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知情人士称，意在为旧金山一个雄心勃勃的住房建设项目提供部分资金的一笔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的近20亿美元贷款，正受到拖延，原因是中方对美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感到担忧。 美国的措施包括有争议的《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Fatca)，该法将从2014年起生效，可能迫使外国银行针对其提供给美国实体或个人的贷款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缴纳30%的预扣税。 “他们在批准这笔贷款之前需要澄清这些法规的影响，”上述知情人士称。 国开行与美国最大住房建筑开发商之一莱纳(Lennar)已谈判了好几个月，目的是协助为旧金山湾区两个前海军基地Hunters Point和Treasure Island的一个庞大的住房开发项目提供资金，项目总价值高达130亿美元。 莱纳公司拒绝置评。 国开行和中国建筑及铁路企业多年来一直寻求在帮助美国重振其陈旧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扮演角色。 “迄今为止，市政府官员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得到的报告都是鼓舞人心的，”旧金山市长办公室表示。 国开行及其中国建筑、交通和电力企业合作伙伴，已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基建项目中成为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借助一种格外有竞争力的供应商融资形式。 例如，中国方面出资并建造了越南的电力项目、印度的电信项目、沙特阿拉伯的铁路，还大规模参与了斯里兰卡在内战结束后的重建工作。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突显一个事实，即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在于其低成本资本。作为一家国有非上市政策银行，国开行提供尤其具有吸引力的资金，拥有几乎无限的放贷能力，因为该行除了本身的资产负债表外，还能利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税务律师们表示，美国近期出台的税收和监管措施被广泛视为监管之手伸得过长。“Fatca正被用作一根大棒，”纽约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的一名律师表示。 “如果你不能符合所有规则，你就需要交税，没有人希望合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本国的监管机构也不允许他们合规，”另一名美国律师补充说。 外国政府一般能够免受Fatca的要求，但律师们表示，政府拥有的银行不能逃脱新规则。 国开行最新年报没有提到美国的任何贷款。 译者/和风

刘迎秋：我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思路 进入专题 ： 强国战略    ● 刘迎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必须看到，实现一个更加长期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仍然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和挑战，包括国民文化水平和素质提高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问题、社会管理及其自我调节问题、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水平和质量问题以及我国参与和驾驶国际事务能力问题，等等。显然，不可设想，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还普遍较低、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还未全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组合和有效整合内外资源的体制机制也未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能够继续保持长期稳定较快发展并顺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总之，越是向前看，越是从大国战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就越是感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越多、挑战越大：生产力水平及其科技含量总体上还不高，国民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仍然很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广泛存在，如此等等。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说，在上述背景下，集中力量抓紧对我国的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施要点进行深入分析的阐释，揭示存在的不足并加以纠正和修补，总结成功之道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发现失败之由以进一步总结和汲取教训，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我们的工作日程、摆在了全国人民的实践面前。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和探索诸如人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教育进一步加大问题、自主创新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与消化问题、保增长保就业改善国民福利与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条件下我国和平崛起面临的他国挑战问题等等，均迫切需要我们抓紧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更为深刻和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一、要围绕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深化经济技术创新及其路径的研究 　　 　　着力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巨大挑战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的挑战必然日趋突出，对经济技术创新力的要求必然更为迫切。虽然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中，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不断加大的，但必须看到，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也必将是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如何在顺利实现新的绿色革命的同时实现国民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和国民生活质量与福祉的大幅度改善，就成了一件具有重要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大幅度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必然成为我国大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支点。 　　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仍将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相对不足、国民福祉改善相对滞后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必须尽早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背景下，一个较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一次全新改造，探索一种或多种能够与碳减排有机结合的产业更快发展、产能有效扩张、储蓄有效消化、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这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我国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助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有效改善的客观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使用。特别是发达国家力推的环保运动开始上升为“环保主义”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我国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揣度甚至挑战。能否在环保、节能减排等问题上做出成就，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应对国际事务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变得更加“绿色”和更加有效，就意味着我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进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的过程持续10年，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的 10%的产能进行一次以绿色化为目标的更新改造。这种更新改造和产能绿色化无疑会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我国国内需求结构，进而更好地解决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并由此实现我国内外需求相对平衡。 　　达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来自微观层面的挑战，又要着力解决来自宏观层面的挑战。因为，在发展中寻求节能减排、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能源结构，而且需要大量使用节能技术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不仅首先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最新要求，还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城乡居民生活与习惯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特别要求。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则必须首先搞清楚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有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无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还要切实搞清楚国家参与和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以及签订各类协约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应有的策略。实践证明，上述几个层面均要求先进技术的支持。而要实现有效的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基础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进一步发展教育和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核心是提升国民经济技术创新力，最终目标则是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 　　一要围绕碳减排所需经济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可以通过对我国“十一五”期间及此前企业在节能减排成效、成本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开调研，揭示我国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曲线及其技术改造路线，探讨企业如何能够从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从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论证和揭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二要围绕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机制抓紧开展调查研究。重点是分析和阐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政策选择效果，核心是借鉴国际GTAP模型分析和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和阐明在我国开征碳排放税、能源税以及国内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必要性、现实性及其政策，从而论证和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提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及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三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创新力开展调查与研究。要着重分析和阐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教育，重点是国民素质教育和全民创新力的提升，方法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总结和探索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分析和阐明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创新力特别是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原始创新力的体制机制，从而逐步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为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超越提供强大国民文化素质、创新型人才和人力资本支持。 　　 　　二、要围绕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探索内外需求协调的体制机制选择与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面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且行之有效的开放战略，并由此达到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目的。2008年发生的那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从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内外需求的协调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要总结开放经验，实施对外大开放战略。要着力研究和阐明如何从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转而面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并举的全面开放战略。首先是分析和阐明如何处理好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分析和阐明如何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及其资源进而实现双赢和多赢的思路，探索和说明有助于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促进内外需求有机结合和相互推进的体制机制。其次是总结开放条件下我国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解决好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先行先试先发展等问题，重点是解决好已设立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如何“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等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如何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等问题，创造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的新优势，形成促进和带动内外需求相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形态的“走出去”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走出去”形态。大量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在海外开工设厂等方式实践企业“走出去”战略，且“走出去”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这种“走出去”形态将使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上我国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基础，新的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形态及其竞争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开办矿山等等，既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获得国外资源供给和市场支撑，又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抵御全球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就现状而言，我国多数企业把东南亚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走出去”的投资目标，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原则。总结此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指导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做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少害怕甚至抵制我国经济更快发展的言论和思潮。近期泛起的所谓“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况表明，深入分析、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新阶段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有效实践好“走出去”战略，其意义重要而意义深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既要重视、鼓励和促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鼓励我国更多企业甚至个人“走出去”，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内外需求的协调，更有力地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强国战略   

迈克尔·D·耶茨：权力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进入专题 ： 权力 社不平等    ● 迈克尔·D·耶茨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2012年3月号上刊登的文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The Great Inequality），作者迈克尔·D.耶茨（Michael D.Yates）系该刊副主编，著有《为什么工会如此重要》、《威斯康星的起义：工人的反击》等著作。文章在分析了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埃瑞克·舒茨（Eric A.Schutz）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权力理论。舒茨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人们面临的限制条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限制条件根源于权力，权力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并指出由于雇主和劳动者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权力，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最后，他提出了改变目前这种权力结构的一些对策。? 　　?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未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未来竟会是30年，但是迟来总比没有好。“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我们是99%”，从而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摆上了突出的政治议程。然而所谓的99%其实也包括一些富人，1%专指那些既控制美国经济命脉又控制美国政治命脉的人。而即使就1%而言，它也是一个多层次化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是那些拥有最大公司（包括一些卷入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间的大衰退的金融公司）的控股权的人。1%还包括那些竞选出资人、在国会中拥有重要地位的人、总统顾问、最高法院的人等等，他们使政府制定对富人有利的政策。? 　　既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放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有必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我们不能够只看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认为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从富人往穷人转移财富，尽管这样看起来可能富有戏剧性。我们需要新的收入分配理论，这样才能指导我们提出新的政策，更好地应对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幸运的是，埃瑞克·舒茨的新书《不平等与权力：阶级的经济学》（Inequality and Power：The Economics of Class）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证简单而直接。富人有保持富裕的优势，而穷人则处于贫穷的劣势地位。然而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富人对穷人的这种优势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并且不断地延续着这种优势地位关系。占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强化现存的社会和财产关系，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其他群体的权力。《每月评论》的读者一定不会对为什么这些富人是资本家而那些穷人是工人感到奇怪。与其他激进的著作不同的是，舒茨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并且引经据典，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复杂情况，但是一些著作分析的结论最终只会加剧基本权力的不平等。因此，抨击社会不平等仅仅需要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已。可能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办法，但是只有那些强调产生资本家的权力的方式的研究路径，才能最终消灭这种社会权力结构。? 　　舒茨的书中没有多少数据，只有朴素的原理。在分析他的理论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令人震惊，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最重要的两种不平等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收入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得到的现金流或实物流，比如每小时的工资或每年的分红。一般以金钱或实物的形式存在，实物如提供给工人的食宿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在美国又比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无情打压，收入差距也快速地增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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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殖民历史带来的台湾意识的形成，也影响了台湾的国家认同。对国家认同的解释，必须同时解释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现象。对内的方向：为何许多群生活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背景、有时甚至是不同族群的人，会形成一个一致的、共同的国家认同？对外的方向：为何某一群人会认为他们和其他群人，是属于不同的国家。”       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多桑》上映于1994年，导演是台湾著名的电影人吴念真。吴念真以编剧闻名，曾经写过《光阴的故事》《搭错车》《恋恋风尘》《悲情城市》《鲁冰花》等著名的电影，和侯孝贤合作过多次。《多桑》是吴念真的电影导演处女座，侯孝贤担任监制。至今他也只执导过两部电影长片，另一部是《太平天国》。 在《多桑》里，能够看出很多侯孝贤的影子，固定的机位，较长的镜头，暗淡的色彩，以及电影里无时无刻不展现出的台湾的味道。这是一部很忧伤的片子，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描述了一个父亲的一生，也是吴念真对其父亲一生所进行的回顾。 电影里的多桑，是一个在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矿工，多桑的形象是我印象中最最典型的闽南男人的样子：义气、自信、大男子主义、满嘴台语脏话、在家庭里有无限权威，偶尔又有一点不靠谱，总体说来，就是伍佰那个德行的吧。当然，闽南男人给我的这种印象大部分源自于我对闽南和台湾农村的印象以及老的台湾电影里传递出来的感觉，现在台湾的男生，似乎更多的名声是白净清透，相比之前，可以说是时代变换了吧。 这是一部非常忧伤的片子，静静的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片子里的多桑因为生活在日据时代，所以对日本有着浓厚的感情，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去日本看看富士山，结果因为年轻时候留下采矿的职业病——尘肺，最终没有成行。片尾，“东京初学，多桑无言”的字幕，让人唏嘘。 台湾文化中有很多的苦情的味道，电影里有，歌曲里也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拍出的就是台湾电影里的苦情味儿，这个片子的女主角蔡秋凤，唱出的就是台湾歌曲里的苦情味儿。台湾艺术作品里的苦情来自于台湾文化的苦情，台湾文化的苦情来自于台湾历史的苦情。吴念真讲到《多桑》的时候，说他的父亲那一代人，就是“历史的孤儿”，他拍《多桑》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自己死去的父亲，也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和沉默的那一代人。 多桑这一代人不被理解，多桑自己甚至不被自己的孩子所理解。多桑生长于日据时代，每每被问起年纪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昭和四年”出生的。他和女儿争吵国旗上的太阳到底是日本的红色还是民国的白色，被骂成是汉奸走狗汪精卫，晚年听孙子只会国语不会闽南话的时候，又鄙夷的叨咕道：两个台湾人生了个外省孙。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似乎逐渐理解了一些以前不能理解的东西。记得以前刚刚接触一些台湾新闻和消息的时候，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大陆网民对台湾人过度亲日的不满。记得艺人杨丞琳“喜欢穿日本和服，看起来很高贵”的言论就被大陆网民骂到臭头，更不用说李登辉“日本武士”的照片以及“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更是被贴上了“民族败类”的标签。李登辉一直以来的亲日形象，关于钓鱼岛的言论，也是大陆一直对其批判的点，不久之前一个赴台的大陆交换生还因此和李登辉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激辩”，引起媒体的传播。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一直觊觎着台湾，企图将台湾收归其下，这样就可以南下东南亚，西进中国大陆。在甲午战争之前，日台之间就爆发过牡丹社事件，显露出日本要侵占台湾的野心。自从日本占领了台湾之后，就一直面临着各种的抵抗，我们在之前的两篇中分别讲述了来自客家人的抵抗以及原住民的抵抗。那么，既然日本人那么的招人恨，为什么会出现在《多桑》里的日本形象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惹人向往。相比长城，富士山成为了当时一部分台湾人心中的圣地，我想，还是要从日本在台湾五十年的功过是非说起。当然，这部分并不太难，在统派史书中不难找到日本人在台湾犯下的种种罪行，在独派的史书中又很容易找到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种种建设，这可能就是出版自由的好处，作者各说各话，读者各取所需。 日本在台湾的统治 日本在台湾的政策前后可以分为武官统治的时期以及文官统治的时期。 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占据台湾之后，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统治的一开始，为了彻底确立自己的统治权，于是就有了半年多的军政统治的时期，并且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和律令，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设立法制基础，其中有一些比较残酷的法律，比如《匪徒刑罚令》《土匪招降策》等，利用这些法律来杀害抗日的志士。 在确定了比较稳固的统治之后，从1896年的4月开始日本总督开始实行所谓的“民政”，放松了一些对抗日民众的压力，导致了各地的反抗不断的发生。不少的汉人和原住民前仆后继的与日本人的殖产政策进行抗争。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前期，并没有大力度的建设台湾，而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天然的物资公司，什么都往日本运，这当然就触及到了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台湾社会的利益，也就招致了很多的反抗。至今，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之前的牌坊所用的侩木就是从台湾的阿里山上搬走的，所谓的“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我们明年回大陆”之中的神木，就是这种侩木，侩木是台湾阿里山盛产的一种名贵木材，质地坚硬，价格昂贵。日本占领台湾前有几万棵千年树龄的“红侩木”，现在只有五十六棵千年树木。“红侩木”不仅树龄很长而且树干也很高、很粗。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大量砍伐“红侩木”，其中有一棵三千年的“红侩木”也被日本人砍伐了，日本人怕遭报应，在阿里山修建了“树灵塔”，也就是树的坟墓，想减轻罪责。现在山上留下了不少树头，基本上都枯萎了，只有少数又重新长了起来，还有些漏网的已长成参天大树，最大的一棵约两千三百年，树高47米，树干直径25米，就算是十个人伸开手也不能合围起来这棵大树。现在残存的“红侩木”依旧是阿里山的一大景观。 此外，为了抵抗汉人的反抗，日本总督府想到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尽量多的把以前留在台湾的清兵迅速遣返回大陆，并且为了防止汉人和原住民联合抗日实行了“隘勇制度”，防止抗日的汉人逃往山区，并完善和加强了警察系统。在抗日行动稍稍平息之后，又允许日本商社进入台湾山地进行从事伐木和采矿的工作。这是这两个举措，成为了我们之前讲到的“雾社事件”发动的直接原因。 从桦山资纪到安藤利吉，台湾一共经历了19任的台湾总督，其中前六任施行的都是“殖民地自治主义”政策，而从第七任总督名石元二郎开始，开始逐渐的转向了“内地同化主义”。其实早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初期，日本国内就一直存在着如何定位台湾的问题，到底是将台湾视作殖民地，还是将台湾视作本土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定位不仅困扰着日本的统治者，其实也慢慢塑造出了台湾人的两种不同的认同：认为自己是殖民统治下的人，当然对日本的统治相当的不满，认为自己是日本本土的一部分的人，当然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天照大神的子孙。这种纠结显然困扰着《赛德克巴莱》里自杀的那个原住民警察，而多桑显然不拧巴，他属于后一种。 日本对台湾的态度从“殖民地自治主义”转移到“内地同化主义”是有着国内外背景的，国内中，日本“内地同化主义”逐渐得势，主张“内地同化政策”的首相原敬上台。另一方面，美国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提出了“十四项宣言”中民族自决的原则，鼓励各个殖民地要求独立。所以如果日本还是把台湾当成殖民地的话，很有可能台湾会出现独立的运动。再加上各地抗日的举动逐渐平息，所以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就慢慢的转向文官制度。 从这个时代开始，日本在台湾的建设开始逐渐的增加，日月潭水力发电的工程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启动的。除一些建设之外，政治上也开始有了一些松动，允许一些民间人士进入政府，并开创了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如今号称华语世界最好的大学的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就是在1928年创办的。 除此之外，大家比较熟知的政策就是日本统治台湾后期的一些皇民化的政策：1937年总督府下令废止报纸的汉字栏，开始推行日本语普及运动，1940年又修改台湾户口规则，要求汉人改日本姓。此外，日本还在宗教信仰上逐步的改变台湾原有的信仰，比如收购和拆除原有的祠堂，要求民众拜祭日本的天照大神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日本在文化上切断台湾和中国的联系的一些很重要的手段，但是，我想这些给当今台湾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上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一般说来，认同包括两种层次，一种是文化上的，一种是政治上的，目前来说台湾在中华文化的认同上还没有偏离的很远，但是政治认同上两岸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日据时代，台湾就出现了渴求自我治理的设置议会的请愿活动，一方面建立了自我政治认同的基础，一方面也为台湾人民之后跟国民政府争取民主权利的行动也奠定了一些基础。当然，这并不能归功于日本的“赏赐”，而是台湾民众争取来的结果。 由于马英九要凸显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执政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台湾历史和中国历史被政治力量操纵成为两本历史教材，逐渐分家的时候，马英九就要借助于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将台湾的历史和民国的历史做一些连接，其中对抗日本的部分就变成了两岸历史的一个公约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赛德克巴莱》这样的电影才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电影获得了台湾政府的补助，并且政府大力宣传这样的片子，之前讲到的《一八九五》也是一部受到马英九高度肯定的片子。当然，照此说来，《多桑》这样的片子如果诞生在现在，应该不会受到马政府的多大的待见了。 所以马英九上台之后除了多次提到莫纳鲁道之外，还多次提到的名字就是林献堂和蒋渭水，他们两个都是在日据时期多次向日本总督政府请愿设立台湾民选议会的人。从1921年到1934年间，在林献堂的领导之下，台湾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留学生）连年向日本国会请愿，要求设立拥有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的民选的台湾议会，前前后后一共十五次。并且在请愿的过程中先后设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民众党”等组织，虽然前前后后的请愿活动都被驳回，但是还是为台湾留下了很多的遗产，一方面，这是台湾第一次广泛传播“三权分立”“议会政治”等先进的政治理念，其所提倡的台湾的自治主义又为以后的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也好，独立运动也罢提供了基本的立场。 这些请愿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进行，这些政治活动还是为台湾培养了一系列的台籍的政治精英和人才，1935年之后，台湾总督府开始改革地方自治制度，把以前都是官派的各市、街庄议员改为一半为官派，一半为民选，在这些民选的席次中，请愿活动中有多人当选。这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请愿活动的目的，但是还是为近代台湾社会提供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启蒙的训练。 当然，虽然日本建设台湾不如后来建设中国东北那样的认真和热情，但是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还是给台湾留下了很多的东西。日本在台湾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逐步的驱逐出了自《天津条约》规定台湾开埠以来进入台湾的各国的外资、建立了一些国营事业和专卖制度，其中台湾的一些特产、比如樟脑、鸦片等都由日本企业独占，烟草酒类等等商品也由官方来专卖。这个专卖制度，也为后来的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索。 日本时期还是台湾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在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完工之后，台湾的工业慢慢发展起来，酒精、化肥、金属工业等项目逐渐上马。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造船、汽修等重工业也发展了起来，这使得到1945年日本离开台湾之时，台湾竟成了全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先进的省份，最起码是之一。 所以，在1945年老蒋从日本手里接手到的台湾要远比1949年老毛从老蒋手里接手的中国大陆要好治理的多，因为不仅日本人给台湾留下了很多的物质基础，还有很多建立起来比较完善的制度建设。“日本占领时期最持久的遗产，还不是生活水平的改善，而是一个相对高素质的人口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赢得胜利致使大陆人大批涌入台湾，岛上的人均收入优势几乎丧失殆尽。一个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日本人所移植的经济结构还是保存了下来。但是，日据时期的主要经验是，要开发台湾的经济潜力绝不能仅仅依靠无情的市场力量。它要求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这似乎是来自大陆的进入势力很难有可能予以提供的。” 日据时期给台湾的影响 记得我最早读到台湾的文章里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国民党兵看到台湾的自来水龙头能够自动出水之后，颇为新奇，于是就自己买了一个水龙头插在墙上，但是怎么也不出水。这显然是台湾人笑话初到台湾的国民党兵没见过市面的笑话，却也侧面的体现出了当时台湾的现代化水平要高于大陆。但是，半个世纪的殖民经验给台湾留下的远非如此。 目前在台湾的政治中，一个政治上非常正确的概念就是“台湾意识”。蔡英文在选举时候说不要“九二共识”要“台湾共识”，马英九在讲到和大陆做生意的时候也时刻讲这“台湾优先”。这种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受了台湾殖民历史的影响。台湾历史上先后受到过西班牙、荷兰、明王朝、清王朝和日本的统治，历史不可谓不悲情，在这种悲情的历史中台湾人逐渐的觉得谁都靠不住，要靠自己“出头天”。 “殖民意识”的形成与日本的“殖民政策”密切相关，最明显的就表现在“皇民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普及日语是日本在台实施同化政策的核心，因此台湾人民先后创办了《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汉文报纸，介绍中国情况，提倡白话文等，这些就是台湾逐渐在反对日本殖民的政策时发展出的“台湾意识”的具体表现。据统计，当时500多万台湾人中，至1941年底，申请更改姓名的仅仅不到一万户。这体现了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对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政策最起码保留着不主动的态度。 殖民化的过程给台湾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一种优越的意识形态——皇民心态。台湾被日本割占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进行了一些殖民建设。到光复后，台湾的平均发展水平超过了大陆。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台湾民众的“皇民意识”开始发酵。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代表的是落后，日本及其统治下的台湾是先进的。虽然1945年收复台湾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全面实施“祖国化”教育，使得这种状况迅速扭转，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往往很难在短期内转化，吴念真说多桑这一代人是历史的孤儿，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一带上面是清朝传过来的中国文化，下面是国民党带来的大中华教育，在这两个之间夹杂着他们这一代人的皇民心态。而这种皇民心态，后来和恐共心态合流成为了台湾排斥“中国认同”，强调“台湾认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由殖民历史带来的台湾意识的形成，也影响了台湾的国家认同。对国家认同的解释，要从内和外两个方向来进行解释。对内的方向：为什么许多群生活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背景、有时甚至是不同族群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人？对外的方向：为何某一群人会认为他们和其他群人，是不一个国家的人。 不论是内向或是外向的解释，台湾的殖民地经验似乎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行政单位就是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不论是在欧洲从帝国崩溃分解为民族国家，或是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脱离母国的民族之一运动过程中，帝国内部的行政单位和管辖范围，都成为“想象社区”疆界的重要基础。日本的殖民政权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官僚体系和现代化的流动社会。也就是说，日本政权在台湾原来那个台湾农业社会中原始的、互相隔离的，地区性的经济单位和社会互动，整合成一种单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这样一个单一的行政单位，单一的经济领域和社会互动场域，虽不必然导致“想象社区”的出现，却是它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在国家认同的外向解释上，从1895年至今，台湾和大陆只有四年的时间同时处于同一个行政单位之内。这种政治分离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分离，虽不必然造成想象共同体分离，可却是一个让独立的想象国家可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当然，在台湾人形成“台湾意识”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就是1947年发生的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下一篇就会说到这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悲情城市》。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北辰》复刊词 高中时代，某种隐喻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