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

情况有点复杂|没钱 怎么搞艺术

2023艺术行动课的三位讲者,武老白、坚果兄弟、郑宏彬,近年他们做了一些罕见的、极具创新又有趣的艺术行动,他们一直在尝试在复杂的语境里打开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使得很多被遮盖、被回避的重要议题重浮水面,还以别开生面的方式推动了一些具体问题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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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审查月报】2020年9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反抗的日常形式

反抗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意识到我们是自由主体,并主动向权力说不的时候。反抗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也可以在细微日常的地方静默进行。这种有意识的反抗,只要持之以恒,甚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由于我们活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必然跟着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在7月12日的网络讲座《公共生活的意义》中,与年轻人一起讨论,在公共领域的环境持续恶化、公民社会愈收愈紧、公共活动愈来愈少的今天,如何面对利维坦继续公共生活。若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回顾九月,面对利维坦的反抗不仅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在细微日常中静默进行的。在公共领域持续恶化的今天,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都是主动对权力说不:正是在这里,辛辛那图挽救了自己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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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刘晨:“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主要讲述的是马来西亚的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譬如说,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而这样的反抗形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次重大革命”的发生地中国也同样适用(另外一次便是“法国大革命”),不然国内如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学者,如应星,于建嵘,田先红等也不会如此热衷于将这一理论在中国发展与运用开来。   但是,为何笔者在此怀疑,抑或是直接性的质疑“弱者的武器”失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无需“小心的求证”,因为在研究“乡村混混”这一块的学者早已点明: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在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自古以来,就有“吃软不吃硬”的逻辑在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统治史”,只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究:这样的农民心理究竟原发于何处。   诚然,当我们在此谈及底层社会的抗争性时,必然会谈及“基层治理”,而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已经在于建嵘等学者的著作中略有了表达。自然,以陈柏峰,黄海等在内的学者对乡村混混的研究也是将这一“怪现状”推上了学界的视野。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基层治理的研究都停留在“提出一种解释框架”,然后在“你的好,还是我的好”的争辩中掐架,进行对策性的建议的同时,而无对问题本身进行确切性的解释,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于此,最根本问题的还是在于“解释框架”的“你争我抢”无非都在于为自己的“解释力”辩护,而不是为“农民的问题”辩护。这样,在“上面做文章”,而不是“在下面下功夫”就成了,研究者的“意外性的后果”(吉登斯,1998)。   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气”的抗争(应星,2011),还是“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都是超越于外来“解释”的一种本土化的“解释”。但是农民的抗争,真正的是在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困境中得以以“拖拉”、“诽谤”、“纵火”等形式进行抗争吗?他们又为何在“身体暴力”(黄海,2011)面前变得“唯命是从,不加抵抗”呢?即便是怨气升天,四处哀歌,同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此可以看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抗争”本身的态度与形式,而是政治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假如“弱者的武器”是可以被理解为农民合理性的有效手段,以取得自保的最佳方式,但是如今“收缴”这样的“武器”的往往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乡村混混”,并且“国家权力”需要依靠这样的“黑恶势力”,来完成上级部门派遣的“任务”,说的更为直接点就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讲道理,我就讲道理”,“你不听话,我就给你拳头”。如此,在“官民对立”的思维依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就需要从上层进行制度性的优化,而不是从上到下都沦为“压制性政府”,那样我相信“理性的小农”(孟德拉斯,2010)同样会采取“什么样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给我说,我就和你谈”,“你对我暴力,我就一命换一命”。这样只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心理的剧变与不安”,农民即便有再多的“弱者的武器”,也是徒然,那个时候,就是以“革命”的形式代替“抵抗”,而沦为“反抗”。   故此,农民手中的“武器”(弱者的武器)真正失效的原因在于两点,笔者认为,其一,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的“合谋”;其二,上级政府部门的“任务性下派”,且需要强制性的保持和完成。譬如说,地区社会稳定等。假如再以“政治性的下派与强制性的完成”的手段来进行治理,那么这无疑是导致黑恶势力进一步侵蚀基层政权,让百姓名不聊生的促进器。而只有改变这样的治理模式,才可能让“弱者的武器”真正的变为“传家宝”,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且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民则会变为“合作”,而不再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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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时间之二:弱者的武器(一)

作者: 兔燕子  |  评论(1)  | 标签: 世博 , 上海 , 公民记者 , 城市 世博会的工作者五花八门,有组织人员、参展人员、演职人员、媒体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安保人员等等,还有志愿者,每个职业的工作证件都不一样。证件上写明了你的名字、所服务的场馆或组织,编号等。一般认为持绿色证件者最吃香,也就是参展人员,特别是各个国家馆的参展人员,因为凭其证件可以走绝大部分场馆的绿色通道。企业馆和城市馆参展人员的工作证也是绿色,但是有些国家馆不认(一般热门的国家馆都不认,因其接待的参观人员过多),因此持这些证件只能走部分的绿色通道。媒体人员的工作证是紫色的,一般可以走场馆的媒体人员通道。至于后勤服务人员、安保人员、志愿者,他们的证件分别是紫色、紫色和黄色,一般的国家馆是不为这些人员设立绿色通道的。 说到绿色通道,各个场馆都有自己的设置,有的分别设立了绿色通道、贵宾通道、媒体人员通道;有的将其合并为一个或两个,大部分场馆都是如此;有的干脆不设绿色通道,只有贵宾通道,如瑞典馆。当然,这个通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场馆本来有绿色通道,后来因种种原因取消,也有取消后再开设的。工作人员一般走绿色通道或是贵宾通道,当然先要让该馆的保安验一下证件,方能进入。有些场馆只能让工作人员一个人进入,如德国馆;有些可以多带一人,如美国馆。当然,带或不能带人,这也不是成文的条例,有改变的弹性。大部分场馆都对国家馆的参展人员提供绿色通道,以下的是特例:中国馆和台湾馆一定要预约券才能进,日本馆和日本产业馆不提供任何非本馆的工作人员通道,沙特馆、韩国馆、上汽馆等八点以后允许工作人员走绿色通道,石油馆似乎是看情况而定,有时可以走绿色通道有时不行。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国家馆和城市馆都准许参展人员走绿色通道。 如果说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看,安保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是权力最低的,虽然在世博工作,但其享受不到免排队游园的利益。而且,由于安保和后勤工作是承包式的,也即世博局将这些工作交给某些公司,由这些公司招揽服务人员,相当于是这些工作人员与公司签合同来世博工作。因此,很多安保、后勤人员的工作常有调动的可能,可能今天在美国馆,明天要去俄罗斯馆。要指出的是,我这里说的后勤保障人员是负责场馆后勤的员工,不是负责园区后勤的员工,因此他们需要进入场馆工作,而后者很多是不用进入某一特定场馆就可以工作的。 后勤阿姨的工作很辛苦,我们馆的阿姨告诉我她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更多,工资是一个月2800,请一天假扣一百,最多就两天,请两天假以上就只有两千了。她七月份和我说这话的时候,五月份的工资刚领到,说好的2800没有任何理由地变成了2000,这还是在她们和公司谈了很久用罢工威胁才领到的,而六月份的工资还一直拖着没给。 至于安保人员,部分是公安部门派来的,由世博局统一分配,也就是警察;部分是相关的武警学校学生,也是被分配到不同场馆的;部分是自建场馆自己招聘的,负责该场馆内部和周围区域(主要是排队区域)的安保工作。一般来说,自建的场馆相当于一个小领地,它的各项事务都由自己负责,包括安保工作,因此外面的警察也不能进入的。安保工作,应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我在很多馆内就发现很多保安的年龄都很小,十七八的样子,一看上去就知道他们稚气未脱,整天看到大伙就说:“有徽章吗,给个徽章吧。”见到老外也会打招呼,主要也是为了要徽章。他们一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巡视,维持秩序,控制排队。负责排队的应该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在七八月份顶着大太阳,举着喇叭拼命维持队伍。至于馆内的安保工作,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也很显得重要。 在社会上,这些安保、后勤人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警察除外),经济也不太好,那么在园区内,被冠上了“世博工作者”头衔,他们的权力地位会高一些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世博是个短期工,很多人对世博后要去哪里工作还没有弄清楚,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也要一切听从世博局或服务场馆、服务公司的指挥,虽然说起来是“服务保障人员”,其实提供的还是体力劳动。无论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声望来看,他们都是弱者。 然而,很多世博相关的规定是没有明文的,是靠人执行的,诸如进入某些场馆的条件、获得场馆的纪念品、观看演出等等,除了馆方的工作人员外,安保人员就成为了控制者。而这些情景,就为安保人员提供了获得“意外的特权”创造了基础。当然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都有相关的“特别利益”。 世博园区的“另类货币” 一次,馆长让我去换零钱,由于我们馆离银行比较远,我就去了世博特许商店。我说明来意后,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和我说,“你是***馆的呀,给个你们馆的徽章吧。”显然是看见了我的证件。虽说没有表示不给章就不换钱,但是表情泄露了一切。我只好把徽章给她,她也一下子温和了“你们早上去银行换钱,一般他们都去那里换钱。”这次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徽章是世博园的货币,到哪里讲理、条文、钱办不了的事,徽章却能奏效。于是我常会带一些徽章在身上,如果实在要找人办事,也会很好说话。 虽然我是国家馆的正式工作人员,持的是绿色证件,除了特别热门的场馆外,其它馆都可以进。但是,我并不是没有收到“要挟”。一次去墨西哥馆,绿色通道前的保安非要我给他徽章,我没理他,他就让我在一边等着,后来来了一个外国工作人员,估计安保人员也不会用英语威胁,就放他进去了,而我也就跟在他后面才得以进入。去远大馆的时候也是如此,小保安非要用他的远大馆徽章和我换,远大公司的徽章没什么价值,我也没有兴趣,依旧没搭理。于是,他最后扔下一句“你就等两三个小时好了!”我一时也没了参观的兴趣,就走了。其实这些场馆对于参展人员而言,都可以走绿色通道,无奈它被保安们控制了,就成了“敛财”的一个工具,要知道这些保安的手里都有上百个徽章了。每每去到一个场馆,保安都会问:“你有徽章吗,交换一下吧?”说交换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说法就是“给一个徽章才让你进去”,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遇到一个就足以让人气愤。 徽章并不是唯一的通行证。一次一个朋友说他有办法带亲戚进日本馆,多带我一个也不多,就让我一起去看看。我正好奇他怎么有办法办到的,原来日本馆排队人太多,三四个小时最起码,难免有人排到一半去上个厕所,于是日本馆就想了个办法,给临时出去上厕所的人一张小券,这样他如厕后还能回到原来排队的地方。我这个朋友就得到了几张券,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距离进馆还有一小时”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也是走了这个空子,但仍然为国人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付“规定 命令 条文”手段而感到惊奇。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秩序、公平,比如为上厕所的人提供一张券,但每一个办法却又为下一个失序、不公平打了伏笔。 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我曾被告知,“上海馆是一定要给徽章才能进的,拽的来!”“别说上海馆,中国馆给个徽章都能进!”“早点来就好了,那时中国馆也能进。”这些流言蜚语,亦假亦真,人是可变的动物,保安、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心情好坏都影响着“徽章—进馆参观”的交易模式,连对流言的检验都失去了可能。 人的欲望总是会增大的,有保安和旅行社联络好,将一些游客带入绿色通道,同时收取一定的过路费,一个月就挣了十万。日本馆就发生过,保安也被开除了。一期世博日报也写过这样的报道,一些旅行社和热门场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好,负责带来客源,而工作人员提供VIP卡,旅客就不用排队直接进入。费用根据场馆的热门度而定,一般几百到一千多。这个方法很受专程从国外赶来的游客青睐,虽然是不合规则的,违背了公平的原则。一天,我一国外同事的全家人都来上海,一是为看她在世博的工作,一是为了来上海玩。她和我说他爸爸买了门票,又花了额外的钱才让全家人都进了中国馆。我很疑惑,说中国馆的预约券是排队的,不用花钱。她不清楚,只说他们花了钱才进了馆。可见,这不是买了预约券就是买了VIP证件及其服务。她最后说到:“中国馆很不错,很美好。” 敲章 谁的地盘谁做主 收集世博护照的馆章也是游客的一大乐趣,根据世博传统,每个馆都有自己的印章,有些馆只在护照上盖,有些不限,有些一次只能盖三个,有些无所谓。一般而言,每个馆都是盖章的,我工作的几个月,只知道美国馆和法国馆是不盖章的,其它片区不了解情况。 但我的确看见过有人的护照上有美国的馆章,这就奇怪了,不是没有章吗?怎么盖的呢?消息比较灵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每个馆都有章,有些藏起来不盖,因为这样盖了它们章的护照就升值了,内部还是可以盖的“。虽然也不知真假,但此逻辑还是很符合国人的思考观念。记得我离开世博的时候,一个负责后勤的叔叔和我说过“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早知道把护照给我,我帮你盖美国馆、中国馆、意大利的章。找人啊,这我还是有办法的。”这个叔叔人很好,在后勤混得不错,也帮老外做过不少事,他曾给过我一个比较难以弄到的某馆馆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这些世博的小人物们,谁占据了大权力的位置吗?没有,只是正好站在了可以钻空子的位子,于是摇身一变,从弱者变成了强者,或者说,这课看作是他们对抗强者的方式吧。正式因为他们是弱者,不能公然对抗,所以用消极怠工、内部交易、制造谣言、收取恩惠、钻空子盈利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变强的感觉。 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说到,农民作为弱者,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虽然这里的农民反对的是阶级上的强者,但他们作为弱者,其反抗形式却是世界通用的。如学生作为弱者,用逃课、背后议论老师来反抗强者。世博会也是一个制造强者和弱者的场所,毕竟只要有权力,就有强者弱者。当强者们在光明正大利用特权的时候,弱者也不一定就无动于衷。当然,这是不是仅限于中国的弱者,就不得而知。或许我们进一步该问的是,是不是只有世博会才会制造那么分明的强者和弱者。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兔燕子的最新更新: 世博时间之一:你的Expo 我的Bubble / 2010-10-03 23:41 / 评论数( 2 ) 九连跳 跳不出的社会病 / 2010-05-18 23:03 / 评论数( 8 ) 消费新闻 / 2010-04-25 22:13 / 评论数( 0 ) 山西王家岭矿难:奇迹的出位 生命的让位 / 2010-04-05 22:36 / 评论数( 2 ) 不穿裤子乘地铁的环保:活动中的性话语运用 / 2010-01-29 20:30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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