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他们为什么害怕“中期选举” 徐贲   美国总统选举每 4 年一次，众议员选举每 2 年一次，在新任总统任期 2 年的时候举行的众议员选举便称为“中期选举”。总统在这 2 年里做得好不好，选民是不是满意，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总统的那一党议员们的选情。如今，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不高，令许多民主党的候选人非常担心。不仅如此，美国国会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将对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兰格尔 (Charles Rangel) 和瓦特斯（ Maxine Waters ）进行调查和审理，也使民主党害怕这些丑闻会对民主党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华盛顿邮报》政治观察员席利萨 8 月 13 日发文，通过结合各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民主党在 80 天后的中期选举中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美国政客确实有理由害怕中期选举，因此这是选民用选票对他们发泄不满的一个最好机会。席利萨的文章指出，盖洛普（ Gallup ）公司近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总统民意支持率与党派中期选举结果之间存在联系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自二战以来美国进 行了七次中期选举，如果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低于 50% ，执政党平均输掉 36 个众议员席位；而如果总统民意支持率居于 50% 之上，执政党平均输掉 14 个众议员 席位。根据盖洛普最新的跟踪调查，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为 46% ，在过去三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基本保持在 44% 至 47% 之间。如果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在 11 月 2 日中期选举举行前没有增长，民主党将注定在中期选 举中遭受巨大损失。 面临选民不满的不只是民主党籍的议员，整个众议院的民望度都非常低。盖洛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会议员的支持率只有 11% ，比几个月前又降低了 1 个百分点，在 16 个公共机构中，国会的民众支持率名列倒数第一，比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分别低 11 个和 14 个百分点。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要把票投给从来没有在国会当过议员的候选人。     美国选民对政治人物表示和发泄不满，首当其冲的是“在位者”，称之为 incombents 。这个字的意思是“挡（新人）之道者”。一般来说，“在位者”有制度资源可以利用，再当选的可能性比挑战者要高。但是，当选民对在位者不满和愤怒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 “反在位者”（ anti-incumbency ) 情绪。目前许多美国选民就有这样的情绪。 对选出来的政治代表，美国人有挑三拣四、吹毛求疵的习惯，而且坚持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这样的发泄并不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稳定。美国宪法中包含了两种对立但互补的民主观：一种是要求还权于民 , 另一种则是要求约束民权 , 而结果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妥协。宪法第一条规定 ,“ 国会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组成 ” 。这种两院控制的立法权就是一种妥协。所有众议院的议员每 2 年选举一次 , 代表他们直接选民的要求。而参议院则每 2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通过选举产生 , 因此参议院议员的任期是 6 年 , 参议院的整体结构变化也比众议院要稳定。   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客在位太久必行不端。在最初确定众议员 2 年任期时 , 有人提议任期为 1 年 , 而当时英国下院议员的任期是 7 年。要求尽量缩短众议员的任期，是为了使他们必须认真对待直接选民的要求 , 减少因久居其位而腐败的可能。与此同时 , 设置每州只有 2 名的参议员，任期为 6 年 , 是为了让参议员不需要动不动就受制于地方选民的民意压力 , 可以代表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宪法同时规定，只有众议院才可以提出与钱有关的立法提案 , 因为公民纳税必须以有自己直接选举的政治代表为前提。而只有参议员才有管理外交事务的权力 , 因为国家外交政策不应受变幻难测的民意所左右。只有众议院有权提议弹劾总统 , 而只有参议院才有权审查弹劾案件 , 并作出最后决定。   中期选举和其他的定期民主选举一样，是选民对 “在位者”政绩打分的时候，这次中期选举令许多国会议员揣揣不安，    

徐贲 知名学者 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众议员选举每两年一次，在新任总统任期两年时举行的选举便称为“中期选举”。总统在这两年里做得好不好，选民是不是满意，直接影响民众对总统的那一党议员们的选情。如今，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不高，令许多民主党的候选人非常担心。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将调查和审理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兰格尔和瓦特斯，也使民主党害怕这些丑闻会对他们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华盛顿邮报》政治观察员席利萨8月13日发文，通过结合各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民主党在80天后的中期选举中，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美国政治人物确实有理由害怕中期选举，因此，这是选民用选票对他们发泄不满的最好机会。席利萨的文章指出，盖洛普公司近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总统民意支持率与党派中期选举结果之间存在联系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自二战以来美国进行了七次中期选举，如果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低于50%，执政党平均输掉36个众议员席位；如果总统民意支持率居于50%之上，执政党平均输掉14个众议员席位。 根据盖洛普最新的跟踪调查，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为46%，在过去三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基本保持在44%至47%之间。如果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在11月2日中期选举举行前没有增长，民主党将注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巨大损失。在这个背景下，奥巴马连发刺激经济“组合拳”，以期为中期选举争取支持。 面临选民不满的，不只是民主党籍的议员，整个众议院的民望度都非常低。盖洛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会议员的支持率只有11%；在16个公共机构中，国会的民众支持率名列倒数第一。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要把票投给从来没有在国会当过议员的候选人。 美国选民对政治人物表示和发泄不满，首当其冲的是“在位者”，称之为incumbents。这个字的意思是“挡（新人）之道者”。一般来说，“在位者”有制度资源可以利用，再当选的可能性比挑战者要高。但是，当选民对在位者不满和愤怒时，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在位者”（anti-incumbency)情绪。目前，许多美国选民就有这样的情绪。 对选出来的政治代表，美国人有挑三拣四的习惯，而且坚持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这样的发泄并不会影响民主制度的稳定。美国宪法中包含了两种对立但互补的民主观：一种是要求还权于民，另一种则是要求约束民权，而结果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妥协。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组成”。这种两院控制的立法权就是一种妥协。所有众议院的议员每两年选举一次，代表他们直接选民的要求。参议院每两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通过选举产生，因此参议院议员的任期是6年，参议院的整体结构变化也比众议院要稳定。 美国人普遍认为，政治人物在位太久必行不端。在最初确定众议员两年任期时,有人提议任期为一年，而当时英国下院议员的任期是7年。要求尽量缩短众议员的任期，是为了使他们必须认真对待直接选民的要求，减少因久居其位而腐败的可能。与此同时，设置每州只有两名的参议员，任期为6年，是为了让参议员不需要动不动就受制于地方选民的民意压力，可以代表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 宪法同时规定，只有众议院才能提出与钱有关的立法提案，因为公民纳税必须以有自己直接选举的政治代表为前提。而只有参议员才有管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因为国家外交政策不应受变幻莫测的民意所左右。只有众议院有权提议弹劾总统，而只有参议院才有权审查弹劾案件,并作出最后决定。 美国中期选举和其他的定期民主选举一样，是选民对“在位者”政绩打分的时候。这次中期选举令许多政治人物揣揣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改变美国经济不景气、巨额赤字和债务等问题上，实在没有建树。

流亡大后方：从上海到重庆 — 纪念抗日战争 70 周年   王佩玙口述   徐贲记录   1942 年，我刚过二十一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 3 月，我离开上海，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 8 月到达重庆。 1942 年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年青人都在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我大伯的孙子 , 我的侄子王倜，比我只小一岁，是江苏第八临中（抗战时为安置求学青年临时建立的临时中学）的学生干事。由王倜挑头，有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正准备到重庆去，队里有已经和王倜订婚的郝孚青（ 20 岁）、郝孚青的两个本家兄弟，郝孚季和郝孚官，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我跟他们结伴一起到重庆去。 我要到重庆去，除了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过日子，还因为我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了。徐干生是在 1937 年 77 事变，抗战爆发后不久和他的叔伯兄弟徐杞生、徐楚生一起去四川的。当时徐干生 17 岁，徐杞生 16 岁，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徐楚生 24 岁，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沙坪坝，沙坪坝是一个小镇，离大镇歌乐山 4 华里。沙坪坝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歌乐山去打牙祭。 抗战的时候，订了婚和结了婚的青年女子从日战区到大后方“千里寻夫”，是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千里寻夫，有的是到内地去读书，也有的是去会丈夫。徐楚生的太太，在 1938 年（或 1939 年）就已经去了四川。徐杞生的未婚妻郝淑先，也在我之前就已经去了四川。在我们离开上海时，遇到过一位桂大姐， 32 岁，带了一个 7 岁的女孩。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桂大姐就是特意到四川去找丈夫的。千里寻夫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他的未婚妻戴仁秀 1940 年去四川找他，但是后来解除了婚约，并没有结婚。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否则，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很难千里跋涉，坚持到底。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和徐氏三兄弟，都是由我的另一位叔伯兄弟王一桂带到后方去的。王一桂当时是金陵大学的助教。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后来分别成了金陵大学（在成都）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西南联大（在成都）的学生。王氏四兄弟和徐氏三兄弟有姻亲关系（徐楚生的姐姐是王一桂的太太）。到大后方去的靠的就是人帮人。有人相帮，有人投靠，胆子就大一些。 我们这一队人于 1941 年三月离开上海去杭州，在杭州等了 17 天，才有机会渡过钱塘江。我们住在王倜的姨妈家，等待过钱塘江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和王倜的姨妈到杭州岳飞庙去，一起照了一张相片，既为纪念，也算明志。这是我们在流亡途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时，钱塘江这边是沦陷区，那边是国统区，日本人看的很紧，我们只能在夜里冒着风险偷渡过去。我们雇了一只农民的小船，小船不起眼，过江容易一些。船夫说，前一天夜里有另一队学生要过江，结果给日本人发觉，一阵枪射打翻在江中，我们坚持要过江，心里想，已经到了这里，不能再回头，过的去就过，过不去就死。结果过了江。 我们过了钱塘江，坐小船到桐庐，然后改走陆路。在国统区，路并不好走，一路有卡子，给人找麻烦。为了避免卡子，我们让当地农民当向导，农民路熟，带我们走小路。我们走了许多许多天，一路走到江西上饶。 开始只能走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累的不得了。后来一天能走七八十里，最后，一天竟能走一百多里。刮风下雨都要走，走走停停，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路上，卡子厉害，难说话，说你是共产党，弄得不好要杀头，农民都不敢走。 我们怕遇到卡子。管卡子上的戴军帽，穿制服，扎绑腿，当兵的抗长枪，当官的佩短枪。他们说是盘问有没有带违禁品，一面问一面翻行李，见到想要的就塞到自己衣兜里。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几个好看的别针，有一个是扇形的，上面是红的玉石。别针包在衣服里，放在网线袋里的脸盆内，结果都给搜走了。 卡子让人心惊肉跳。其实，我们的行李也就是一个装着零碎日用品和贴身衣服的大网线袋。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脸盆，一床被面，一床被里、牙膏、肥皂。内地日用品难买，很贵。所以流亡后方的人都带这些日用品。我们怕兵来搜，但是，兵搜走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又会觉得高兴。看到兵把东西放进口袋，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这下可以过关了。就怕兵不要东西，不放你过卡子。 我们最怕的是盘缠给兵搜了去。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十两黄金，拉成小片子，藏在步鞋底的夹层里，塞在牙膏里，插进肥皂里。肥皂弄的像是用过的样子，旁边放一块没有用过的新肥皂，是为做旧肥皂的替身准备的。卡子上的兵，总是注意行李和网袋里的东西，我们的盘缠没有给搜去过。 在江西，我们走的几乎都是小路，住宿的都是小县小镇。每天都是由王倜和李同学商议，看走什么路线比较好。王倜动嘴，李同学跑腿，四处打听，到处找人，都是李同学。他们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们走，往往是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自己找一个旅店住下。我们走路出汗，有时候衣服上都会结上盐霜。到了旅店就赶紧洗澡洗衣服，休息一下，再找吃的。当时兵荒马乱，开旅店的同情流亡学生，往往会帮我们找可靠的农民当下一程的向导。 我们赶路，一般是早晚两顿，吃的大多是炒河粉（米做的粉片）和米饭。炒河粉不用菜，米饭就加一个菜。白天赶路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小路，看不到人家，有没有吃饭说不准，只要有水喝就行。当时没法带水，好在小路旁有时会有好心人放的小水缸。浅浅的小缸里盛着水，有时还搁了茶叶。江西出茶叶，小缸上会有木盖，是挡雨的。水缸边上有的放一个吃饭的碗，还有的放一个小搪瓷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四处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些小缸。放水缸可能是因为这里有一队队去后方的流亡学生走过，或者有别的过路人。我们一天里总能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水缸。、 我们走到上饶。在上饶有一个流亡学生地招待所，在那里落脚地全是学生，招待所里睡觉、吃饭全是免费的，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糙米饭，管饭不管菜。大锅子上一圈木桶一样围板，用来蒸饭。饭很硬，我倒不在乎，只要有饭吃就行，我和王倜，郝孚青三个人买一包萝卜干，一个纸筒子，一斤左右，每顿饭不过吃两三根，一包萝卜干吃好几天。我们在上饶几乎不用花钱，就这样过了二个星期，出发去吉安 我们在吉安碰到了麻烦。当时在一起的还是六个人。王倜，郝孚青和他的两个本家兄弟，李同学，还有我。我们在一家小旅店刚登记完。刚刚收拾停当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黑帽子，黑制服，扎黑布绑腿，也不知道是兵还是警 ，说是要查过往旅客。他问我们有没有证件，我们给他看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他看了王倜的毕业证书说，你这个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今年没有用。王倜说，我去年毕业，毕业证上的日期自然是去年的，我们的毕业证书管一辈子，不像你的领章需要经常更换。王倜的回答惹恼了那位治安。听了这话，他就翻脸了，要查我们的行李。他在王倜的行李里找到了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六着京戏里的大花脸。王倜喜欢京戏，扇子是他路经杭州时买的。 查冶安的说，你们 6 个人，扇子上也是 6 个人。一定是联络暗号。你们今天刚到，就有飞机的警报，怎么这么巧。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只好由他说。 查治安的说了还不算，要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开旅馆的在一旁吓坏了，不敢说什么。管治安的叫我一个人留下看行李，其他的人跟他走。王倜说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退了旅店的房，一起跟管治安的去了警察局。管治安的要我们找人交保。我们刚到吉安，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人保？管治安的说要把我们关起来，几个男的关一处，我和郝孚青这两个女的另关一处。王倜坚持不同意，说要关就关一处。 警察局里有一间小牢房里关着一个人，牢房是用栅栏隔起来的。管治安的叫那个人出来，把牢房腾出来给我们 。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稻草，说，这个不卫生，王倜就叫看守把稻草弄出去，把地扫了一扫，我们就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不知下面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看我们，他说自己也是临八中的，知道王倜。他告诉我们 , 他们那一队流亡学生就在我们被带到警察局以后，到同一家旅馆落脚，旅店里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刚才有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这位学生在旅店的登记名单里看到王倜的名字，所以就赶到警察局来了。 这位同学叫我们安心，说马上就会到县党部去交涉。后来听这位学生说，县党部的人知道我们被抓的事情后，叫这位学生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殃及池鱼’。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这么随便抓学生，别的爱国流亡学生怎么还敢到后方去。县党部的人觉得有理，这才管了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去询问。那是一座老式房子，好象是在一个巷子里，我们被一个一个地盘问，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前一夜我未合眼，我坐在行李上，睡着了，前面的盘问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有人捣我一下，说别睡了，轮到你了。问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人。询问过以后，问话地军官对王倜很客气，说，这一关是过了，下面那个卡子很难过，我派一个人把你们送过去。他派了一个手下，连同我们和一个挑行李的农民，一起走到下一个卡子，顺利通过，平安无事。 我们离开吉安后，来到赣州。赣州是我们在江西地最后一站，也是我和同行其他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和王倜他们同行，管钱的是王倜，我带的黄金换成钱，到了赣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王倜和郝家兄妹在赣州打听到，在福建武夷山的江苏师范学院正在招收流亡学生，因为盘缠紧张，他们决定就转道福建，不到四川去了。我因为未婚夫在四川，决定非去四川不可。 在赣州，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桂大姐。我们本来和桂大姐是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只能坐车，不能跟我们一起走。赣州有许多滞留的流亡人员，在这么多人中，能碰到桂大姐，真是让我们高兴。这解决了我去四川的结伴问题。王倜要我和桂大姐同行。我们两个都是要去四川去的。桂大姐可以照应我，她有一个孩子，我也可以帮着照应。王倜把剩下的钱分了一些给我。他托付桂大姐说，钱不够了，你先借钱给我大姑，六爷（我父亲）会把钱还给你弟弟。桂大姐的弟弟也是临八中的，认得王倜。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一路上凡是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桂大姐都可以去支钱。我和她同行，盘缠不会有问题。 在赣州我们停留了十来天，我在赣州生病了，发了二、三天烧。一天出来找医院，看到一个铜牌子，上面写道，开业医生，德国留学生。我走进他的诊所，他问我是不是过路的学生，我说是。他就给我看病，说不收珍费，还给我一些药，是退烧的阿丝匹林。他叫我多买些梨吃，说，要是烧不退，就可能是得了伤寒，一定再来找他。我吃了药，烧也退了，没有再去找他。 从江西赣州到广东，路经连县，八步都是小县城。我们搭卡车。车在曲曲弯弯的山上公路行走，看到山下的人象蚂蚁，电线杆象笔杆子，叫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们一路等机会搭车，走走停停，终于来到广东。 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我和桂大姐带着她女儿，搭的是火车。搭火车其实也不容易。人山人海的乘客都想往火车上拥，根本就上不去。我和桂大姐只能花钱雇两个“小瘪三”先挤上去占座，每个座两块钱。占好座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窗里递进去。然后我们才好上车。车上异常拥挤，坐在那里都直不起腰来。我和桂大姐上了车，发觉两个座并不在一处，但好歹有个座，就很庆幸。 上是上了火车，火车先是不开，后来开开停停，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走了整整四天。总是要开的时候，火车头便被调去拖“黄鱼车”，也就是出高价雇佣火车头的黑车。我们拥挤在车厢里没法动弹，车厢里空气浑浊，恶臭难闻，连大小便都无法走动。有时候会有人跳窗口出去，找一些吃的，或者方便一下。 我在广东买有四筒麦芽糖，靠这四筒麦芽糖过了 4 天，别的什么也没吃，麦芽糖是装在粗竹筒里的，大约两寸直径，不到一尺高，麦芽糖得用一只筷子从竹筒里挖了吃。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人很好。见我要小解就递给我一个瓦罐，说，我给你挡着。火车上人挤人，谁也看不清旁人在做什么。我小解了，老太太就把瓦罐挪过去。等她自己要小解了，就先把罐中的秽物朝车厢外一泼。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斜对面什么人的箱子上。他给我递名片，是个 31 岁的团长。他老是从我们这个窗口跳出跳进，时不时会买一些点心什么的，还要请我吃，我都拒绝了。团长对我说，到桂林可以帮助你介绍住的地方，我说，不用了，我们已经订好了在桂林的中央银行招待所。我还骗团长说，我们一起来的有六个人，都在这个车厢，因为人太挤，彼此分散了。我在车上心里着急。但既已上了车，也没有办法了。桂大姐的座和我隔着老远，上车时，我们互相招手。上了车，人越来越挤。四天里，我都没有再看到桂大姐一眼，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火车终于到了桂林。下了车，我又和桂大姐汇合到一处。我问桂大姐急不急，她说，急什么，在旅馆里还不是要等，还不一定等得到上车。在车厢里又不要花旅馆费。流亡逃难时，总是等呀等呀，一等就是几天，十几天，等得怕了，也等得不怕了。 在广西，我们搭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就象是在电视连续剧 《围城》里方鸿渐和赵辛楣他们搭的那种车子。从广西到贵州，找车子比在江西要容易的多。大概是已经到了后方，来往车辆也多了，等个一两天，总可以搭上下一程的车子。当时并没有一定的车站，都是靠打听。听到有人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车，就到那里去。   在贵阳，我们等了二、三天就搭上了去贵 州独山 的车，在独山，有一天我和桂大姐出来吃中饭，正好又碰到了去桂林火车上的那个团长。团长说，我在桂林找到了中央银行招待所，你们没有去啊。桂大姐说，我们去了，但是招待所住满了。团长说，他可以让我一个人搭军车从独山去四川。我说，我们有六个人，（其实只有我和桂大姐母女）。团长说，那不行，车子只能带一个人，桂大姐抓住我的膀子，把我一拽，说“走”，拖了我就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团长。 我和桂大姐在独山搭上一辆车，一路直接开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来。桂大姐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我给堂兄王古桂打电话。王古桂在重庆教育局任职，我打电话到教育局，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王古桂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伯， 托我带几件汗衫，几双袜子给他儿子（大后方没有这些东西）。但我到重庆的时候，带的汗衫和袜子早就因为一路上过卡子，给大兵搜走了。 第二天中午， 王古桂找到我的旅馆，给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先住到他的姨表兄弟屠晋家去，然后再联系我的未婚夫。屠晋 在内政部任职，家住在重庆城郊的陈家桥。重庆大轰炸以后，政府机关和学校都已经疏散到了城郊和农村。我去找在陈家桥的内政部。陈家桥不好找，我到陈家桥的时候，已经暮色沉沉，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向人打听内政部，一个人说，那边有个大院子，你到那边去问问。我走过去，见那是一个围着竹篱笆的院子。我一进门，看到一个男人和家人在乘凉。我向他打听屠晋住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屠晋”。屠晋和我父亲同年，是我父亲小时侯的玩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真的是到了重庆。 我来重庆后不到一个月，就进了在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中央高级产科学校，不久也联系上了我的未婚夫。他当时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成都乐山。我们虽然都已经在四川，但由于各自忙于学习，直到下一年暑假时才见上面。 原刊《老照片》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