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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港媒:湖南突查铁汉死因疑为降温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聚焦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的最大一条新闻: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后突然死亡。德国之声摘编如下。 中国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后突然死亡,当地政府竭力隐瞒,导致香港社会群情激昂,并由此成为胡锦涛今年”七一”访港前的一个隐患。 宣布调查恐为缓兵之计 香港《明报》本周发表报道,题为《湖南突查铁汉死因,似为「七一」拆弹;李卓人﹕缓兵计》。报道写道:”湖南邵阳六四民运领袖李旺阳死亡案有新发展,湖南省公安厅表示,注意到境外传媒和人士的关注,除委托外省权威法医机构验尸,并已组织有经验的刑侦专家调查,此举似要在国家主席胡锦涛七一来港前「降温」。内地维权人士胡佳称,事态发展反映内地处理手法拙劣,李的遗体被火化,调查难有结果,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则称,宣布展开调查是「拖延时间」,担心是缓兵之计。” 《明报》的报道接着写道:”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昨于公开场合首度开腔,指注意到香港社会和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已实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现任特首曾荫权、候任特首梁振英及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昨先后就事件表态,曾荫权形容事件「有疑点」,他已向中央反映港人关注。熟悉内地法律的人士对本报说,组织刑侦专家调查,意味对李旺阳的死因仍未有结论,不能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除非是非常明显的自杀,比如一大群人看着一个人自杀,那才会免去调查程序,直接判断为自杀」。他解释,李旺阳是否自杀,最后是由刑侦专家判断,法医只是提供医学上的证据,而公安还须找出是否有遗书等「外围证据」;若是谋杀,也要找到证据,才能以杀人案立案调查。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相信今次内地承诺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响应境外及港人对李旺阳离奇死亡的关注,但他对内地刑侦工作信心不大,认为会受政治因素影响。内地维权人士胡佳对调查亦不抱期望,指李旺阳遗体已火化,即使进一步调查,亦难有结果。” 李旺阳遗像 一国两制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明报》也就李旺阳案件发表社评,题为《揣摩中央意旨看风驶舵, 权力中人未善用两制空间》。社评写道:”李旺阳与港人素未谋面,港人认识他,是透过本月2日有线电视播出的采访,才知道他因为六四事件坐牢21年,备受虐待折磨致失明失聪和行动不便。李旺阳这个遭遇,本已打动不少坚持要求平反六四的港人,而在访问播出4日之后,李旺阳的亲妹接获通知,赶到医院,发现他「挂尸」窗栏,当局说李旺阳自缢死亡,但是从现场照片和环境判断,自杀之说疑点重重。邵阳当局则快速地完成验尸程序,并火化了李旺阳的遗体。……李旺阳死得不明不白,邵阳当局有杀人灭迹之嫌,种种迹象显示,当局的所作所为,已经超逾人类可能接受的底线,港人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刚过去的周日,逾2万名港人走上街头,为素未谋面的李旺阳呼冤,港人为追求公义所显示义无反顾,使人动容。邵阳当局以为采取拖字诀,使事态转淡,然后公布一个所谓有专家背书的验尸报告,就可以含混过关,但是,他们小觑了港人的意志,近日,李案在香港社会继续发酵,若胡锦涛访港之前,就李旺阳之死,仍然未有一个使港人信服的交代,相信今年七一游行的场面,将会极为可观。为免胡锦涛访港期间被卷入风眼,处境尴尬,相信是促使中联办向中央反映李案的主要原因。” 社评写道:”一国两制的体现和落实,有很多标尺观察和量度,其中一个应该是在一国两制之下,港人所享有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等空间,与内地人民不同,港人理应珍惜和善加利用。就李旺阳事件,因为他在接受本港有线电视访问后离奇死亡,而港人群情汹涌,所以,特首曾荫权、候任特首梁振英、一众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实都有责任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一则搞清楚事件,平息民情,再则可以减轻国家和中央形象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损害。可惜,建制权力中人行事,只知看风驶舵,现在,许多人感到一国两制渐行渐远,从这个侧面反映,建制权力中人弃守香港的核心价值,争相揣摩及附和中央的意旨,实际是使香港特区变质、变味,政事凋零的原因之一。” “根治地方吏治,才是正途” 社评最后写道:”湖南公安厅介入处理李旺阳之死,与数月前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性质类近,都是地方出事,由省一级出手收拾。这个模式,总比明知地方涉嫌胡作非为,而上峰不闻不问来得积极,但是省委、省府事务繁多,动辄要他们介入处理,不是办法,根治地方吏治,才是正途。至于今次公安厅介入李案,期望调查要摆事实、讲法理,毋枉勿纵,做到秉公办理,拿出一个可信、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才可以消解港人怨愤;另外,调查结果不单向港人交代,也应该在内地公告周知,传达中央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决心,以收阻吓地方胡作非为之效。” 香港抗议活动中的张贴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则发表报道,题为《六月悲伤》,称北京迫于香港舆论压力才要求湖南彻查此次事件,报道写道:”港人过去一周悲恸上街、激情留言、哀痛悼念,用各种方式为李旺阳申寃。据了解,香港的反应震动中央,尤其周日2.5万人上街,敲响中央警号,担心胡锦涛 ……7.1到访时成矛头所指,处处受阻。……不过,当局声称彻查事件之际,李旺阳的家人仍然「被失踪」。自上周五当局未经李旺阳家人签字,强行解剖李旺阳的遗体后,李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遭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本报昨多次致电两人都不果。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李旺玲和赵宝珠连续第四晚没有回到邵阳市的住所,手机中断,去向未明。……李旺阳的好友、现遭公安软禁在家的尹正安也指出,湖南当局感受到香港民众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处理事件,但李旺阳的遗体已在上周六遭强行火化,有关人员要从其它渠道找证据作调查,无疑有极大难度。内地异见人士胡佳也认为事态发展至今,反映内地处理手法拙劣,加上李旺阳遗体已被火化,即使进一步调查也难有结果。 ” 李华 摘编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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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贵族的家天下”

“薄熙来的上升和陨落使中共领导人陷入了难以向人民作出解释的境地”。《法兰克福汇报》接着分析说,这是因为当今中国成了“红色贵族的家天下”。 (德国之声中文网)文章指出,薄熙来事件中”有关金钱与勒索、谋杀与掩饰的真相能否有朝一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怀疑。每当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一些党的最高领导人卷入案情的话,中国的司法比平时更不透明。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大家族又重新进入政坛。” 文章回顾了中共的历史后,写道:”中共原来并不是一个享受继承权的党,但是今天,中国有一批’红色贵族’,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党的创建者们的子女一直享有特权地位,听取老人的意见和建议、把对元老的尊重传给其后代,这符合儒家传统。红色贵族的后代进入经济界,早就人所共知。他们中的一些人执掌大企业,另一些人主持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新情况是,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期间他们的生意得到大幅扩展。” 文章接着写道,这是因为”接近权力,就可以保证获得重要的经济信息,可以顺畅通过行政手续,在必要时也可以排除法律障碍。这样,许多家族通过良好的关系-这其中多为亲戚关系-聚敛了财富。 “在法律体系薄弱的国家,家族纽带依然是忠诚合作的保证。但在中国,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国内唯一执政党的干部,这个政党统治国家、做出所有重要决策。虽然官员及其小家庭禁止经商,但他们的亲戚则不受限制。” 薄熙来事件使中国政治化 文章指出,”红色贵族的财富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几乎无法调查。人民知道,官府受贿和为个人致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常规,并非例外。正式场合宣传社会主义平等和热爱祖国的薄熙来却把儿子送到英国一所昂贵的私人学校,把财产转到国外。” 文章最后就中国的政治前景写道:”薄熙来事件使中国变得政治化起来。这能象乐观派所希望的那样,带来变化吗?看来不可能。政治改革需要上面推动,党内的政改呼吁没有人听得进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超级富豪的经济利益在影响政治。许多人不愿中国增加透明度、不愿公开收入、不想认真反特权、反腐败和反违法行为。 “党很强大、地位稳固,但它也会失去信誉和合法性。正式说来,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按照毛泽东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几个家族服务。这就使它很容易受到来自左翼的批评。如果党不最终做出民主改革的决定,那么它的批评者或那些想与薄熙来一样显示自己民粹主义特色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转而采用另一套毛主义的做法。” 摘编:文汇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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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欧洲杯断片:别荷兰赋

2012年06月17日 02:40:05     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是要走了,终于理解开幕式上奏肖邦《离别曲》的涵义了,波兰人不俗,这里就是一个不断上演各种离别的地方。怎么给这支曲子填上词,再把它送给荷这支荷兰队呢?     荷兰人唯一好时光在1988年,那时我还小,家里没有电视。     从1992年开始,开始习惯跟荷兰人说再见,点球败给丹麦,范巴斯滕丢了,博格坎普开始接班,在美国被巴西人一脚气走,任意球败的,在法国点球败了,日韩干脆就没去,德国世界杯败给葡萄牙,08欧洲杯,巴斯滕雄才伟略,却被阿尔沙文坏了大事,南非好歹拿了亚军,却已经不是荷兰队,如今这支不过是延续,走不足惜。     “荷兰队,最瞧不上的是斯奈德,在南非世界杯成队内最佳射手,这是前腰界的耻辱。就踢法而言,斯奈德自私,范德法特自私,罗本自私,亨特拉尔自私,只有范佩西和库伊特不自私,这是球场艺术家和农民工共同的悲剧。作为前锋,库伊特有一种崇高的踢法——搞好防守。”     上面是我的一条围脖,不出意料被骂,大多同情斯奈德,好吧,我修正一下自己的说法,他们不自私,他们比较…..自我。     看到一条消息,陆川的新片《王的盛宴》被延后放映,原因不详,那就转送给荷兰队对吧,都是大王,怎么在一个桌上吃饭?你可以说我刻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说他们。“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风格的要素》,荷兰队版:悲情,骨子里的悲情;全攻,有时候不守;必有一人挑战主帅;球迷都是M型;个人永远高于球队;自由,真特么自由;前腰和前锋是天敌;每个人都是克鲁伊夫;失去风格就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戴维斯。       我心中最好的荷兰队TOP5:(第一)、1974年荷兰队,因为风格的革命;(第二)、1988年荷兰队,因为风格和冠军;(第三)、2008年荷兰队,因为风格与战术;(第四)、1992年荷兰队,因为荷兰三剑客;(第五)、1998年荷兰队,因为博格坎普。       自1973,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挖下第一锹土,40年来,巴萨的荷家班首发阵容是:后卫:科曼、德波尔(哥)、雷齐格、范布隆霍斯特;中场:克鲁伊夫、内斯肯斯、戴维斯;边锋:奥维马斯、岑登;中锋:克鲁伊维特。替补:德波尔(弟)、科库、范博梅尔。主教练:米歇尔斯,助理教练:里杰卡尔德,守门员教练:范加尔。他们是荷兰队的海外流亡政府。       所以,迷失荷兰之后,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如果在刻一句墓志铭,我写这样写:“这里已没有颜色革命。2012,波兰。”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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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德外长感谢昂山素季对民主的支持

奥斯陆 法新社消息,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多年后,于周六(6月16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厅发表了“迟到”的获奖感言,并领取了早在1991年被授予的诺贝尔和平奖。昂山素季在周六奥斯陆的演讲中呼吁缅甸尽快实行民族和解,并表示对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持“谨慎乐观”态度。随后,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发贺电对昂山素季表示赞扬。韦斯特韦勒在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昂山素季从未放弃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并感谢她的勇气和毅力。现在缅甸终于迈出了改革的步伐。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赞扬说,昂山素季为缅甸的民主做出了“特殊贡献”,给该国民众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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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陈为军 记录难以接受的真实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卫毅发自武汉 日期:2012-06-14 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陈为军,纪录片导演,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1969年出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 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 馆》、《日出日落》等作品。(图/本刊记者 卫毅)   不久前,陈为军和妻子去看了3D版《泰坦尼克号》。15年前,他也是和妻子一起看的。当年他没看进去,觉得好长。老婆倒是哭得一塌糊涂。这一次,他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尾,觉得真好。“美国电影最可怕的是细节,它的细节让你无法自拔。我们的文化体制如果不改革不自由的话,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妻子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要知道,这可是人家15年前的水平。” 15年前,《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的时候,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一名默默无闻的编导。奥斯卡看上去跟他毫无关系。2008年,他执导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他没想到,自己可以离奥斯卡这么近。 奥斯卡的入围门槛之一是,影片必须在影院公映。对于纪录片来说,很难,尤其是一个中国导演的纪录片。公映后,会有一个70部的入围长名单,然后是10部的短名单,最后是前5部获得提名。那年前10名的片子,有7部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陈为军的片子能够入选,殊为不易。 他只顾拍自己的片子,参评这样的事情他不管。很多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通知告诉他,到哪里哪里去等候领奖。他觉得这是很折磨人的事情。比如艾美奖,他获得了提名,千里迢迢到了现场,最后没得奖,“真是让人难受。” 这些年,他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但他的片子在国内没有发行。不过,国内卖盗版碟的店里,大都能找到《请为我投票》。陈为军用来送亲朋好友的碟也都是从盗版商那里买的。“他们直接盗的美版,盗得不错。”陈为军笑道。 民主是什么? 在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开头,陈为军向两名小学生提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投票?两个小孩一脸的茫然和不解。 拍片源于英国和丹麦两位电视人发起的一个项目。全世界范围内,10位导演被挑选出来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陈为军最初拒绝了这个邀请,觉得在中国拍“民主”的故事实在太难。直到遇到同事的小孩成成。陈为军问成成,长大后做什么?成成说,要当×××。问他为什么?成成说,我不会开车,我要是他,就让大家和我一起步行。 这让陈为军思考:中国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了两天,他拿了摄像机到成成家,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商人、干部,你想当哪个?成成想都没想,说,想当干部。理由是,老师每天批作业很辛苦,商人会亏本。 “孩子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认为,全世界60亿人中真正对政治感兴趣的几亿都没有,这几亿人中关心中国民主的更少。但60亿人中,可能59亿都喜欢孩子。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拍这部纪录片的构想:一个包子,很多人不愿吃皮,用馅来诱惑的话,就会连皮都吃下去。 《请为我投票》讲的是成成所在班级选班长,家长在后边出谋划策的故事。《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 片子在网上引发争论。很多人骂片子里的家长和小孩是魔鬼。陈为军不赞同这种看法。“骂人的这些人肯定是没当父母的,中国家长都是被体制绑架的。作为中国人看这个片子,与其把它当民主自由看,还不如着重看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在国外,儿童时期是释放想象力的时候。中国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被教育得像个成年人,不相信童话,这对民族的伤害很深。” 对于民主,陈为军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有10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问题肯定有10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大吵大闹的场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坐下来讨论规则,怎么解决分歧,但讨论的前提是10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的教育是万众一心。孩子一起做广播操,鞋子摆成一条线,读书齐声念。大家只是希望有人领读,自己跟着就行。” 这部片子,陈为军拍了4周,光素材就有一百多个小时,剪辑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0部纪录片中,这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 艾滋病村的“潜伏者” 陈为军能被选中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与世界银行的推荐有很大关系。而他引起世行的关注,是因为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在世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播放了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片段。 何大一当初想到河南考察艾滋病,没有获得批准。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向他推荐陈为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他感到震惊。 2001年,几位艾滋病患者来到武汉,桂希恩把他们带到了家里,陈为军当时也在场。这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马深义一家。马家5人中,除了大女儿,有4人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这一家人的遭遇拍成纪录片。 “艾滋病防治大家都知道,但打消心理障碍很难。和艾滋病人握手无法感染,但当真握手时,你可能会想,我不是在和一个人握手,而是在和很多病毒握手。”陈为军还记得,当马深义把自己的电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他时,他是“用两根手指头捏着放进口袋的”。 2001年夏天,陈为军进入文楼村,陆陆续续拍到第二年春天。彼时,当地政府对此事管得很紧。陈为军和许多媒体同行刚进村就被“软禁”了。他把拍了的带子偷偷塞给《武汉晚报》的一位女记者,用肥皂盒作伪装,才把素材带了出去。 拍摄过程中,陈为军和马深义也发生过争执。“拍了几个月之后,马深义突然对我说,不要拍了。万一周围村子知道,我可能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这么多孩子我养不起。”陈为军生气了,和他吵。“我和他说,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帮的不是你一个人,是一个村子。” 马深义的妻子雷妹死的那天,陈为军赶到了村子。他把摄像机放到化肥袋里,马深义用摩托车载着他。村干部发现了,把摄像机抢过去。马深义疯了一样扑过去把摄像机抢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保护我。”陈为军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雷妹去世前的一个镜头,引起关于拍摄伦理的争论。雷妹当时已经意识恍惚,苍蝇停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知道去驱赶,任凭它们叮咬。陈为军拍下了这个场景。有人将此与当年拍摄《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摄影师凯文·卡特作了类比。在卡特拍摄的画面里,一个苏丹女童在通往救济站的路上,因饥饿而跪倒,秃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目露凶光,等候进食。这张照片为卡特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同时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可怜的小孩? 陈为军的答案是:我会拍下去。“我明白,在正常环境下不该拍了。但我知道,农村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子。她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孩子还小,她就已经受尽磨难,即将死去。这是悲惨的经历,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对她是一种公道。” 马深义一家的故事拍完后,陈为军去医院做了检查。抽血化验的时候,护士问他查什么,他说,查HIV。本该护士送血样,但护士马上说,你自己拿到楼上去吧——“艾滋病人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立刻就明白了。” 陈为军从不讳言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化验完两天之后,他开着车去拿结果,心中非常忐忑,甚至有点神经质。“我对自己说,如果对面开过来的那辆车是单号,就说明我‘中标’了,如果是双号,说明没‘中标’。”结果,对面开来的车是单号。陈为军马上想,这次不算数,再来一次…… 拿到了HIV化验结果,是阴性。他脑子里当时冒出的想法是:得去喝点酒才行。 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陈为军赢得了国际声誉。2007年,BBC的高层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在海鲜市场吃得很过瘾,想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时,会有很多电视观众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两个多月后,便派出一位英国老导演来拍中国的餐饮。老导演没找到感觉,拍不下去。于是,BBC找到了陈为军。 “如果让我拍中国传统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馆作为一个舞台,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陈为军将拍摄地点聚焦在长沙能容纳四千多人同时就餐的西湖楼。这座巨型酒楼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馆,员工超过一千人,其中厨师就有三百多人。 他将拍摄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其中有老板怎么创建餐馆,这是说明中国人对事业的看法。还有餐馆里的3场宴席:婚宴、寿宴、满月宴,他认为这涵盖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有个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这与他后来接受NHK的邀请去东京拍摄的思路是一样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适情感”——NHK有一个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导演来东京拍故事,陈为军参与了这个计划。 东京有两个区,涩谷和巢鸭。涩谷是世界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青少年。他对青春期的少年很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处在这个时期。巢鸭有个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庙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东京七八十岁的老人会聚集到这里。在陈为军看来,全世界中年人的特点都是一样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陈为军写了一个拍摄方案:在涩谷拍年轻人,在巢鸭拍老年人。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约束。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受很多规则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产生恐惧感。” 面对成长的恐惧,陈为军认为,中西有别。“西方会容忍孩子自由发展,孩子有试错的过程。比如,西方人在结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这个阶段尝试了,真正谈恋爱时,对性的考虑很少,这样结合的家庭更稳定。中国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压制的,结婚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这样的婚姻容易出问题。” 在许多观念上脱亚入欧的日本,是陈为军思考的对象。在这部叫《日出日落》的纪录片开头,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时分,我来到东京上空,我将降落在下面这片灯海。我不知道我的镜头会对着谁,也不知道谁会闯进我的镜头,但我作为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涩谷,他拍了一对轰轰烈烈投入爱河的年轻人,十几天后,这段恋情结束。在巢鸭,他拍了一对老年夫妻。老头患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离开东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涩谷的那对年轻人正好在当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于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纪录片中,陈为军对此片最满意。“这部片子对我的余生都有启发。” 有人问他,你通过什么信息才能发现这么好的题目?他的回答是:“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谈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说好。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边的事儿,这是陈为军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来到武汉电视台工作。让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两部片子:《望长城》和《龙脊》——这样的片子能听到摄像机的呼吸声。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圆,很随意,这启发了当时一代人,纪录片不必做得“很庙堂”。 在电视台工作之余,他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最早一部“拍来玩”的纪录片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下岗卖粉丝煲,生意非常好,因为是肉联厂出来的,知道哪里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在不同空间内,把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生什么。 陈为军完全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我一直跟想拍纪录片的年轻人说,如果想拍好,就得认认真真地谈朋友、结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难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当家长多么艰难。就像一棵树,长到哪里,树荫才能覆盖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笑着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里面,像陈为军这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一行,但他不那么认为。“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问我是否很喜欢做纪录片,说实在话,我随时会不拍。”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确地说,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纪录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需要深入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足够真诚,肯定会触摸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我拍你,拍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会拍到你不想让我拍到的东西,即使你可能会防范。刚开始,你也许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忽略掉。你以为只是和我一个人讲话,其实,很多人在看。在剪辑时,我知道后面有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 这是陈为军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实习记者张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为军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为军:我的满意来自家人和师友,出了这个圈子,太多不满意。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为军:拥有一颗良心,在你选择拍摄主题时就不会为功利和阻力困扰;拥有一颗善心,在你面对拍摄对象时就可以用真诚换真心,成就真实故事。做纪录片这一行,是对心的考验。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为军:父亲是淮海战役中致残,从他的讲述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命如草芥,什么叫大时代小人物!他们顺从的很多就是我们抗争的,同一片天,我理解,但不都认同。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为军:我不希望有轮回。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为军:真实的力量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生命就是真实。只要人类还求真、向善,就会有人做纪录片,就会有人看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是和国际社会零差距的艺术门类。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为军:对孩子的教育有问题,包括我自己,我承认自己被这个教育体系绑架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为军:为国不忘家,这就是领袖气质!我钦佩小字辈的韩寒。我希望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万众一心。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陈为军:真正的自由是肩负着巨大的权利和责任的,所以我选择真正的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为军: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书,到目前为止,是邓晓芒的《灵之舞》。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为军:总体感觉还行,最大的担忧是孩子们,不论他们吃的还是用的,不论他们学的还是我们教的。 有人认为,拍摄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和奇特的事。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谈人性化故事,把道理说好才最为重要。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这是他常说的话。   于是,他在河南的一座村庄拍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在武汉一个小学班级拍出了“民主”的故事。在长沙的一家酒楼拍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日本东京的两个区拍出了全世界的人都能体认的“普世情感”。   他的作品获得过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入选过艾美奖和奥斯卡奖。当他享有国际声誉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他设备简单,收入不高。他殚精竭虑记录“真实”,同时也被“真实”困扰——当这个世界足够真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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