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民主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民主的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2 9:11:31 阅读量:0次 众所周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近 30 年。如果说这 30 年没进步,那是情绪性的说法;如果说 30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说政治体制一动不动,有失客观公正。正确的说法是,政治体制在改,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进两步退一步是策略,克服困难往前走是战略。退一步是仰望民主的星空,进一步是踏上民主的征程。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回头路,民主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阅读更多

迟福林: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改革中央地方关系

  ——2011年7月10日在“第二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的演讲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例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就有一个要不要下决心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就此,提出以下3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一、要不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有着较大分歧。应当说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贡献。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把社会资源有效集中在投资建设上,并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我的看法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在中国经济起飞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不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   1.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其风险逐步积累。首先,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其次,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例如,一些省区市的“十二五”规划,都是以投资的快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增长的两大支撑条件。   2.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现实情况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抓投资、抓项目上。这样,就倾向于把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划等号,使公共服务在多方面欠账,由此不能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并且,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重增长、轻改革”的问题逐步突出。   3.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GDP主义的膨胀。从地方层面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今天看来,这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二、要不要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   从现实看,现行的财税体制强化政府的投资冲动,以GDP增长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助推官员对GDP总量的过度追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尽快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   1.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源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现行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下,地方GDP总量越大,地方财政增加越快。再加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地方经济增长是硬指标。这样,地方政府不可能不以GDP总量的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就是说,不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缺乏前提条件的。   2.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与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直接相关。我国的消费率逐年走低,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矛盾。为此,“十二五”能否初步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问题在于,在现行中央地方关系下,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大投资比重,由此进一步加大投资-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衡。据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搞投资建设,不仅难以改变投资主导的格局,还将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3.中央地方关系要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变为国民收入导向。“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转变,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客观讲,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在于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国富优先发展的突出特征。例如:GDP增长长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国富优先的增长偏好投资,既是形成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因素,又是造成投资-消费关系失衡的深刻背景。   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其结果必然是:第一,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第二,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因此增大了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以土地增值收益为例,大量向地方政府集中,失地农民的收益比例太低。为此,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经济总量导向到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并按此加快推进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改革。   三、要不要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政府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府转型的一个大前提。从实际的需求看,要使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需要政府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一心一意地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说,不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发展理念,难以走上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1.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强化政府作用。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强化政府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使政府干预市场微观运行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例如:政府占有和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一定削弱。   2.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源应更多地向公共领域配置。从现实情况看,国有资源长期被更多地用在做大GDP上。这样,不仅不利于加快改善民生,而且挤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垄断行业改革难上加难。为此,要以公益性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源配置。   3.按照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确定中央地方关系。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有效性不在于直接搞投资建设,而在于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创造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大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二,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的明确化、法定化,将为改变现行GDP政绩观创造重要条件。第三,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理顺了,才能明确中央地方事权,各级政府财力配置才有依据,才能够推动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改革,并为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提供重要条件。  

阅读更多

BBC | 大马选举改革集会警方逮捕数百人

防暴警察施放催泪瓦斯驱赶集会民众。 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逮捕了至少440人,他们据信试图前往参加被定性为非法的反对派集会。 警方此前对吉隆坡市中心实施封锁,以防名为“净选盟2.0”的反对派团体在星期六(7月9日)举行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集会。 BBC驻吉隆坡记者潘婕发回报道说,直升机整天在吉隆坡市中心上空盘旋,主要道路被封闭,许多当地民众对于当局如此严密的防备感到惊讶。 “净选盟”强调集会将和平进行,但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团在内的执政联盟党派则纷纷指控“净选盟”不怀好意,并指控反对派人民联盟操控这次集会。 马来西亚警方在过去数周抓捕了150名活跃人士问话,超过30人至今仍被拘押。 警方还颁令禁止91名反对派人士进入吉隆坡,当中包括“净选盟”主席安美嘉、国会反对党领袖安瓦尔和民主行动党领袖林吉祥。 “净选盟2.0”全称“干净和公平选举联盟”,BBC记者指出,“净选盟”是由反对党以外的民主活跃人士组成,但显然也得到了反对党的支持。 “净选盟”本月初宣布号召这次集会时,原定是要在吉隆坡市内游行,但在警方拒绝发出许可后作出让步,宣布改到市中心附近的默迪卡体育场内集会。 当局此前颁令禁止“净选盟”主席安美嘉进入吉隆坡。 但是警方强调集会依然属于非法。《新海峡时报》引述马来西亚全国总警长奥马尔说,“净选盟”的集会将导致道路严重拥挤,使商业活动受阻。 政府指责示威者试图推广共产思想,其行为等同于“向最高元首宣战”,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的执政国民阵线连日来也多次指责“净选盟”的集会危害国家安宁。 《光华日报》星期六引述马华雪兰莪州联委会副组织秘书黄祚信称,净选盟故意选择在市区集会,不排除是为了制造混乱场面,让集会成为媒体报导焦点。 “净选盟”则强调,他们的集会旨在控诉马来西亚选举所存在的广泛舞弊情况。他们要求延长竞选期,实施自动选民登记,和让所有党派都能平等地在主要由官方控制的媒体中发表政见。 马来西亚警方曾在2007年针对类似的集会进行大规模镇压,随后反对派在大选中显著赢得了更多议席。 BBC记者说,当地分析认为,警方如何处理呼吁改革的浪潮,将被视为对开明派总理纳吉的一次公投。 您在吉隆坡吗?您有否参与这次集会?您对这次集会有何看法?欢迎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阅读更多

联合早报 | 胡慈贯:从台湾看中共的党庆与政治改革

胡慈贯:从台湾看中共的党庆与政治改革 (2011-07-08)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女神卡卡让世界看到台湾 [时事漫画] 奥巴马通过推特和民众对话 [名家专评] 薛理泰:奢谈赶超美国究有何益 [中国政情] 中共党员变成公务员,就垂垂老矣 [台海局势] 沈金浩:国民党生存发展的路径 ● 胡慈贯 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从台湾来看真是百感交集,国共斗争几十年,最后内战失利,国民政府落得个避居台湾的下场。早年的中共不只恶整国民政府,对自己人也从不手软。中共夺得政权之后仍然政治运动不断,前后走了三十年弯曲转折的道路。若说中国共产党欠人民一个道歉,其实并不为过。 1978年以后,中共走回正途。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经济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准的改善,几乎实现了几代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如果北京当局能够更进一步的由当前的和平崛起与发展走向文明崛起,靠软实力与制度赢得世人的尊重,这才更值得肯定。即使远在台湾的炎黄子孙也该为此加油喝彩,与有荣焉。  胡锦涛:“中共面临四大危险” 但是就如当年邓大人所说,打开门窗,苍蝇蚊子随之而来。几十年来,中共几乎已成国家集权资本主义,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升斗小民在教育、住房、医疗问题上哀苦无告的困境让人忧心。难怪胡锦涛总书记自己都要说,中共面临四大危险,其中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及消极腐败。不过他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说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等。仍然有点避重就轻。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6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的演讲内容,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他坦承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着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弊端的途径就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起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是他继前几次高调谈论大陆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又一次重要发言。话讲得真好! 由胡、温的讲话内容来看,大陆高层似乎已对问题有所体认,但对处理方式或有不同重点。中共建党、执政已经几十年,虽然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举世钦羡,但它在人权、在民主、在自由、在政治各方面的表现显然仍与世界所认同的标准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这也难怪连胡锦涛自己也要承认,大陆的人权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温家宝更是多次强调,中国大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举例来说,中国大陆当前在司法、政治、社会,宗教、教育、文化、经济及环境人权上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暴力刑求虽然并非中国当局政策,但并未全面禁绝,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对于上访民众、异议人士、宗教及维权人士的合法行为及抗议常有不当、过当的制止作为,而公平审判也常成为各界质疑的重点。北京当局对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及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标准过于宽松,不但迥异于国际一般做法,还让人易于产生不当打压、迫害的联想。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期望 要解决这些问题多少都与政制体制改革有关。持平而论,世界上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大陆当前的许多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着,但这并不表示北京当局就没有努力改善的必要和空间。根据台湾的经验,由军政到训政到宪政,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宪政,中国大陆或可先由党内民主、完善执政、依法行政、媒体自由、政策透明化起步,以渐进的方式,负责任的逐步往前发展。这将比启动全面性的政治改革易于掌握。

阅读更多

译者 | 《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压制还是改革

核心提示:陆思礼的最新时评――随着抗议增加,北京面临抉择 原文: Repress or Reform: With Protests on Rise, Beijing Faces Choice 作者:陆思礼(Stanley Lubman) 发表:2011年7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陆思礼(Stanley Lubman)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现在UC Berkeley 法学院执教,曾著《笼中之鸟:毛时代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最近的抗议活动显示出了公民的不满在逐渐增加,这些抗议不仅仅在农村随处可见,在城市也在不断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遍布全国各地。尽管这些抗议活动看起来没有联系,一些国外的观察家认为最大的不满是源于社会不公和当地政府的专横独断。值得注意的是,在1.5亿农民工的怨恨在不断增加,他们并未在工作的城市享受到普通市民应有的常规福利,这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全国性的活动可能发生,中央政府还是被中东的革命困扰。地方政府对抗议的反应都是镇压,有时还相当暴力。如果日益增长的社会不稳定引起更多的镇压,那么是不是镇压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呢?抑或是中央政府将会实行改革来平息不满?抗议的增加让中央必须尽快做出决策。 在一些案例中,公民自杀使抗议升级,这些公民民因为当地政府对于他们的不作为而感到绝望,例如,一位江西的农民引爆的炸弹造成他自己死亡和一些人受伤,此前,他的房子被当地的腐败官员强拆了。还有,在广东省,城管殴打了一位怀孕的民工商贩,此事引发了骚乱。在广东的另一个城市,据说一位向老板讨薪的工人在老板指使下被捅了,此事也引发了骚乱。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到,公众的愤怒正在加剧,特别是在腐败和警察滥用权力方面上, 同时,也一些抗议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孕妇或者被汉族卡车司机撞死的蒙古人。还有一些偶然事件的来源来自互联网,它可以同时传播新闻和谣言 ,观察家称之为”愤怒与科技的会流”。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必须平息骚乱,有时以强制力让异议消音。这种情况发生时,农民工会有”被当地政府镇压”的感觉。国有的《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批评当地政府以”丛林法则”代替”法律准则”。现实中依法治国仍是很形式化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国有报纸反对地方政府的社论。 在现行法律下,农民工不允许有城市户口,这使他们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拥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等保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浙江省,工人们请求当地政府对铅中毒进行赔偿。在他们集体上街游行以后,政府答应给他们每人2000元人民币(合309美元)。工人们对此赔偿结果不满,政府最后将赔偿金额提到了8000元,但是只会给那些有”适合的资格证”的工人。 哈佛社会学教授 马丁・怀特(Martin Whyte)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的人对于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能人和对帮助穷人的行为都有好感”,与此同时,他也发现绝大多数的受调查的目标人群反对政治特权和对农民工的系统性的歧视。 山西出租车司机们的一场自发抗议说明怨愤有时已经一触即发了。几年前,我乘坐出租车时经历这件事情。公路很窄,只要一条车道。一辆车顶装有一串白灯黑色无牌车在出租车一旁专横的行驶,很明显想要超过我们。起初,出租车司机拒绝让路,但在越来越危险的竞争中,他还是屈服了。当这个黑色的汽车超过的时候,我问他这是否是辆公车,他愤怒的答道:”这当然是辆公车!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有特权!如果官员们有特权我们怎么能有人权?” 观察家们的报道反映了很多中国人认同上述的观点,这就是外交关系学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所说的”弥漫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感”。 在最近《中国实时报道》(WSJ的专栏,此篇文章就在这里刊发)的一篇评论中,卢宜宜说中国社会的很多不安和不满都来自于不受约束的官员特权,纳什可以无视一切法律规则的特权。 如果现实的不满继续汇聚,并且面对强力镇压,会不会发生更多事件,形成暴力的恶性循环呢?而对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可能调整引发抗议的政策呢? 在政治学者欧博文(Kevin O’Brien )和李连江在 200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合法抵抗》一书中,表示抗议会影响政策的执行。在蔡永�的书中,关于”中国的群体性反抗”,他认为抗议可以使引起众怒的政策终止并促使新政策诞生。 中国的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只使用镇压来对付抗议,在最近几年,中央领导层已经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工人工资,减少贫困项目和扩大社会保险系统等改革,从而让中国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抗议意味着政府需要真正实施改革,否则风险是人民更加愤怒,会有更多的抗议发生。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2000-2009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