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前言： 1930年，在中原大战爆发前夕，阎锡山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送给蒋介石一段话：“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才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中原大战内幕》） 　　1946年： 　　一九四五年年底，杜鲁门特命的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身份赴华调解国共争端。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获致停战协议，于十四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 　　二月十日上午9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被殴伤。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特务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二月二十三日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其中有言：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政治协商会议资料》） 　　五月十九日蒋介石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二十三日攻占长春。蒋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正欲出火车站之际，遭到伪称“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文汇报》、《大公报》记者也遭毒打。当夜12时经中共代表，民盟代表和马歇尔向孙科、邵力子紧急呼吁之后，南京方面才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 　　七月十一日，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特务枪杀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军统大将唐纵则于七月三十一日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警备总司令）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杜鲁门于八月十日写了一封“措辞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顾维钧回忆录》）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人被刺事。 　　当过军统特务的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六月五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怎奈霍揆彰却走到了蒋介石的前面。 　　马歇尔多次劝告蒋介石，如果不珍惜这次政协会议，执意与共产党进行内战，反而给共产党上台的机会。“他（马歇尔）已再度促使蒋委员长注意实行停战为政治协商扫清道路的重要性。马歇尔指出，如果让战火普遍燃烧下去，占便宜的只能是共产党。”（《杜鲁门回忆录》） 　　到九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突然进攻张家口，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形势顿时紧张。而蒋于十月二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马歇尔感到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 　　周恩来于十月九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两头不讨好，已经无法再调停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于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拟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十月二十一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二十五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各方已经明白蒋已铁心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十二月一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杜鲁门回忆录》） 　　1947年： 　　黄炎培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写了一首绝句，其中有言：“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黄炎培年谱》） 　　一月七日，马歇尔回到了美国，担任国务卿。 　　面对马歇尔的失败，杜鲁门感慨道：“马歇尔的使命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与一个旧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能得到人民的爱戴。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只要蒋介石能稍微迁就些，本是可以达成一项谅解的。”（《杜鲁门回忆录》） 　　从马歇尔和杜鲁门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种颠覆传统印象的信息：在国共内战前夕，美国方面其实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是希望和谈能成功。特别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自身的一些问题，一旦内战中失败，反而给共产党上台的机会。其实，三年内战的结局在1946年就已经奠定了：谁采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对方，谁就是未来的失败者；后发制人者才是未来的成功者。不顾马歇尔的多次劝告而进攻张家口，自己将自己描绘成破坏和平，不顾大局，忤逆民意的人；不愿花些心思做些笼络第三方的工作，反而将第三方推给自己的敌人。当然，那时的蒋介石沉浸在几个月消灭共军的妄想中，自然不会思考这些。 　　“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马歇尔）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杜鲁门回忆录》） 　　内战既然已经开始了，美国方面也不能坐视大陆赤化下去，该帮还帮。只不过，到最后，发现自己帮的是一个“阿斗”。 　　三月，蒋介石将1946年十二月制定的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 　　那个全面进攻战略，在当时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到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 　　六月四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布鲁尔主编，《被遗忘的大使》）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回忆历史时说：“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吴国桢口述回忆》） 　　“他（蒋介石）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美】克罗泽著《蒋介石》） 　　十一月，民盟被蒋介石强令解散。 　　1948年： 　　元月，蒋介石“阅地图所示***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蒋总统秘录》），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其实这种死守据点的部署非常危险，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等待被动的决战，那就是即将来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在三年内战中，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始终处于盲动状态：先是全面进攻，之后是重点进攻，再之后是重点防御，最后什么也防御不住了。 　　十一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十一月十三日，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自杀而亡。据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请求增加援助，但杜鲁门并不赞成，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顾维钧回忆录》）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十二月一日上午抵达华府。 　　她于十二月十日与杜鲁门惟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回忆录》） 　　此时，美国方面已经意识到，再多的美元，顾问，美式装备，也无法挽救蒋介石在大陆腐朽没落的统治。对于“扶不起的阿斗”，已无投资的必要。并且，伴随着大量国军被歼灭和投降，美式装备反而落到共军手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方面感到还可以将台湾建设成反赤桥头堡，于是又开始进行投资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 　　1949年： 　　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蒋介石一生宣布下野很多次。但每次到最后都是自己复位。看风头不对，就宣布下野避风头，把某个傀儡推到前台；风头一过，就将傀儡踢掉，自己复位。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十八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 　　李宗仁在成为代总统之初，就下令大赦政治犯，特别点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但却得不到执行。（《李宗仁回忆录》） 　　二月十一日，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布陈布雷后尘，自杀而亡。 　　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四月一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渡江战役后，李宗仁逃离南京，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其中有言：“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李宗仁已经意识到，继续让蒋介石掌权，这个政权将会被蒋介石拖垮，于是直接摊牌“去国愈快、离国愈远”。 　　蒋介石自然拒绝。 　　七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成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自己人”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李宗仁没忍心。（《李宗仁回忆录》） 　　八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指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当蒋介石下令杀光杨虎城全家时，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杨（杨虎城）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词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绩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弓响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象，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呱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灭绝人性的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他的小朋友被惨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子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瓜分了。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我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军统头目）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沈醉《军统内幕》） 　　在“临走之前，我也要拉几个人当垫背的”心理驱使下，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报复活动。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共军向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十二月初去见卢汉（云南省主席）时，还向他表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沈醉《军统内幕》） 　　并且，报复活动还扩散到了香港： 　　“毛人凤在昆明期间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项工作，是他派人将杨杰将军（民革成员）刺杀于香港。当杨杰从昆明逃往香港后，特务们在昆明找到杨在香港的一些关系，因而能在杨准备离开香港前往北京的头一天将杨刺死。原来，毛人凤把从杨家抄出的日记以及来往信件等亲自－一翻阅，发现杨杰和李宗理等人常有往来，便清理出李等和杨的来往信件送到台湾，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找人模仿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杨。叶翔之亲自带着四名凶手赶到香港找到杨时，杨正在看这封伪造的书信，凶手趁其不备将杨击毙后逃走。第二天，当昆明《中央日报》刊登出杨在香港被刺身死的消息后，我连忙告知毛人凤。他非常得意地说：“当然逃不出我们的手掌。香港比昆明要麻烦，可是也更能说明我们的力量。”说完之后，他把叶翔之打给他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已完成任务，安全返台。毛人凤在昆明期间使他感到不满意的，除没有大规模杀一次人以外，还对他从昆明派人去香港杀龙云（民革成员）没有成功也很不高兴。”（沈醉《军统内幕》）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飞往台北，从此就再也没回大陆。 　　尾声：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感到造物弄人。毛泽东从外面攻打政权，蒋介石从里面蛀空政权。“不是风浪太大了，而是它本身就是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