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的毛泽东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被北京当局指责“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被迫关闭一个月，清理整顿。同时，毛左的红色中国网，以及四月网的AC四月青年社区，还有被人们认为是自由派网站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现在也不能访问。 *整改一月 以观后效* 被视为毛泽东左派舆论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早在薄熙来下台那天就开始宕机，网站自称是因为访问量突然加大而需要维护服务器，但很多人认为这是“政治性宕机”。复出后的乌有之乡明显有所收敛，但是后来又回潮了。例如，网站上有文章力挺重庆模式，还有人猜测说，王立军是美国人诱骗进美领馆的，就像林冲误入白虎堂。网站上也有毛左舆论大将张宏良的一篇篇文章，在一篇长长的演讲稿中，张宏良不点名地抨击了温家宝总理。而批评张宏良的左派学者杨帆形容张宏良那次演说是以总书记的姿态做动员。这让人感到，乌有之乡离下次“宕机”不远了。 4曰6日，该网站发表公告说，三个政府部门找“我们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说乌有之乡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三家联合执法，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关闭一个月，期间进行整顿自查，而后接受检查通过后再恢复上线。我们网站负责人提出请给出违反宪法的文章列表，我们会配合处理好。他们那里没有具体文章，没有证据。最后谈话被强行结束。” 毛泽东旗帜网发表的公告和上述公告的前一部分类似。 *治疗性休假？两派都有份* 另一方面，被视为自由派或者右派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也宣称“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技术维护，请网友谅解。欢迎继续投稿”。有自由派色彩的共识网的论坛现在也不能用。 有报道说凯迪网的论坛也关了，但是记者看到，凯迪网上不但言论空间比较大的论坛《猫眼看人》还健在，而且过去关了的论坛《史海钓沉》也重出江湖。曾经当过《史海钓沉》版主的学者李贵仁曾告诉VOA，不关闭《猫眼看人》是因为高级官员要从这个论坛了解民意。 上述情况显示，这次整顿的锋芒所向，主要是毛左网站。 有网友问为什么把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也拉来陪绑，有人回答说是为了显示平衡，不让毛左抨击。 *文革深犯众怒 毛派后继少人？* 毛派受到冷落的另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学院在3月下旬举办开学典礼，但是动静不大，中国媒体很少报道，4月5日几家海外媒体根据红色旅游网的报道发了文章，侧重角度是左派不消停，还在喊文革时的斗私批修等口号。从照片上看，在开学典礼上，主席台上人不少，而台下人不多，其中不少人上了岁数。有网友写道，他看了标题，心中不安，看了照片，就放心了。 福建的毛派人士白建平说，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支持薄熙来，但人民无法 到这两个网站诉苦，因为这会导致网站被封。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表示，左派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的网页，早就将他们认为的右派数十人弔在绞刑架上，其中有沙叶新。沙叶新说：“他们把所有反对他们的，赞同普世价值的，主张民主政治的，都视为汉奸。” *维稳十八大* 这次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的罪名之一是“妄议十八大”。今年秋天，中共将举行代表大会，实现权力交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 相关日志 2012/04/07 — 美国之音:中国十多个政治网站被查封 2012/04/07 — 中共改革派网站中选网被“阶段性维护” 2012/04/07 — BBC:中国左翼网站“乌有之乡”遭封杀 2012/04/07 — BBC:网络封杀与解禁暴露中共权斗激烈 2012/04/06 — 左右通杀!4月6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青年、共识网、选举与治理等近十家网站或论坛，集体被当局查封 2012/04/06 — 网络信息安全紧急通知 2012/04/05 — 传昨夜起南方很多电信的用户无法上国外网站 2012/04/04 — 德国之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神秘的斗争” 2012/04/03 — 传因转发高层权斗的传言被外媒引用,微薄用户巫冠聪被刑事拘留 2012/03/31 — 新浪、腾讯微博关闭评论引发网友强烈反响

“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     萧功秦是我尊敬的学者，虽然他的观点我经常不大赞同，但是却很少生出要与之争论的意思。但是，读了刊载于共识网上的萧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点什么。 我注意到，萧功秦先生在发言中，对重庆模式，或者说重庆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态度的。而这种肯定，则是基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萧功秦先生稍有非议的唱红，在萧功秦看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因为在现实中的红，已经淡化，变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过度解读，加上舆论的压力，在压力下重庆方面寻求来自左派学者的声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换言之，重庆模式今天的面目，不过是一场误读，不仅自由派误读了，左派也一厢情愿地误读了。      萧功秦先生比我年长，对于1949年以来中共的这种运动政治理应比我更清楚。当年建政之初，镇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打黑。尽管在今天看来，运动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但却是打着打黑名义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也的确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恶霸，肃清了会道门的骨干。顺便也借抗美援朝战争的东风，整肃了基督教，切断了中国教会跟西方的联系，把基督教纳入了“三自”或者爱国运动的轨道。这场运动中发生大量逮捕和杀戮，甚至按指标杀人，在当时，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抗议。自然，由于这样的运动，对于整顿政权转换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具有好处，所以，民众对此无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肃基督教，对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种好事。事实上，对于多数民众而言，从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轨道的运动式社会整治，各种严打，民众都支持，除非谁家里有冤枉被杀的人，哪家人家才会不满，但一般也不会构成对整个运动的否定。有谁会看清楚，这样的运动整人，最终会越整越多，波及千家万户呢？      至于民生工程，当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说成一场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虽然运动以暴力为特色，但毕竟平分了土地，让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尝到了均贫富的甜头。对于这样的民生工程，没有被冲击的多数农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些农民当时也想不到，随后到来的合作化运动，马上就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剥夺了，甚至还要付出利息。      无疑，当年这样打黑和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轨道，对于人权完全无视状态下的产物。镇反运动，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宽大无边”，结果就是滥杀成风，死刑决定权一度下放到县以下。黄克诚当时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时候，底下居然杀上了瘾，收都收不了。作为后发国家，土改当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仅无视地主的财产权，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权，在运动被杀者比比皆是。这样以暴力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却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回头看重庆。我想，萧功秦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种种关于重庆打黑过程中的那些蔑视法律的现象，那些有组织的刑讯逼供的指控，这些来自律师界和法学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来风的话，怎么解释李庄案，怎么解释重庆方面用如此牵强的证据，把一个正在为打黑案从事刑辨的律师判了刑，又几乎是罗织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实在无奈和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才撤回起诉。这些事情，都是经过公开报道的，我想，如此关注重庆的萧功秦先生，不会不知道。      我也承认，重庆打黑，的确打击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使得社会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打黑作为争取民心的另外一种工程，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强调多年依法治国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轨道内进行，而不是在运动中扫过。建国以来，运动办案办得冤案错案实在太多了，其中比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重庆打黑打出来的许多黑社会头子，同时也是大企业家，他们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会头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们做的？据律师界的朋友们讲，都是大有疑问的。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刑讯到了何种程度？整个过程的司法程序有没有问题，显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些大企业家被当成黑社会头子打掉，家产被没收，用来资助那些小企业，小作坊。这样的杀富济贫，民众当然欢迎。      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绝对是好事。如果这样的事情，背后是对法制和人权的践踏，而且是有组织的践踏，即使不伴随着政治运动，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跟打黑相对应的唱红，点明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意识形态超浓的政治运动。有高压，有动员，有组织强制，具有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有的特征。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出面组织什么“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本身就滑稽透顶。      再说，重庆模式走到今天，也绝非像萧功秦先生说的那样，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舆论的误会，转而趋向跟文革左派抱团取暖。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重庆方面跟左派学者甚至张宏良这样不是学者的极左人物的结合，并没什么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性地寻求这些人支持，为了赢得这个支持，还付出了很多，给钱给房子。乌有之乡存在这么多年了，其极左甚至反现存体制的倾向，尽人皆知，作为省级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依旧公开对之表示欢迎。重庆成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红色首都，是重庆方面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什么逼他们这么做。换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或者选择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点“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态。可是，重庆方面连这样的姿态都没有。      基于萧功秦先生一贯的新权威主义立场，对铁腕人物有偏爱我可以理解。对于你把重庆模式纳入你新权威主义的解释路径，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权威主义最终是要通往民主宪政的，你凭什么认为重庆现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从哪个证据看出的这种迹象？重庆领导人向你做了保证了吗？不管重庆现在的做法，领导者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但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告诉人们这就是一条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轨道，罔顾人权的铁腕治理，就是这样一条路。从时间上看，土改和镇反离文革还远，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备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步步走过来，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泽东自己的那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时期，再把人赶到海岛上不大现实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漫说萧功秦先生这样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样会被吞噬。      在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在1949年之后，为何知识分子会如此轻易地认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规模的人权被侵犯的情况下，连一点点抗议都没有。原本作为社会预警的人，却先后变成歌颂者。不幸的是，现今这样的事情再次重复发生，连萧功秦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轻易地被所谓的民生工程和民众反应所迷惑，开始为重庆模式唱赞歌。一厢情愿地把重庆的铁腕，视为民主转型前权威主义的象征。即使后发国家的转型真的非经过萧功秦先生所钟爱的新权威阶段，重庆的现实，也是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铁腕，      也有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一模一样，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错会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萧功秦先生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晚清的总理衙门，是个奇怪的机构。从编制上讲，它是个临时机构，但自成立以来，管的事却越来越多，六部的所有事务，只要跟洋人、洋物沾边，它就得管。所以，作为行政中枢的军机大臣，要是不兼总理衙门大臣，就等于被架空了一样。自然，这个衙门管事的也多，总理衙门大臣少说也有六七个，多的时候，能有十好几个。跟军机处一样，一般都有一个亲王兼任的大臣，王大臣作为惯例性的首领。 这样的衙门，说起来是办洋务，跟洋人打交道的，但却没有沾染半点洋人的习气，跟所有的中国衙门一样，拖沓，推诿，讲形式，讲排场。有人吃饭，没人干活。每个跟总理衙门打过交道的外国使节，都对这个机构没有好感。其实，对待洋人，衙门里的人还是足够客气，只要人家上门办事，肯定预备果酒。无论皮里阳秋的英国人，还是总是板着脸的德国人还是经常咆哮的法国人，衙门的大臣都笑脸相迎。当然，都是皮笑肉不笑，这种本事，衙门里的人，早就练出来了。只是，轮到办正事了，就难了。 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眼里，中国的总理衙门的大臣，都是些机械的木头人，一举一动，全听王大臣的，王大臣说，大家就跟着说，不说，就全体沉默，王大臣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如群犬之吠影吠声。1896年上任的德国公使海靖，第一次进总理衙门，印象就大坏。说恭亲王加上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总理衙门大臣），个个面目僵硬得吓人，就像戴了面具一样。这次会晤之后，海靖得出一个结论，说跟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但是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仅于此而已。 按我们的标准，海靖是个对中国人极不友好的帝国主义分子，但是出身普鲁士贵族的他，洞察力却不一般。事实上，不仅总理衙门如此，其他的衙门也一样，中国衙门里的人，的确只能听得懂权力的声音。换言之，跟权力相比，规矩甚至法律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想要办好事，进行改革，单单制定一个法律，多半没戏，非得铁腕人物凭借生杀予夺之权，亲自推行才行。不雷厉风行地亲自推动，底下给你做点官样文章，应应景已经就相当不错了。更常见的是做坏事，以权谋私，也是认权不认人。古往今来，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上级到下面视察，或者出行路过，历朝历代都有规矩，该怎样办事，经什么手续，接待有何种标准，都清清楚楚，但从来没有人照章办事。真要是公事公办，下级到上级办事，肯定办不成。上级到下属地方办事，下级按规矩接待，多半乌纱帽不保。弹劾你的时候，没人会提接待这个茬儿，说的都是特别堂皇的理由。甚至见领导，进家门还得给门子门包，不给，就不给通报。晚清庆亲王奕劻贪，舆论反映不好，他自己亲自写了条子，贴在大门上：不收门包。但是门子照收不误。来人如果指着这个条子说事，门子会说，我们老爷不能不这么写，您的钱还是不能省。 只要对方来头大，下级官员就难以抵御他们不法和非分的索要，更无法抵制来自上级的不合规矩的指示。办事如此，徇私如此，办案也是如此。中国最多的冤案，都是权力干扰的结果，有时审理者明明知道里面有冤屈，但上级要求如此办，也就只能如此办。要想伸冤平反，也只能等到更大的人物出面，凭借手里的权力才可以做得到。不是没有人不想按规矩办事，甚至也想抵制来自权力的不法的声音，但是这样的抵制，结果大多不佳。丢乌纱帽事小，丢脑袋，甚至牵连家人事大。像海瑞那样，办了总督的公子，总督却拿他没办法。一来是当时的总督胡宗宪还算是个明白人，比较不错的官儿。二来海瑞也办的明白，打着维护总督清誉的旗号办的这个事。如果换了别个，有一百个官帽子也丢了。 只能听懂权力的声音的官场，实际上是一个人治的场。有权的人，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只能凭借权力的杠杆，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压一级。规矩法律都是虚的，只有触犯了权力，才是这个场中最危险的事，别的，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官场的人，只在意权力。 来源：张鸣的博客

期望：僵局破与新平衡 作者：秦子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1 9:45:48 阅读量：112次     重庆事件,推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至少在民间是如此的。但是至于中国向何处去，薄的出局并不是最终的回答。早些时候张鸣先生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颇有先见地言中了重庆的结局。但是他对中国走向的推演，还需时间去验证。不过我以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党内民主能够按照“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那么中国之命运至少不是不幸的。 　　但是中国当前要不要走向类似美国的普选，尤其是在不考虑历史发展前提和物质条件下，就将中国前途或者命运推向普选，我以为都是不明智的。我在《重庆：深水行与冰山破》一文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社会历史是在前人创造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并受着这一前提的制约。一个社会即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美国等国家的普选制度只不过是历史的早产儿，注定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早产儿，打扮得像个健康人似的，并到处显摆它的完美。然而在接二连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尤其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早产儿所暴露出来的先天性缺陷也向世人显露无遗。看美国之民主历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迈克尔•史宾斯所说，美国曾经历过“一份财产一票，一个男人一票，一人一票，目前正滑向一美元一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当前向全世界兜售的民主理念，只不过是资本或金钱民主罢了。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反对普选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性形态。我所要反对的是这样的一种声音：不考虑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逻辑而召唤国人直接奔向所谓的全民普选。 　　当我们渴望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实际行动加以追求，但是它将要来临的时候，我更需要理性审视以求辨别真假。对民主的渴望，国人更应当如此。但是看当前国人之态势，有草率而从之现象。就此而论，李世默先生在《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一文中，对中美两国民主制度的对比分析却也是国人应当加以深思的一个路向。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李先生只是说对了美中两国对待政治体制的态度差异，即美国将民主的政府看做政治制度本身的目的，而中国则将其现今的政治体制仅仅看做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手段。但是他说歪了或者含糊了中国的国家目标。因而他的结论：“现代西方视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这个理念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并没有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进行辩护和肯定，反是对美国的民主政体进行赞美和讴歌。我希望这非他本意。 　　中国的政府目的，是普遍民生和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所有的个人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个目标时，中国更注重一步步的现实主义的实现;而美国视为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的政府目标，归宿点也是所有人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个目标时，美国反而显示出了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我以为在政府的终极目标上，中美两国是殊途同归的，区别的只是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以及对选择了的路径的态度。也正是路径选择时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因此与美国早产儿的普选制度相呼应，当前的中国母亲孕育不出普选，一是母亲还没完全发育(这是历史的物质条件还未具备);二是母亲尚未结婚(这是社会的民主精神尚未完全成熟)。因而母亲即便被强力强迫怀孕，那么生出来的也不过是先天不足的畸形儿。 　　为此，渐进式的改良主义还有生存空间。 　　然而，正如中国舆论界所看到的，薄的出局，是中国政治体制僵局破裂的一个信号。对这个信号的解读，见仁见智。宋鲁郑先生以为，“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参见宋鲁郑《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宋先生也是强调重建平衡的重要性的，但是其所谓的再平衡，也只不过是恢复左右派相制衡的格局，因而这个平衡的格局虽说是重建，但是质量和原来的还是一样的，即还是左右派势力的势均力敌。 　　我的观点与此相反，薄的出局只不过是昭示中国政治密室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于，简言之，一是政治密室内派系之争的不可调和，二是社会精神的民主增量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个原因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当前的这个失衡是不可能反弹回去的。即便反弹,也只是如“张勋的复辟”，是历史的偶然。 　　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将民主，因而是将政府的权力还给人们群众。况且，政治密室越是暴于阳光之下，民众越是不堪忍受。 　　那么将代替这个失衡的政治态势，将是一个什么样平衡的局面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方力量加以定性分析和历史考量。我以为这是重庆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应当关注的核心点。 　　就这点看来，储建国先生一文《重庆事件给我们的政改启示》是有远见的。储先生不仅看到了社会左右两派(或者按他的术语“非中心呆着的人”)的互生共体，还给国民归结出了两个前途：“一是军事官僚威权主义前途，二是大众参与的宪政民主前途。”但是我较为乐观一些，我不以为奔向这两个前途的力量是相均衡的。这个乐观根源于对中国社会民主力量发展的信任，也基于一种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一般判断。但是遗憾的是，我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能力加以论证说明，因而这个任务也将只能留给能论证它的人们。但是作为历史剧中人的一种直觉判断，我以为中国紧随而来的至少不是这样的新平衡——左中右派系的平衡，而是社会民主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了民主社会生活的平衡。至少我的这一直觉判断，是一种期望。 　　这种期望，在周兆呈一文《重庆这门政治课》中有着它的现实基础：“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