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Posted on 七月 18, 2012 by greyreporter facebook照片 看到這則消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2012年7月17日中午，在嘉戎瑪康（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當地大寺草登寺（格爾登寺子寺）18歲僧人洛桑洛增在草登鄉自焚犧牲。…幾天前，剛整理了48位自焚藏人的簡况，此刻又要更改相關數字，令人悲慟！深深頂禮！」藏人作家唯色以悲傷的心情，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上這則消息。這是自零九年藏人自焚「抗爭」開始，第49位自焚者，當中至少36人犧牲，包括這位洛桑洛增。而相信洛桑洛增也不會是最後一位自焚犧牲的藏人。 這是極令人擔心的趨勢。且看看唯色的統計， 09年一宗自焚，11年14宗自焚(12宗境內，2宗境外)，12年至今已有34宗自焚(33宗境內，1宗境外)。當中絕大部分是十多至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究竟這種痛苦地自我犧牲的「浪潮」幾時可以停止？ 這些自焚者，當中十二位留下遺言，由唯色把遺言翻譯成漢文。節錄部分如下。 第一位自焚者扎白被提到留有遺書︰ 「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洛桑說，半小時後，札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彭措自焚前向幾位朋友說︰ 「我無法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8日我將向世人表現一點跡象。」在他的遺物中的筆記本有這一段話︰「運氣和信心是勝利，失望和疑慮是失敗。」 丁增朋措留有四份遺書。選錄其中兩份︰ 「同胞們，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換的道友們，請為持佛法的兩位堪布和僧人們想一想，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留下錄音遺言的一部分︰ 「我已經四十多歲，一直沒有勇氣像你們那樣做，以至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揚做了一些貢獻。 在21世紀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許多英雄兒女獻出寶貴生命的一年，我也願貢獻自己的血肉?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犧性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孽，特?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性，我在此虔誠懺悔。… 再次說明，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宜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事實上臨終之際，若有嗔恨心很難得解脫，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們的引導者，願以此供養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眾生未來獲得究竟佛的果位；並為國內外諸多高僧大德長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了雪域政教永世長存：…」 朗卓的遣言︰ 「… 祈願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們永久住世。 祈願民族脫離漢魔。在漢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這痛苦難以忍受。 此漢魔強佔藏地，此漢魔強抓藏人，無法在其惡法下續留，無法容忍沒有傷痕的折磨。 此漢魔無慈悲心，殘害藏人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安多壤塘兩唐兄弟錄音遺願︰ 「…但是你們要按照我倆的遺願行事，如果我倆落入漢人的手中，你們不要做任何無畏的犧牲，我倆不願任何人為此受到傷害，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如果你們為了我倆而傷心，那就聽從學者和上師大德的話，學習文化不要迷途，對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學習本民族的文化，並團結一致，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按照遺願行事是我倆由衷的願望。」 安多尖扎︰ 「皈依三寶，祈願世界和平。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回歸故里。為了守護西藏國，我將献身自焚。」 曲帕嘉及索南聯合遺言︰ 「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為了西藏民族，特?是為了達賴喇嘛尊者能够永駐世間並且盡快返回西藏，而選擇了自焚的方式。告知和我倆一樣的西藏青年們，我們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會立誓，永遠不在藏人間進行內鬥，要團結一致，守護住西藏的民族赤誠。」 作為漢人的諸位，看到這些遺言，有何感受？對灰記而言，遺言即使有仇漢的說話，也絕對能體諒，因為藏人的而且確受殖民統治。灰記半生被英國殖民統治，而英國殖民者比中共殖民者的統治藝術高何止十倍，但灰記依然對英國人沒好感，更何況被中共粗暴壓制的藏人。不過，遣言仇漢的調子不多，更多是關懷民族前途的赤誠，這些西藏年青人除了令人感到惋惜，也的確令人感動。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自焚者大多局限於僧侶，也許並未觸動西藏社會。但以灰記對西藏粗淺的認識，佛教和僧侶階層在西藏社會仍有巨大影響力，中共在西藏搞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也未能「消除」藏人的「迷信」傳統，只能利用政府權力強力控制西藏的佛教體制，連靈童轉世都要管到底。 四十多宗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今年首七個月，顯示西藏僧侶越來越不能忍受信仰自由和傳統受壓制。唯色就不只一次的提到，自零八年三月發生藏人抗暴事件以後，中共加強對寺廟的監控，僧侶被迫政治學習，大批軍警到處巡邏，抓捕「暴徒」。灰記就曾在網上看過應是西藏公安/武警流出的錄像片段，詳盡記錄公安/武警到西藏社區大舉拘捕的情況，充滿肅殺氣氛。事實上，西藏及四川藏區等大都處於半軍管狀態。換言之，僧侶階層以至整個西藏社會都受到極大牽連。 如果說零八年的抗暴(源起是三月十日中共軍警粗暴鎮壓僧侶示威，引起藏人不滿，起來反抗)，是藏人的暴力抗爭，最終面對中共龐大的軍警機器，被更大的暴力壓下。則這兩年在極其壓抑的環境下，在過度維穩的操作下，在漢人政權加速殖民的變動下，憂慮民族身份消失、家園變天的藏人，在「絕望」中，只能選擇自我犧牲以表志。 在硬了心腸的中共眼中，這種自我犧性是「添煩添亂」，更重要的是「社會影響不好」，所以要更強硬地壓制「僧侶生事」，引來藏人更多自我犧牲的想法，「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如果活不下去的想法繼續擴散，悲劇會接踵而來。 看來中共統治階層是沒有人有智慧，有膽色，有能力去回應藏人自焚的訴求；看來達賴喇嘛也沒法制止藏人這種自焚抗爭(灰記不會相信中共的宣傳，自焚是「達賴集團」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唯一寄望國際社會，特別聯合國介入事件，但中共今天財大氣粗，西方國家大都抱著犯不著為六百萬藏人激怒中共的心態。事情好像進了死胡同，年青的生命會不斷「過早」犧牲，這是灰記百感交集的原因。 作為還有多少自由說些「分裂祖國」的話的漢人，灰記只能繼續以微弱的文字關注五十年來，大部分時間被外來政權鐵腕統治，仍未被「壓服」的雪域民族的命運。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灰記客 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2/07/18/tibet-burning/

49岁的胡春华是中共第二年轻的省委书记，在今秋“第五代”领导集体继位之后，他很可能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而且与胡锦涛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 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在内蒙当差看似是个轻松的差事，这个地区既有丰富的资源，而且蒙古族百姓比桀骜不驯的西藏人要温顺得多。然而，对内蒙矿产的无序开采是引发了矿产商与 牧民的纠纷，虽然牧民的不满不可能像在西藏和新疆那样演化成分裂主义的叛乱，但如果出现类似四川什邡的事件，不知道“小胡”书记是否会因此遭到高层领袖们 的冷眼。 　　锡林郭勒草原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说13世纪时成吉思汗曾被这美丽的原野吸引，打算疆场平靖之后隐退在此。但如果他看到了这里如今的面貌，他可能就不 那么感兴趣了。近年来，这里开矿成风，矿场遍布山头，糟践了牧场，让这一带的牧民难以安身。而对众人寄望为未来中共领袖的内蒙书记胡春华来说，眼前也正是 艰难的时期。 　　49岁的胡春华是中共第二年轻的省委书记，在今秋“第五代”领导集体继位之后，他很可能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在很多人看来，胡春华和现在的胡总书记保 持着紧密的关系。两人非亲非故，但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如同胡锦涛曾是西藏一把手一样，小胡现在也执掌一个少数民族 聚居的自治区。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就是将在2022年登上大位。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胡春华2009年走马上任的时候，内蒙古书记一职乍看起来像个轻松的差事。内蒙的矿产，从铜矿到稀土，尤其是煤炭，都供不应求，使得这个落后地区的经 济极度繁荣。而且蒙古族百姓比桀骜不驯的西藏人要温顺得多，小胡不用像胡锦涛一样在1989年在西藏搞戒严那样费心（胡春华曾在西藏担任过常务副书记）。 　　内蒙古长期以来就有汉族居民大量聚居，该自治区2,470万人口中蒙古族只占不到20%。然而，2011年5月，地广人稀的锡林郭勒盟却煽动起了内蒙地区20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这着实让胡春华心里为之一怔。 　　还是开矿惹的祸。2009年，内蒙古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产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产地。锡林郭勒盟的市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周边的煤床拥有全球38% 的锗（germanium），这是一种制造太阳能电池及风力发电机电路的元素。看来“绿色能源”的部分代价竟然是让这30个矿场破坏周边的草原，吸干附近 珍贵的水源。 　　新兴都市的争吵 　　乘航班飞机锡林浩特时，满眼竟是一片疮痍。巨大的露天矿场扬起的尘土使数年前还挺古朴的一处风景大为暗淡。煤炭驱动的繁荣重塑了这座城市，过去的6年 中该市新增建筑面积飙涨了60%。2007年，一个面积堪比天安门广场的新广场落成，广场中央高耸的基座上有一尊成吉思汗的塑像。据《人民日报》报道，一 家中国公司包揽了广场和周边一座博物馆的费用，交换条件是廉价的采矿权。 　　矿产商和蒙古牧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成为常事。2011年5月的案例就较典型。锡林浩特东北约110公里一处牧场的蒙古牧民反对矿场客车从他们家附近的草 场穿过。一天夜里，一个汉族卡车司机闯到了一位名叫莫日根（Mergen)的蒙古族牧民，后者被卡车拖行150米后惨死。莫日根的死点燃了牧民中积蓄已久 的怒火，抗议在周边各旗爆发，之后蔓延到锡林郭勒市，数百民身着黄衣蓝帽的蒙古族高中生一路游行到成吉思汗塑像附近的市政府。 　　这些高中生都是十来岁，绝大部分是蒙古牧民子弟。他们的秉性不像其藏族和回族的同龄人那样暴躁，不可能像后两者那样在2008年和2009年爆发针对 汉人的暴力叛乱。他们的主要吁求是要政府更好地保护牧民的财产权和环境，严惩肇事司机。此次抗议向南扩展至正蓝旗，也就是忽必烈（Kublai Khan）的元上都遗址所在地。 　　尽管这些抗议者们的诉求并不过分，但地方当局还是当心这样的抗议会在少数民族中引发一波新的对抗浪潮。自治区书记胡春华祭出的招数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对付那些棘手的地区的策略。一时间，武警遍布整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大学生被禁止离校，中央广场被封锁。 　　这样的应对自然可以为胡春华在醉心维稳的北京领导那里获得加分。而自这次示威以来，他还没显示出松手的迹象。警方至今还看管着蒙古族活动家handa，而且似乎是非法的单独拘禁。handa曾因“分裂活动”和间谍行为服刑15年，于2010年出狱。 　　对那些看起来对政治威胁较小的行为，胡春华则要调和得多。在此次事件之后，他曾试图重新赢回该盟20多万牧民的支持，将肇事司机绳之以法，而莫日根的 家人得到了相当丰厚的补偿。事发地附近的春城2号矿井被勒令关闭，该旗的党委书记被停止职务。而今年7月2日，北京某地方法院以受贿罪判决锡林郭勒盟前党 委书记刘卓志无期徒刑，而受贿的内容正与开矿有关。 　　在抗议过程中，胡春华曾飞赴锡林郭勒同牧区周边中学的学生谈话。他说，“如果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发展是不能持续的。”他的这番话与 2008年西藏骚乱和2009年新疆打砸抢事件中中共的严厉措辞形成鲜明对比。不像胡春华，地方当局将示威看成是海外势力在煽风点火，却避免提及示威中的 合理成分。 　　在数年的火热开采之后（在过去十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产量增长了10倍，而锡林郭勒的煤炭产量增长了94倍），内蒙古政府于今年首次提出要“控制 煤炭产量”。但不清楚的是地方政府是否会受命。根据锡林郭勒盟去年通过的5年发展计划，该盟决定到2015年煤炭产量增加一倍。这将使一些大型煤矿，如莫 日根家周边的煤矿，成为受益者。该煤矿虽然在那次抗议致之中被关停，但附近居民称，只要开矿方再修一条更好的公路，煤矿就可以重新开发。至于那些非法经营 的小煤矿，政府想管都管不了。那些煤老板可以暗中私通一些地方官，给他们做保护伞。 　　对牧民而言，开矿并没有明显的好处。在过去十年间，由于资源的飞速开掘，内蒙古成为中国GDP增速最快的省级行政单位（从2001到2011年均增速 为17%）。但据内蒙古社科院的孙雪莉（音）称，该地区的大多数矿工都是从外地招募来的，牧民依然很难在发展迅速的城市中找到就业机会。大多数汉人听不懂 蒙古语，而且据说呼和浩特的一些宾馆禁止服务员说蒙古语。 　　而政府保护草原过度放牧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让牧民的生活感到轻松。煤矿就像吸金的机器，在草原上遍地开花，但对放牧却有很多限制。过去十年间，政府已经 将锡林郭勒近四分之一的牧民从一些质量低下的草场搬迁到农垦区或城市里，但这种政策被一些蒙古人指责为消除放牧业，因为政府觉得这种产业很落后。 　　牧民的不满不可能像在西藏和新疆那样演化成分裂主义的叛乱，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对与更为落后的外蒙古合并其实并不感兴趣（倒是一些外蒙古的人希望南 迁）。在内蒙古，这里没有像藏族的达赖（ Dalai Lama）和维吾尔族的热比娅（Rebiya Kadeer）那样一呼百应的领袖。但在中国，有关环保和保护土地权益的呼声却是随处可见，从最近在四川什邡发生的反对建冶金厂的抗议中就可见一斑。 　　8年前，在锡林浩特市内，官方曾把一座革命英雄纪念碑从一座山头移走，代之以13个蒙古族敖包。据说政府此举是为了祈求好运，但对很多人而言，以前从 这座山望下去是郁郁葱葱的一片，但现在满眼都是矿井。一位汉族居民说，“他们就像蚂蚁一样的来，又像蚂蚁一样把这里毁了。”但“小胡”书记恐怕不会因此遭 到高层领袖们的冷眼吧。 相关日志 暂无相关日志

北京——去年10月，一大群重量级人物来到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中的五星酒店里，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一场宴会。出席者包括毛泽东的继任者之子，担任中国军方二号人物近三十年的将领之女，中国候任国家主席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席的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人物。 出席这场宴会的章立凡说，“只需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辆豪华车，还有这些车的车牌号数字有多小就行了。” Alfred Jin/Reuters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他的继任者副主席习近平。后者的政治观点仍然鲜为人知。 不过，举行这次聚会原因更令人惊讶。在中国开国元老的子女中，这是一个倾向于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小圈子。他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讨论中国共产党 的下一代领导人需要采取怎样的新路线。中共领导人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按计划将于今年进行。这样的聚会也不是第一次，许多人在去年8月就曾碰面，并还会在明 年2月再次会面。 这几次私人集会明确地显示出，就连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也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规划的方向心存忧虑。对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来说，这些集会能让他们心怀 希望，认为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即未来中国应当赋予公民更多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并努力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两点也是现行体制长期以来为 人诟病的问题。 然而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治改革派的小圈子正在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但在内部却存在分歧，无法就“改革”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更遑论如何达成改 革目标。对实现他们的诉求至关重要的根本转变，即司法体系脱离共产党控制，以及举行真正遵守规则、真的有不同候选人可选的选举，即使在最偏激的成员看来都 只是个遥远的梦想，最乐观的情况也只能是未来改革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此外，政治风向也对改革派不利。今年春天，公开支持民粹主义方针，与党内高层的路线相左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倒台。薄熙来倒台的事件引人瞩目，也明确 地显示挑战现状的危险。此外，官方针对薄熙来事件的缄默，也说明高层惧怕一旦党内领导层团结的表象对外出现裂痕，就会导致党的权力瓦解。 因此，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以为党会在不远的将来，自愿改头换面。即使对于有意愿讨论深化改革的党内高层，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党内高层第二代，保护这一阶层的特权也符合自身的利益。 曾在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比较一下现在和1989年，在89年，改革派占上风。”当时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得到 了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支持，但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二十年后，改革派的力量削弱了。现在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如果他们触及别人的利益，就会被排 挤出局。” 对章立凡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中国崛起的一大困局：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专制政权，似乎没有能力实施那些可以延长自身存续时间的政治改革。 就像许多美国人抱怨该国两党巨大的党派分歧让政府动弹不得一样，推动改革的中国人士也会扼腕叹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动弹 不得。如果将权力退还给更大范围的公众，党内主导力量，包括富有且权力巨大的精英阶层、财力雄厚而广具影响力的国有工业企业、及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都不 会受益。 许多认为自己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人认为，变革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然而他们表示，改革发生的唯一原因是迫于社会动荡的压力。按这种观点，因为不平等、 腐败、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顽疾不断加重而产生的不满，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变革，要么是社会变得更民主，要么激烈地回归极权主义体制。 一个首要的担忧是，除非改革得到悉心的筹划和执行，否则中国就可能会再一次爆发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动荡，进而使中国倒退数十年。 今年的一次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一份主要党报的编辑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官僚们仍然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以为自己能继续应付下去。”或许他们的 确能，至少能应付一段时间。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党让数亿人民摆脱了贫穷、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这提供了保持现状的基础。 但精英阶层紧紧掌握着对政治的控制权，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拥有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威，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学者表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 2005年已经翻了一番，而政府从2006年起就不再公开发布群体性事件总数了。群体性事件是官方对公民表达不满的方式给出的宽泛定义，其中包括公民自发 的抗议行动。 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说，“我们承认取得的成就，但却担忧该怎样延续这些成就。” “这块蛋糕非常大，是全球第二大蛋糕。可是蛋糕却分得极不公平，”杨继绳又说，“这是制度性问题。如果制度不变，就一直都会不公平。” 有些领导人也有同样的担忧。在今年三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党内唯一声言拥护系统性改革的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不对领导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话，“文革”有可能重现 。在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和培训未来领导人的党校中，政治改革是经常辩论的话题。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不管是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对现状不满。流行的看法是，变革即将来临，但问题是如何变革。不是来自于最高领导层，就是来自于基层。” 批评人士对胡锦涛主席执政十年间的停滞不前多有抱怨，他们还指出，温家宝只是半心半意地推进改革。他们称，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解决民众的疾苦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构建一个繁复的安全机制来压制这些不满。 胡锦涛对放松共产党控制的小心尝试仅限于对“党内民主”的呼吁，也就是在制定政策和选择高级官员的时候，给予低级别的党员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权力微调，也少有证据表明其得到了严肃的对待。 从今年秋季开始的权力移交过程中，新一代领导人将接替胡锦涛，并取代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务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共产党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新一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倾向尚不明朗。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也是指定的胡锦涛接班人。他的政治观点尚不得而知。尽管在分析人士听来，他在几次演讲和会议中闪现的一些简单迹象，有着比较进步的倾向。 其他一些有望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也略微显示出了对改革的支持。这些人包括，预计将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党内重要权力机关中组部的部长李源潮以及可能成为常委会中唯一女性委员的刘延东。 党内研究机构的前官员周志兴，如今是媒体高管，谈到下届常委时，他说，“我很乐观。我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现状有很深的理解。他们知道，人民的诉求中包含政治改革。”周志兴运营的网站“共识网”，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舞台。 周志兴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如果想要发生和平的改革，就必须从共产党内开始；“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表明，领导层不会容忍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很多人都谈到了台湾式变革。1996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通过直接选举和平让权，帮助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 但是，改革派在其他事情上都难达成一致：中国应当寻求的到底是西式民主，还是一种开放式的一党专政，抑或全新的政治体制？ 民粹主义者想把党再造为反映早期毛氏理想的制度，将无数政府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农业经济学家兼新闻记者张木生领导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他 提倡在一党统治的基础上加入制衡机制，同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这种想法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大部分现任领导人都对毛氏风格的民粹主义表示了不屑。 而且，该运动最主要的信徒大概就是薄熙来，但他因为丑闻在今年春天倒台了。 另一个党内阵营希望开放内部竞争，放弃领导层整齐划一的外部形象，允许不同派系将各自的执政理念呈现给更多的党员进行选择。他们称，长期如此，将孕 育出共产主义框架下的竞争性党派，也就是某种一党民主制。然而，对于过度痴迷于维稳的中国领导层，这种允许权力层顶端产生分裂的想法似乎相当地滑稽可笑。 事实是，改革派甚至不能就他们的动机达成一致。知识分子与维权人士将政治开放当做一种信条。而许多“红二代”，也就是建国将领的子女，则为怒火所驱使。他们对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转变非常不满。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认为，团派将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牺牲的国家毁掉了。”团派，指的是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共青团。 尽管如此，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章立凡说，“我们欢迎‘红二代’，不管动机如何，他们对改革至少是有兴趣的，这就是好的。” 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一些呼吁改革的人士质疑，他们参与的更像是辩论协会，而非真正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吃着面条坐而论道，而“红二代”则在豪华酒店里的盛宴上交流心得。 《炎黄春秋》的编辑杨继绳语带讽刺，“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现如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Sharon LaFraniere和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的报道有贡献，Mia Li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 翻译：汤乃愚 相关日志 2012/07/02 —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2011/03/14 — 辛子陵: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2012/07/19 — 博讯:太子党刘源将进军委，不会重演军人干政 2012/07/15 — 《開放》黨內要求政改呼聲再起 2012/07/14 — 林辉:任弼时曾任延安的鸦片专员 2012/07/13 — 是历史选择了我 2012/07/12 —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2012/07/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精英家庭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10 — 邓聿文:什邡事件凸显中共法宝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