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如何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认为“善心与善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善心既非善行的充分条件，也非善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善行是事后去看，事先你无法穷尽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在事先就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好事。何况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也是“罄竹难书”的。 因此聚焦在慈善动机上的争议，除了浪费社会资源之外，并不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实际上，中国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极其滞后，1949年之后，慈善国有化，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使得不仅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社会的自我空间也未能因此生长壮大。而后的国企改革剥离了社会职能，提高了效率，但被剥离的社会职能没有相应的承载空间。熊培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正是提到这被忽视的社会里有一些自我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需要被重新尊重和使用起来。 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陈光标最近被质疑的个案，你就不难发现，目前不少媒体质疑陈的动机，陈反过头来怀疑媒体的操守，两厢里互相比较谁的道德更高尚，这种与公益慈善完全无关的口水仗，是浪费了。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善心有助于锦上添花，但与这个行当的专业程度并不相关。我们经常听说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出于善意去救助流浪狗流浪猫，这种善心值得珍视。但其行善方法却有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给流浪猫流浪狗喂食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但要给它们节育则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因此很多好心人因为能力所限只做了上半段，没有意识到缺乏节育可能使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激增，乃至需要更多的喂食，进一步增大了喂食者的压力。好心反而陷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导致要救助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不减反增，就好心的意图而言，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公益慈善行业从不缺少善心，只是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操作。 换这种角度来理解陈光标事件，就会发现陈与部分媒体相互指责动机的行为并不专业。因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不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陈这种大派现金的“高调”、“粗暴”的行善做法，也才会出现媒体纠结于动机，而不去探索如何使得陈这种不专业的行善能专业起来。 当然，对于陈光标而言，既然是好心人办好事，就应该将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当成自己行善专业化的一个契机。而对于媒体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来反思是不是有比质疑动机更好的监督方式。双方如果能各自转换视角，或许可以把公益慈善事业真的往前推进。即便不能推进一大步，推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善行”。 话说回来，这种技术上的专业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性的障碍没有消除，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还是无法真正实现。不妨问为什么陈光标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事业与江苏黄埔集团分开来，以免媒体和公众上这个企业的网站还以为是一个公益组织？为什么企业不能通过自己设立社会责任基金来行善，而非要将钱捐给有天价饭局丑闻的官方慈善机构？为什么那些捐赠收据原本媒体可以轻易获得，现在却非要大动干戈才能从各种片言只语里抽取信息？为什么这诸多问题说了多年，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看起来依旧是个“山寨”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指向国家垄断和主导公益慈善行业这个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设立私人基金会很容易，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有高效的监督，本就不会发生陈光标事件。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公益慈善行业，除了寻租者在其中获得灰色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一种被误导的担忧，即以为放开民间慈善，民心就会转向民间组织，威胁和谐稳定。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为稳定保驾护航，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民间组织承担社会职能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不妨以各种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为开端，进一步推进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因被打击报复产生的财产损失，我所接触到的部门都不给我落实。”曾被非法刑拘和劳动教养的举报人李文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说不能让我过好了，让我过好了，大家就都去举报了。” 举报人王培荣大量利用博客和论坛举报。到目前为止，他的博客已经被关了一百多个。“没关系，关了我就再开。开一个博客的成本很低，但要关一个博客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要用钱、动用关系。” 反腐深喉群体素描 □《南方周末》2011年4月28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王媛媛 杨金海 2011年4月25日，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调查处理结果公布，花119万买了1176瓶高档酒的鲁广余被免去广东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并降职使用。 在这一反腐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通过网络提供购酒发票等关键证据的“深喉”。之前曾传出中石化正调查“内鬼”的消息，对此，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已表态：不允许调查举报人。 这并不是“深喉”第一次立功。事实上，“深喉”一直是中国反腐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官方数据显示，七成立案侦查案件源自举报，不少大案背后亦活跃着他们的影子。 不过，出于自身保护等原因需要，这一群体往往隐身幕后，低调行事。少有人知道，反腐“深喉”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为何要举报贪官？举报之后，权倾一时的贪官会不会被顺利扳倒？“深喉”们的人生境遇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因何举报，凭何举报 曝光中石化“天价酒”发票前，“深喉”们给纪检部门写过举报信，落款署名是“一群关心中石化广东命运的老干部和普通群众”。 这是国人熟悉的化名方式，用充满道德感的落款陈述举报动机，与之类似的还有“正义之士”、“忠诚的共产党员”等。重庆市检察院曾统计发现，“正义”、“法律”、“真诚”三个词在举报人使用的化名中出现频率最高。 不过,在“深喉”群体中，最常见的还是自身利益受到腐败行为损害的人。在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因土地纠纷、职称待遇问题、经济利益受损、行贿后未能取得预期收益等愤而走上举报道路。 也有人预计到自己未来的利益可能会受损而选择举报。例如成功扳倒副厅级国企干部的南京伯乐电器集团冷柜厂会计兰贵来，就坦承自己的举报“有正义的成分在里面，但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他把厂毁了，我将来养老就成了问题”。 还有一些人的举报动机属于第三类：“在群体腐败中，有人会突然觉醒，或是对腐败行为的后果感到害怕，于是成为举报人。”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 从职业的分布来看，“深喉”往往属于熟稔行业内情的“业内人士”。举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胞弟刘志祥的汪汉林长期从事票务工作，他发现，刘志祥当了汉口火车站站长后，车票便格外难买，黄牛票价水涨船高。“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票，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汪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凭着这样的直觉，他开始从汉口站的熟人口中了解刘志祥的贪腐行为。 不少举报人担任着财会、审批类职务，这使得他们能够更为轻易地发觉问题，并截获贪腐证据。协助“深喉”曝光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广州媒体人周筱赟透露，几名深喉有人对财务问题熟悉，有人有一定领导职务。曾举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的李文娟就在计会科工作，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而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则在石家庄市建委负责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的审批工作。 商人亦是“深喉”群体的来源之一，他们的商业利益往往被贪腐者利用公权力所伤，无奈之下选择举报。例如，个体商人李玉春，举报了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又如民营企业家孟克非，举报了原海南省科技厅厅长刘须钦。 一些人在踏上举报之路后就没有再回过头，成为了“职业举报者”，如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事实上，几乎所有出了名的举报者，都会接到大量举报材料。“沉默的大多数”期待“知名的一小撮”能够利用他们的名气和渠道向上反映问题。 持续举报，等到贪官“民愤极大” 贪腐官员有理由对举报者感到恐惧。中国的反腐败，一直高度依赖举报人提供线索。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中，70%来自群众举报。2010年年底，广东省监察厅就表示，广东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线索中，约有80%来自人民群众的举报。 药监局郑筱萸案、辽宁沈阳“慕马”案、河北程维高案、湖南郴州曾锦春案等许多反腐大案背后，都有举报者的身影。“近年来的大案中，举报人发挥作用的占一半以上。”林喆说。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0年落马或获刑的16名省部级官员中，至少有10人的案发与举报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反腐“深喉”的绝对数量也颇为惊人。根据中纪委监察部2011年年初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 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是纪检监察部门办案的重要线索。有时，举报人亦会被要求参与协助对腐败官员的调查。在调查原陕西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案期间，中纪委调查组就曾找来举报人杨子青当面谈话，希望对信中内容进行核实、查证。 在被中纪委调查组约谈前，杨子青已经持续举报了9年。这是举报人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许多“深喉”都是在几年、十几年的努力之后才等来被举报官员落马的消息。而在落马之前，这些贪官的仕途往往并不受影响。例如，杭州贪官许迈永案发前，就一路升迁，几年内从区委副书记官至副市长；湖南贪官曾锦春亦被“带病提拔”，虽然反映其问题的材料堆积如山，但他依然官运亨通。 “不要寄希望于一次举报就能扳倒某个贪官。”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说，“信息需要累积，当从很多途径传来的信息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才可能起到发酵作用。纪检部门基本没办过错案，他们在决定调查某个官员的时候，必定要坐实，且往往需要大量的民意支持，也就是所谓‘民愤极大’。” 立法保护举报者？可能性不大 倪星曾经问纪委内部人士：你们如何处理举报线索？是不是不太重视匿名举报？得到的答复是：无论匿名还是实名，只要逻辑上可信，都会认真对待。不过，该内部人士也表示：许多匿名举报令纪检部门感到头疼，因为里面有许多猜测，甚至泄愤的成分。 中国一直鼓励实名举报，甚至曾经主张无视匿名举报。过去有的地方还做出“对匿名信一概不查”的决定。不过如今，举报者可以自行选择实名或匿名。 近年来，各地公布的实名举报比例始终徘徊在二三成，而香港廉政公署所接到的举报中有七成是实名。 数字背后的现实是，实名举报者在无法预测举报效果的同时，还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曾说：“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 广为人知的案例包括：安徽阜阳豪华“白宫”的举报人李国福在监狱医院内蹊跷死亡；举报沈阳“慕马”案的周伟被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刘志祥“买凶杀人”，杀害举报者高铁柱。 即使成功扳倒贪官，举报人在生活中也容易碰到种种偏见和刁难。“虽然中纪委规定，因被打击报复产生的财产损失由纪检部门负责协调解决，但是我所接触到的部门都不给我落实。”曾被非法刑拘和劳动教养的举报人李文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说不能让我过好了，让我过好了，大家就都去举报了。” 匿名举报也难以摆脱风险。“即使匿名，都有可能将材料返回去把举报人给查出来。”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 有人建议：要以立法的方式对举报者进行保护。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一些立法的基础问题都无法解决。“比如，谁来落实举报法？举报大部分归纪委来管，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太可能出现立法来规定纪委怎么做的情况。法律的调整范围也无法确定，现在党、政、司法、检察、纪委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确定调整范围。”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建议细化四项制度保护举报人：一是举报信息明示和结果反馈制度；二是举报人紧急避险电话制度，当举报人受迫害时，有权打这个电话，要求被保护；三是举报人紧急避难场所制度，划出一部分紧急避难场所提供给举报人遭到威胁时来用；四是举报人奖励制度。 游击战，二传手 在对举报人的保护尚难根本完善的情况下，“深喉”们的自我保护便显得尤其重要。 越来越多的举报者正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尽力避免己方损失。 举报人王培荣就大量利用了博客和论坛进行举报。到目前为止，他的博客已经被关了一百多个。“但是没关系，关了我就再开。开一个博客的成本是很低的，但要关一个博客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要用钱、动用关系。”王培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培荣还认为，虽然自己在明处，而对手在暗处，但由于网络和媒体的信息公开作用，“他们也不敢再采取什么过分的行为”。 熟练运用网络的还有曾经曝光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公款旅游团的网民“魑魅魍魉2009”。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从事网站架构管理工作的IT从业者，通过代理服务器发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IP地址。在网络举报的同时，他也给纪委写了举报信，在邮局寄信时，他特地穿上了带帽子的羽绒服，并围上围巾，以避免摄像头的记录。在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新的手机卡接受《中国青年报》的一次采访之后，他便彻底消失在人海中。 在那次采访中，这位智慧的举报者说：“我虽然是热血青年，可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一腔热血要洒对地方，没洒对地方，估计连棵路边的野花都浇不活。” 协助曝光中石化天价酒的广州媒体人士周筱赟同样认同策略的重要性。“举报腐败，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引起网络围观才有效。”周筱赟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类似“二传手”——他自身并非“深喉”，但他获得了“深喉”的信任，并且用最合适的方式传递了他提供的内部信息。 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事件中也有一位“二传手”：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由于“深喉”顾虑风险，肖雪慧便代替他站在了前台。爆料之后，她马上将自己微博中所有和“深喉”联系的信息全部删除。 在这个网络时代，新的举报方式不断涌现。4月13日，安徽利辛县国土局干部周文彬干脆利用微博来了一次对自己“自首式举报”的直播，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倪星说，“贪腐行为的确凿证据经网络曝光后，立马会引发全社会‘围观’，纪检部门也会跟进调查。现在看来，这是最新、最快的举报手段。” 不过也有人认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莫于川指出：“我们现在不缺线索，缺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就很不错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民意”可以轻易“劫持”的群体 你愿意为博客付费吗？ 那些电视骗我们的事 战地记者为什么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