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喜欢制造冤狱。但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康熙、乾隆喜欢弄文字狱，借关碍文字杀人，有模有样。朱元璋虽然也制造一些文字狱，但水平多半不高，无非是有几个酸儒拍马屁，用的词碰到了朱元璋的忌讳——曾经做过和尚，造反起家等等，于是把他们拿来砍头。不像清朝的文字狱，多数都着眼于思想统一，肃清异端，刀刀见血，被抓出来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不规矩”。朱元璋的冤狱，多半借机杀人，同时也顺便敛财。屡兴大狱，罪名都是谋反，当然，是莫须有的谋反，每个被杀的人，比窦娥还冤。窦娥的冤狱，毕竟还有人死了，人家把凶手栽赃栽在她头上，而朱元璋的冤狱，连苦主都没有一个。但是却有“凶手”成千上万地被杀掉，杀了之后，还要编“奸党录”、“逆臣录”，把他们的口供纪录在案，“铁证如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著名的“胡蓝之狱”，无论是宿将蓝玉还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谋反。谋反的依据，就是有人指证。只要有人指证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证据，谋反罪也就成立了。至于证人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还是刻意安排出来的，都无关紧要。胡惟庸是宰相，牵扯到的人多，为了让案子更加耸动，在谋反之外，又给他加上一个通敌的罪名。明初的外患，主要是元朝的残余势力，所以，胡惟庸就是通元，跟蒙古人有勾结。当然，不需要从蒙古人那里找什么证据，有国内有人指证，也就足够了。找出的证人，是一个从没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让他指证胡惟庸跟蒙古人有勾搭。后来发现过于露骨，穿帮迹象明显，就把这个封绩改成了河南人，挪了地方，搬了家，然后说他是元朝遗臣。既然是遗臣，按道理只能指证过去的事，而过去，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元朝的民，通敌又从何说起？这都没法深究了，反正，所谓的通敌也好，谋反也罢，本质上都是该死罪，先被皇帝视为该死，然后就有了罪。办案人员，无非是通过刑讯，完成圣上的旨意而已。同一个证人，扳倒了胡惟庸，又扳出另外一个重臣李善长，使用效率可是真高。蓝玉案，株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连被杀三万多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如果加上涉案人员的家属，两个案子，牵连几十万人。两案完了，朝野为之一空。这样的株连，定罪方式就是通过刑讯，让人招同党。只要被供出来，马上入狱，再刑讯，再招出新人来。没有其他证据，也不需要有其他证据，只要有人供出来，你就算完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不是钢铁，酷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挺得住，熬不住刑，只能乱招。招与不招，反正都得死。现在看当时编的《逆臣录》，上面的口供，无不荒唐之极。一个个好好的文武官员，都是在吃饭喝酒之时，公然商议如何推翻皇帝造反。这样招下去，别说几万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没问题。“胡蓝之狱”，如果不是朝廷快没有人办事了，依照朱元璋的脾气，还是会蔓延下去的。一个底层流氓出身的皇帝，骤登大位，猜忌心膨胀，近乎疯狂。开始不过是杀掉一些功高震主的功臣，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所谓的“谋反”是真的，但案子蔓延，胡乱攀指的人越来越多，办案的人，为了讨皇帝的好，故事编的越来越像，最后连他也有点信以为真了。抓的人越多，杀人越众，肃清谋反的胜利也就越大。其实呢，无非是在抽自家的王朝的基石。当然，这样广泛的株连，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抄家籍没，抄家的对象都是官员，钱财上的收获肯定不小。而且，朱元璋刻意扩大株连对象，有意将“战火”引向有钱人，凡是盐商和富户，一不留神，就成了胡蓝党人。有的人，连人带命都要，有的人，命可以保，但钱要交出来。牵连多的地方，即使非官非商，一般中等之家，大抵破产。可以说，朱元璋大兴冤狱，就是一场杀富济国运动，运动过后，别的不说，他自己是肥了。但是，肥了一点的朝廷，人才却没有了，因而朝廷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减。抄来的钱财，总有花完的时候，再想来钱，政府没有了能办事的人，社会少了中坚力量，就比较麻烦。朱元璋死后，接任帝位的朱孙子建文帝面对的是一个空壳的朝廷，不仅没有开国的兴盛景象，反而毛病一大堆。一朝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朝中硬是没有人来抵抗造反的藩王。朱元璋原本是想给儿孙奠定一个稳固的江山，没想到却不旋踵就引起了动荡。他搬起的石头，却砸了自己嫡孙的脚。2014-09-27

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的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但是郑源璹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可真是可怕。2013-06-21

高架在法律天平上的官帽子 　　　　张鸣 　　 2012 年一年，整个中山市，凡是涉及诉讼案件的单位，行政首长无一出庭，都是让律师和工作人员顶替。作为一个这方面的试点城市，尚且如此，别的地方怎样，可想而知。 当然，按照司法原则，单位首长是单位的法人，有诉讼当然法人应该出庭，只有特殊情况才能找人顶替。显然，不是去年一年中山的所有单位的领导人，统统有了特殊情况，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出这个庭。反过来，他们就是不来，法庭拿他们也没办法，没哪个法官敢判他们个蔑视法庭。 虽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作为政府官员，无论个人牵扯到官司，还是机构成了被告，出庭应诉，都是应有之义。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在帝制时代，漫说官员，就是一般有身份的人，都不大可能出现在法庭，成为一场官司里的原被两造。如果是绅士，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剥夺其功名，才可以将之送进法庭，而官员则是丢了乌纱帽之后，才能出现在审判官面前。如果身份还在，就成了原被两造，就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无疑，现在的行政长官，不乐意出庭应诉，里面肯定有面子问题。特别是民告官的案子，一个行政首长，跟下面的小民一同站在法庭上，而且成为被告，面子上挂不住，觉得丢人。在很多人眼里，好像一进了法庭，自己就有了罪过似的。即使这些官员有法律常识，觉得应诉没问题，但架不住旁观的人不这样想，所以，进庭应诉，还是觉得不自在。 除了传统观念作祟之外，行政首长不肯出庭，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在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官大于法。显然，如果哪个法庭因为行政首长不出庭，判他一个蔑视法庭罪，那么，下次别的单位也就不敢了。但是，现实是法庭不敢这样，没有一个法官，敢这样试一试。这样一试，没准他的法袍就没法穿了。同样，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只有他的上级可以责罚之，但他的上级，碰到同样的事，也是不出庭。所以，大家就都不出庭了。 法官的帽徽上，有一个天平，但是，这个天平上面，还有一个官帽子。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You Say What You Like, Because They Like What You Say’ – http://www.medialens.org/index.php/alerts/alert-archive/alerts-2013/731-you-say-what-you-like-because-they-like-what-you-sa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