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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让掌声响起来

让掌声响起来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4 16:32:07 阅读量:2747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体制内人的主动觉悟、觉醒和推动,离不开顶层的设计理念和设计谋略,离不开顶层的呼吁和倡导。顶层设计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与理解,顶层设计理念和计谋会被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使政治体制改革按着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的圈套走。顶层设计之人,是那些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如果得不到民众支持,避免不了败走麦城、出师未捷身先死、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结局。如果民众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对顶层设计冷嘲热讽,抛弃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只有选择革命。   避免革命的命运只有一条,顶层和底层都要接受政治体制改革,都要以宪法为底线,都要以宪政民主为基本的改革方向,都要放弃好人政治好人政党的努力。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凡的社会,平凡的社会带来的是平凡的政治,平凡的政治家,那些英雄政治、超凡魅力的领袖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家的言与行都会受到追问和质疑,任何做秀和政治谎言都被互联网撕得粉碎。   平民政治家从互联网走向世俗生活,从神秘政治走向公开政治,从强人政治走向凡人政治,从阴谋政治走向阳谋政治,从黑箱政治走向透明政治,从伟人政治走向世俗政治,从完美政治走向缺欠政治,从美德政治走向现实政治。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已经到来,人类走向平民政治家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但民主政治需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且非民主政治也需要把权力关在互联网里。潮流是如此的不可阻挡,互联网把平民政治家推向民主的彼岸。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理解那些平凡政治家,才会以平常心理解平凡政治家。此时此刻,如果仍然把政治家推上神坛,就等于再一次奉献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在新中国的建国史上,我们已经奉献了一次,我们不能再奉献了。我们是平民,政治家是平民政治家,平民与平民政治家共促改革,共同把一个保障每一个公民尊严的宪政民主建设起来。没有人能逃避责任,所有人都不应该愧对这个平民时代。历史给平民与平民政治家打造双赢的平台。   温家宝就是平民政治家,他没有超凡魅力的人格,没有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英雄般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他有其自身的不足和局限,但却有历史的担当,有平民政治家的品质,有着透视自身不足的勇气和果敢。   今天的温家宝打记者问,仍然让人们看到的是他平民政治家的品格,仍然让人们感受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他对宏观政治体制改革不回避,他强调微观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有诸多的亮点值得称道:   第一,民主是时代潮流。民主成为时代潮流是所有人的共识,但这一共识也会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这或以中国特色之名,或以中国价值之名,或以中国道路之名,或以中国国情之名,或以维稳之名把民主潮流变成民主干涸之河床。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大谈世界民主,却回避甚至否认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温家宝总理对阿拉伯的民主给予了直接肯定:“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一肯定,鼓舞了中国走向民主的信心,为顶层设计与底层互动打造了很好的舆论力量。   第二,民主是克服专制主义的根本途径。实行民主,必须告别文革的专制主义,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一根本前提,专制主义就会以诸如唱红打黑、甚至以共同富裕的方式死灰复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充分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要彻底反专制。   第三,民主建设只可进不可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可以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都与僵化的、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改革政治体制,其它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其它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第四,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只要放权,只要实行自治,民主的地基打牢,民主的大厦一定会建立起来。台湾的民主能发展到今天,也是因为有了几十年的民主自治的锤炼。   第五,批评是建设性力量。在西方,有新闻媒体,有新闻自由,有忠诚的反对派,有纠错机制,避免了政府的专断,避免了官员滥用权力。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批评声音正在变成一种力量,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变成了一种纠错性的力量,使政府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制约,目前这种制约还略显微不足道。这种批评的声音顽强地产生了,并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温家宝总理对于批评的声音是肯定的,他说:“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第六,中国民主政治需要避免的是强人政治,对事情的解决,也要避免强人政治的解决方式,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加强法治建设。他针对王立军事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为了历史,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他不断地讲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让人们理解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执着,他尽力了。基于此,我对每一次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都给予支持,给予掌声。他不是影帝,他是中国的平民总理,他辛苦,他尽力了。   今天,对于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精彩回答,我还要说,让掌声响起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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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百年前戊戌变法失败的警示意义

百年前戊戌变法失败的警示意义 ——熊飞骏 中国社会处于自由落体式全面溃败之时,民主宪政已成为越来越多良心国民的共识。 官僚专制体制是特色中国事故高发和道德溃败的根源,政治体制一日不变革,高速列车注定会永无休止“追尾”下去,直到跌下万丈深渊。 在越来越多的良心国民呼唤民主宪政之时,我想起了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中国人最弱智之处是健忘历史的悲剧,不善从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导致同样的灾难一而再再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中国人必须重视历史的前车之鉴,否则中国很难踏上真正的进步之路。 在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轨的十字路口,不仅特权集团要汲取满清权贵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导致整体覆亡的历史教训;那些锐意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民权人士一样应从康梁前车之鉴里寻觅政治智慧。 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昏聩腐朽权贵是罪魁祸首,但维新领袖康有为在政治策略上一再出现重大失误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变法领袖康有为拥有恢宏的胸襟和超凡政治智慧,戊戌变法应该能取得阶段性成功。 俗语宰相肚里能挣权,没有宽阔心胸的政治家难以成就大事。 康有为的狭隘偏激罔顾大局则是他最大的政治软肋。 甲午中日战争以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三千万两赎辽费),台湾和彭湖列岛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认识到单纯富国强兵的“一条腿改革”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野蛮落后的问题,只有实施日本明治维新式政治体制变革才能使中国浴火重生。 当康有为 1895 年呼吁“变法”时,不但体制外志士仁人热烈响应,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体制内开明派元老政要也心领神会。 在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政体里植入“民主宪政之花”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伤筋动骨改天换地的政治系统工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庶几变法小舟才有可能在三峡的湍流险滩中绝处逢生。 真正成熟的大政治家从来都不恃才放狂孤芳自赏!对人对事也从不求全责备!更不会意气用事! 康有为则处处表现出恃才放狂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使中国政治摆脱周而复始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是一派打倒消灭别一派的改朝换代;而是统治者和人民共赢的政治和平转轨,单靠体制外维新人士自然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须寻求体制内开明政要的理解、配合,如果能支持那就更好。 那时的满清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裂为守旧、开明两大阵营,以载字辈“四人帮”为首的满族权贵是守旧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汉族封疆大吏为开明派。最高领袖慈禧太后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 康有为的明智政治策略应该是以体制外的维新志士为依托,尽最大努力团体制内的开明派封疆大吏,形成尽可能广泛的朝野变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守旧派腐朽权贵。 团结体制内的清醒官宦需要识大体顾大局的恢宏胸襟,能够宽容因为“体制原因”形成的为官恶习。 官僚专制体制的普遍性弊端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媚上弄权、形式主义,一个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就得或多或少沾染上述恶习,存在程度不同的贿赂跑关系行为,否则不但不能升官,还会被官场无情淘汰出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场潜规则,天使为官也不例外。 因此就算是那些相对清醒的开明官宦,在体制外平民看来也一样是贪官“腐败分子”。 但开明官宦的贪贿与守旧权贵腐败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体制力量下的被动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体制改良后就能自我纠错;后者则是卑污灵魂驱动下的主动作派,把以权谋私穷奢极欲作为当官的首要追求目标。 所以真正成熟的改革政治家不能求全责备;换位思考和不计旧过是必备的政治智慧。 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习惯了倒行逆施,那些腐朽守旧权贵的声音常常披上了“正统”和“爱国”外衣,就算是“疯狂”和“卖国”的言论也显得理直气壮,如满清权贵就把“宁予友邦、勿予家奴”喊成豪言壮语。那些清醒官宦的“良心”和“负责”声音反而缺乏中气,动不动就处于被围攻的逆境,在和守旧派的斗争中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此时如果体制外精英理解声援他们,成为他们破釜沉舟的坚强后盾,他们的胆气就会逐渐粗壮,并进而转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如果体制外民众不理解不声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抨击他们贪贿做秀,他们就会在朝中陷入孤立,要么与守旧官僚同流合污,要么被污为“汉奸卖国贼”无情淘汰出局。 ………… 康有为显然不具备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采取了左右开弓的下策,不但开罪体制内的守旧权贵;还对开明派封疆大吏玩起恃才放狂求全责备的把戏,最大限度把变法志士孤立起来。 康有为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在京城成立了一个鼓吹变法的舆论阵营“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 “强学会”成立之初,很多体制内官宦慷慨解囊捐款助阵,甚至直接加入进去。如袁世凯就认捐 500 大洋,并成为强学会会员。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则主动认捐 2000 大洋!一个帝国宰相给晚生后辈组织的非法社团捐献巨资,在当时不但需要非凡的气度,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康有为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公众声讨的“卖国贼”? 李鸿章是晚清天才外交大臣。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运用起“挑动列强内斗”和“以夷制夷”的外交谋略如入化境,多次使中国化险为夷避免更大损失。 在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精锐陆军屡战屡败,辽东、山东半岛相继沦陷,日军即将长驱直入饮马京师的绝望情势下,《马关条约》是当时中国能够争取到的最好外交底线。当时日军少壮军官认为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处置太宽松,痛恨李鸿章外交手段太高,居然把李鸿章刺成重伤。 如果要追究“卖国贼”的话,真正的卖国贼应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只知以权谋私穷奢极欲鼠目寸光的腐朽满州权贵,导致天朝大国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如果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经费 1000 万两兴建繁华盖世的赜和园,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李鸿章愿意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吗?如果签订了中央政府能批准吗? 专制奴化教育下的普通国民没有内政外交知情权,缺乏基本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把罪过推给“代人背黑锅”的李鸿章情有可愿,你康有为一个维新领袖居然也和普通百姓一样见识就太过昏头了吧? 康有为的昏头之举无疑极大伤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把一个本来可以支持变法的巨大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 康有为在去上海组建强学分会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给予大力支持,不但在经费上慷慨解囊,还给予很多难能可贵的制度保障。可康有为丝毫也不体恤张之洞的良苦用心和左右掣肘的困难处境,脖子硬得象只大公鸡,同样极大刺伤了张之洞的自尊心。 ………… 康有为的恃才放狂和不识大体,终于在开明派封疆大吏心目中形成如下共识:变法虽然好,但康有为这小子难成大事…… 本来应该成为变法的强大支持力量自此集体离心,在未来的变法运动中要么中立作壁上观;要么投靠守旧派落井下石。 于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实力派政要都倒向变法的对立面,他们的力量比维新人士强大百倍。 变法运动的失败自此命中注定! ………… 当今中国面临和戊戌变法相似的情势,锐意推进中国宪政的良心人士应该汲取康有为的悲剧教训! 你们必须跨越两道障碍:一是“ 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二是对开明官宦求全责备。 我们要提防“民主幼稚病”! 放过顽固独裁势力,转而责骂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开明官宦“影帝”或“做秀”?是“民主幼稚病”患者经常犯下的不识大体错误! 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类似的错误!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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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朱镕基的真话与温家宝的温情

在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之前,温家宝 11 月 6 日先去圣彼得堡郊区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温家宝在皇村中学的普希金纪念馆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郑重地说: “ 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籍。 ” 与某些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当众梳头和嘴里蹦英文单词等雷人举动正相反,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明显没有随机的言论,都是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如果说纪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着前贤的足迹前行,那么在俄国这番借题表白中所提到的为人们 “ 呼吁 ” 和 “ 慰籍 ” ,已显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来次在不同场合讲话时所涉及的政改言论。然而这种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听来还过于悲壮。作为一国的总理,其任期之内的政绩应该不只是用空谈来给国民一点 “ 慰籍 ” 。倘若民众需要,温家宝很可能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诵一段《自由颂》。 尽管一再重复的抒情已一些民众失去兴致,但从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高层唯一的还提政改的人已经认定那些言谈只不过是 “ 慰籍 ” 时,那些对政治改革还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归零。实际上那些政改言论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抚平民怨。提政改以长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于是,无论温家宝本意如何, 中国人所正在经受的政治却是,一面是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占田夺地,迫害上访者、维权律师和异见者,一面是省市县各级的温家宝们和媒体一起下基层,体民情,吃盒饭,关心五毛蛋;一面挥舞狼牙棒,一面喂胡萝卜;一面暴打,一面慰安。于是,当然要扩建精神病院 。 但是,无论红朝控制国民的手段有多变态而有效,却已日益显露出种种即将败亡的迹象。暴政狂妄之顶点,也就是陷落的起点。 一,正如近期一些经济学者直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面临崩溃,甚至已有学者预言和论证中国政府即将破产。而 “ 经济发展 ” 这唯一 “ 合法性 ” 的崩溃必然牵带红朝政治的溃塌。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斯,又冲垮了埃及、利比亚专制政权,专制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势如破竹,这无疑是红朝当前最大的威胁。三,国内各种民怨沸腾,骚乱一触即发。 近日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经济形势之危作出惊人的分析,此处不重复。最近还有一个佐证。前不久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召开前,胡锦涛在嘎纳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这一表态让那些期待中国能出手相救的欧洲人开始有些失望,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向来不通经济的红朝领导人们也已感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已自顾不暇。 很难想像,这个在 其治下的社会里连被碾压的幼童都没人救助的政权去救助外国,会是出于某一个崇高而不 “ 低俗 ” 的理由。红朝政权从来就因其不被接纳而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制造 “ 合法性 ” ,以让人接纳。对内,利用暴力和 “ 经济发展 ” 的小利令民俯首,对外,割地,投资,或以经济和军事 “ 援助 ” 换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欧洲众国深陷经济危机,按说是北京大显身手之时,但北京却自顾不暇,这也是北京方面内忧外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动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税就能引起重大群体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 “ 投资 ” 欧洲,临界点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剥一层皮,当权者心里也没底。 从国际环境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对红朝造成巨大的震慑,同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阿拉伯之春风从突尼斯开始,吹过了埃及,又吹绿了利比亚。不多的老朋友和兄弟一个接一个被 “ 颠覆 ” ,甚至被民众乱枪打死,联想到自身,权贵们必胆寒心颤,已然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任何可能催生“颠覆”的因素。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红朝就加紧了对国内的严控和打压,包括维权民众、民主人士、异见作家或艺术家、媒体、网络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 “ 特殊情况 ” 可以随意让人失踪不通知家属,警察盘查身份证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娱乐消遣的地步,特别是不能拿当局来娱乐,因为对当局的惧怕一减少,反抗的胆量必然增加。以上种种,足见当局的惊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众已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响应的态度和热情,此前中国各地多个城市发生的 “ 散步 ” 行动和最近各方声援甚至亲自动身去探望瞎子的行动,还有 “ 成为债主 ” 的大型行动艺术,都已经说明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一个开花的契机,绝不缺少参与者和领导者,无论是静开还是怒放。 红朝不光对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对被其控制最为严密的阶层和人群同样在丧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严控的媒体领域来说,绝不会只有一个官媒的记者想逃往海外,更不会只有一个官媒或地方媒体的记者想过要去临沂探望那位盲人。近年各级和地方媒体擦边球式和明褒暗贬式报导渐增,抗旨现象也渐多,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旨的现象。 现在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趋向。变化最大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形式。与几年前的集体静坐、集体下跪等群体平静反抗和杨佳杀警案、朱军杀法官案等个体暴力反抗相比,中国社会近来的民抗官行为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集体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 “ 执法 ” ,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税等等,而且频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计,冲突的剧烈程度也不再仅限于从前的围堵建筑物或推翻警车,现已频频发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国现在距离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条将各种冲突的点串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异常的高通货膨胀、高税、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等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促动下,这条线随时可能生成。更应该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还要彻底轧死的司机们,那一个个漠视生命的过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讲人性的。 对中国大陆的执政者来说,天从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执迷死路而不悟。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骤变已经展示了一个选择的参照:让中国能像突埃一样基本平稳地过渡,或者如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卡扎菲一样冥顽到底最终命丧于暴怒的乱枪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高官数次出访国外时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 “ 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 。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两种结局,也许就是上天给党内高层所有良知尚存者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在国内外的观众看来,每隔一段时间提提政改,或者慰问几个群众演员,或是纪念一下前 “ 开明 ” 领导,然后过段时间,再提提政改,再慰问,这成了定式的总理活动安排已让人疲怠厌倦。最近的 “ 五毛蛋 ” 事件更令总理颜面扫地。总理此行应该说是真的出于对民生的关心,但在交谈学生和现场所有的人都被安排的情况下,即便他真心亲民,这一切最终也只会成为一场秀。不久前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又提政改。和以往一样,有人闻之再对中国的未来心怀憧憬;有人骂之作秀;还有人认为他是在跟权贵专制统治公开叫板。可以肯定的是,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其一切面对公众的言行均是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或者至少是默许之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一个总理真的说了党不想让他说的话,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能说过一次,也绝没有可能再说第二次。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小心翼翼的政改言论,能三番五次的透过媒体传出,说到底应该是党的一种安排。 整体来看,容许温家宝的温情四溢,其言其行作用至少有三:一,自然还是给中国的群众一点希望,让他们以为还有可能政改,让他们稍安勿暴,能忍多久忍多久。二,给国内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宣泄的靶子。任你骂 “ 影帝 ” 也好 “ 作秀 ” 也罢,总之能给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出口。这部分知识分子中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或不敢骂党,对他们还有社会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人群来说,温家宝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替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党的不满甚至攻击。三,充分发挥胡萝卜作用。当局一方面挥大棒打压民主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民众,同时另一方面当然得制造一些胡萝卜效应。温家宝就是一根非常有效而且令人回味无穷的胡萝卜。不知道温家宝本人是否知道他和党之间这种关系。不过,他越是真心亲民,对党来说,这三点功能发挥的越好。 和温家宝有类似情结的,还有上届总理朱镕基。退休多年的朱镕基,在 2011 年 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校庆前夕,回到了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清华,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官方对这一消息的报导很简单,但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朱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现状颇有微辞。他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赠送了当时还是试印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朱镕基评价自己的书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还说“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院领导 12 年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无独有偶,在朱镕基重回清华后大约半年, 10 月 25 日,现任总理温家宝也回到了母校南开中学。温家宝对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并充满温情地向中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他说:“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还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朱镕基自 2001 年辞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首度重回母校;而温家宝则更是阔别南开中学 51 年之久后再度故地重游。朱镕基对清华师生的这番话想必早已是骨梗在喉良久;而温家宝对南开学子的这番感言看来也是垒块于胸多时。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这位卸任的总理非常在乎历史对他的评价,很担心后生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讲了“真话”的;第二、既然他一贯讲真话、实话,那么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是与他无关的,历史的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从温家宝对穷人的温情脉脉人们也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温相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关心穷人心的,一直心系穷人,历史的评价不应误会他的心意;第二、既然他其实一直是心系穷人的,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不该苛责于他。可是,朱、温两位宰相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的评价,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看其动机。 朱镕基在任期间施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制”,今天回首这个“改制”的主要后果有两个。 一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而大型国企则长成了巨型垄断寡头,这是“抓大放小”方针的直接后果。第二是在“改制”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却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和企业家 。平心而论,低效的国有经济不能长久维持, 错不在“改制”,错在改制过程中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无辜者受损、而本应承担责任的人受益;原本一无所有者受损、而原来就享有特权的人受益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朱相的国企“改制”忠实地履行了“人之道”。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进行了国企的改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让员工持股、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既可以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又能顾及公平原则,不至于激化矛盾,如此惠而不费的良策朱相为何不用?朱相既然一贯“讲真话”,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对中国人开示一二?!温家宝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经过温相的一个多任期,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了 5 - 10 倍。其结果也有两个,第一是大部份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的上涨幅度,成了有钱却买不起房的“另类穷人”。 第二,为了攫取土地资源高价卖给开发商,各级地方政府大肆征地,从农民和城市平民手中低价夺取土地。以至于拆迁纠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上千万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贫民 。温相如此关心穷人,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缘由可否展示?! 应该承认,朱、温两相都是 60 年来的贤相、良相,作为个人,他们受体制的掣肘太厉害,其实也是有心无力,经常被腐败的官僚集团所挟持,好心落不到实处、政令不出中南海。然而从经济政策讲,以国企“改制”为例,东欧一些前共产国家是实现了员工持股,这其中的好处难道朱镕基看不到?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员工持股的前提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下台,而这一“改制”进程只能由民主的政府推进,而不可能靠党的官员自己推进,因为如此改制对官员们实在没有好处,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朱、温二位应该非常清楚一点,经济上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决不是受损者。要党和政府受益,就不能断了官员的财路,因为政策要他们去执行,他们必须有积极性。只有党和政府受益了、官员们开心了,朱、温在其他领域的措施在党内才有可能得到拥护支持、他们主政的地位才能稳固。而这一点,也是两位宰相深藏于心,不便说、也不能说明的隐私。 在经济领域之外, 朱镕基以反腐败的果敢言论著称;温家宝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出位言论闻名 。不过,走出经济改革一步,二位也就只能停留在“言论”层面。朱镕基信誓旦旦要把 99 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可是他离任之时,不见那 99 口棺材,只见一个未曾了结的“厦门远华案”。温家宝从 2010 年 8 月在深圳特区 30 周年前夕发表政改言论开始,到 2011 年 4 月出访马来西亚,他在各种会议、论坛、外交场合公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有 11 次之多。至于 2011 年 4 月以后他又发表了多少次政改言论,人们关注的兴趣就大减了。 朱、温作为党内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天生地在党内就居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的改良是体制内改良,目地是要维稳保党。所以,只要是党内的顽固派们祭出“亡党亡国”这道金牌,他们再好的措施也要放弃,就必须屈服。 “改革”的目的是党的江山永固,不能改到动摇党的根基。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到江山易色,这其间的临界点在哪里? 这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权贵专制集团的内部改良过程中,保守派和顽固派总是居于较强的地位;而改革派处于弱势地位。改革派们一方面要应付体制外要求做根本性变革的呼声,捍卫现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体制内顽固派的攻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谓是腹背受敌,两头被挤。在历史上,专制集团内的改革派人物,如果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掌握者的全力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 朱镕基的“真话”倾诉、温家宝的“温情”表白,说到底都是无奈之举,同时都希望在历史上有一个好的评价。可是作为在近 20 年间主政中南海的两任宰相,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负责。面对当今的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悬殊、经济泡沫行将破裂、民主人权倒退,纵然是句句真话、处处温情,但历史是无情的,不仅仅是看大人物说过了些什么,还要看大人物们做过了些什么,说和做得效果如何。 所以,对朱镕基和温家宝,历史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看,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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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帝

温家宝是个影帝,每每这样关键的时刻,他都要两头做戏。对内,他要表现出“你们放心,虽然我跟你们不是一路的,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姿态;对外,他要展示“深化改革”“加强法制”“推进民主建设”的决心。我相信在内心深处,温家宝是个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但是因为无能,他在体制内不能维护他的道德、实现他的理想,他的承诺也因此无法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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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光诚! | 陈光诚的遭遇与温家宝的沉默

【新唐人2011年11月2日讯】(德国之声报道)〝自由光诚〞行动在中国持续发酵,一百余位探访陈光诚者遭遇暴力。中国官方对陈光诚一事依然保持沉默和打压姿态,自由评论人刘逸明撰文认为温家宝应该打破沉默,就此事表态以释放真正的〝亲民〞和改革信号。 近一段时间,曾数度成为新闻人物的陈光诚又成为海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过去因为中国当局严密封锁陈光诚的信息,中国很多公民对他并不熟悉。如今,民间”自由光诚”行动持续进行,在中国的网络上,有关陈光诚的话题持续发酵。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政府高层,即使是一向以亲民而著称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微博尽带陈光诚 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微博已经成为了传播信息最为及时的载体。从陈光诚为计划生育中受到迫害的村民维权到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百大人物榜,再从陈光诚锒铛入狱到刑满获释,陈光诚对于能与自由资讯接触的人而言,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敏感而鲜明的公民维权符号。 然而,在此前,知道陈光诚的人非常有限,2006年,在陈光诚和温家宝一同成为《时代周刊》〝世界最有影响力〞年度人物的时候,中国当局一定很尴尬,随后媒体均对他的名字唯恐避之不及,可见在那个时候,陈光诚就已经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否则,国内媒体对他的态度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 如今,微博已经成为网民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新型工具。因为陈光诚在获释以后一直被官方软禁,前段时间,包括刘沙沙在内的一大批网友不惧阻力,前往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刘沙沙等人的义举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引起了德国之声等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而且还在引发了〝自由光诚〞运动。 不计其数的网民在微博上转发和陈光诚有关的消息,关注刘莎莎等网友的命运,甚至还将自己的头像换成了陈光诚的照片。这其中不但有普通网民,而且还有认证过的知名网民。一时间,微博上面有关陈光诚的文字和陈光诚的照片铺天盖地,蔚为大观。 海内外媒体冰火两重天 陈光诚虽然引发网民热议,但是,国内媒体却表现得异常冷漠,除《环球时报》发表了混淆视听的评论之外,就是《东方早报》和金羊网发表过含蓄抗议官方暴行和声援陈光诚的文章,虽然金羊网的文章至今尚在,但《东方早报》的文章早就在国内网络媒体上不翼而飞。 陈光诚之所以无法成为国内媒体上的新闻人物,显然不是因为媒体人对陈光诚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中宣部早就对此下达了禁令,因此,没有哪个媒体敢于逆禁令而动,即使关注陈光诚,也只能是打一下擦边球。 新华社记者石玉因为在假期以个人身份探访陈光诚,结果被迫去职,陈光诚之于国内媒体的敏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另外,调查记者李建军因为探访陈光诚,结果也遭看守人员的殴打,显​​然,陈光诚属于国内媒体的舆论禁区,哪位媒体记者敢于越雷池半步,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与国内媒体对比,海外媒体包括德国之声、美国之音、法广、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都在跟进有关陈光诚的消息,其中,德国之声的报导尤为及时,成为了报导此事的风向标。但德国之声的报导却在微博上遭到了〝五毛党〞的攻击。虽然微博上依然可以谈论陈光诚,但是,微博管理员却将〝陈光诚〞三字在搜索中屏蔽。可见,新浪微博如今也受到了官方的压力。 温家宝对陈光诚遭遇视而不见 陈光诚因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而入狱四载有余,在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看来,这显然又是一桩冤案。陈光诚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刑满获释,获释的他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包括他的妻子袁伟静和女儿陈克斯,还有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都被软禁在家,通讯信号均被切断。虽然陈克斯已经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近期获得就学机会,但陈光诚和袁伟静依然身处家庭牢狱之中,无法跟外界接触。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向以亲民而著称,曾经亲自帮助农民工讨工资,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另外,温家宝还曾多次在网上与网民互动,共商国是,他自称也是一位网民。如果是在以往,因为新闻和网络封锁,温家宝不知道陈光诚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在陈光诚已经家喻户晓的今天,温家宝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位与他同获”时代人物”称号的陈光诚及其目前的处境和遭遇的。 令人寒心的是,以关心民众疾苦为标签的总理,对于一位盲人持续这么多年所遭受到的非人待遇却视而不见。另外,近段时间,不计其数的网友前往东师古村探访陈光诚,结果均遭到看守人员的抢劫和殴打,虽然这些人报警,但警方却置之不理,这也证明对陈光诚的软禁和对探访者的阻挠属于官方行为。所有这些,温家宝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对此表态。 在陈光诚事件之初,很多人只会把陈光诚的遭遇看作是山东当地的政治黑暗缩影,但在今天,陈光诚以及其他网友的遭遇所抹黑的就不再是山东一地的形象了,而是整个中国,因为温家宝等高层官员对山东当局的恶行一直不闻不问就说明这是高层所默许的。 有着〝影帝〞之称的温家宝其实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展现自己的亲民形象,但他没有,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十来次提到的政治改革主张是否出于真心诚意。与中国毗邻的专制国家缅甸如今已经开始寻求政治改革,就在前不久,缅甸军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释放政治犯应该可以视为一个专制政府具有政治改革诚意的明显信号。在陈光诚依然不自由,探访者屡遭抢劫和殴打的今天,温家宝所提的政治改革只能被视为一块充饥的画饼。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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