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终结尼加拉瓜的童工问题，绝对是份苦差事。尽管尼加拉瓜政府立定了新法，仍无法遏止众多孩子沦为童工的命运，个中原因为何，下列影片将带你一窥究竟。少数 家庭意识到让孩子 受教的益处，并响应童工关怀活动，但对其他家庭来说，童工却是能让全家免于挨饿受冻的途径。即使新法明文规定，禁止政府、雇主、企业主与家长让孩子从事有 害其身心的工作，且不得剥夺孩子学习、成长的时/空间，然而在尼加拉瓜困顿的经济条件下，许多家庭仍不得不送孩子出外工作，或者命他们留在家中帮忙家事。 尼加拉瓜欧美特贝岛的小小水果贩子，创用 CC 授权 Zach Klein Journeyman Pictures 在 Hard Labour (苦工) 一片中探讨此议题，片中披露许多孩童从事危险工作，但有关当局仍否认聘雇童工，或宣称鉴于童工家庭对这笔收入的迫切需求，因此无法不让这些孩子工作挣钱： 一群孩子冒着瞎眼的危险，忙着将石块敲碎，而他们的眼睛随时可能被碎石砸中。采石场工头知道童工违反尼加拉瓜政府法规，因此急忙 澄清，表示他们并未雇用这些孩子来工作，“请童工来当碎石工是违法的，工作内容太危险了，孩子就是要去上学，不是来工作。”但这与十岁童工 Anibal 的说法却有相当出入，他告诉我们，他在采石场工作受的伤，让他在这一年间经常上医院求诊，“一堆石块从高处砸到我身上，我的腿就受伤了。”即使桑地诺政府 对童工反对再三，身为拉丁美洲赤贫国家的一员，尼加拉瓜的人民没有太多选择。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的当地代表 Diana Espinoza 坦承，其实局势真的很艰困，“整个劳动市场充斥着童工，或多或少而已。”” 不过，在如此艰困的局势中仍可窥得些许改善契机，尤以咖啡市场为例。农夫若希望加入公平贸易的行列，便得保证不会让孩子到农场采收咖啡豆，而是到学 校上课。采收咖啡豆的工作普遍都交予童工，农夫很清楚若让孩子继续学业，而非帮忙赚钱会是相当艰钜的挑战，但即便如此，一名农妇仍表示，这是必要的牺牲， 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养育孩子长大。然而，让童工重返学校上课并非易事，以 Fabiola 及其儿子 Jose 的经验为例，虽然他想让儿子注册上学，而不是在街头挣钱，这他们却碰到各种阻碍，即便成功让 Jose 注册上学，儿子仍要背负童工的污名。 在下列影片中，可看到孩子纷纷表达他们对尼加拉瓜童工议题的看法。这些孩子来自尼加拉瓜希诺特加地区，在接受 Xchange Perspectives 的训练后，参与 童工问题的影片报导 ： 在 Abre Tus Ojos Nicaragua (西文) 的影片中，则由青少年报导尼加拉瓜北部马塔加尔帕地区的童工问题。在采访过童工，以及努力改善童工问题的相关当局后，他们发现其实这些孩子自幼工作的原因 大多雷同，例如单亲家庭需要额外收入才能维持生计，或者家长生病，童工将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少了这份收入便无法维持全家温饱，碰到这些情形，孩子便必须学 习承担大人的责任。久而久之， 父母便惯于让孩子从小工作，藉以学习辛勤工作，而非终日游手好闲。尽管这些孩童、青少年镇日工作，回家后疲惫不堪，但为家庭付出却也让他们感到自豪，并非 仅将此视为“工作”，或认为这是剥夺他们享受某些权利的元凶。政府目前采取的改善措施是让孩童、青少年上午上学，接下来的时间便可帮忙家计，同时也教导孩 子，让他们瞭解自身所拥有的权利。 影像： 尼加拉瓜欧美特贝岛的小小水果贩子 ， Zach Klein 保留部分权利 校对： Portnoy 作者 Juliana Rincón Parra · 译者 elmush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林毅夫：为什么必须反思发展经济学 ——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进入专题 ： 发展经济学    ● 林毅夫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卸任，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     2012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演讲。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上午出席北大毕业典礼，下午直飞华盛顿正式就任。2009年6月2日，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林毅夫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报告与研讨。2010年2月，《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作为工作论文，提交世界银行。     林毅夫在论文中说，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订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这些问题，对于仍受困于危机中的全球经济而言，日趋急迫。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3.0”，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开讲。他讲述了这个理论的起源、框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整理、刊发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为经济学界讨论相关话题提供新的参考。               非常荣幸。举办这样的讨论会，让我回想4年前，参加完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到世界银行就职。当时，实际上是非常像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考上大学，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著名大学去读书。现在，4年过去了，毕业了，总要交份毕业论文。我现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这4年学习的毕业论文。非常高兴有机会向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同事汇报。请大家批评、提出建议，帮助我继续完善。     我想从四个方面汇报。     第一，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想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跟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实际上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除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编注：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拿到诺贝尔奖是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另一个经济学家卢卡斯（编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虽然研究宏观经济，但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讨论的也是发展问题。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发展问题以后，那么其他问题都变得不重要。既然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进行反思，提出新的框架？     第二，反思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个新的框架，这个新的框架我把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它叫“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又新在什么地方？其主要内涵是什么？     第三，研究发展理论，最终是想对发展政策产生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个理论框架在政策上面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依据？而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与过去根据发展理论所做的政策相比，为什么应该更有效？     最后，我会做简单总结。           发展经济学思潮与反思          任何经济学的理论，甚至任何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理论，其目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现象，帮助我们了解现象背后机制是什么、因果是什么。通过这样的理解，能够作为政策选择或者个人各种选择的参考依据，然后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果说一个理论不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个理论就要必须进行反思。同样，如果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政策或选择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理论也必须进行反思。     实际上，从2008年以后，“反思”，在经济学界，不管是在报纸上，或者各种学术会议上，都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现有的理论对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能提出预测，对它产生以后不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有关。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分支领域【编注：“发展经济学1.0”。发展经济学，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将发展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算起来将近3/4个世纪。在这过去3/4个世纪当中，发展经济学本身一直在进行反思。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称其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     当时是一批现在我们称为“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提出来的。【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Rosenstein Rodan 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 1949； Lewis， 1954；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什么是“结构主义”？          因为当时他们看到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非常落后、非常贫穷，而他们分析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强、那么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那么弱、那么穷之后发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低。所以，第一版发展经济学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来改善这种经济结构，也就是以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产业、改变结构差异作为出发点来分析。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结构上有很多僵硬的因素，在这种状况之下，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发展重工业、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支援发展先进产业，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有就是进口替代战略，因为当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自然资源产品，因此，试图出口这些产品，交换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产品。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界银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刚开始，这些政策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5年、10年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经济危机就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1960到19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1970年代的滞胀，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最后，在1980年代末期，被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逐渐形成“华盛顿共识”。【编注：“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来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反映的是当时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立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那么疲软、危机重重？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这种有效的市场竞争所需要的制度安排，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导致各种制度的扭曲。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变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建议也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等。     有些学者发现，整体而言，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速度，跟在“结构主义”之下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相比的话，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从经济稳定性来看，最初认为“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带来各种危机，但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以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原来的波动更大、危机更多。     所以，总的来讲，“华盛顿共识”的阶段成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迷失的20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速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年时间里面变成新兴的工业化经济，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他们推行的政策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进口替代。他们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发展舆论制订政策。他们的成功也不能用当时主流理论来解释。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实际上最早进行改革转型成功的是毛里求斯。该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同样推行进口战略同样有很多扭曲，1980年代开始改革，推行类似我们从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就是给予既有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又放开了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进入限制，这种“双轨制”保证了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越南的改革相对成功，推行的也是这种“双轨制”。其实，在东欧国家或者在前苏联国家中，转型效果比较好的同样都是实行“双轨制”的。所以，它们也不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简单的市场化、私有化。这些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者是逐渐地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他们政府不管在发展或者转型过程当中都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所以，它们既有原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也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市场作用，但它们的理论，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原来的旧的理论。     刚才说理论应该帮助我们解释现象，不管是成功现象还是失败现象。过去的理论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并且根据过去理论制定的政策都没有达到目标，而成功国家的政策组合也跟原来的主流理论政策组合不一样。所以，非常有必要进行理论的反思。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其理论政策项目也受到了主流舆论的影响。世界银行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政策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推行的也是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项目、大产业，当然也包括大的基础设施。由于效果不好，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也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推行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不过，它是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当然必须根据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总结。这方面，世界银行也是不断在进行反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东亚的奇迹》【编注：英文名East Asian Miracle。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的研究报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随后发表同名文章，对“东亚奇迹”进行了尖锐批评。1997年7月，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接着是日本和韩国，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并逐步演变为经济衰退】。这本书解释东亚经济为什么取得了成功，为何鹤立鸡群。当时它们总结说这些东亚经济所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以及对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所以可以看出，它的总结既不同于原来的“结构主义”，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反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所以这既不是“结构主义”，也不是“华盛顿共识”。     2005年，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书，《九十年代的经验》（编注：英文名Growth in 1990s）。这是前苏联国家、东欧进行了10年转型以后，世界银行对其经验的总结。世界银行发现，发展转型比较好的国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都有一些按照他们国家特定做法制订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华盛顿共识”有一个政策组合，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遵行它。这本书总结了这些转型中国家的经验，认为有效的政策应该因国因地因时而异的，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组合。     世界银行组织最新的一本书是2008年5月发布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编注：英文名“Growth Report）。世界银行组织了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为主结合的二十几位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上面有实践经验的实践者【编注：指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改委员会于200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世界银行制定发展援助规划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球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政策建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担任主席，成员还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共计21人】，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3个经济体所取得平均7%的经济增长而且维持25年高速增长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他们发现这13个经济体普遍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不是内向型的经济；第二，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而且有相当高的投资率；第四，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第五，都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政府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这五个共同特征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因为“华盛顿共识”只强调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结构主义”只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强调市场的作用。这个增长报告强调了经济是开放的、（强调）出口的。     这是世界银行一直在做的工作。所以我到世界银行以后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之新          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我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跟它的变迁，研究发展过程当中经济结构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变动的过程？因为所有国家在现在经济增长以前都是农业经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生产活动都是在农业。如果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原来的百分之八九十，变成百分之二三十。当他变成经济发达国家的时候，农业占到不到百分之五。原来大量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现代化的国家人口都在城市里面，农民下降、工人增加，服务业在增长，政府不断结构变迁，这个结构变迁本身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结构？背后变迁的动因是什么？我想运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我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以及这种结构不断变迁的原因，如果研究农业应该叫农业经济，研究金融应该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应该叫劳动经济学。也就是说如果我用这种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我应该称它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它“新”呢？前面提到发展经济学早期是“结构主义”，它们也想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当然，它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政策结构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动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制度的演变，照理说应该称这个研究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它的影响，它用的方法不是新古典的方法，它当时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他的研究跟原来制度学派的差异，所以把它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跟原来“结构主义”区分。     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是什么？当然是想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结构不一样？为什么发展过程当中结构要不断变动？     这个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这种结构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受到其他因素决定的。它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本、有多少自然资源，从长期来讲当然是可以变动的，劳动力随着人的增长是会变化的。资本随着积累是可以增加的，自然资源相对来讲是给定的，当然随着技术开发变动也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它应该都是给定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是受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经济学家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之外，普遍对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要素禀赋跟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重要的变量。这个要素禀赋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是给定的，它基本上是不变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你总共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源，这是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可以用的预算。其次，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程度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什么？一个是总预算，一个是相对价格。所以最后可以归纳成你的预算多少，相对价格是多少。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最后就是这两句话。但是研究发展上面，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国家决定了这个国家总预算跟相对价，但是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对这个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忽视的。     那么，在每个给定时点上，要素禀赋跟相对价格实际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哪个层面有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优势？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优势，为什么发达国家那么怕中国？只不过我们跟它们的优势产业不一样。我们劳动力相对多，所以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发展中国家既有优势产业，必然在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上面、技术上面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必然是最有竞争力的。所谓国家竞争优势，就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优产业实际上决定了它的要素是内生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当然都希望是高收入。高收入国家必须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个产业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在产业上的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应该想方设法来增加它的资本，增加这个禀赋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基础设置，包括像交通、电力供应、港口基础设施改善；或者一般所谓的制度，包括法制环境、各种金融安排相对完善。这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通常自给自足。每年辛辛苦苦劳作，结果是，冬藏时，可能留下一点自己吃的以及种子，剩下的进行交换，可进行交换的东西非常少。所以，就进行赶集那样的市场经济体交换。由于市场就在附近，所以并不需要非常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以我们骑着小毛驴去赶集，弄了一身泥。交易的价值也非常低，通常不写合同；而且交易人也认识，所以不需要有一个外部环境法律机构。另外，农业生产的特性是什么？用的是上一年的种子，用的是有机肥，就不需要金融支持。可是，如果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以后，首先生产规模扩大，工厂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生产需要，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你满足的不是就近市场，你满足的可能是全国市场或者全世界市场。市场有多大，就决定了交通基础设施要多好。而且交易对象是不认识的，就要写合同，以法律为依据；还有违约的可能，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执行机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进行现代化生产要机器设备，需要的钱很多，不是简单自己储蓄所能完成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也是一样。你需要的新技术种子，不是自己生产的，是市场遴选的；不仅要买种子，还要有化肥农药，必须有金融支持、法律支持，交通基础设施也要改善，这都不是单个企业自己能决定的。也许有的改善是可以靠其他私营企业提供，但需要协同，不是单个经济本身能做到的。一个经济赶上发达经济，表面上收入赶上发达经济，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但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必须赶上发达经济。     而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变化过程当中，不仅是产业技术的变迁，还有很多基础数字，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基础层面的设施改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所谓的“低收入陷阱”，或者是像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这些国家的共同特性是，没有办法有效进行结构调整、结构升级，基本上原地不动，只是边边角角地改善，而不是有效地调整。为了避免这种贫困，我做了研究。从1950年到2008年，58年时间，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缩小跟美国10%的差距，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在东南亚，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可以说从18、19世纪以来一直陷入到所谓“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拉美国家一开始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有些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没有缩小差距，而且差距还不断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没有进行结构的有效升级转型。前面讲了这种结构是内生的，内由决定了要素禀赋结构，它在特定时期是给定的，劳动力生产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就必须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要达到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之前就必须有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     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一层一层解析。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它会最有竞争力，可以创造最多的剩余，剩余就可以积累。按照比较优势投资，投资回报率依然最高，你有最多的剩余可以积累，而且投资回报率最高，你有最大积累遗留，这样资本积累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最准确。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失掉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动向就有可能。在产业升级当中，还要各种基础设置完善，包括软硬基础设置的完善。如果没有完善，这个比较优势也不足为奇；如果能够完善，收入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时间就短。应该讲，贫困、收入分配格局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编者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三条关键定理的基础之上。第一，包括产业、技术、金融、法律和其他结构在内的最优经济结构随发展阶段而异；第二，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既不能像Rostow（1990b）那样将其划分为刚性的或特定的“阶段”，也不是经济学文献历来所假设的那样，仅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所组成的两点分布，而是一个自低收入传统农业开始，历经各种中等收入的工业化过程，最终达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第三，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同时政府需要在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政策洞见与“处方”          这个理论讲起来很好，怎么变成现实？     企业不管比较优势，企业只管利润，你怎么把经济学家的思想变成企业追求利润的最佳选择？     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企业家必然会用便宜劳动力去替代昂贵的资本。现在惟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所以比较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各种价格信号可以稳定各种要素。如果市场这么重要，为什么还需要国家？     这就是前边谈到的，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不断升级，各种基础设施、港口设施、金融制度必须完善与改变，任何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自己来做。因此，政府要发挥协调作用。基础设施服务可以请民营企业投资完善，但是政府必须帮助协调，不然有可能导致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     另外，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同时，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就产业升级而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是什么？这个判断准确不准确？判断即使准确，进入以后，要素生产价格也要是低的。如果交易成本不低，就有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有先行者。这就面临成功和失败。失败了，企业就必须承担产业升级投资的所有成本，也给社会一个信号：我们的协调还不够，或者说，这个产业不是我们真正优势的产业。成功就意味着，在这个产业，我们有比较优势，各种协调以后交易成本是低的，这样保证大量企业的涌入。     先行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申请专利保护20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没有办法保护。如果我们相信企业家是理性的，让别人付出成本我来得到利益，那就没有先行者了。怎么还有结构变迁？所以，政府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动力，给予外部性的补偿。     “新结构经济学”就可以给我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三个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世界银行2008年的研究报告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主要报告的组长迈克尔·斯宾塞应邀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演讲。他经常讲，发展成功有原材料，但是没有（弄成）食谱。没有食谱就是这儿有很多好吃的要素，但是怎么结合在一起不知道。如果没有处方的话，没有食谱的话，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复制？目前为止，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还停留在标准性的事实认识，但标准性事实的背后逻辑没有搞清楚。     这个发展报告的五个要素，实际上有两个是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条件，三个要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前面讲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能够把各种要素相配；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升级，其中有寻找外部性的问题，政府必须发挥助推的作用。这个是发展报告标准的第四、第五项，这是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这当然是一个开放的经济，而且发展过程当中利用在国际上已经有的所谓后发优势的动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创造最大投资回报率。     因此，（分析）发展报告五个标准化事实，迈克尔·斯宾塞实际上缺乏一个理论框架，所以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所以他说只有素材没有处方。     在我看来，是有处方的。《东亚的奇迹》所讲的出口导向，你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同时也进口别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是开放的。要有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在市场当中助推的作用所以也是积极的作用。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要意，跟《东亚的奇迹》当中所讲的是一致的。     2004年，《九十年代的经验》发现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的。我作为世界首席经济学家，到非洲一个贫穷国家，该国总统问我他们应该推行什么政策。我跟他讲，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推行的。我这么讲，没有任何帮助，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知道没有一个政策可以普遍推行，但也必须知道哪个鞋子穿在哪个脚上最合适。很多国家的政策组合不一样。我在世界银行看了很多，国内也看到了很多金融结构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之前金融非常盛行的时候，虚拟经济非常盛行的时候，普遍的看法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现代化，要多赚钱，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结构，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二板市场，因为2008年以前美国利润的40%~60%就来自于金融界。金融教科书当时所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都是现代金融，就是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这个政策推行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国家。你知道他们推行股票市场干什么？低收入国家90%以上的人口生活、活动在传统部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他们推行什么？生产规模非常小，资金需求非常小，所用的技术是新的，国际上可取。现在所谓发展现代金融的，导致金融业只为少数大企业服务，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也按照这种思路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跟推行这种金融有关系。实体经济特性决定经济结构特性，如果实体经济特性是中小农户、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技术相对成熟，产品相对成熟，市场也是相对成熟的，它的主要风险是来自于企业家经营能力的风险的时候，这样的结构应该是以地区性经济结构为主。当然金融结构随着实体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而完善，这就回答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什么发展阶段就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当前还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政府要不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不断调整，要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而且成为增长的瓶颈。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在基础设施瓶颈上发挥主导作用。出现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金融相对疲软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长期来讲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将来经济增长了，政府增加税收。所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策倾向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反周期政策、货币政策，都会有新的应用。     从“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原来结构图是失败的，原来的结构图想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是内生的，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重工业，没有比较优势，所以民营企业是不会投资的。因为它在开放市场竞争中必然失败。当时背后的原因分析是错误的，它的政策是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发展这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在那儿没有生存力的，它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要的生产资本是资金成本，发展中国家成本必定是相对高的。确实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但是这些扭曲是在旧的发展政策之下产生的，你要建立很多没有支撑能力的产业企业，除了政府补贴，它们是活不了了。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去推行政策，30%~40%的人失业，这个国家还维持得下去吗？必然出现政治动荡。“华盛顿共识”忽略了政府的重要性，即便推行“华盛顿共识”，在联邦德国大量企业倒闭。那是因为，虽然给予联邦德国大量援助，但对于产业的发展，政府并没有起到助推作用，所以经济还是发展不好。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有不少经济学家还是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是最糟的经济？但是，为什么推行国家转型比较好的，从前面讲的毛里求斯到中国，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包括东欧的波兰，经济相对较好？波兰的“华盛顿共识”声音非常大，但波兰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少被私有化。它们认识到，现在存在的重心现代化产业缺乏支撑能力，如果保姆一下子取消掉，它们就要完了。     我们希望能够给发展政策提供一些新的舆论框架，必须是市场经济，政府发挥协调人的作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欧洲、美国，在早期，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发达国家在帮助企业产业创新、技术创新方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政府对某些新产品给予大量采购，让它达到生产规模，甚至规定某种产品在几年达到什么目标。发展中国家在旧结构之下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都失败了，也有“华盛顿共识”叫它们不要去干预，但是12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干预，用比较好的方式讲干预。这是我跟世界银行其他经济学家的一个差异，因为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是普遍宣扬不能干预。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先天地就要干这个。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必须实事求是来看事实问题是什么，然后来改善它。当然世界银行跟其他金融机构普遍在推动改善企业环境。理论依据基本上是“华盛顿共识”。这样一个理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各种有序，各种有序要取消掉，实际上超乎了政治。第二个，发达国家所谓最优的制度安排，理论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所以，对发达国家最优的，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也最优。如果不能够看到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什么地方，并根据这些产业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政府没有办法和资源改善它所有服务。     另外，“有约束条件的制度”，这个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它有两种：第一个，具有限制约束的作用，对企业的调查等等。你是不是帮助这个企业发展，是国家比较优势将来最有支持能力、最具竞争能力的。另外，还有很多产业没有出现，对新的企业而言，很可能没有办法回答。     哈佛大学提出“产品空间结构理论”【编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等人提出的理论突破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解释一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演化】，说一个企业、一个产业要有竞争力，除了前面讲的要素禀赋结构之外，也有不可隐含的要素。每个企业的发展都只是资本、劳动、资源组合在一起，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发展跟你现有产业最接近的产业，产业升级与转型。如果跟现有产业最接近，其隐含的知识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能不能在国家大力扶持之下发展汽车制造业？现在有汽车制造业了，就应该发展更先进的机器人制造产业了，还是重工机车产业？不见得。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以自然资源为主，实际上经济发展过程、结构不断调整，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从新的产业转移到新的产业群。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用产业政策支持新的产业发展、解决新的问题，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因为政府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策略性地选择一些能够快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怎么做？我觉得，必须有选择，有战略性的。这应该是叫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国家产业政策应该做的是，去帮助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协调问题。“结构主义”也是想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结构主义”的失败，跟这些成功国家，表面看起来是共性，但是有特殊性。     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针对要素禀赋结构大致相同的地方。制造业最重要的是资本跟劳动力，要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看人均收入。矿产资源也很重要。     我的论点是说，要素禀赋大约相同，比较优势就必然大约相同，如果说你针对的国家或者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能够维持20年以上快速发展，这个国家必然大致比较优势一致。因为如果大量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它绝没办法维持20年以上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当中，你针对它的快速发展贸易部门，如果有20年快速发展的话，它的公司必然增加2-5倍，20年比较优势产业要逐渐是比较优势，它的夕阳产业就是你的朝阳产业。     我们将视野转回国内，看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自发地是这样的产业了，而且已经进入（比较优势产业）了。如果已经是这种产业，有个好处是经济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隐含的知识要素都是有的。这就可以分析比较优势大约相同，我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他的40%、50%、30%，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比较低的工资成本跟发达国家竞争。我有工资优势为什么还不能竞争，一定是交易费用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基础交通设施造成的？还是劳动力交易水平造成的？还是金融支持造成的？这做具体分析。分析了以后，帮它们排除障碍，很快这个产业就能变成竞争性产业。     假如说国内没有民营经济自发进入，怎么办？我可以把别人的夕阳产业、我的朝阳产业吸引过来。人家现在不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这儿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发展水平不高代表教育水平差别也不远、社会发展条件差距也不大。你要仔细跟这些外资企业谈，了解它们心中关心的是什么，帮它们排除这些困难。     现在，技术变迁非常快，产业升级非常快，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现在有的产业，20年前可能根本还没有。印度现在信息产业这么发达，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信息产业。如果在发达国家发现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国家发现了这些“幼苗”，也应该排除障碍，帮助它们发展。印度现在在信息产业上面之所以那么有竞争力，国家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原来印度信息产业是用卫星通讯，通讯成本非常高昂。当印度政府发现信息服务业的潜力，就帮它们改善了光纤，大量降低成本，在教育、其他政策上给予帮助。对中等发达国家来说，很多产业要跑在世界前沿，产业就要升级，要完全创新。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如果发现是有潜力的，政府应该提供帮助。     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基础设施不错，商业运行环境很差。当然最好是全国同时改善，但是政府资源有限，全国都改善的话，那得猴年马月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关注局部，我们国内常用的经济特区、各种产业园就是这样。在特区产业园之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种基础设施完善，然后本来有很多交易成本的，有很多批准的沟沟坎坎可以变成一站式服务，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同时，这种方式还有利于鼓励产业集群的出现，因为产业集群是降低交易成本非常必要的方式。     产业升级或者产业的多样化都需要创新，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有外部性的有风险，要给予补偿才会有人去当先行者。这种所需要的补偿跟传统的进口替代产业“结构主义”之下的补偿不一样。“结构主义”之下的补偿是这个产业根本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根本没有支持能力，政府必须用各种方式才能完成保护企业的要求。我这里讲的补偿是对外部性的补偿，实际上从量到时间都是，比如说给它3年、5年的税收优惠；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也要有金融服务，可以给这些企业优先金融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普遍不是储备货币，进口要外汇，也可以给这些产业在外汇上面的必要的优先配置。这些都是有限的，克服外部性所需要的补偿。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经济可以发展得非常快。     前面讲的产业升级好像都是制造业。我强调一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非常重要，农业本身也有结构变迁，技术结构必须从传统农业技术变成现代农业技术，必须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农业，这是结构变迁。在这个结构变迁当中，政府要发挥助推作用。如果发挥得好，可以给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跟市场。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力是优势之外，不少自然资源也是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式，自然资源可以变成一个有利的条件。首先，在治理自然资源方面，自然资源租金收取管理必须完善。目前，国际上，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大，这个国家把自然资源税费管理好以后，大部分钱存到国外防止自然资源价格大幅波动，这样不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管你自然资源多丰富，要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这需要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能把自然资源的租金管理好，用当中的一部分投资于各种基础设施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会比自然资源短缺国家的发展更好。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对自然资源财富管理得好，而且用这种财富帮助对自然资源业转型的企业发展。     我认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看法，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潜力，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更快。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年、30年、40年，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当中，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经济甚至变成高收入经济，这个潜力是存在的。但是要实现这个，必须有条件，我认为，思想意识决定行动，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改变发展理念。           简要的总结          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第二版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然后去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像重工业、现代产业。或者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市场秩序，发达国家都是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做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做的好的。用意是好的，效果却很差。我提出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认为，应该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根据它们有的能做好什么。政府的作用以及国际机构的作用，是帮助它们，把它们现在有的能做好的发扬光大，然后形成它们的竞争力。有了竞争力，积小胜为大胜，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发展成功。它们现在有的是什么，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它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排除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要素生产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减少教育成本。如果这样的话，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条件维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20年、30年、40年，一代人、两代人、许多代人，实现“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国家希望的，跟发达国家共同利益、平等基础之上的一个追求。          （本文由《东方早报》记者李雅琦整理）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经济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81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大选之年，只要有助于赢得选票，什么问题都可能成为竞选话题。套用中国的一句谚语，“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赢得选票就是好猫”。6月15日，奥巴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能帮他赢得不少选票的“猫”——他下令停止遣返年轻的非法移民。 　　不管是非法还是合法，移民还涉及到美国社会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认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造就了美国独特的多元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问题是：多元文化就是美国文化？还是美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外来移民都要逐渐融入这种文化? 　　美国的非法移民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1月，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高达1115万。这些非法移民中约有800万在工作，占美国在就业人口总数的8%。与墨西哥接壤的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两个州的非法移民数量最多，分别为283万和180万。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遣返了40万非法移民，创造了历任总统之最。 　　非法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福利开支增加、教育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与美国人争抢就业机会等。有数据显示，非法移民每年要花费美国纳税人113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的统计表明，2010年遣返的40万人中有55%被法院定罪。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来自墨西哥的毒贩给当地的治安造成了严重影响，各种谋杀事件接连不断。 　　面对非法移民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联邦政府一直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无奈之下，受非法移民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州通过了严厉的法律以打击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在美国首开先河，于2010年4月通过了当时最严厉的移民法。该法律允许警察拘留他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士，并规定不随身携带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移民文件将被视作犯罪行为。一年之后，亚拉巴马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律，严厉程度更超过了亚利桑那。根据这项法律，非法移民不能享受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任何福利，并且禁止非法移民就读公立大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移民变成了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中的一个重要承诺就是改革美国的移民法。因此，他当选后，《梦想法案》被重新提上国会的立法议程。之所以叫《梦想法案》（DREAM　Act），是因为这项法案名称(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Act)中各单词首字母正好组成英语中的梦想一词，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区别对待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该法案的雏形是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于2001年4月提出的，几经修改，变成了现在的《梦想法案》，在2001年8月正式提交参议院。在小布什时期，由于保守参议员的阻挠，《梦想法案》一直没有被通过。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力推该法案，众议院在2010年12月通过了修改版的《梦想法案》，但是该版本在参议院至今还没有被通过。 　　随着大选日益逼近，奥巴马政府只好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梦想法案》。 　　非法移民与选举政治 　　6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国土安全部暂停遣返符合指定条件的非法青少年移民。该命令允许16岁以前来美、在美生活至少5年、在学校就读或拥有高中毕业文凭、表现良好的现役军人、年龄在30岁以下并且无犯罪记录的人士申请继续留在美国而不被遣返，并可以申请工作许可。虽然该行政令没有为非法移民提供永久性合法身份，但仍让生活在遣返阴影下的80万年轻人看到了“美国梦”。可以想象，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对奥巴马报以感恩戴德之心。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裔（对来自拉丁美洲并且说西班牙语的移民的统称），从1965年移民法重大改革以来，西班牙裔合法移民的数量是所有族群中增长最快的，他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西班牙裔选民将达到2100万。他们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将在选举当天投票。即使这样，如果能赢得这个群体大多数人的支持，奥巴马就可以轻松地实现他的连任梦。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中，67%的西班牙裔选民投票了奥巴马的票。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要是没有大量西班牙裔选民投票反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就不可能在很多竞争激烈的选举中赢得国会议席。盖洛普的一项最新调查还显示，67%的西班牙裔选民表示将11月份支持奥巴马，只有26%支持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罗姆尼。 　　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的举动让罗姆尼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在共和党内初选的时候，罗姆尼为了赢得保守派的支持，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在今年1月初，他说，非法移民应该“回家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申请移民”。今天，他所面临的将是如何在11月份的大选中打败奥巴马。他非常清楚西班牙裔选民的重要性。他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谨慎，在多个场合对西班牙裔选民强调他关注的是经济和就业问题，不是非法移民问题。共和党内的有识之士担心，如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处理不好，共和党将有可能在今后10~20年内失去西班牙裔这个重要群体的支持。 　　这就是选举政治。有人会说它就是政客与选民之间赤裸裸的交易。然而，正是这种貌似不道德的交易，大大改善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条件。相反，在没有选举的国家，国家行为往往忽略和损害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力和利益。 　　移民与美国的文化认同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以来，美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从殖民时期开始到19世纪初，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820年持续到南北战争前后，其中大多数来自发生严重饥荒的爱尔兰，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德国。第三次从1881年到1920年，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第四次移民浪潮始于1965年，这一年国会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案，取消了1920年以来施行的基于国籍的移民配额，大大增加了家庭团聚移民的比例。 　　第四次浪潮的最大受益者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后者增长速度之快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1960年，西班牙裔（对来自拉丁美洲并且说西班牙语的移民的统称）人口仅为65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3.6％。到2010年4月，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裔人口总数已经达到505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6.3%。仅仅在2000－2010年期间，西班牙裔人口就增加了1520万，占全国人口总增长的一半多。西班牙裔是美国所有族群中增长最快的，在过去50年内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二大族群。到2050年，西班牙裔人口预计将达到1.328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0%。 　　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也就没有美国的多元文化。不同的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移民，怀着共同的“美国梦”，经过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洗礼，最后都变成了美国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美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玺上印着这样一句拉丁语：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然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大熔炉”的概念逐渐被批判，代之而起的是崇拜族群文化的“沙拉碗”。前者强调外来移民要融入美国社会，而后者强调移民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于是乎，非洲裔中心论开始盛行，强调非洲裔美国人的独特文化以及他们对美国的贡献。随着拉丁美洲移民的飞速增长，西班牙裔文化也大行其道。 　　从1990年代初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国内遭到了一系列的批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格在1991年出版了《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一书。他指出，多元文化并不等同于各个族群刻意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而放弃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这样做只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文化分裂。他写道：“最近兴起的族群文化对大熔炉文化进行谴责，以实现各个族群和种族之间的永久独立。”在他看来，美国不是由各个群体组成的国家，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强调个人的族群认同等于摈弃个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多元族群主义抛弃了美国的历史使命，用分化替代了同化，用分裂替代了融合。” 　　13年后，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撰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美国的多元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本书所引起的争议，绝不亚于他之前的《文明的冲突》。他指出，定居者和移民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前者往往是集体行为，其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后者往往是个人（或单个家庭）行为，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也就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部分，就是16~17世纪创建美国的定居者所认同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即“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工作伦理、英语、从英国一脉相传的法律、公平理念、有限政府以及溯源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和音乐”。他认为，这种文化衍生出了18~19世纪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的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他警告说，美国正在被西班牙裔移民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该书出版后，立刻招来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大肆批评，更有人说亨廷顿是在公开宣传白人至上主义。 　　不管怎样，有关美国文化认同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尽管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种族歧视，但是总的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大大促进了美国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并且至今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到美国创业。这正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学习的。当外国人在中国的一言一行不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引发民族主义言论的时候，中国也就具有了包容性和多元性。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摘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2010年初接受英刊《新左翼评论》（2010年1—2月号）的采访，对当前纷乱的世界进行了评论，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建言。 　　记者：您的大作《极端的年代》结束于1991年，以全球性崩溃为视野。黄金时代的崩溃呼唤整个社会的发展。您认为自1991年后世界历史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我看主要有五点变化。首先是世界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了东南亚。这是从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开始的，90年代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更大反响。其次当然是我们一直都在预测的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是2001年后美国谋求建立世界单极霸权体系梦想的破灭。第四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政治体崭露头角。在我写《极端的年代》时，金砖四国还未出现。第五，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也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在丧失，威权系统的职权在减弱。这虽然在意料之中，但速度之快却在我预料之外。? 　　记者：此外还有什么让您感到惊讶的？ 　　霍布斯鲍姆：首先，美国极为疯狂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也一直让我感到惊异。他们不仅假定美国是世界的未来，甚至还认为美国已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战术。据我所知，美国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战略构想。其次，我们基本已经遗忘的海盗现在又猖獗起来了。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意义重大。第三，我没有料到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人民选举中会失利。印共（马）总书记普拉卡什·卡拉特最近告诉我，在西孟加拉邦他们觉得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们在当地执政已有30年了。工业化政策，剥夺农民的土地，这些政策具有极坏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能看得出来，像所有幸存的左翼政府一样，它们都不得不大力发展经济，包括鼓励私人经济，对他们来说，发展强有力的工业基础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导致这样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很令人惊讶的。 　　记者：您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成分会出现什么变化吗？ 　　霍布斯鲍姆：工人阶级不会再以传统的形式出现了。马克思毫无疑问正确预测了工业化特定阶段主要阶级政党的构成。如果这些政党要成功的话，它们不能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要跨阶级发展，就必须是人民的政党，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人民的政党。然而即便如此，阶级意识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在英国，工党从未获得超过50%的选票；在意大利也是如此，意大利共产党更像是人民党。在法国，左翼政党是以力量相对薄弱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但在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和发展，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法国大革命传统的主要继承者——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的影响力。 　　在工业领域，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人数不会减少。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很多人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改善他们的处境仍然是所有左翼政府的主要任务。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要寄予太多希望：因为他们已不再具备老一代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所以甚至在理论上他们都不再具备应有的政治潜力。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三大消极发展态势。一是仇外心理。正如倍倍尔所说，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庸人，他们排斥与自己竞争的人以保全自己的工作，所以工人运动动静越小，说明仇外心理越强。二是很多体力劳动和英国政府以前所称的“次要的技术工种”都是临时性的、不固定的，例如在餐饮业工作的学生或移民，因此社会很难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只有受雇于公共部门的这类人才容易组织起来，这是因为这类部门在政治上比较无力。第三个发展态势，我认为也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就是新的社会等级标准使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毕业文凭的高低决定工作的好坏，这就是英才管理制度。但这种制度是人为的，它是由教育机构制定、实施的。英才管理制度就是要改变人们的阶级意识，使人们从反对资本家，继而转向反对各种各样的有钱人，比如知识分子、自由派精英等。除了美国，英国也实行英才管理制度，英国报界有这方面的报道。现在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你获得博士学位或至少是硕士学位，你就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这使得当前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是否会出现新的主体呢？即便有，也不会以单一的阶级形式出现，我认为可能永远都不会。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进步政治联盟，即由有教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多数穷苦无知的老百姓结成的相对永久性的联盟。总体上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普通人更易左倾。这两个群体是形成新的政权机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他们可能比以往更加难以团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穷人可能更容易与百万富翁感同身受。例如在美国，人们会说，“要是幸运的话，我也能成为流行歌星”，但他们不会说，“要是幸运的话，我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在给政治立场相同但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做协调工作时，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可比性吗？ 　　霍布斯鲍姆：1929年的大萧条不是从银行倒闭开始的，两年后才出现银行大批倒闭。那次大萧条是由美国突然爆发的股灾引发的，致使失业率直线上升、生产大幅度下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征兆，不像1929年时来得那么突然。其实从很早开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但直到2008年，危机只发生在一些次要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俄罗斯，主要表现为股票市场的暴跌暴涨。我认为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是预示危机的真正信号。它证明了整体发展模式是绝对错误的。讽刺的是，经济危机让一大批商人和新闻工作者重新研究马克思，重新发现他的那些跟传统左翼思想完全不相关的、对现代全球化经济的著述。 　　1929年，世界经济还不像现在这样全球化，所以当时的情况比现在好一些，比如，失业者可以很容易再回到农村去种地，而现在的人失业后想要回农村就很难了。1929年，欧洲和北美以外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基本没有受到冲击。前苏联的存在虽然没有对大萧条产生实质性的帮助，但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出现，而且它们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它们使世界经济总体上更为平稳，否则情况可能更糟。事实上，甚至在新自由主义声称经济一片繁荣之际，新兴经济体就已大规模出现，特别是中国。我敢说如果没有中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会更加严重。因此，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经济会很快复苏。虽然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将继续低迷一段时间。 　　记者：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霍布斯鲍姆：1929年的大萧条导致了绝对性右倾，但北美除外，其中还包括墨西哥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法国，“人民阵线”1936年获得的选票比1932年只多了0.5%，他们的胜利仅仅标志着政治联盟成分的改变，而没有其他更深刻的意义。在西班牙，尽管有外在的或潜在的革命动向，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右倾，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政治极端右倾。这次金融危机对政治的影响还不明显。虽然有人认为美国或西方可能不会有重大的政治变动或政策变化，但中国一定会有重大变化，这些不过是人们的预测。 　　记者：您认为中国仍将继续采取措施化解金融危机吗？ 　　霍布斯鲍姆：中国经济不会突然停止增长。金融危机让中国措手不及，因为它导致很多实体性的工业企业关门歇业，但是，中国现在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不想预测未来，但毫无疑问，二、三十年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会拥有更加重要的国际地位，虽然军事上还很难说。当然中国现在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一直有人追问中国能否团结一致，我个人认为，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对中国的团结一致抱有强烈的愿望。 　　记者：您如何评价执政一年后的奥巴马政府？ 　　霍布斯鲍姆：人们一开始对这位总统非常满意，在金融危机的困境中，人们认定他是个伟大的改革家，是第二个罗斯福。但他有负民望，刚上台就表现不佳。如果把罗斯福和奥巴马执政的前100天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喜欢雇用非官方顾问进行开拓创新，而奥巴马却保持中立。我觉得他断送了自己的大好时机。对他来讲，执政的前3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好机会，因为在此期间失败的共和党士气不振，很难在国会有所作为，但奥巴马却错过了这个机会。有人觉得他还有机会，但我觉得前景不容乐观。? 　　记者：纵观目前世界上最热点的国际冲突，您认为目前设想的以巴两国共存方案在巴勒斯坦有多少可行性？ 　　霍布斯鲍姆：就个人而言，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在磋商此事。美国人如果不下定决心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无论采用什么解决方案都没用。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下这个决心。 　　记者：您认为世界上哪些国家现在仍然活跃着积极进步的思潮，或者说这样的思潮可能再度兴起？ 　　霍布斯鲍姆：毫无疑问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政治和公众舆论仍然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倡导自由、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即使军国主义分子也会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在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卢拉的巴西和莫拉莱斯的玻利维亚，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两个国家现在仍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仍在沿用旧的政治模式，当然它们的政治走向另当别论。虽然老的革命传统在墨西哥本土又有了重新恢复的迹象，但不会卷土重来，因为墨西哥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对中美洲的情况不敢妄言。我认为，拉美不存在种族—语言民族主义和宗教分歧，这样更容易保持原有的政治理念。直到现在拉美仍没有种族政治的迹象，这让我感到吃惊。这种迹象已经在墨西哥和秘鲁土著民族运动中凸显出来，但没有欧洲、亚洲和非洲那么大的规模。 　　印度也有这种可能。由于受传统的尼赫鲁世俗体制力量的影响，进步思潮可能再度在印度崛起。不过，除了有群众基础的一些地区，比如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其他地方很难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像尼泊尔纳萨尔派或尼泊尔毛主义这样的组织，也可能会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除此之外，在欧洲，老工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遗风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以恩格斯理论成立的政党仍然是有潜力的执政党或主要的反对党（在野党）。我认为，共产主义思潮将来还会再度兴起，比如在巴尔干地区甚至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会以哪种形式出现。我不知道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修正的毛主义或马克思理论。 　　记者：您一直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持批评态度，警告左翼不要把它搞得骇人听闻。不过，您也站出来强烈反对以人道干预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您认为源于工人运动的各种思潮消失之后，哪些国际主义思潮是人们所期盼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霍布斯鲍姆：首先，冠以人权名义的帝国主义基本上与国际主义搭不上边。这一方面表明帝国主义又复活了，它冠冕堂皇地以极富诚意的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另一方面表明地区永久优越性的理念重新抬头，这一理念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一直主宰着世界。若是这样，就更危险了。毕竟，西方世界想要推行的价值观是具体的区域价值观，不是普遍价值观。如果是普遍价值观，也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区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是，民族主义确实与国际主义有关，因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过去不论好坏，都是国家预防外敌入侵的最佳保障之一。毫无疑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旦取消，就为侵略和扩张的战争开了绿灯。这正是美国抛开这一体系的原因。 　　国际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替代品，是一个巧妙的用语。实际上，国际主义是国际劳工运动中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没有任何特别的实际意义。像罗马天主教会或共产国际这样力量强大的中央集权组织，以国际主义的形式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国际主义意味着，作为天主教徒，无论你是谁，无论身在何方，你所信奉的教义和参加的礼拜活动都是相同的。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政党也是如此。这个主义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到哪个阶段终止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天主教会也是如此。这绝对不是我们所指的国际主义。 　　从过去到现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内外一切政治决策的着眼点。直到最近发生的劳工运动实际上都是政治运动，也完全是以国家为考量的。即使在欧盟内部，政治仍然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超国家权力，欧盟不过是多个独立国家的联盟。原教旨主义的泛伊斯兰运动可能是个例外，它跨越多个国家，但这还需进一步证实。在泛阿拉伯地区，如埃及和叙利亚，多次类似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正是各国边界——源自殖民时代的边界——的阻碍。 　　记者：您认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尝试会遇到阻碍吗？ 　　霍布斯鲍姆：在经济和其他许多方面，甚至是在文化方面，信息革命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世界。跨越国界的决策、活动和思想交流开始出现；人们在国与国之间流动也变得更容易；语言文化也因国际交流而得到补充；但在政治方面根本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目前存在的基本矛盾。政治上没有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20世纪政治高度民主，大多数民众都积极参与政治。对他们来说，国家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基石，是他们生活的依托。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一些国家通过分权力图在内部弱化国家观念。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比如德国。在意大利，权力区域化实际上也带来了很大裨益。但是，建立超民族国家的尝试还未成功。欧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讲，阻碍恰恰来自这个理念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认为超民族国家类似于民族国家，只不过比民族国家更大，然而超民族国家并非如此。我认为超民族国家是有可能出现的，但现在时机还未成熟。在欧洲，欧盟就是一个具体实例。在中东等地方曾经出现过超民族国家的迹象，但只有欧盟在这个方向上算是走出了一步。至少，我觉得在南美不太可能出现更大的国家联盟。 　　待解决的问题存在以下矛盾：跨国公司和跨国贸易组织的确存在架空国家的行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使国家解体。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目前由国家承担的社会再分配以及其他职能由谁来承担？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发生，也不会在发达国家发生。目前，存在着共生与冲突的矛盾，这是现在所有政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 　　记者：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主义显然是最强劲的政治力量之一。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霍布斯鲍姆：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因为现代国家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神权或皇权国家的政治形式。民族主义最初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在我看来，这种统一和扩大作用很重要。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18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说：“我们不再是多菲内人，也不是南方人，我们都是法国人。”但在后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区域中的部分团体为了各自的独立掀起了各种运动。民族自决论的威尔逊时代随之而来，好在到了1918—1919年间，保护少数民族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趋势，虽然之后这一观念也逐渐消失。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努力，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就不会有统一的种族或文化模式。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殖民地解放运动强化了民族主义，致使更多的国家独立，而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则给民族主义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造就了更多的袖珍国家，其中包括许多实际上并不想分裂以及大势所趋被迫独立的殖民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