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自由亚洲 |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发表文章称,人才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欢迎世界各国专家到中国实现“中国梦”。但有评论人士认为,李源潮所说到“中国梦”和“美国梦”无法相提并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文章题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发表在《交流》杂志2012年第一期卷首。李源潮在文章中说,人才的国际交流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来华工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深圳独立作家朱建国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李源潮当然可以提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但是,中国这个“梦”恐怕不是美国梦的“梦”,而是回归中国古代的“王朝梦”。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它只是在政治上专制,但是经济上它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的传统历来就是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想回归到那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时候。但是即使它把这个路政治专制,党天下依然保持,但是经济上会比现在更开放一点。 它可以做成,但是它能走多远,能不能保成?恐怕历史的回答是不能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美国梦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美国人梦”,中国虽然也可以提出中国梦,但是,在中国很难有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中国人梦”。夏教授强调,美国梦的实质是,即便你一贫如洗也可以通过打拼过上富足生活;哪怕你是新移民,也有机会取得普通美国人都难以得到的成功。美国梦的基础就是自由,而中国梦却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还有梦想的话,显然中国不是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实现梦想的地方。恐怕是一个可以去坑蒙拐骗——骗民、骗财、骗色、骗子倒是一个很好的去所。” 李源潮的文章还说:“从2001—2010年的10年间,每年来中国工作或交流合作的外国专家有30万人次,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友谊奖”,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夏明教授对此表示,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听起来虽然增加很多,但是中国却无法吸引世界一流的顶级人才,尤其是那些可以引领技术、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夏教授说: “中国需要几种顶级人才。第一金融方面的人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全球经济的金融化,需要有一大批的人才能够把钱财管理住。同时用钱生钱;另外一批中国还需要教育高教方面的人才;第三中国还需要高科技的人才,无论是航天、电脑、汽车等等;当然第四中国还需要社会管理方面的各种人才。” 李源潮在文章中还写道: 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3年来已有1600多名海外留学的高层次人才通过这个计划回国创新创业。2011年中国又开始实施面向外国专家的“外专千人计划”。 但夏明教授告诉本台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去年连续报道了五六个海归科技人员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其中国际知名汽车尾气处理专家、海归博士胡志成,因为商业竞争而被地方势力诬告,被地方当局羁押一年多。夏明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国际高尖人才。 “如果说一个政治学教授、律师、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们回到中国去遇到这样的遭遇,你可能觉得中国共产党我不需要你。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你不是我的人才。但是这个给中国的汽车工业50%的市场尾气、消声器做贡献的海龟科学家有如此遭遇!我想中国怎么样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它的困难确实很多。如果它不给人以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和自由的话,我想再伟大的科学家进到这个体制,最后都得变得贫庸。再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进去了最后都会失去创造力。” 夏明教授还表示,美国梦是一个开放性的梦想,全世界有理想、甚至被自己祖国遗弃的人,都可以来美国寻找梦想。最新来美国寻梦的例子,就是因不堪中国当局打压而抵达美国的北京异议作家余杰。夏教授表示,相信余杰在美国一定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创作,自由地寻找他的美国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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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听众之音: 王玲被拆光抢净冻饿街头 韩荣利家人跳楼惨死

首先请听王玲女士的来信内容: 我叫王玲,54年生人,69年插队,74年回北京修马路。家在丰台的洋桥,后窗不远是车站。房本儿上是21米,北房,另有10米自建房,3米煤棚子,厕所公用。是我修了30年马路得到的,单位在拆迁前已把产权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这是我的产权房,是私产房。是我和孩子生存的地方。 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我的这个房子被强拆,拆迁公司叫:鑫鸿运。当时拆迁款的全部是:9万9.。这在当时也是买不了房的,多年来执行的一直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房子,是福利之一,有路子的找路子,有官称的按级别,没能耐的熬年头儿,叫分配。2000年我退休时的工资是595 元,供孩子上学,母子生存,及一切生活开销,没有任何外援,生活已是十分艰难。 没有任何人和我谈安置,只是法院贴了一纸布告,全院儿大家都不同意。曾有过一次集体调解,拆迁办的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儿的官员坐在一起互相交换着意见,材料,互相补充着,大呼小叫,那些专用名词术语,法律依据,计算方法,我根本听不懂,记不住,最后还是让我们在9万9的纸上签字,不签,就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很快,和所有的被强拆户一样,我外出归来,我的家被夷为平地。我在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新街口,高价租到房子住下来,想理智的找政府反应情况。以我母亲的家具为主,亲友们倾力相助,从锅碗儿瓢盆儿,衣柜衣物,桌椅板凳,到床铺被褥,必备家电。他们叫我冷静,教孩子准备迎接高考。 很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找上门来,叫我搬走,我刚安置下来,往哪儿搬那?我向警察说明了我的情况。 天渐渐冷下来,到了12月初,先是房东来了叫我走,说警察在逼迫他们,把房子租给上访的人住不行,要没收他们的房子,抓他们坐牢。我刚安上电话,电视天线,安上炉子烟筒,还没歇过乏喘过气来,孩子正上初三,马上要过年了,折腾不起呀。 没过几天,一个天黑后我刚进家就有人敲门,外面站了一片,有八九个,我问是谁,一个男的说;派出所的,我没敢开。又说;不开就砸了啊。果然,就真开砸了。窗户玻璃门玻璃,全碎了,多吓人那!门砸开了,站在外面的,还真是警察,房东站在较远处。警察叫我搬走说:“这不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住,户口在这儿也不行。人家砸自己的窗户,自己的门,你管不着。谁强拆你的房子,你找谁去”。说完就都走了。这一天,炉子还有火,可没有门窗了,屋子里 比大街上好点儿,但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和寒冷为伴儿了,我和孩子紧紧搂在一起,面对着这一群新街口派出所的,穿衣服没穿衣服的警察,承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人为的破坏,作恶,没完没了的灾难。我煮了一锅粥,在杂乱的床上睡下了。这样过了两天。第三天孩子上学去了,我花钱请人把门窗钉上塑料布,又出门了,去找党,去找人民政府,希望让我母子活下来。 由于没人管,我就去了中南海。又过两天,回家发现新钉在门窗上的塑料布被撕掉,并跳进人来,踩碎了窗台儿上的镜子,把东西搞乱,把电线扯断,把烟筒摔了一地,满处是灰,把炉子里燃烧的蜂窝煤泡在脸盆里。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就骂:“你搬走不就完了吗?爱搬哪儿搬哪儿去,窗户坏了你找房管所呀,找的着我们吗”?我们只好在没有门窗的房子里又过了一夜。 2003年12月12日,晚上快6点天已完全黑了,我和孩子走近家门,发现路两旁摆满了家具,摆了那么长的一片,还以为是谁家修房子摆的呢。我掏出钥匙去开门,才发现家门已装上了防盗门,又发现窗户也安上了铁栏杆,借着邻居家的灯亮一看,家里全空了,才明白这满街的家具是我们家的呀。我报警了,新街口的警察这次倒是心平气和的叫我:“去住旅馆,去找法院。谁给你搬出去的你找谁去,今天怎办?你自己看着办”。 行人渐渐稀少,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去,在空旷的大街上,路灯的冷光下,我们捡起被堆在路边的被子,蜷缩在大街的台阶上度过了2003年的12月12日的夜晚。 大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张纯珠,刘焕文,王卫平,张洪斌,钱玉民,关增礼,向南夫,袁德安,常城,倪玉兰等十来个人,陆续赶来帮我在路边儿支上床,在床的四角捆上墩布把儿和木棍,围上塑料布和床单,刘安军帮我买来国旗,挂起来。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塑料布和呼呼作响的国旗,组成了改革开放独特的交响曲,大国崛起和谐动人的画面。 学校召开家长会,介绍孩子考试升学情况,介绍参观学校,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等一系列活动,我都没能参加,孩子由此辍学,再没能上。拿着初 中毕业的文凭到哪儿找工作呀?唉,我这个独身的母亲,我可怜的孩子! 有了窝棚的第二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那样暖和,迷迷糊糊中,一个人和我说话,男的,他说他是新街口办事处的干部,问我冷吗?他说让我再坚持一天,明天一定给我解决 。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就是12月17日,新街口的警察带着大小各种车辆,带着那么多人来了,威武雄壮,浩浩荡荡,拉走了我母亲和众多亲友为我重新刚刚安置的全部的东西,家当。 真的,真的把我给解决了。真的一无所有了。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那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国旗,属于我的国旗,陪伴了我两天,壮了我两天的胆儿,最后,还是没能挡住强盗的魔爪,并且和我的家具一起被抢走,至今不知在哪里飘扬呢? 房东受警察的逼迫,找人来砸坏门窗拆电线赶我走,最后低价把房子卖了。而制造灾难的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在事后,却要我去告房东,真是岂有此理!?新街口派出所让本来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再把“不该发生的事”变成复杂再复杂的事,让你不知从何说起,让别人不容易听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我明白,谁是真凶!所以从一开始,到任何地方反应情况登记,我都要求写上:新街口派出所撬锁抄家抢光财产。 我白天到中南海找,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关押数个小时,他们给联系新街口派出所,但他们干脆不接,或者接出来就不管了。我和上访的人们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子里已经冻了大半天,夜深了被放出来,商店全关门了。我在西直门桥底下就转了一夜,饥肠辘辘,夜里很黑,走着累,躺下冷。 我曾经在桥底下或地下通道,和要饭的挤在一起,她们有一点儿铺盖。有一次在长安街地下通道后半夜,不知几点了,迷糊中突然被惊醒,是警察们在踢一个铁桶,声音炸响,是把大家叫醒,轰走。原来要升国旗了。警察一走,我们又躺下了,过一会儿,雄壮的国歌响起来了,想必国旗也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地面上在升国旗,地面下,是一无所有,无处栖 身的流浪的人们。 后来,我被拘留,被没有手续的关押,劳教,酷刑,出狱后,继续被恶警打骂,监控,状告无门。那中南海,那天安门,那五星红旗,那广场,那纪念碑,那疲劳,那饥饿,那寒冷,那公交车,都刻骨铭心那!这,仅仅是2003年,这,仅仅是开始。 我的亲友为我操尽了心,我在外地探亲的母亲听说我的家又被抢光,又被赶到大街上流浪去了,急火攻心,暴病身亡。去年,我姥姥96岁,无疾而终。我姥姥不断的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怪我母亲不来看她。致死,我姥姥都不知道我母亲早已先她而去。 王玲女士的信最后写道:原来,我和孩子生活的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心里平静。孩子上初三了,我们有盼头儿了,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天堂。 今天,我和无数底层边缘的民众,相互搀扶着,艰难的守侯着,当热血融化了这冰雪的世界,我知道有那么多英勇的生命已铸成不朽的绝句。 以此纪念我孤儿寡母被拆光抢净冻饿街头坐牢酷刑8周年! 北京王玲2011年12月6日 手机:15201472645 Details of the user: civility: 女 name: wang firstname: ling city: 北京 country: China phone: 15201472645 email: 1196437260@qq.com 下面请听韩荣利先生讲述他在天津的亲属所遭遇的灾难: 最近我和我妈妈同电话,她告诉我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舅舅叫张长俊,舅母叫肖萍,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凯,二儿子叫张杰,一家人原籍是河北省沧州人。我舅舅由于维权异议或者是和异议人士有来往,曾经被关押迫害流离失所十多年,现在租住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星海大厦21楼。 在人权日还有两天的时候,就是2011年12月7日,中国当局密集绑架维权异议人士,我的舅父和舅母闻讯逃往原籍回避,但是到了原籍同样遭到绑架。同日晚上,他们的孩子还在天津的家里,我的母亲也在同一房子里。这天晚上来了20多原籍和天津的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不穿制服的,反复砸门要进门。屋里的人都很恐惧不敢开门,直到午夜1点来钟,屋里的人开始想办法把被单和绳子接在一起,想从21楼往下溜。结果大儿子成功地下去了,第二个下去的是二儿子的未婚妻王萍波,结果绳子突然断裂,坠楼身亡。因为迫害筑成了命案,我的舅父舅母随即就获释了。为了摆平这一因迫害而造成的命案,当局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解决二儿子张杰的户口,减少对全家的骚扰。张杰由于是超生的孩子所以直到成年也一直没有户口,未能办理登记结婚手续。我的母亲亲眼目睹发生的这一切,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时病危。 迫于各方压力,家里人每次和我通电话时,都不愿意讲事情的经过,只有我母亲告诉我以上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中,为您播出了北京的王玲女士写来的一封信,讲述她家被强拆8年后所经历的苦难,以及韩荣利先生讲述最近发生的家人不幸坠落身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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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5 0:39:13 阅读量:32次    中国的统治者对自由的情感值得让人玩味,他们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视为让人避而远之的敏感词,要么口诛笔伐,把它妖魔化;要么讳莫如深,将它打入冷宫。   曾经,统治者信奉斯大林的“令人恐惧比令人爱戴更伟大”的教条,用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威权政治,将自由大批特批,将持自由观的人大抓特抓,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孕育的自由精神斩草除根,从而建立起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崇拜权威的政治文化,以达到独裁统治之目的。其实,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权威,具体表现是:一是善于塑造权威。凡是具有权威的人,他们都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就拿出生来说,不是祥云飘逸,就是瑞兽飞腾,或者是火光冲天,总之与众不同,神秘得让人震撼。如此一来,他自然就会生出征服人的魄力。二是善于顺从权威。只要权威形成,他就成了人们依附的对象,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付他,什么都由他来裁决。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为奴役别人思想的刽子手!这样的权威即使去见马克思了,还要继续享受来自四面八方崇拜者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人把他纳入中国的神系范畴,“信男善女”靠他来定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着宝马车横冲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靠他来保佑平安……   当然,统治者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论的时候,没有忘记对自由的分割,显然,其意图在于否定自由的普世价值。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没有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批得这样彻底,让人相信它是虚伪的、反动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那么,无产阶级应有怎样的自由呢?1975年全国人大将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是就有了“四大自由”是“属于人民真正自由”的说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自由的涵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自由与权力》第308页,候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948年联合国在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如果把这些人所阐述的“自由”,与我们的某些人鼓吹的“自由”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哲学范畴。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直接服务于少数人的政治利益。在造反闹革命时,如果你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使用这种工具进行揭露、批判,甚至“将他打倒,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自由是允许的;如果你替他说句好话,就不会给你这种自由了,并且还会剥夺你享有这种“自由”的权力。张志新稍微表示了一下对文革的不理解,不是就遭到监禁、拷打、割喉管和处以极刑对待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这就使对个人的神化失去根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那个集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加以再塑造。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通过这样的再塑造,继续表明时间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它依然伟大、光荣、正确,依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依然要人相信没有它就没有国家,如果再往下推的话,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二是表明这个集团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力量都应该绝对地服从它的需要,也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的“特色”之路不可阻挡,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价值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这些归纳起来,其实反映的是“打天下,坐江山”这一根本性的利益问题。   虽然有人早已宣布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但政治挂帅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利益依然是各种利益的核心,有了它,就能确保经济利益。中国的国企从本质上讲,都是官企。许多官企的老总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他们的年薪高达数千万,而忙忙碌碌到头来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穷困人家却比比皆是,这使我们想到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据说,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像官员的寿命一样,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随着血汗工厂的机器轰鸣声,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在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当下中国,改变这种现状已成为人们的梦想。有媒体称,中国人的税负世界第二,超过收入高于自己数十倍的高福利国家。但当政府得知这个让他们难堪的消息后,匆匆忙忙发表声明:“此说没有依据”。可看看效能之低,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又为世界之最的中国政府(近年来政府的“三公”消费保持在国家财政的1/5到1/6之间),以及让政府官员公开自己财产都难于上青天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媒体的这一说法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被温家宝总理早已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要实现它,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无疑于天方夜谭。要维持这样一个烧钱加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各种税负决不可能降低,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宿命。   就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自由自然成为敏感词,因为自由,要求宪法保障人应有的各种权力。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设立国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更是理性。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坏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需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的问题,包括持有武器的权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权问题,涉及劳动、教育、经济、文化、休息等方面。此外,自由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权宣言》第4条, 1789年),就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即不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从而使人民避免被专制政府奴役、监禁和控制,从而给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显然,这与官僚政治视民如草芥,妄图一劳永逸地垄断国家利益的心理相矛盾。   但是,任何事情再严密,都不免有疏漏的地方。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这个连上帝都钟情的舆论平台的发展,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自由”一词已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面目狰狞,形迹可疑。有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把自由作为研究宣传的对象,意在为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贡献力量。就连温总理也在许多场合畅谈自由,如2010年9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时说道:“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去年访问俄罗斯,在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皇村学校,他饱含感情朗诵了《自由颂》。这都是喜人的景象,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沦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如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原有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科技创新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堕落现象令人瞠目,需要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予以扭转;僵化的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需要自由思想让它脱胎换骨;潜规则横行社会,需要建立民主与法治来求得公平正义……从国际看,地球上的陆地片片蓝,只有我们这里,还有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呈红色,这自然会影响到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给人民自由,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容不得半点迟疑,否则,尽管中国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但必将又会被世界所抛弃,沦为人人可欺的国家。   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什么时候不再把自由视为敏感词,并把它作为我们不可遏制的新生活,中国的未来便会清晰起来。   2012、1、14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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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人如何面对外来种族?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口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人口涌入中国去工作、学习和生活。外来移民的增多是否改变了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呢?未来中国社会中的种族冲突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呢? 2009年,上海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的选秀节目捧红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中美混血女孩娄婧,除了娄婧出色的舞台表现之外,她出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她在网络上被骂红了。当娄婧崭露头角后,外界了解到她原是一个私生女,来自美国的非洲裔父亲抛下她和上海籍母亲独自离去,娄婧从小由单亲母亲抚养成人。 随着网友们对娄婧肤色的攻击越来越多,2009年8月底,娄婧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严正抗议网友的种族歧视,她的肤色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同时还称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中国不断扩展同世界各地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种族的人们涌入中国很多地区。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逐渐加强在非洲的投资,中非往来日益密切,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和娄婧拥有同样肤色的非洲裔人口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不同的景观。 University of Regina 里贾纳大学中国学研究学者茹东燕 *年轻人和海归会带动思想意识上的改变*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中国学研究学者茹东燕(Dongyan Ru Blachf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宣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人们的思想确实比较闭塞,如今人们对于肤色、对于种族的看法正在逐步改变之中。茹东燕说:“随着互联网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 年轻人在思想意识上会有一些改变,因为你从小长大受到一些影响,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比如我们过去上学的时候,谁有一个非洲的男朋友,提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一样。现在的年青人好一点,至少不会公开这样,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就更会觉得凭肤色判断人是不对的。” 茹东燕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归,由于他们在留学经历中可能曾经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因此一回到中国,他们会比其他人更敏感,也更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孙雁 *学者:中国人崇拜金钱,肤色不是问题* 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孙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的种族观念一直就不是很强,在当今中国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潮流中,根据种族、肤色来评判一个人的做法并没有太多市场。孙雁说:“现在国内的老百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崇拜金钱,比较势利,只要你混得好,只要你有钱的话,大家还是很敬重你,尊重你。 但是不管你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只要你没有钱,哪怕你是白人,大家也都看不起你,所以钱是一切,肤色并不是很重要。” 孙雁教授对居住在广州的非裔人口有不少研究。她认为,中国在处理外来种族人口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如何处理滞留问题还很欠缺,这可能是导致有些人有歧视情绪的原因。孙雁说:“很多非洲人都是非法滞留的,因为不能合法挣钱,所以干了很多非法的事情,比如贩毒啊,打啊,抢啊,造成当地人很反感他们,到底是反感他们的肤色呢,还是反感他们的行为,我觉得可能是更反感他们的行为。” 孙雁指出,如果中国的机会更多,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人也会越多,这样中国民众和其它种族产生冲突的机会就会增加,这将对中国政府的外国人口管理制度提出很大挑战。 *加快观念改变,可从教育下手* 里贾纳大学的茹东燕教授表示,中国民众对于肤色和种族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这种观念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步改变,但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她认为,这将主要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教育体系。她说:“因为它(中国)的教育系统比较注重分数,但是对意识形态这方面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很注重的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长大了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茹东燕曾经在《纽约时报》就该问题发表文章指出:许多汉族人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长期生活过。在这些地方,少数族裔的权利、土著问题、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都更加受到公众的重视。由于大多数归国人员在中国的教育、政府和工商等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情况很可能得到改观。毕竟,美国已经选出了一个有非裔血统的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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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思想市场化是党报改革的第一步

党报体现的不仅是党的声音,更应该是公民的声音。本来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得有众人之议。党报从形式上走好市场化的第一步,然后才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走不好,或者进一步退两步,后面的路就没有办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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