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居里夫人 大事记 64年：罗马发生严重火灾，14个街区当中的10个被央及，其中3个完全烧毁。 1496年：英格兰加入康布雷同盟。 153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宣布教皇权力无效，自任圣公会领袖。 1658年：利奥波德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92年：法国向撒丁王国宣战。 1872年：英国实行秘密投票选举法。 1898年：法籍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宣布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钋。 1925年：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就达尔马提亚问题签订内图诺条约。 1925年：德国政治人物希特勒在监狱中口述完成的《我的奋斗》一书出版。 1932年：日本大举进犯热河。 1933年： 蒋介石 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剿共”军事骨干。 1940年：应日本请求，英国禁止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通过缅甸。 1942年：德国Me 262战斗机由活塞发动机改成喷气发动机后进行首次试飞。 1944年：东条英机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而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 1956年：中国政府宽释第二批日本战犯。 1963年：美国、墨西哥解决争执五十年之久的查梅萨尔边界纠纷。美国同意将该地区让与墨西哥。 1965年：拉丁美洲议会成立。 1966年：美国双子星座10号宇宙飞船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1969年：香港政府刊登宪报公布一夫一妻婚姻法案。 1972年：埃及政府下令苏联撤走驻扎在埃及的军事顾问。 1976年：在黑海的一艘苏联航空母舰第一次通过土耳其海峡，同在地中海的苏联舰队会合。 1980年：印度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1982年：香港华星唱片与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举办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由梅艳芳（1963-2003）夺得冠军。 1984年：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在立法局逐步加入民选议席。 1988年：两伊战争：伊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停火决议。 1988年：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接手福利公司，正式行驶于葡属澳门。 2007年：中国山东省济南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造成25人死亡、4人失踪、170多人受伤，和重大财产损失。 出生 1853年：洛伦兹，荷兰理论物理学家（+1928年） 1889年：木户幸一，日本政治家（+1977年） 1918年：纳尔逊·曼德拉，南非政治家、前总统 1921年：约翰·格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人 1950年：理察·布兰森，英国著名企业维珍集团的执行长 1950年：杰克·林顿，加拿大众议院议员、新民主党领导人、政治家 1967年：冯·迪索，美国演员 1978年：梅丽莎·特里奥，法国记者，新闻主持人 1979年：徐余伟，台湾棒球选手，效力中华职棒La new熊队 1980年：广末凉子，日本歌手及演员 1980年：基丝汀·贝尔，美国女演员 1981年：郑雨滇，香港现役骑师 1985年：查斯·歌罗馥，美国男演员 逝世 1139年：吴玠，南宋名将（1093年－） 1817年：简·奥斯汀，英国作家（1775年－） 1872年：贝尼托·华雷斯，墨西哥总统（1806年出生） 1902年：西乡从道，日本近代军人、政治家（1843年出生） 1985年：马恒昌，全国劳动模范，工运活动家 2007年：程十发，著名中国画大师（1921年出生） 世界日及国际日 曼德拉国际日：2009年11月11日，第六十四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曼德拉国际日，以表彰“其为和平及自由所作出的贡献”。

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 进入专题 ： 中等收入陷阱    ● 马晓河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1。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①，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②。2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行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进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这里以日本、韩国和巴西为例，来分析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三大结构是如何变动的。     (一)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的局面。然而，在此后的30多年里，日本经济先是得到迅速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比如：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增长8.7%;1955～1972年年平均达到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为8.5%、1960～1965年年均为9.8%、1966～1970年年均为11.6%;1970～1980年平均年增长4.5%。③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0年为113美元，1955年为209美元，1960年为431美元，1965年为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④。34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四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四是政治结构转换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收入转型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此时第二产业接近4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后又出现了加快上升趋势(见表1)。从工业结构看，战后日本首先通过大力发展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发展，比如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2.3倍、73.6%、3.8倍、5.8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化。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1.71倍。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增长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20世纪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7     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在“岩武景气”的1945～1955年，日本社会压低民间消费需求，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过剩劳动力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中产阶级扩大了消费需求，稳定了社会。据有关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2万美元，此时政府更是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从统计资料分析，日本在收入转型过程中，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投资率不断下降，1973年投资率下降到38.2%，1980年为32.2%，1993年为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为61.8%，1980年为68%，2006年达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⑤，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另外，日本的政治结构转换成本较小，也有利于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度。皇权被高高“挂起”，天皇无权参与国政，只是国家象征。国会是最高权力和立法机构，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在国会中，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选举产生，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在日本政治结构中另一个特点是，尽管它是多党制国家，但从1955年到2009年，自民党一直执政(在1993年到1995年短暂失败)，是自民党带领日本人民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进发达国家行列。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一党多派，形成党内互相监督制约;二是党内轮替执政，形成了权力的有效接应：三是社会监督，在野党和社会共同对执政党进行监督。     (二)韩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韩国的经济转型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后来，由于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实现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使其很快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1961年到1994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年平均增长9%。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1970年为270美元，1977年为1000美元，1980年为2330美元，1990年为5770美元，2000年为8910美元，2002年为9930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1530美元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⑦。8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韩国农业占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占GDP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一直是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以前，韩国产业结构转变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服务业变化不大;1990年以后，主要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见表2，下页)。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韩国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韩国产业结构成功转换的经验就是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与需求结构变动分不开的。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为31.61%、1991年为38.9%、1997年为34.97%、2002年为26.7%，消费率1965年为92%、1980年为76%、1990年为63%、2000年为66%、2006年为69%。需求结构变化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城市化已经完成，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持续上升，这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⑧，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条件已经具备。     还有，韩国的政治结构转型也支持了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二战”后，韩国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了总统制。“二战”后韩国先实行民主体制，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落后，低收入人口多，中产阶级群体小，社会矛盾突出。1961年朴正熙建立威权体制，创造了“汉江奇迹”，1979年全斗焕任总统，继续延续威权体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韩国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在强烈要求建立民主社会呼声下，全斗焕被迫下台，卢泰愚出选总统并在社会压力下推进民主化。所以，韩国政治体制结构转换是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二战”后由于缺乏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支撑，使得政治结构转型出现过动荡，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转型顺利主要是有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理性群体的支撑。     (三)巴西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教训     巴西的发展要比韩国更早一些。“二战”后，巴西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到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只有2.2%。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只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到199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GNI)4730美元，处于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但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美元。是什么原因导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产业结构方面，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得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炼铝、重型机械、航空等倾斜，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     在需求结构方面，由于巴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使得巴西一方面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举债，又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巴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导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社会不稳定。从理论上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市场大小决定了工业的规模、结构增长速度。而国内市场大小又决定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使得消费倾向很高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结果使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1980年与1970年相比，占城市5%的最富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30.3%上升到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收入比重从16%下降到13.1%;占农村人口50%的贫困人口收入占收入分配总额的比重从22.4%降到14.7%，而最富者收入比重从23.7%增至44.2%。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达到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巴西长期贫富分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     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又采取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过快、数量过多，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造成过度城市化。无论是在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还是在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巴西的城市化都是偏高的。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政府没有能力为城镇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过多的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此外，巴西长期通货膨胀。由于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又要发展进口替代的重化工业，只有采取高通货膨胀政策，高通货膨胀侵害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也影响了社会结构转换。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卢拉总统上台后，巴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注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施零饥饿计划，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巴西经济实现了持续加快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357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9886美元，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比重由2003年的36.5%上升到目前52%11，消费在三大需求结构中占比达到60%。目前，巴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条件基本具备。可以预见，巴西不久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上述三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结构转型实践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     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是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积极培育和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三是城市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换。四是政治结构转型必须符合国情，并与理性群体中产阶级的成长保持同步。          二、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          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⑨，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较难克服的国内体制和政策困境。     (一)中国加快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第一，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第二，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打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in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二)中国调整需求结构遇到的困境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条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条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第一，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见表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⑩，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24.3%。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会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1998年来，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亿元，增长了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了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11)。可见，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第二，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9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12)。从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2/5(见表4，下页)。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13)(见表5，下页)。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占人口的12.1%，按照亚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每人每天消费2～20美元计算，扣掉底层中产阶级，中国也只有38.8%人口算中产阶级(14)。1213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二是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三是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工人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第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只有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家庭储蓄才会减少，消费才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边缘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15)。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中国2009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6.16%(16)。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三、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困境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产业要想从低端向中高端方向转化，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产业结构层级尚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见表6)。在此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由于土地资源非农化步伐加快，劳动力非农化步伐缓慢，为了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取得最大收益，农民只有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最终造成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收益率下降。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没有能力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当中央政府的公共投入增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要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滞后。但问题是，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农业不实现现代化，是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     第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制造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微笑型曲线”(17)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根据实践经验，处在“微笑型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获取的附加价值和利润都较高，而处在“微笑型曲线”中间的产业环节，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组装费用，利润率非常低。由于中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无“芯”。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目前制约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产业研发投入不足。中国制造业产值总量规模占全球的14%，而研发投入仅占世界0.3%;二是缺乏高端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相对较低。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远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在产业技术方面，目前中国炼油工业80%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以及手机、DVD、数字电视等消费电子领域的芯片都长期依赖进口，高档数控系统国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1.5%，国产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市场占有率仅为5%，生物医药95%以上为仿制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缺“芯”，关键技术环节依靠国外，使得中国将大量产业收益让给了外国。     第三，从第三产业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从总量看，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农民难以进城落户，使得人口无法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当城镇人口不能集聚到一定规模时，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需求空间。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率如果不超过60%、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达到60%以上，是难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从内部结构看，由于制造业两头在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又造成国内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此外，中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支撑产业结构转换。     第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以能源消费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从14.5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2.5亿标准煤，增长了123.3%，其中工业耗能由10.38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1.92亿吨，增长了111.2%，工业能耗量占全社会能源消费了比重由71.3%升至71.48%(18)，对全社会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在上升。在工业中，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8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能耗的70%左右。这显示出中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目前，中国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能否实现以较低的能源需求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完全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第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中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显然，当年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模式不可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由向市民社会转型。     第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     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还包括2.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10年，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是着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其一，政府要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消费成本。其二，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其三。健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凡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欧许多国家达到70%以上。因此，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除了推进城镇化之外，还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环境，既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大规模，又支持服务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要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商务服务业更快发展。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铁路、航空、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尽量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今后，为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在农业发展方面，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残留、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今后，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14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向关键产业领域投资，向研究开发投资，向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用3～5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积极改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给比重，鼓励向高效可持续能源领域投资，支持绿色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扩大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的供给总量。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中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1》人均GDP与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之比计算。     ②在《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7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976～3855美元的国家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856～11905美元的国家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1190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③资料来源：嘉肯行业研究部：《日本经济发展史摘要：1955～1980年高速增长时代》，www.charcoln.com_201004jp.htm;《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现状》，web.cenet.org.cn/upfile/95421.doc。     ④1947～1955年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当年日元兑美元汇率折算;1960年、1965年指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后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⑤通过测算，1970年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5.38美元。     ⑥2000年以前韩国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以后是指人均国民收入(GNI)。     ⑦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发展报告》中测算，2002年人均GNI在7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达到736～29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达到2936～90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9076美元及以上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⑧总值达到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     ⑨到199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3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标准，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2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⑩这里工业企业利润是2010年1～11月份数据。     (11)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和《中国统计摘要·2011》计算。     (12)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6》和《中国统计摘要·2011》。     (13)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城乡内部不同等级收入户占总收入比重均是以相应等级调查人口数与相应等级人均收入乘积与调查户总收入之比。     (14)李培林、张翼(2008)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三维度分层测算，2005年中国核心中产阶层和半核心中产阶层占全国的12.1%，城市占25.4%。《广州日报》2010年8月30日：根据亚行测算，2008年中国日均消费2～20美元的人数8.17亿人，如果扣掉3.03亿底层中产阶层，实际有5.15亿中产阶级，占38.8%。     (15)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例，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21891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的36%，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当年年底覆盖面只有13%左右;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口为19996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33%，到2008年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对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依然偏低。     (1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提供的资料，2009年中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7606.68亿元，保障性住房725.97亿元，医疗卫生3994.19亿元，三项占财政支出比重16.16%。其实，医疗卫生支持有很大部分并不是用于真正的公共医疗保障。     (17)有关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创造的利润表现为“U”字形，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包括制定技术标准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处在产业链两头的企业，利润率很高，而处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企业利润很低。因此，在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面技术标准则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是企业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在产业分工理论上，“微笑曲线”是由台商宏?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     (18)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工业能源消费量是2000年与2009年数据比较。     【参考文献】     1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整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2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35(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张塞：《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67郭金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30～134页     8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10郭克莎等：《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11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12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8卷，2008年     13《亚行称中国中产阶级层超8亿人标准为日消费2美元》，《广州日报》2010年8月30日     14汤敏余建托等：《迈克尔·斯宾谈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2010年第8号     15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比较》2011年第3期     16宋佳武：《谨防“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9期     17肖玮蓝朝晖：《中国将面临产业被动升级》，《中国经贸》2010年第7期     18马晓河等：《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演变》，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年     19李建伟：《投资率和消费率演变特征的国际比较》，《中国金融》2007年第8期     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关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6期     21郑秉文：《拉美“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国际比较的背景》，《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2月(增刊)     22《日本国民是怎么变富的》，《扬子晚报》2010年8月11日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89.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 2012-07-15 08:31:48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 进入专题 ： 中等收入陷阱    ● 孔泾源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①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应对得当，就能顺利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重大变革时期。          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凸显：普遍现象与特殊表象          （一）经济体的分类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对各经济体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国民总收入（GNI）是一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来自国外的净收入（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之和。世界银行采用市场汇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将本币价值换算为美元的方法，即所谓“图谱法”，来计算GNI和人均GNI，并依此对经济体进行分类。     基于分析的需要，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并于每年7月1日根据对上年人均GNI的估算修改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分类。根据2011年7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GNI在100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1006～1227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两类。前者的标准为1006～3975美元，后者为3976～12275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通常又合称为发展中经济体。     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35个，中等收入组110个，高收入组70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上中等收入54个。     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高收入经济体（过去十年发展中经济体年平均增速达到6.8％，而高收入经济体仅为1.8％），但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巨大。2010年，所有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NI为38658美元，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3764美元，低收入经济体为510美元。②     跻身“高收入俱乐部”的70个经济体，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二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托管或有密切联系及有特殊条件的一些岛屿，如关岛、格陵兰岛、开曼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等；三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文莱；四是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五是一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中国台湾未纳入统计）；六是以色列。     按照世界银行的地区分类，低收入经济体大多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主要分布在4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欧洲与中亚”（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相当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率就显著放缓，从而长期徘徊在“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之外。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阿根廷于1962年，智利于1971年，乌拉圭于1973年，墨西哥于1974年，巴西于1975年，哥伦比亚于1979年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属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叙利亚甚至一度重回低收入经济体行列。1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第四份关于东亚发展研究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③中，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是：     第一，经济增长不稳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1970～1980年间，印尼、菲律宾GDP年均增速分别为8％和6.6％，而在1981～1990年间，则分别降至5.5％和1.6％。2     第二，金融体系脆弱。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高估使本币币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收入水平差距最大的地区，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20倍。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5以上，其中阿根廷0.53，智利0.54，巴西和玻利维亚更是高达0.61，这些数据都远远高于OECD国家0.35的平均水平3（见表1）。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体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公共服务短缺。以拉美国家为例，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拉美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有关的社会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在拉美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地区，政府往往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既不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也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导致黑社会控制、暴力活动猖獗，贫民的生命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此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还存在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各经济体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不尽相同。     （三）“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的主要表象     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同，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意味着存在较大的回旋空间。但必须看到，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在增加，“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已经日渐凸显出来。     第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的风险增大。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需和投资拉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外需严重萎缩，在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依靠高强度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仅仅能解“燃眉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甚至体制回归等后遗症，加之增长方式粗放、科技体制不顺、创新能力薄弱等痼疾依然，因此，一旦增速放缓，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低效率问题就会全面暴露，包括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地方债务风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有可能造成微观活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甚至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中国金融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抑制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信贷市场以国有或国有资本主导的大银行为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错配、服务不足、方式落后和风险累积。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偏小，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场外交易市场迟迟未能推出，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企业高度依赖间接融资，造成风险过度向银行业集中。三是金融调控体系僵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制约。四是金融监管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并存。金融业及其调控和监管方式，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30，在国际上属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1997年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水平，目前达到0.46左右。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78年为2.57∶1，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后曾一度缩小，但90年代后又不断扩大，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1左右，2010年达3.23∶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更大。     第四，公共服务总体不足，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严重不均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上学贵、看病贵、就业难、房价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态环境污染重等问题，已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难题。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升学率远低于城市。绝大多数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的卫生费用是农村的数倍。文化资源基本集中在城镇，乡镇以下多数没有文化设施。在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以致有的学者作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论断④。     第五，对低成本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依赖，结构调整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依靠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低成本竞争的优势。但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被锁定在“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十分微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利润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8.6％，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占世界的19.5％（见表2）。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4在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价格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难以为继，生存十分艰难。近期接连发生的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但缺乏创新能力，转型谈何容易？          二、“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发展类型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就其发展类型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应该看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是拉美国家特有的现象，除英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都实行过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的问题在于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都比较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无法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又使国内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进口替代部门大量进口资本品和机器设备，所需外汇靠初级产品出口难以满足，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匮乏，入不敷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明显下降。随着债务规模持续上升，长期性债务越来越难以筹措，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债务，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之初，拉美国家曾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赶超，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拉美奇迹”。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二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凭借计划经济体制的超强资源动员能力，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有限剩余被强制占用，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这些国家依靠计划安排生产和消费，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经济增长的低质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没有真正竞争激励的国际市场，企业和产品都缺乏真实竞争力。长期的矛盾积累，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20世纪70年代以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放缓，计划体制已越来越难以为继。“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曾一度模仿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都先后面临经济发展的窘境。     三是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二战”以后，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在独立之初，曾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工业。20世纪60、70年代，这些经济体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先后转向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些经济体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强化产业政策实施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并实施鼓励出口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在当时内部市场容量有限、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亚洲“四小龙”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起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日益显露，主要是：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而忽略了监管；外贸依存度高，产业结构和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1997年7月，泰铢在遭受国际游资大规模投机影响下，造成巨额贬值。在这一突发事件的波及下，亚洲一些经济体货币竞相贬值，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体制特征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用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三元方程来解释经济增长。但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要素积累和生产率的变动很可能只是增长的近似原因，而自然地理、贸易、制度等是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其中制度是影响各经济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5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发挥公民特别是企业的创造性。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阶段，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技术学习和模仿一定程度上重于技术创新；但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就越来越成为必需。而一个经济体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高质量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制度的竞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基本制度的缺陷非常明显：     第一，就经济层面而言，主要是要素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以土地要素为例，很多研究发现，日本、韩国的土地改革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而之后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一步确保了这种分配的均等化。相反，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归村社（公社）所有。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美洲后，大肆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贩运来的非洲黑人充当奴隶，建立了无数个大庄园，由宗主国白人充当庄园主。拉美各国独立后，这种大地产制一直保留了下来。20世纪2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普遍进行了土改，但这一改革是不成功的。据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调查，在各国普遍开展土改后的1966年，很大比例的土地仍为大地产主控制。这一比例在阿根廷最低，为37％，在智利、秘鲁最高，达82％。在拉美，绝大多数农民不是没有土地，就是土地少得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1966年，这样的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60％，巴西为68％，智利、哥伦比亚为70％，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达88％。6大量无地又无业的人口不断涌入城市，造成贫困现象在城市地区聚集，形成了所谓“贫困的城市化”。这样，初始的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长期而又持久的影响，使那些不利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永久化。传统计划体制也是造成要素资源错配的典型例子。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着眼于经济上的赶超，往往将大量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集中在政府手里，配置到国有重工业部门。但这种配置形成生产的低效率和低活力，导致国内需求难以满足、国际竞争难以应对，在经过经济成长初期的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便增长乏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以后新独立的许多亚非拉国家，都曾效仿前苏联建立起计划体制和庞大的国有部门，但实行二三十年后都不得不改弦更张，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就社会层面而言，主要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对立。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但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初，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往往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政府政策通常缺乏前瞻性，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7一项有关社会流动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秘鲁、智利和巴西，代际受教育程度相关性指数分别高达0.66、0.60和0.59，在印度尼西亚也高达0.55，表明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严重缺乏，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指数一般都在0.40以下，美国、瑞士最高，也仅为0.46（见表3）。8在拉美国家，缺乏垂直流动的机会，只有军人职业能够给中下层人民提供打破等级藩篱，通向权力、财富与社会特权之路的机会，这是拉美国家军事政变频发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社会阶层结构的长期固化和对立，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第三，就政治层面而言，主要是政治结构的适应性不足和对既得利益的强化，造成相关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是政治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在拉美国家，一个可能的场景是“精英治国模式”和“民粹主义模式”的循环：靠军事政变等手段上台的专制政府，用高压手段启动增长，导致不平等扩大，社会紧张加剧。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几个回合后，社会不满达到极限水平，动乱全面爆发。而由军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后，为了获取政治支持，当政者向民众作出不切实际的福利承诺，但因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政策。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使民众的不满不断累积，军事政变又将发生。920世纪80年代后，军事政变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依然没有停止。推动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对“精英治国模式”的修正。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把经济发展当作国家目标、意识形态乃至迷信；有辅助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集团；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成功。㈣为打破贫困陷阱，启动快速增长，强势而精明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描绘发展目标、制订计划和战略、开发人力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扶持中小企业、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等。高速增长启动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城市化的扩展、收入差距的扩大、腐败的蔓延等也随之而来，为此政府同时需要采取一系列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政策。这一模式可以维持几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如果不能顺利实现向更加富有和民主化的社会过渡，社会的动乱和政权的更迭将不可避免，一如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和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结局。     （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体制因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实行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就决定了中国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面临的体制约束有很大的不同。但居安思危，也要看到，中国还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影响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因素。择其要者来说，主要是：     一是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虽然经过30多年的持续改革，中国仍然保留了庞大的、战线过长、范围过宽的国有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完成。有的行业和领域，政企尚未分开，改革还没有破题。这些行业集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于一身，既抬高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也抬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损害了全社会的竞争效率、发展活力乃至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有可能阻滞中国经济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也与此紧密相关。在能源、铁路等产业部门，在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等服务领域，行政垄断不仅造成内部激励不足，而且阻碍了外部资源的进入，造成发展缓慢、结构扭曲、供给不足、服务低劣等痼疾难除。     二是金融体系相当脆弱。中国金融业管制过多，发育不足，存在着众多的经营性风险甚至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作为资本市场的早期形式或原生形态的场外交易市场至今未能建立起来，直接融资严重不足，企业生产经营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民间资本参与度不够。银行主要贷款给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过于集中。第三，利率体制僵化，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政府确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远低于实际的市场均衡利率。这种利率机制的扭曲，不仅造成资源的错配，而且导致地下金融“高利贷”泛滥。第四，中国存贷款利差过大，达3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一般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其实质是损害储户的利益来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五，由于涉外经济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不顺，客观上造成了通过出口大量低附加值产品获得经常项目顺差，通过优惠引资政策形成资本项目顺差，而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产品，这意味着一方面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实际上是从资本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遭受了双重损失。第六，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币购买外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金融监管机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错位的问题，金融监管部门过多干预金融决策过程，既导致金融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又造成金融监管失当或不力。     三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根本打破。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所谓“二元结构”，是指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中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经济存在差别，更特别的是，城乡社会结构、城乡居民的权利义务被二元化了，而且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固定下来。过去的改革开放已经猛烈地冲击这种二元制度，但其基本的框架依然存在。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二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由集体地权变为国有产权，方能用于非农业建设。在征用过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主要由城市政府和开发经营主体获得，被征地农民无法分享。第二，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区域的公共品提供基本上由国家财政负责，而农村地区的公共品提供长期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负担。第三，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居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政治权利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正是由于城乡“制度二元”，造成了“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介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庞大边缘群体。而“二代农民工”的出现，表明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固化的苗头。2000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11近20年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学生的教育机会差距也出现了逐步扩大趋势。在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12目前社会上所关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反映的是公众对社会流动性减弱趋势的担心。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从初次分配看，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挤占了居民收入的份额。1995～2007年，政府收入比重提高了4.0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了1.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4％，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韩国（45.4％），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如南非（68.25％）、俄罗斯（44.55％）以及巴西（40.91％），⑤甚至低于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等地的平均水平（40％左右）⑥。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突出。在再分配环节，对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约束不力，对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保障不力，对高收入调节不力，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过高的财产差别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节。     五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是“全能政府”。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了消极影响：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机制。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在五级或六级政府主体同时活动的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法团化”甚或“公司化”的现象十分明显。⑦也导致各级或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保护国有公共部门在公共品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压力不够、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三、出路：转型发展和制度创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持续不断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展望未来，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一）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做到微观竞争起点公平，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市场决定，政府调控适应市场规律而不是扭曲市场规律。为此，要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市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     （二）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三）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以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重点，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四）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六）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使中国能够早日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引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② 参见世界银行2011年7月5日新闻稿《国家分类的修订》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③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2007, Washington D.

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 进入专题 ： 新自由主义 资本积累 金融危机    ● 吴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值得关注的是，为何出现了一些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国家金融垄断集团大规模转移现象？这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剥削掠夺方式）出现了何种新特征、新趋势？本文着重回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过去数十年中兴风作浪、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反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剥夺性积累的全球左翼政治运动的特征和前景。     　　     一、资本积累方式的三次变迁与资本主义危机     　　     自19世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21世纪初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1.旧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15世纪末至18世纪晚期，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掠夺金银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发动侵略战争去拓展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殖民地建立新的资本积累中心。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1846—1850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引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危机，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易占据首要地位。但到了1860年中期，这些方式已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法国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发了无产阶级运动。1870年后，欧洲的剩余资本被迫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在海外掠夺殖民地来应对国内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因此，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出路，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内在驱动力量和重要的经济根源。     在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     2.二战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垄断资本转而采取以加强经济渗透与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殖民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和金融垄断。     其次，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美国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罗斯福“新政”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开始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建设，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上。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战后，美国试图为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推行“马歇尔计划”，对盟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美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作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     3.由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资产阶级现代自由主义派构筑的“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已被耗尽，不但不能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导致严重的“滞胀”危机。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长期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四大病态”。另一方面，二战后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福利国家建设使工会力量得到增长，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上涨，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严重资本积累危机征兆的显露，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这种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美英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石。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特征、表现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方案，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阶级手中。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采取三种途径：     第一，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强迫发展中国家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彻底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就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全面私有化了，社会生产被去工业化，资源和垄断公用事业部门这些能够带来大量稳定租金收入的行业和部门被大量转手给西方金融力量，结果必将造成失业蔓延、物价飞涨，资源被提升到国际垄断价格，而劳动力却根据本国行情定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远远超过这些国家人民能够承受的程度，最终导致普遍饥荒和各种危机。     第二，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他们现在的资本积累方式是“以钱挣钱”，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财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惯用的掠夺手法是，运用手中雄厚的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首先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投资攫取当地发展的红利；二是利用手中的资本推动当地廉价劳动力步入创造财富的行列，为它们日后掠夺创造条件。财富积累一旦达到预设目标，国际垄断资本就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这些国家捞取永久利益。     第三，通过军事凯恩斯主义武力剥夺他国石油战略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全球资本积累和单极全球霸权。美国企图通过战争来控制中亚里海、波斯湾的石油战略资源。近十年来，美国积极抢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科索沃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要地，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政府上台，使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和市场沦为美国全球资本积累的牺牲品。如果再控制了伊朗，美国就能控制全球石油战略资源，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比以往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都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寄生性和腐朽性。     　　     三、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国家，转变为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它实质上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掠夺性金融体制下，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所带来的恶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在实体生产领域中如何吸收庞大的过剩资本已变得愈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投机。在强迫各国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美国金融寡头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相互间或者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但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包装而成；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就需要举借新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不断“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成的金融衍生品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股票促销、庞氏骗局、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产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流失、债务责任程度的提高、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这一切就成了“滞涨”危机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操纵下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次贷危机爆发后，除美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外，从欧洲到亚洲，多家国际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并大规模收缩相关业务，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枯竭，迫使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央行纷纷加入救市行列，频繁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资金。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后向欧洲蔓延，又引发了欧洲股市大幅度震荡，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国家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股票下跌更为严重。由此导致了美国、日本、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GDP连续下降，工业产值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戴维·哈维认为，这种妄图通过“概念化的资本流动”来“圈钱”、暴露人类最歇斯底里的贪婪欲望的华尔街经济模式，充分凸显出其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四、新自由主义将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1.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使资本的逻辑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利益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裂。     在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剥削掠夺机制下，导致了在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反倒出现了历史罕见的10亿人口没饭吃、部分国家彻底丧失发展能力的境况，这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过去50年来，工人们在新自由主义的肆虐中一无所获。20世纪80—90年代，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国资本在提高本国经济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口号下，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而把广大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造成了西方国家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使得全球的工人阶级增加了近20亿。因此，全球产业后备军的过剩供给导致了过去30年间工人阶级的权利日益被剥夺，资本剥削愈加残酷，工人阶级的总体生存条件日益恶化。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表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已被极少数超级富豪操纵。经济自由主义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它们出售的“有毒”资产的收益作为利润已进入金融寡头的口袋。对它们造成的损失，所谓的“民主政府”却公然包庇、纵容，不仅金融寡头几乎无人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这些“纵火犯”。在民众看来，金钱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愤怒的抗议者们于是爆发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尤其是反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在激起社会政治斗争。     当下，反抗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和反抗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活动是雇佣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改善生存条件的运动；后者包括对从古典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对文化、历史与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当代金融垄断资本掠夺的反抗。现在，从伦敦到曼哈顿，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汉城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呈燎原之势。此外，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还包括：印度人民反对由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大坝建设项目的计划，巴西争夺土地耕种权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以及在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瑞典和巴黎等地进行着的各种反对生物剽窃的农民运动、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反对私有化的政治斗争、发展中国家争取劳动权或妇女权利的运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财政紧缩方案的运动等。这些激进政治运动组织，有许多相聚于世界社会论坛，试图达成一定共识，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团体。     仍在发展和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从而将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可以预见，在全球无产阶级汇合成的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洪流的驱动下，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将被重新认识，普通民众唯有在努力实现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贫困。二是在政治发展上将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资本积累 金融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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