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 …

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 …

解决土地拆迁问题，还得求救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宪政民主。靠土地拆迁获得的政府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靠他们的道德自觉是痴人说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道德，只有利益。只有通过每人一票的外在的民主制度才能约束因拆迁而显示出的为所欲为的权力，才能使经验发展步入健康正常的轨道。经济发展不一定带来政治民主，但政治民主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

转发凯里·布朗(Kerry Brown)的文章，谈中国的危机与政改。布朗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科主任。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Andrew Nathan与Robert Ross在九零年代出版着作《长城与空城》（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源自于中国一则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君主的城池即将遭致攻击，他认为要保住这座城，只能让门户大开，然后放出风声，让敌军知道城里已空无一物，他们大可长驱直入，但敌人怀疑这只是诱敌计谋，而城里另有埋伏，于是决定撤兵，故君主成功保卫这座空城。 今日外界许多人依据中国种种经济资料，认为财富增加不只带来金钱，更与权力相关，毕竟这个国家每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0%，如今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外汇存底、是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及消费国，当然也就掌握庞大地缘政治力量？ 但倘若走进城门看看，在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却有两点令人起疑。 第一是中国为内部安全所投入的经费规模，官方预算书中，中国在2009年的国防经费约800亿美元（美国及其他国家认为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内部安全相关预算亦高达750亿美元。 无论是巩固新疆及西藏局势、维护各省治安及因应社会骚动，都需要中央政府编列大笔预算，若离开上海或北京等大城，社会动荡及暴力事件其实时有所闻，例如笔者最近前往西安，便见到路旁巨大标志写着“请愿受理处”，想必当地及邻近地区应是民怨四起，才需要整条街处理这项问题。 第二项问题根源在于菁英领袖说话方式，政治局成员及地方干部公开发言时，总是在粉饰太平，他们过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活在如同乌托邦的世界里，认为情况总会改善、收成会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或称具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许诺的人间天堂必将实现（虽然那一天不断推迟）。 尽管这些领袖不断遮掩，依然有问题逐渐浮现，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八月于深圳表示，若无政治改革，共产党执政时间已去日无多。 中国政府亦于今年发表报告，承认贪污、社会纠纷与不平等已形成严重问题，恐将危及中国荣景，基层官员态度更直言，不明白为何外界对中国崛起如此紧张，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该如何抉择，才能让经济成长更加平衡。 对于中国与邻国及美国往来时，态度愈来愈强硬，世界各国都感到焦虑，但中国现任政府的焦点却非“和平崛起”，亦不是如何建立更好的全球环境，而是着重于内部“和谐发展”，中国由外看似强盛，内部却像是潜藏种种环境问题、社会失衡与族群对立的地雷区。 前往中国各地，都必定会察觉环境问题，大城市出现在几乎不曾降雨的华北平原，北京愈来愈像人工制造的庞大寄生怪物，以来自东北高速公路的运煤卡车为食，也吸干附近河北省用水；上海居民超过2000万，也对邻近地区造成极大负担，虽然政府为平衡国内各地人口，在沿岸兴建诸多大城市，理论上很合理，但这些城市却愈来愈常受恶劣气候所苦。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有何因应之道？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迁高峰会上，各国官员聚焦于已开发国家的环境问题，强调已开发国家必须负起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中国官员态度强硬，但不愿订定目标，坚持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得带头改善现况。 然而今年夏天，甘肃省发生水灾，北部及东北部又遭遇高温及长旱，证明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及政府顾问胡鞍钢所言不假，全球气候变迁主要受害者为开发中国家居民，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改变，自明年实施的五年计划也将订定节能目标及其他措施。 相较于环境变化的压力似乎势不可挡，政治变革前景却仍不明。 早自七零年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便已意识到，必须从根本调整国家权力及行政结构，故自1978年起，共产党便承诺要清楚划分党政双方。 另一方面，共党亦想建立法治，逐渐迈向独立司法体系，也在民间社会创造庞大灰色地带，让非政府组织至少能够运作（尽管仍缺乏合法地位及保障），虽然创新有其风险，已不再是禁忌，甚至有人提议在特别经济区旁设立特别政治区，以试验新构念是否能成功。 但中国领导人可能高估手中拥有的时间，因为快速崛起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更快，让九零年代末期预测的理想数字，如今也看来保守，讽刺的是，过往中国领导人总遭人批评太过乐观，事后看来却太过保守，对比1999年的预估数据，2010年的中国已经超前十年。 共党领袖原以为自己还有二、三十年时间可从事经济改革，之后才需触及政治改革，但因为经济非常成功，让政府改革脚步也得加快。 最快在2020年时，中国就将成为中级所得国家，虽然社会乐见这种转变，但到了这个阶段，国内企业或政治菁英也将开始出现重大歧异，以前苏联国家经历的颜色革命为例，律师及民间团体会开始带动社会向前，国内也将慢慢出现真正的政治反对势力。 至今共党均采取旧有方式面对问题，压制所有异议团体，律师高智晟先前失踪，后曾短暂现身，结果又再度噤声，反映出中国言论箝制相当严重。 一切也并非只有坏消息，共党在某些议题上已有改变，公布更多政府资讯，也审慎试验某些形式的地方选举，但在民间团体合法性、司法独立、乡镇以上层次选举、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等重大议题方面，菁英阶层显然尚无共识。 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官员认定只要改革任一议题，其他议题也必须同时处理，这种零和态度提高犯错风险，且政治局及菁英人士又向来保守谨慎，要他们大胆尝试改革更加困难，故领导阶层似乎开始忍耐现况，期望国家能继续向前，直到适当时刻出现，再一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 这种策略在理论上当然可行，但未来若要实行经济改革，强化司法机构、增加民间社会活动及扩大人民参与都是必要条件。 政府还能阻挡各项要求多久，目前无从得知，社会已涌现诸多不满，部分人士估计，中国内部每年大规模抗争高达九万次，今年许多学校出现多起命案，亦反映社会愤怒与不平，且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累积1200万件个人请愿案，法院已淹没在各种民事诉讼中。 中国若能顺利转型，便几乎笃定能与美国一同主导这个世纪，可是其中变数仍多，若领导人处理转型问题不当，引发巨大民怨及愤怒，反作用力也将殃及他国。 中国当然能庆祝各项成功经验，但也必须正视现实，尽速处理横亘在面前的种种复杂问题。 分享本文

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12日在香港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批评北京法院构陷赵连海，践踏人民宪制权利。公开呼吁政改由法治开始、「谁不政改谁下台」。 　　刘梦熊的文章以「非法的法、无罪的罪」做标题，批评北京大兴区法院重判赵连海，是践踏中国公民宪制权利，背叛共產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亦侮辱良知。他指，毒奶粉事件是有关部门监察不力。但法院把受害人由原告变被告，用司法腐败压制民眾合理诉求以掩盖行政腐败，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他最后写道﹕「赵连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当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连一个疼爱子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时，任何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被迫著发出最后的吼声﹕政改应由法治始，谁不政改谁下台！」 　　刘梦熊过往经常发表支持中央政府言论，曾经指六四事件有很多真相也未清楚，不应该那麼快就要求平反，亦不应该形容是「屠城」。今年初又猛烈抨击公民党和社民连发起五区请辞，是企图搞「港独」。 非法的法，无罪的罪原文： 　　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被关押一年后，前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所谓「寻衅滋事罪」重判两年半。这宗判决，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须全民共斥之，全国共讨之！ 　　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赵连海作为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无论在街头接受记者采访，或是受害人家长周年聚会，或是为被强奸女访民鸣冤，要么是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要么是打抱不平的公义之举，与所谓「寻衅滋事罪」风马牛不相及！法院构陷乃「非法之法」，赵连海所犯乃「无罪之罪」！ 　　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核心一条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有关部门监察不力，让三聚氰胺奶粉流毒全国，坑害了数以千万计「祖国的花朵」，单是因此患上肾结石婴孩就有三十万之众，这是明显的行政缺失；如今，法院竟将受害人家长由原告转为被告，以司法腐败压制民众合理诉求来掩盖行政腐败，完全是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违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 　　赵连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就是当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连一个疼爱子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时，凡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政改应由法治始，谁不政改谁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