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木然:辛亥革命对自由的宰制

辛亥革命开满历史之花,不同价值偏好的人各取其所喜爱的花并各表一枝。人们把自己的价值之衣给辛亥革命穿上,让人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小姑娘,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喜欢革命的人就欢迎所有的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毕其功于一役,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辛亥革命是同共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国民党无论在大陆和在台湾执政,都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之后,也讴歌辛亥革命,只是讴歌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喜欢革命的人就告别革命,以告别辛亥革命为契机告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进而告别俄国革命,一直告别到法国大革命。告别革命类似于多米诺骨牌,一个告别,导致向所有革命的造别。有人逆正统革命主旋律之流而上,呈现给人们焕然一新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辛亥革命场景,实质也是告别革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张鸣对革命党人的极尽调侃之能事:“革命党人就是浮在中国社会一些毛上的人,一群没有实力、意见各异的愤青,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扑灭掉了。比较靠谱的,是立宪派。他们有很深厚的根基,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如果他们倒向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倒向革命党,那清朝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袁世凯就不行了。”革命党人成了愤青,把现代的名词注入辛亥革命,这就有了抽风或癫痫的韵味,不过,把辛亥革命称为摇晃的中国较为正式。        有人喜欢辛亥革命的价值理想,不喜欢辛亥革命的暴力,在屏蔽暴力的同时让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诸价值理念浮出水面。比如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比如对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等孙中山式口号的强调,就是不要辛亥革命而要辛亥革命价值的具体体现。通俗一点说,革命是给婴儿洗澡的一盆水,洗完澡后,把革命的水倒掉,把婴儿留下。不过,这有很多问题待解,因为革命的洗澡水在没给婴儿洗澡之前是干净的,洗澡之后是脏的,那么脏就不在革命,而在婴儿。从功用上说,革命这盆洗澡水有功,只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受了婴儿的污染,婴儿干净了,革命这盆水脏了,有了干净的婴儿就再也不需要革命这盆水了?没有革命这盆水哪有干净的婴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在给婴儿洗澡?显然给婴儿洗澡的人倒掉了革命这盆水,而给婴儿洗澡并倒掉革命这盆水的是出离那段历史又反观那段历史的所有人。        如果说辛亥革命就是一盆水,那么自由就是辛亥革命的婴儿之一。孙中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辛亥革命与自由婴儿关系的具体答案。孙中山自由的理解具有典型的、本能的、不自觉的和潜意识的中国集体主义特色和他本人的思维特色。他认为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放荡不羁”就是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就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上就不缺自由,而且自由太多。他甚至把小农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视之为自由,他把封建小农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作自由歌,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中国的自由如同空气一样充足、充分,中国人对自由不感兴趣,中国人正是自由太多才导致“一盘散沙”,自由应用到个人就是“一盘散沙”。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中国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族和法国的自由一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中国对自由的用法便不同,自由这个名词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如此推导的结果就是把散沙变成石头,使散沙失去自己的本来意义,使个人融入到民族、国家、团体、集体当中,失去个人的独立性。        孙中山的自由观形成发展过程也是不断受到革命捆绑的过程。革命使他的个人自由在起点就做好了奔向集体自由的准备。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要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渐进的和平改革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        “自由”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之学问”中的重要基石和重要依据。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把自由与革命联系起来,并把自由视为革命的原因,这凸显了孙中山自由观的特色。尽管革命并不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革命只是实现自由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孙中山的自由观中,自由并没有为革命提供约束,革命可以独立于自由而存在,革命本身在自由之外获得了意义。从道德和伦理学上讲,它是道德目的论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观点以道德行为的目的性意义和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实质性价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理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和高尚的,采取的手段就可以不受目的的制约,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道德目的论的极端说法。革命与自由就是以道德目的论的方式融为一体,革命甚至成为自由的一部分。退一步说,革命没有使自由纯粹,反而使自由面目全非。与道德目的论相对,道德义务论更强调规范与形式,强调起点与过程,目的只是规范与形式的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必须选择合适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相互制约、相互印证,使人们的行为在起点、过程、结果都符合道德规范,因此革命就不是自由的最好选择,甚至还是一个最差的选择。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生命、财产、尊严和幸福,生命是其它要素的前提,没有生命,其它的自由要素也就不存在。        革命首先面临的就是牺牲生命,甚至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去最终获得自由。革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就失去了自由。革命使集体主义自由观成为现实,其基本的外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国家自由。国家自由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一方面,他强调国家自由需要民族主义,甚至国家自由就等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强调民粹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主、民国以民为主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使国家自由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自由同属于一个宗源,即集体主义,所以无论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国家自由,都必然侵犯个人自由,使个人成为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工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革命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所追求的自由也是集体主义的自由,从集体主义只能开出国家主义。他说中国的革命主义,就是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孙中山的自由观来源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而是来自卢梭意义上的这一支流自由观,虽然他不同意卢梭赋人权观,但他的精神气质与卢梭相同,都是整体的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卢梭集体主义自由观实践的著名版本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终点背离了起点。        孙中山的国家主义自由观必然与他提出的宪政相矛盾,国家主义最终取代了宪政、党政取代了宪政。宪政的本意是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宪政化的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之后,在党权政治时代,使宪法的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来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理论。宪政在保护权利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可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别一方面却通过国家自由否定个人自由。他在认可言论自由的同时又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以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治国,党的主义取代了个人的言论自由,至此,革命导致思想上的专制在孙中山那里已经充分表达出来。        总之,辛亥革命制约着自由,宰制着自由,捆绑着自由,从而使自由脱离了本来的意义,走向了自由的革命强制和专制。这是辛亥革命的逻辑,也是辛亥革命的宿命。今天人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斩断其逻辑,跳出其宿命。        参考书:《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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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彭博社:中国人为了求改变而下跪

核心提示:从最近在网上被热议的荆州的长江大学的教授们的一跪,到被强迫向老师下跪的学生……现在重新回到“跪时代”了吗? 原文: Wanting Change, Chinese Get on Their Knees: Adam Minter   作者:Adam Minter  发表:2011年11月1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Hoyle 翻译 【编辑配图:在荆州市政府门前下跪的教授们】 当今的中国公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注意力和共鸣?他/她可能会组织一次请愿或一次游行。或者,就跟近日湖北省的一群大学教授们一样,下跪吧。  我不是在开玩笑。 11月1日,来自荆州市长江大学的一群教授,召集学生制做了一些抗议横幅并向市区进发。在那里,他们做了一件绝对能够震撼中国媒体和网民的事:他们在市政厅前 下跪 来抗议附近的一个钢铁厂产生的危害健康的污染。 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始于2007年,当时,荆州楚航特种钢制品有限公司在离长江大学100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没有执照的工厂。学校的教员和学生曾向当地政府投诉了这起违章建筑,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是沉默。很快,工厂开始运转起来,进去的是金属碎片,出来的是钢铁和烟雾。长江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很快都患上了咽喉疼痛和咳嗽的疾病——校园中甚至还出现了白血病的病例。但是,钢铁厂的经理们却对此漠不关心,更没拿出阻止污染的行动。 整个2007年,长江大学的教员总共向地方政府、省政府和中央呈递了八封请愿书,要求关闭这个没有执照的工厂。工厂的经理们对于他们同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共享经济建设的承诺信心十足,因此继续生产、继续污染。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官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荆州的教授们没有就此止步。十年前,中国的社会媒体网络和24小时新闻周期还没有到来,像11月1日下跪抗议的行动恐怕永远不会被人在意。但是这次。教授们带了相机,因此抗议的照片很快就上了报纸和微博,并震撼了所有在学者至高无上的文化中成长的网民和记者。  著名新闻评论家 刘原 ,在中国最大的微博新浪微博中说:  我们不应传播此类封建信号。辛亥已百年,我们若不把自己当作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把自己当成低到尘埃里的草民,那只会被官员看得更轻贱。 同样感到恶心的还有一个当地政府官员兼山东省大学教授王全杰。他也用微博发泄了心中的愤怒。但他的枪口没有对准长江大学的下跪教授,而是对准了可能将传统的受人尊敬的阶级降为乞求者的社会和政府。他 写到 : 教授之跪:是面对官僚和强权,弱者无奈之举;教授之跪:是历史的耻辱,社会的耻辱,国家的耻辱。  在中华文化中,下跪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复杂社会行为。它是对那些感到感激和有义务的人而保留尊敬和恳求的一个典型标志,比如政府官员,父母,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对待丈夫。在2010年一篇有影响力的 文章 《“跪”文化何以在中国死灰复燃》中,评论员李诺言剖析了三种形式的下跪: 跪拜是是一种卑贱者向高贵者所施的礼仪,带有尊敬的意思;跪谢是对感激对象最高的肢体语言表达形式,带有褒义;跪求表现出的是一种无奈、屈服,带有贬义。  【图:佛山小悦悦的父母跪拜拾荒老人陈贤妹】近日,中国新闻界刊登了这样一组照片:一对父母在一位曾帮助过他们受伤的女儿的女士面前感激地跪下;另一幅画面中,一位母亲抱着她严重受伤的儿子,跪在地上乞求帮助。这组照片因为下跪者不同的境况而让人感到不安,但是那些如李所说的第二和第三种自愿下跪的例子,绝不会受到当代中国标准的非议。 然而,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还有另一些学生被强迫向他们的老师下跪的例子则引人注目。这样的故事和照片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 在一些事件中,学生们因受到惩罚而被 强迫下跪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在自我哀求的同时还被强迫写下忏悔书。)在其他的例子中,学生们在高中毕业典礼或教师节上下跪以表示他们对上级的感激之情。在登上新闻的事件中,通常会带来反响,包括开除那些让学生下跪的学校管理者和老师。还有近期的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因为暴露了在学校被强迫下跪的事实而被 开除 。 正是李诺言描述的第三种形式的下跪——跪求——深深地烙在了11月1日出现在市政厅的那些荆州教授的心中。他们有着不可否认的先例: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中国北方的庄河县,有超过一千名穷困的村民在市政厅前下跪抗议,希望市长能开除那些据称腐败的当地领导。市长拒绝了。但是不久,抗议的照片在网络上和主流媒体中流传开来,认定这位市长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责任感的领导。这对还幻想着自己是平民组织的共产党来说的确很尴尬。不久之后,庄河市长被解雇。 正如预期一样,荆州政府对于下跪教授的反应异常冷淡。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官员同一名教授的 激烈辩论 。一些媒体的报道声称他告诉我们:“非洲空气好,你就去非洲吧。”然而也有一些报道 驳斥道 这个官员并没有说过这话。不管政府的回应怎样,这与公众立场相比已经太晚了:关于下跪教授的新闻和图片很快就再网上广泛流传,在荆州政府能够做出让人们接受的某种回应前就博得了人们的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有名望的政治学教授张鸣,在 新浪微博 中质问:  他们不下跪,还能有什么好办法?面对权力的傲慢,冷漠,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什么好办法?如果真的人家欺负了你,你呼告无门,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同样,香港凤凰卫视的线上版凤凰网, 询问 了许多大陆观众到底同不同意教授下跪的决定?超过6万5千的回应者中约60%的人同意。当然,差不多一半的人明确表示“下跪能够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同时给当地政府施压。” 大多数网民和新闻工作者认为下跪的教授只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传播。 “大学教授的下跪有用,是因教授下跪毕竟很雷人,实在让人震惊、夺人眼球,”广州日报的一位编辑 写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很像行为艺术。” 诚然,许多人不同意这样的行为,认为这贬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同时抬高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傲慢,而毫无疑问,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被轻视的阶层。 最后,下跪可能是无用的。尽管十一月3日,政府命令关闭整个工厂,荆州楚航特种钢制品有限公司继续部分运营工厂。根据几家媒体的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建议长江大学应该搬迁,而不是钢铁厂。 译注:本文后续,根据《联合早报》的 报道 ,荆州区政府党组成员杨建国表示,目前该区政府已对楚航制钢厂采取停电、停产措施。但也有该校学生反映,仍有车辆进出该厂,并未真正停产。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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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我的杂文缘

2011年11月15日 11:40:14        最早接触杂文,是中学课本上的鲁迅文字。不过那时候正赶上文革,学校都不正经上课,鲁迅的文字,多少有点拗口,老师稀里糊涂地教,学生稀里糊涂地学,其实没人正经教正经学。生字都没认全,课程就过去了——反正也不考试,学校的主要事务是学工,学农,对于我们黑龙江兵团的学校而言,就是农忙时节帮连队干活。所以,即使像我这样公认爱读书的人,对课本上的杂文,也不甚了了。     真正喜欢上杂文,是文革末期。农场里爱看书的人多了起来,各有各的圈子,在圈子里传看各种禁书,小说居多,但也有散文,诗歌和杂文。这种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了鲁迅的单行本。先是看小说,然后杂文。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杂文,圈子里流传的书少,逮着什么看什么。活了十几岁,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也算有了点社会阅历,对于鲁迅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很是入眼。正好这时候我负责给学校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看到鲁迅,新痒手痒,试着写几篇登到板报上。学生倒是欢迎,学校领导不高兴了,于是只好收手,继续大批判。     中学毕业,文革还没结束。我因为闯了祸,惹出文字狱,中学毕业证都没得到,就给发到一个偏远的兵团连队养猪。连队不比学校,里面没书。天天看着猪,无聊到极点,年轻,干的活再重,也有大量的富裕时间。带来的几本书,已经看烂了。好在连队还有个图书室,里面有一套鲁迅全集,是孤岛版的,里面有杂文,有小说,有学术著作还有翻译作品。其中,杂文的分量很大。于是,我就跟连队的文书(她负责图书管理)磨,开始一本本地借,后来整套都借出来了。横竖有的是时间,可以让我翻来覆去地看,看个够。那个时候,鲁迅杂文中的某些篇章,我都可以背下来。无论是谁,只消提及鲁迅的话,我就知道它出自何篇。文革末期,兵团的知青中,流行打架,比谁会打,流行下棋,到处找人下,比试,掐尖。还有就是比试看谁博学,看谁读的古书多,谁看的外国小说多,谁的成语典故多,还有一项是比谁知道的鲁迅文字多。当年我在我们那一带,已经有了点读书的名气,因此,经常有知青前来比试,扬言掐尖。我的运气好,几乎每次都让挑战者铩羽而归,这其中,鲁迅的功劳最大,因为他在很多杂文中用了好些典故,我能反复看,连带着把典故也弄明白了点。虽然是一知半解,但蒙知青足够了。     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再后来,做了所谓的学者。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学者是不能写别的文字的,否则就是不务正业。我当然也不能免俗,所以,有好长时间,一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学者,在故纸堆里吃灰,乐在其中。杂文,被彻底搁在了脑后。唯一跟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放纵一下自己的笔,让文字好看一点。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想过后来会跟杂文有什么关系,打死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人称为杂文家。       我再次跟杂文结缘,是因为大学在上个世纪末,突然开始变糟了。教学和科研环境,在官僚挟带金钱的操弄下,变得乌烟瘴气。身在其中的我,气愤难消,不知不觉中,嘴上的牢骚发多了,就会写在纸上。正好那一阵我写学术文化随笔有了点小名气,好些报刊约我写专栏,写来写去,我的随笔也有了怨气。于是有报人就建议,干脆你写时评算了,想骂就直截了当地骂。     这个主意很好,于是我在教书之余,写随笔,随笔之余写时评。有些时评或者随笔,过于金刚怒目了,人们就管它们叫杂文。渐渐的,杂文是越来越多,几个杂文选刊,都在选,而且好些编杂文的高手,年末也都选我的杂文。于是,在杂文圈子里,我就成了杂文家了。成名成家,人之所愿,但做成一个杂文家,对一个学者而言,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好些人口中不说,眼睛里含着讽刺。     不过,在当今之世,这个多事之秋,尽管有这么些的人讥讽嘲笑,想让我收手重回象牙塔,不再用杂文管人间的烂事,似乎是不大可能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做学院派好,还是做入世派好,我真的想不明白,也没工夫去研究这方面的理论,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转回去,真的再次躲进象牙塔,不问人间疾苦,我会很难受。而且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学界,也没有什么象牙塔了,大家都在捞,捞钱,捞权。学者本身,已经变成了我杂文抨击的对象。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什么是杂文。我只是在写,写出来的东西,人家说我是杂文,就是杂文了。至于我,无非是写点东西,表达一种声音,发泄一种情感,只要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也就尽够了。             上一篇: 窝囊丈夫的是是非非——注:这稿…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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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给大连的一封信

2011年11月11日 08:20:42        大连,你好。     给一个城市写信,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做过20多年的东北人,大连是东北的一颗无暇的明珠,鉴于今年连续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人为这颗明珠揪心,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为我喜爱的这所城市说几句话。       很小的时候,看一本通俗的地理读物,说大连是中国除香港之外最优良的港口,纬度很高,却常年不冻,深水良港。从那时起,就对大连充满了神秘感。长大以后,多次去大连,我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港湾,蓝天碧海,秀美的岛礁和岩岸,一边是渤海,一边是黄海,水都是蓝的。城里星星点点的俄式和日式的建筑,小别墅,大洋房,街上颀长甜美的女孩。大连城,漂亮,大连人,友好,温和,文明,彬彬有礼。这里,有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所没有的一切。     然而,这样的美好,却正在消逝。海水污浊了,从渤海岸走到黄海岸,极目所致,尽是浊浪滔天。昔日美丽的礁岩上,隐约留着恶心的油污。当然,这样的污染,也许跟大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石化大连公司的一连串事故,储油罐大火,燃油泄露,在电视画面上,我看到了像酱油一样颜色的海水。报上告诉我,这样的起火和爆炸,如果不是控制得及时,很可能会把半个大连都埋葬了。可我想到的是,就这样出事故,万一,如果有个万一怎么办?美丽的大连,和大连人,真的就这样被埋葬了吗?     还有大连人告诉我,大连跟全国一样,大拆大建,好些漂亮优雅的俄式日式建筑,居然被拆掉了,就像我在天津、威海、青岛看到的那样。拆的人理直气壮,宣称他们是在消除帝国主义的殖民痕迹。幸好,上海人没有用这个借口拆掉外滩,北京人没有用反对封建主义的理由拆掉故宫。无论在哪里,美丽的建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劳动人民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对于大连而言,它们是大连现代化的果实,也是大连的美丽的地标。以意识形态的借口,为自己的贪婪遮羞,是比贪婪本身更邪恶的恶。     当然,大连人没有沉默,他们比我想象表现得还好,我看到了为了驱逐PX石化工程,大连人也上街散步了,人数之多,非常壮观。 面对强权和资本, 保卫自己的家园,所能依靠,也只有民众自己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说话,没人会说。但是,我相信,大连的领导,很多也是大连人,即使曾经不是,现在也应该是了。同样生于斯,长于斯,食毛践土,难道就忍心让这座美丽城市变成废墟?人生在世,谁无乡土,谁无父母,虽无子孙。毁了自己的乡土,即使能得到世界,还不照样无颜见家乡父老,令父母蒙羞,给子孙贻羞。     此时此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是大连人。     2011年10月18日。           上一篇: 巨型雕像里面有什么? 下一篇: 窝囊丈夫的是是非非——注:这稿… 阅读数(9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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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窝囊丈夫的是是非非——注:这稿子没地发,就发自己博客上吧

2011年11月11日 10:51:28      窝囊丈夫的是是非非       张鸣        深圳一名联防队员,闯入一个打工仔家庭,当着丈夫的面,强奸了妻子,施暴达一小时之久。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震惊了这个原本已经相当麻木的世界。人们既震惊于施暴者的猖獗,也感慨受害者丈夫的懦弱。人们最想要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受害者丈夫如此的懦弱?     显然,施暴者的那身联防队员的老虎皮,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一般来说,各地公安局的联防队员,都身穿警服,不是内行,一般很难分辨哪个是真警察,哪个是联防队员。以往有过太多的案例,警察或者联防队员穿着制服犯案,而受害者不敢反抗,或者事后不敢报案。在中国,一身警察制服,不仅是执法者的象征,而且是具有几乎无限权限的管人权威。对于权利意识不强的民众而言,警察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即使管的过程中侵害了民众的权益,似乎也无可奈何,很少有人质疑警察的执法身份,更谈不上质疑其执法的过程的正当合理性了。警服,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公权力。因此,一些警察的败类们,往往利用民众这样的心理去违法甚至犯罪。     不消说,所谓的联防队员,对于正规的警察来说,就是临时工。而这样的临时工,其作用不止是补充警力的不足,还有替罪顶雷的作用。在很多地方,警务工作中的恶事坏事,往往都由临时工来干,比如刑讯逼供什么的。这样的情形,甚至在古代就已经如此了,违规违法的事,都由衙役里的临时工来做,出了事,自有他们顶杆。这样的恶事干多了,临时工即使不恶,也成了恶人,一种自以为作恶可以不受惩罚的恶人。就目前而言,要让警察不做刑讯逼供之类的恶事,据他们内部人说,还真的不行,至少上级交办的破案任务完成不了。所以,无论警察还是联防队员,真的干了坏事,多少都会受到自己部门的庇护。     无论怎样加强道德教育,警察里出坏人,干坏事都在所难免。即使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干坏事而受到体制性的庇护,对于施暴者和受害人,都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施暴者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觉得自己即使做了恶,也未必会受到惩罚。而受害者则觉得,自己如果反抗,反而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而对施暴者一样无可奈何。应该说,受害人夫妇在当时,肯定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让他们自我缴械,面对入室行暴的豺狼,居然束手就范。     当然,事件中的丈夫固然也是受害者,但还是不能免责。社会虽糟,但毕竟没到普遍容忍公然施暴的地步。丈夫保护妻子,自古以来就是当然。人家已经欺负到家里来了,强奸自己的妻子,连呼救都不敢,这样的窝囊,已经难以用窝囊来形容了。不谴责这样的窝囊,无异是鼓励施暴者的施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公权力,或者假借公权力的侵害,是现代人所最需要警惕防范和抵抗的。只有民众奋起对这样的侵害加以抵抗,那只庇护这种侵害的手,才会有所收敛。公权力机关的种种潜规则,种种施加给民众“合理合法”的伤害,才能减轻。而非单单指望公权力开恩,加强自己的道德素养,让他们自我改善。多少年了,这样的指望,已经无数次地被严酷的事实证明,不过是缘木求鱼。                 上一篇: 给大连的一封信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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