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中国会向何处去？ 作者：张鸣 来源：《21世纪》 来源日期：2012-3-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4 0:47:45 阅读量：123次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陶东风：告别意识形态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再谈学雷锋 进入专题 ： 雷锋 公民道德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雷锋形象的建构、重构、解构，是一个具有丰厚意味的政治文化现象。革命时代的雷锋形象（1963-1978），是意识形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的，它是一个兼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伦理标竿于一身的超级巨型符号，这个符号的示范-规训力量，深刻地依赖于革命时代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其在从革命到后革命（1978-今）的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无论是在官方文化中，还是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在官方文化领域，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学雷锋活动已经形式化和表演化，通常只是作为一种既丢弃不得又重视不得的惯例继续存在，而无法获得大众的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无法发挥雷锋精神原有的那种道德示范力量和政治规训效应。问题在于，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后革命时期的延续性，必然导致革命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性，从而注定了官方媒体无法彻底抛弃革命时期的英雄谱系，建构一套全新的政治-道德话语，也不可能在维持雷锋精神的原初意义的同时，使之成功地适应后革命时代的新形势、新语境。          其次，并不是没有人在严肃反思雷锋精神的局限，但对雷锋的反思无法深入，原因是这种反思的深入必将触及党-国意识形态和党-国政权合法性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而遭遇后革命时代新闻检查的瓶颈，也就是说，它必然因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原因而无法继续下去。当然，对于雷锋精神的反思并不是没有，但是却很难见诸主流媒体，甚至有不少是通过匿名方式发表的，无法产生重大影响。 1          第三，大众消费文化虽然可以借助网络媒体通过恶搞的方式调侃雷锋精神，但是这种恶搞又因其内在的犬儒、玩世和虚无倾向而缺乏建设向度。它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的，也是政治虚无主义的。何况恶搞也有边界，一旦逾越边界，号称“玩的就是心跳”的顽主们经验到的就不再是快乐的“心跳”，而是心惊胆战。          这样，无论是弘扬雷锋精神，还是反思雷锋精神，恶搞雷锋精神，实际上都正在遭遇并将继续遭遇重重困境或限制。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在革命时代的狂热雷锋崇拜和后革命时代的虚无主义恶搞雷锋之间，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虽然这个联系常常不被人人们知觉，以至于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革命时代的雷锋“死了”，所以后革命时代才会盛行道德虚无主义，或者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是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弘扬不力的结果。无论哪种观点，结果都是：为了克服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应该弘扬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本文的观点正好相反：正是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和学习雷锋运动本身的虚妄性，种下了今日道德虚无主义恶化恶搞雷锋的种子。在此我准备援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的理论解释如下。          无疑，雷锋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道德符号。“意识形态化政治”是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提出的命题。希尔斯写道：“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信条是什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认为应该从一组一以贯之的和包罗万象的信仰立场出发来从事政治，而这些信仰则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这类信仰赋予某一群体或阶级至上的重要性，而领袖和政党则成为这些完美无缺的群体的真正代表；相应地，他们将诸如犹太人或资产阶级这样的外国势力和种族群体，视作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和根源。意识形态化政治并不单纯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信奉二元对峙的政治，这种信仰唯我独尊，它要求广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求取代宗教，提供审美准则，主导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索，并且管制住性生活和家庭生活。” 2意识形态化政治是一种通过某种“主义”或教条一揽子全盘解决问题的政治，是二元对立的斗争政治，是唯我独尊、鼓吹“教主”崇拜的疯狂政治，是通过走火入魔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控制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政治。我认为，雷锋精神就是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在道德领域的体现：对“毛泽东思想”这个全盘解释世界的“绝对真理”的无条件遵从，疯狂的“教主”崇拜，虚妄的集体主义，灭绝个体（从个体利益到个体意识），泯灭主体性，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符合希尔斯定义的意识形态政治。          正是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政治成就了雷锋。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它本身的虚妄性导致了其在后意识形态、后革命时代必然衰亡和被恶搞的命运，它和其他极左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导致了今天道德犬儒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盛行——包括恶搞雷锋的盛行——的元凶。经历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人们开始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逆反运动：从警惕那个过时了的宏大“理想”，走向嘲笑一切理想，从怀疑那个原先不可怀疑的信仰，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即陷入政治犬儒主义），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任何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今日虚妄的犬儒主义肇始于昔日同样虚妄的“理想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及其集体主义道德规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由此，伯曼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其个人主义性质，二是它的不断发展的理想。伯曼接着写到：“就此而论，马克思更接近于他的某些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敌人，而不是更接近传统的共产主义倡导者，后者从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开始，就以将自我牺牲神圣化，不信任或憎恶个性，盼望一个结束一切冲突和斗争的静止点。” 4这里说的“传统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极权政治，它的全体主义是不允许个人自由，而它的“理想社会”（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基督教的千禧年传统）则是反变化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个人自由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的“集体”崇拜、“教主”崇拜是相对立的，无法想象信奉个人自由的马克思会欣赏作为“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雷锋。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或必然的结果。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虚幻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的幻灭更不见得必然陷入道德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政治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化道德的毁灭走向了道德虚无主义？是什么使得原先那种盲目的学雷锋运动一下子转到今天同样盲目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从意识形态政治直接进入到犬儒政治和犬儒式生存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因为公民美德和公民政治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同时也可以有效预防犬儒主义政治。          公民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美德，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是虚假的高调“理想”、高调“道德”，以及建立其上的对于人的道德和“理性”的不切实际的高估，那么，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同情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同时也制定了可行的制约手段。意识形态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种高调的、统括一切的“理想方案”来进行宣传鼓动，激发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种族灭绝或阶级斗争，而公民美德包含了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它不煽动激情，不鼓吹仇恨，不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它“不将人推向英雄主义和圣人品质的极端来揭示人的本性。” 5意识形态政治搞领袖崇拜，对“元首”权威没有任何限制，而公民政治则“谨慎地行使权威，力图预见到行驶权威的后果，同时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确定的局限性，以及预见的不确定性。” 6          总之，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明乎此，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呼唤的不是什么高调的雷锋精神，而是低调的公民精神。          中国的道德复兴之路绝不是雷锋的复活，当然也不是犬儒的猖獗，而是同时告别雷锋和犬儒。                    1、本人见到的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批判文章包括：1、鲁国平的《弘扬雷锋精神，不是要把人学成道德的奴才》（http://ksaaa112.blog.china.com/200803/2045455.html），此文紧紧扣住雷锋精神和计划体制的关系，论述了所谓“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社会价值观的深层次冲突。作者认为，雷锋精神在革命时代得以风行的社会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革命时代树立的道德楷模雷锋，只是一个“道德的奴才”，在政府的强势舆论下，自上而下的那种灌输式学雷锋运动使得“大多数人都变成公共利益的机器，个人应该得到尊重的尊严和利益被无限掠夺”，“许多雷锋一样的先进人物牺牲自己的起码的生命和生存环境要求，拔高式的完美人生典范难以掩盖其剥削所有劳动者基本人权的残酷本质，使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只只可以被高尚的理由无止境奴役的道德的狗。”2、魏朴在自己的博客中重新解读了《雷锋日记》后指出这些日记清楚地显示雷锋的行动准则完全来自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只要党需要，集体需要，人民需要，社会主义需要，雷锋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雷锋做好事是因为受到外在的宣传和灌输，而不是因为自己信奉的道德原则，不是因为内在的德性自觉，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作者进而质问：假如雷锋出生在法西斯当政时的德国，在种族主义的狂热气氛和希特勒等人的竭力鼓吹宣传下，雷锋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杀人如麻的千古罪人。3、朱大可《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在所谓“国家伦理”的理论框架中阐释“雷锋精神”。国家伦理是一个由国家认可和标榜的民间（种族）伦理系统，以爱国主义为信念内核，以利他主义为操作原则，而后被简化成若干可资记诵的律令，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人民递送。体现国家伦理的英雄（如雷锋）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个体主体性，完全放弃了作为人的存在，服从于极端主义道德。4、涂鸦居士的我的《歌咏会余音》与《 “雷锋精神”误国论》（）认为，雷锋之所以可以不断地做好事，是有特殊的经济基础的：没有家庭，无需担当家庭责任，他是军人，无须考虑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故能把自己的财产慷慨捐给人民，这也是其他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很难仿效的。此外，雷锋没有独立思想，对当时大跃进等等运动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同时代的优秀青年林昭等人相比，他思想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没有叛逆精神，没有维权意识，对他人非常关心，但对自己的合法利益却根本没有意识。绝对听话的“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成为全国人民的好榜样后，?毛泽东就能只手遮天了。?“文革”与雷锋本人毫无关系，但与“雷锋精神”的宣传普及干系甚大。4、《毛式造神运动催生出来的“雷锋精神”（原作者不详，） “雷锋精神”如同左倾分子心目中其他的形形色色的所谓伟大精神一样，无论被吹得怎么样天花乱坠，但有两点致命“硬伤”，决定了其道德伟大完美形象背后的反道德反人性反文明的本性。其一，是为毛式政治斗争服务，为了毛搞个人崇拜，从思想上奴化驯化包括党内党外一切中国民众，树立毛惟我独尊的绝对个人权威的需要。          2 希尔斯《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第56页。          3 转引自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5页。          4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6页。          5 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见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第75页。          6 同上，第75页。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雷锋 公民道德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81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