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作者： 信力建   近段时间以来，“中等收入陷阱”屡被提起，有经济学家豪言“中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持悲观态度，毕竟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连高层都多次言及“不容乐观”。纵观大多数对中国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基本上都是以经济治标，而避开政治治本。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为四组，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偏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根据2011年7月的最新调整，低收入的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为1006-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合计统称为“中等收入”。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的复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着重刻画了当某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无法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而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并特别指出东亚地区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又在《强劲复苏与风险积累》中进一步强调，由于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又无法提升自身所在价值链的位置，进入服务于创新为主的更高发展阶段，因而不得不在产业链的较低水平处竞争，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避免。该报告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描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民主进程缓慢等。历史上很多经济体可以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多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与成功范例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巴西1975年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预测，阿根廷大约在2015年左右才能达到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届时，阿根廷将在中等收入阶段超过半个世纪即53年。 相比起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失败例子，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7年。概括来讲，他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几点主要因素： 1、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以上。日本抓住时机实施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工资收入，筹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本国农业，积极扶持和扩大中产阶层，构建起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农村运动”，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大幅增加农户收入，缩小城乡收入比例。80年代起又重点实施收入、医疗、教育、居住4项基本保障计划。 2、加大研发投入与创新立国。根据郑秉文教授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进入高收入行列，日本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型，为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激发其内在的创新能力。其中日本研发投入相当于GDP 的比重由1970年的1.8%增长到2007年的3.45%。而韩国研发投入增长更为惊人，增速超过GDP的增速，研发投入相当于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0.4%跃升至2007年的3.47%，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 3、重视知识和人才培养。日本和韩国不惜斥巨资发展教育体系，在国际上广揽尖端人才等，积累了十分丰厚的人才资本。日本在二战前就是人力资源强国，拥有大量的优秀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而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度高达95%，超过美国的82%。 4、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出现了势力强大的财阀集团。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冻结了15家大财阀的财产，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为防止财阀复活，还公布了《关于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的法律》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并按此法律分割了325家被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在韩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以垄断集团、政府与银行的三角关系为基础的“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5、推动民主法治监督，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官员腐败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是导致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韩国在近年来一直推进政府转型，为跨越陷阱奠定良好的治理基础。一方面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韩国早期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进入80年代后，韩国从法律层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政府从“主导”变为“引导”，减少“越位”与“错位”。另一方面，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建设透明政府。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颁布《公务员伦理法》，带头进行财产公示，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韩国通过将政府行为的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避免了被利益集团所绑架，遏制了腐败，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提高政府整体运作效率，造就一个更加廉价、高效、透明、有力的服务型政府。日本有较为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日本刑法典中设立了反贪污贿赂罪专章，大力推行了财产公示，日本的媒体也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揭露了多起首相腐败大案。 公平正义的政治社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四是强化社会参与。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新领导人迟迟不顺应民众的需求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唐德刚：毛泽东的知识和知识分子政策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知识分子政策    ● 唐德刚   　　 　　毛主席不是选出来的吗？ 　　 　　毛氏骂国民党不民主骂了一辈子。但到他老人家自己晚年的时候，却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的“选举”，提出了公开的否定（早年的毛泽东因为声威未定，心里敢想，口不敢言）。在文革后期毛氏一再的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见毛主席“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氏又说他认为周恩来当总理是“中央派的”.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这，选举那，都是空话。但是毛主席不是选举出来的吗？如果毛主席不是选举的而是自己派的，那又何必假惺惺地搞一套“人大”“党大”的假选举呢？既然搞了又何必当众戮穿呢？ 　　这一点，事实上共产党就比国民党憨直可爱！到今天的“台湾有三害，立监国大代”还不是厚着脸皮硬说自己是国民公选的吗？ 　　毛氏分明知道“选举”是假的，而他自己又有勇气加以拆穿，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中国却一选再选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毛泽东思想中的结，毛氏自己一直未解开，其实，其中并无什么深文大义。“选举”这个东西自古希腊贝壳投票开始，到今日大美帝国二百周年大选，一直就是都市小资产阶级所搞出来的“上层建筑”.它与无产阶级本无亲戚关系。倒霉的无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不幸地被都市小资产阶级洗了脑而不自觉，因而也搞起选举来。选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直如乡下哥哥学文化，脱下草鞋穿皮鞋，打领带，结果周身不舒服。毛泽东之所以比列宁伟大，就是毛老大箍上了林语堂所谓的“狗领”的领带，不舒服时还敢公开否定，而列宁这个乡下哥哥，虽然当众出丑，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选举”这个“文明字眼”，不过是诸端之一耳！其他都市小资产阶级的“文明字眼”被无产阶级仁兄们借去佩带的可多着呢！文革以后，知青下放者，一千二百余万人。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向贫下中农学习，抓革命，捉生产，本是革命青年的本份。但是下放久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知青，个个都感到无“前途”，感到“苦闷”，而满腹“牢骚”蠢蠢然有泅水之志焉。试问“前途”，“苦闷”，“牢骚”等等“文明字眼”，又岂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朋友！“前途”这个概念，和“苦闷”、“牢骚”等诸种心理状态一样是“凡知识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它们也是和小资产阶级分不开的！试看社会主义革命中，最革命最前进的贫下中农就不想什么“前途”，不感觉任何“苦闷”，也不发什么“牢骚”，所以毛主席称之为“倚靠阶级”！那些被集体下放的“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的东西，就有点“靠”不住了！ 　　 　　无产阶级的升华 　　 　　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包括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non-propertiedclass）–不能有“知识”.一有知识，它就要发生升华作用，不论“有产”（propertied）或“无产”（non-propertied），都会转化为“中间阶级”（middleclass）。中间阶级自有其中间阶级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但要自由，要平等，还要食有鱼，出有车。而推动这一升华作用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经济”重于“文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是跟着经济上升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适得其反。因为教育起飞究竟比工业起飞要容易得多了。不说两者同时起飞，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二者之中有一个一飞冲天，则马克思主义，就3要不“修”自“修”了。 　　列宁这个未坐过飞机的北欧老毛子就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体验到共产主义在英国搞不起来，乃喟然叹曰：“英国的工人，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不是。英国工人并不是被资本家收买了，不革命了。而是英国因为各种因素的驱策（包括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而经济起飞了。资本家固然赚大钱，工人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也同时提高了。一次大战前后的英国工人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普罗阶级”，而是具有中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口号失去兴趣，而转向“巴厘满”立法的和平转变。这便是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执政的社会背景。到七十年代的今日，英国共产党亦已摒弃莫斯科而走工党路线，其道理亦在此。 　　这一无产阶级的升华现象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尤其显着。今日美国总人口约两亿，而美国工联和产业职工总会（AFL-CIO）的会员总数约合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如加上会员的家属则是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美国“工人阶级”（workingclass）内的正规军。要搞“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那应该是他们专政了。相反的，美国的第一大工会的AFL-CIO是如众所周知的相当反动的团体。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以血汗工资接济的在大学里读书的儿女。而最反对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的左倾的下一代。 　　越战期间，美国民意测验表示得最清楚。凡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往往是最“反动”的地区。那些资本家和“高级知份”所住的地区，则反而较为“进步”.这一现象其实并不费解，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美国产业工人早已不是马、恩、列、史、毛所想象的普罗。他们和英国工人一样，早已由普罗阶级升华为小资产阶级了，他们除每周三十五小时的工作之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早已中产阶级化了。 　　朋友！你能说那赚两万美金一年的通用汽车厂内的产业工人是普罗阶级吗？ 　　他们有洋房有汽车，冬有水汀，夏有冷气，看的有彩色电视，玩的有卷毛洋狗。 　　纵使有点“剩余价值”给人家“剥削”了，也就算了。去斗争，去专政，实在犯不着了。 　　美国工人固然得天独厚，其实西欧的工人的中产阶级化也只是程度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是中产阶级，所以大家也就搞搞中产阶级的巴厘满衙门的政治也就够了。什么“暴力”，什么“专政”，还是让那些国际“毛派”（Maoists）去搞算了。 　　君不见拥有党员数百万的法共和意共乎？他们要搞议会政治了，反对俄共的“剥削人权”.他们主张“信仰自由”“文艺自由”.人数较少的西共，对这些“文明字眼”也大有兴趣。他们认为他们邻家的葡共所以搞糟了，就是葡共盲目走莫斯科路线，搞一党专政，弄得众叛亲离，全国喊打的结果。 　　须知葡萄牙这个小国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人口至今尚有三分之二是文盲。 　　这样落后的国家莫斯科路线尚且走不通，如走北京路线那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对这种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升华之道，一无“实践的知识”的我们伟大的毛主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发展，难免就傻了眼了。毛泽东思想本有其正确性。毛氏反对书本子知识，认为只有实践的知识才是知识，基本上也不能算错。可是毛氏也有他自己的《矛盾论》里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因为七十年代里世界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实在太复杂了。那个垂钓于中南海的八十老翁是无法“实践”的。不能实践，他也就只有靠书本知识了。 　　更不幸的是毛公那个偌大的书房之内的书本子所能提供的“知识”，实在也很有限。那一部据说毛氏真的一本一本地读完了的，八百本的线装二十四史内的英雄人物们，就没有一个是属于汽车阶级的。 　　那一堆据说毛公读后曾与苏联权威理论家由定（P.F.Yudin）有过长期切磋和辩难的汉译洋书，也只是一些结论完全相同的一家之言。就凭这点点脱离实践的“书本子知识”而盱衡世界革命，慨叹人心不古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已经有一半以上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那就有点以偏概全，脱离现实了。 　　试问那些法共意共西共英共，乃至美共加共和拉共（拉丁美洲）就完全忘却阶级仇恨不想搞无产阶级专政了吗？ 　　非也！他们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们底党在部分地战胜了资本家之后，党本身也早已中产阶级化了。关于阶级斗争等等传统的老把戏，他们贵党，既不能搞，也不想搞，更不必搞了。 　　我们“斗志昂扬”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斗士们，不去实践地了解人家的底牌，光是坐在井底讪笑他们，那难免就如林姑娘所说的“不怪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了。 　　 　　人民内部的恶性循环 　　 　　不过话分两头，以上所说的无产阶级升华的现象，在目前是只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双重起飞的工业化的社会里–也就是所谓“先进的国家”底社会里。至于那些今日仍是文盲遍地的“落后地区”或“第三世界”里的情形，自当别论。 　　七十年代里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事实上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也就是说既非先进，也非落后；既是先进，也是落后。近三十年来由于国共两党努力普及教育的结果，知识分子在全国人口比率上激剧上升，而在同一时期里，工业化在国民经济中的百分比则上升得有限。换言之即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在今日仍是个农业国家，它那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还不足以负荷那个有高度中间阶级意识、并且日益壮大的青年知识阶级。 　　这个万分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限底工商业的都市社会无法消化的情况之下，就只好由党和政府强制“下放”.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仍是很原始的。那些满腹“代数”“几何”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青年，一经“下放”则除了向贫下中农学习些体力劳动之外，满肚皮的“知识”却一无所用。因而近十几年来的大陆就发生了一种怪现象。政府和党一面大力普及教育，大量制造“知识分子”，而另一面则大量浪费“知识”. 　　同时正因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是和“小资产阶级”分不开的，因而大陆上还有一种更严重的矛盾现象，那便是共产党一面正冷酷无情地打击和消灭小资产阶级，另一面却在大量制造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个辩证唯物主义对立和统一的领域之内，很难解决的恶性循环。 　　林彪这个叛徒，口不择言地说知青下放是“变相的劳改”.知道解放前中国社会情况的老顽固们至少也可以说那是“学非所用”.既然“非所用”，那又何必要“学”呢？一学就学出了问题，因而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由贫下中农来加以“再教育”，这岂不多此一举了吗？青年人一生下地就干脆不受教育，直接去做革命的贫下中农，岂不省事？ 　　从“省事”这一点来着想，我们不禁感觉到我国古代的秦皇汉武实在是聪明。 　　秦始皇认为最“省事”的办法，便是“以愚黔首”.秦始皇之道虽被汉武帝“修正”了很多，但这“以愚黔首”的原则是基本上被继承了。终我国帝王两千年之治，“黔首”是被他们“愚”得够惨了。 　　有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读了蒋总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遗墨而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比蒋氏高明多了。其实教授有所不知，顾炎武所说的“匹夫”并不是贫下中农！顾氏所说的“匹夫”正是你们7大学教授那一层唧唧喳喳的匹夫呢？与市井小民何有？ 　　老实说两千年来真想搞“匹夫有责”的还是刚刚去世的毛主席。他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匹夫全都搞掉，然后再从贫下中农的阶层内培养出一批新的匹夫来。可是他老人家搞了二十多年，还是搞不通，现在也不能搞了。 　　文法科大学不必办了吗文革以后，毛主席不是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言之就是“文法科大学大可不必办了。”纵使为着贫下中农的子弟，文法科的大学为什么不必办了呢？其理甚明。秦始皇焚书，所“焚”的也只是文法科大学的“书”，理工科大学之书，也不在被焚之列。 　　不幸的是我们的毛主席并不相信美国那个反对工业化、主张小农制的桀符生，而相信德国的马克思。他要搞大农制和工业化。这样，则“老农”和“老圃”的知识就不够用了。所以他还是要办“理工科大学”.中学呢？当然是要办了，因为中小学是国民基本教授，岂可不办？如此，则毛氏便吃了近三百年来洋框框里发展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形式主义的亏而不自觉。他根本不了解普及的自由教育是什么回事。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总结三百年来西方自由教育的经验而提出“教育除教育本身以外无目的”的口号。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原来也是一样的。在理论上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读书知礼”，并不为着发财吃饭。 　　西欧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后的教育，也是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并不等于“职业训练”.可是在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的各项职业开始专业化。 　　因而专业化的职业训练，也渐渐侵入教育界，变成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转而喧宾夺主。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机构反而沦为国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学，所谓“高等教8育”便逐渐被专业化训练科目所独占了。大学变成了专业化的职业训练班。那原是最下乘的开火车头的火夫们（engineer）的知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毛泽东 知识分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