是“带路党”没有把中国带进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新路”,“人民监督政府”的承诺始终未兑现。      “人民监督政府”的架构,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开国先贤们就已经作了设计。1949年9月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大宪章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各级人大都要“用普选方法产生”,且特指“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      直接普选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承诺,历时六十二年未兑现;非但如此,今年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重点防范公民自荐参选,生生阻断了一次从体制监督上自我更新的机会。梁启超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真可痛哭也。”用纳税人的钱防范监控纳税人,是一大“中国特色”;从虚拟世界的GFW防火墙到现实中的截访、阻选,这样的“维稳”无异于自宫。照此下去,“人亡政息”只是时间问题。       四、前车之鉴:皇族内阁缘何失败?      离当下最近、最有借鉴性的改革标本,是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教训。君主立宪也被理解为“虚君共和”,是统治者为避免被革命倾覆,与被统治者订立的社会契约,君主及其家族舍弃部分眼前权益,而与博弈各方长久共享可持续的权益。这种充满政治学智慧的“共存”体制,英国和欧洲的几个王室实现了,日本实现了,而中国却未能实现。      戊戌变法的失败,令抱残守缺的清廷,迅速遭遇了庚子之变的历史惩罚。深重的内忧外患,迫使统治者睁开眼睛看世界,慈禧太后启动了清末最后一轮的改革。君主立宪或革命,是结束当时中国政治危局的两个主要选项。立宪派与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袁世凯等汉族权臣与社会士绅们组成的立宪派内外互动,取代流亡海外的原维新派,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      满清政权和蒙元政权一样。系由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团体共治”是其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的特色,被钱穆先生定义为最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更给出一个引发联想的定义,叫做“族天下”。所谓“自私”,即享用建政红利(血酬)的利益集团,是一个靠种族血缘维系的封闭族群。这种体制,令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更加困难。尽管朝廷标榜满汉平等,实则亲疏有别,用人制度上的满汉之争贯彻整个王朝历史。直至太平天国之乱发生,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臣,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到袁世凯、张之洞,汉族官僚集团成为清末朝廷内部洋务运动、军制、宪政改革的主导力量。      如果把清王朝看作一家公司,汉族权臣与皇室亲贵的关系,很像是职业经理人与创始大股东们的关系,这批职业经理人很受董事长慈禧太后的重用,但各大股东家族对他们的崛起高度警惕。义和团事变后,为了挽救大清,大股东家族和职业经理人达成一致,主推君主立宪: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1908年出台《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宪政开出了正式的时间表。同年11月慈禧、光绪逝世,大股东家族载沣、隆裕两位弱主出任掌门人,形势开始逆转。      弱主的软肋是不自信,越是担心失去权力,就越把握不住机会。在各省立宪派的压力下,朝廷先是把“预备立宪”的时间表由九年缩短到五年,接着在1911年5月裁撤军机处,改为责任内阁制。就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部族政权的自私暴露无遗:阁员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大凡一个王朝到了末世,总是认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以庆亲王奕劻为首,加上良弼、铁良、善耆等少壮派贵胄组成的“皇族内阁”,其实多是皇亲国戚中的改革派,也的确代表了大股东家族的利益。他们认同君主立宪,却又紧紧防范权力旁落到汉臣手中。这不仅令汉族权臣和各省的立宪派愤慨,也使革命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格外煽情。尘封近三百年的民族压迫旧恨,一下子被激活了,朝野间除满族外几乎所有的势力,都希望恢复汉人的国家。“皇族内阁”在错误的时间出台“铁路国有”政策,激发了一场地方性的经济维权群体事件(四川保路运动),并迅速演变为革命。      自湘军、淮军崛起到庚子年“东南互保”,至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市民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形成。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向号令不出都门的“中央”告别。以汉族权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乘机启动“南北议和”,逼迫清室退位。      为何革命最终跑到了改革的前头?实因“部族政权”的大股东们患得患失,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令宪政改革功败垂成,最终被职业经理人袁世凯卖了个好价钱。       五、顶层设计:构建公民社会才走得出死循环      2012年,执政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党代会,各种争论的声音此伏彼起:“击鼓传花”传的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中国应否回归新民主主义宪政?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等话题,在执政党内和理论界激发了热议。日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一批关心党国前途的“红二代”,痛心疾首地向决策层喊话,他们以开国元勋后代的血缘情感,质疑腐败和专制违背了建党建政的初衷。      维稳过渡令政改的念想再度搁置。历史需要搅动死水的人,即便大家怀疑个别人以作秀博上位,但一个灿烂的笑容,或许比僵硬的官僚面孔容易亲民,学会打“民意牌”毕竟算一种进步。权力交棒能否启动沉寂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观察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若新核心的第一个任期内不启动政改,也就无须启动了,不妨继续维稳到石化拉倒。      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是个“分蛋糕”体制:有人主张先做大,次在分;有人主张先分好,再做大。问题在于:谁做谁分?民做官分则民怨,民做民分则官愤。须立规则:人民共和,主权在民;官为民仆,主先仆后。还分糕之权于民,唯有行宪政。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目标都是宪政,其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若政改在未来五年内启动,这也将是执政党死守的底线。      对“新新民主主义”的召唤,也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1945年9月7日,毛泽东曾庄严承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毋庸置疑,共产党与国民党竞争,靠的是普世价值宣传和民主宪政的承诺,争取了民心争得了天下。江山坐定之后,毛泽东将“民主新路”抛诸脑后,人治取代法治,导致封建主义和个人专断盛行,最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大劫难。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但未能彻底清算封建主义。二十二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崛起,令社会出现了倒退,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批普世价值,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的陷阱”。对比赢得政权之前的承诺,用“数典忘祖”来形容毫不过分。最大的“敌对势力”在政权内部:如果执政党不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党员不对自己的政党负责,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对政权负责。      面对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不以建构公民社会为目标,则仍是一个死循环。问题在于:中国六十年来的教育,仍是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如同一条标准化生产线,产品都是标准件。这种扼杀个性和独立思考的工具教育,从来就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标准化产品无论作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不具备创造性和建设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从教育制度上就拒绝培养公民社会的践行者,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是空中楼阁。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1月1日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共和百年。“铁血铸成真大错,头颅拼却反无光”,“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志士蔡济民书写的悲愤。中国人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仍未实现民主宪政理想,还在走向共和。历史仿佛在一个封闭的怪圈中循环,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2012年迎头撞来的,仍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      历史的动车,真要循环追尾了吗?                                            2011年11月17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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