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健康

2013年3月底，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运营期满半年。按照院方的计划，届时医院每日门诊量应达到800人次，开放住院病床300张。然而该院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港大深圳医院日门诊量为600人次，病房入住率也不足五成。 无独有偶的是，早几年落户内地的外资医院，比如厦门长庚医院、南京明基医院等，开业初期的运营效果都不太理想，厦门长庚医院在2012年刚刚做到现金流持平，据长庚医院院长赖明坤估计，该院在厦门本地医疗市场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0%。已核实录音。原话如此。医院并不确切知道份额，只是从日门诊量估算。 “长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但直到现在业内还没有感受到它的竞争”，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王挹青向记者直言相告。 这些外资医院曾被视为国内医疗市场上的“鲶鱼”，社会各界都寄望它们打破“以药养医”的沉疴，激发公立医疗机构的活力。然而直至今日，它们在内地医疗市场上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甚至运营得相当辛苦，尚处在“叫好不叫座”的阶段，厦门长庚医院就自称是“适应困难的鲶鱼”。 这背后是一个共同的尴尬：“非营利性”的定位，决定了这些外资医院必须申请医保定点资格，才能进入其目标市场；与针对高端市场的外资医院，比如和睦家医院、上海天坛普华医院不同，想要进入更主流的大众市场，综合性外资医院必须申请医保定点资格，否则看个大病动辄几万十几万元，普通民众根本不敢进外资医院的大门，像是厦门长庚、南京明基、苏州九龙医院等，都是经过医院管理层数年奔波，得以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然而这同时意味着这些外资医院要接受中国现行的严重不敷成本的超低医疗服务定价，“以技养医”的国际通行模式难以施展。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外资医院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吸引优秀医疗人才的加盟。新医改提出鼓励医师“多点执业”，首先惠及的往往是那些营利性的高端医疗机构，两个错位发展的阵营，在人才争夺上渐成竞争之势。 “鲶鱼”如何能发挥威力？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高端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只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而非营利性医院还可以同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设计应该两者并举。 “以技养医”难以发挥 港大深圳医院实行“打包”收费，全科门诊为130元/人次，包含了挂号费、医生出诊金、7天内用药、常规标准检查以及卫生耗材的费用。专科门诊诊查费为100元/人次，用药和检查费用另行计算。住院诊疗的收费标准仍在等待批复中。 据记者了解，港大深圳医院各项收费标准的制订过程颇费思量。作为一家面向内地医疗市场的医院，港大深圳医院显然无法在价格上与香港接轨。 据媒体报道 ，对于130元的打包门诊费用，公众短时期内尚难接受，特别是如果医师开药较少，患者会觉得“亏了”。 港大深圳医院常务副院长叶炯贤确认，大部分业务仍将执行内地的收费标准，特需服务部分还将与政府专门沟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指出，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特点是：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收费标准都很低，医院只能以药养医。 “如果大部分医疗服务仍然按照内地现行的价格体系来收费，港大深圳医院将很快变成另一家内地大医院”，顾昕说。 如果港大深圳医院拒绝像内地大医院通行那样“以药养医”，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日——厦门长庚医院对此深有体会：他们直至开业的第四年才勉强做到现金流持平。 厦门长庚医院院长赖明坤介绍，该院的医疗服务收费遵守内地定价，实际收费标准跟当地三甲医院差不多。按照医院内部的工作量考核机制，看诊一次医院给医师支付的工资是20元，但内地目前的挂号费标准只有14元，差额部分就必须由投资方拿出来。 尽管如此，厦门长庚医院仍然坚持强调医疗技术和服务，而不是多开药。医院尽量不给病人打点滴，并且鼓励住院病人在允许的情况下多走动，帮助康复早日出院。赖明坤告诉记者，他们的住院均次费用不到4000元。对比之下，厦门当地三甲医院的住院均次费用约4000到5000元。 “我们现在是适应困难的“鲶鱼”，我想适应期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赖明坤说。 同样是台资背景的南京明基医院，其经营模式是以高端医疗服务提供平价医疗。 时任医院执行长江明洲曾于2009年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平价医疗并不必然意味着亏损”，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医院总院长、胸腔外科专家许恒基的认同，举例来说，目前明基医院最为拿手的是微创技术，伤口小，病人的住院时间就大大缩短，可以省下不少医疗费用；而对医院而言，手术流程简化和住院期缩短都可以节约成本，后者还能加快病人的周转，利润率自然提高了。 明基医院当时提供的数据称，其眼科微创白内障手术的费用要比同类医院低20%—30%，利润率可达30%—40%。 即便如此，明基医院的投资方、明基集团从一开始，就已作好亏损十年的战略准备。 人才竞争两面夹击 经营上的困境还不是最艰难的部分。“在内地招聘医师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民营医院共同的问题”，赖明坤说。 厦门长庚医院1/3的医师来自台湾，其余的在内地招聘，但赖表示，目前内地公立医院的医师都是“单位人”，要让他们脱离体制很难。 对此港大深圳医院的院方人士说得更直白：“如果没有配套改革，我们将成为‘人才孤岛’”。  “我们提供2-3倍于内地医生账面平均工资的薪水，也就是年薪30-40万”，叶炯贤说。但曾长期在内地医院工作的他深知，这对于内地同行缺乏吸引力。在外资医院的薪水越高，扣税也越高，实际到手的钱大打折扣，而在内地的公立医院，一些医生也许会存在不菲的灰色收入，也有一些三甲医院的精英原本收入已经远远高于公立医院的平均水平。张强医生原本是上海三甲医院的 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在2012年底毅然跳出体制外，他曾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表示，他在东方医院的公开合法收入就达每年40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筹建时，曾从本地医疗系统抽调了一批人手，但他们最后都回归原单位。除了实际收入并没有显著高于原来的收入，脱离事业单位编制及其职称体系，也让内地医务人员有所顾虑——港大深圳医院参照香港的做法，医务人员分为顾问医生、副顾问医生和住院医生三级，来这里工作意味着放弃原来的职称，万一有变就回不去了。 “我们最需要的是‘中坚层’，博士毕业、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叶炯贤说，但这批人恰恰是顾虑最多、最不愿意脱离现行国有体制的。 据叶炯贤介绍，目前港大深圳医院的内地医生主要来自于二线城市的三级医院，冲着较高的薪水、或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而来；100位护士基本上都是编制外人员。 更不容乐观的是，进入中国医疗市场的非营利性医院，还将直面营利性医疗机构来势汹汹的人才竞争。后者因为定位高端，不受医保价格体系的约束，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薪酬。 以下半年即将开业的上海国际医院中心为例，他们在医疗界人士集结的专业论坛“丁香园”上投放招聘广告后，一年之内收到了4000份简历，而相同时段内港大深圳医院的“战绩”仅为800多份。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投资和建设方、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辛树林证实，应聘者大部分都是国内三甲医院正值当打之年的医师和护士。 记者了解到，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收费标准参考国际惯例，采用全球商业保险机构广泛接受的医疗服务定价标准CPT-code计费，只接受商业医保和自费病人，诊疗服务收入的40%将归医师个人。 政策设计应双管齐下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医疗市场上，应该是既有高端医疗机构，也有低端的医疗机构，我们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应该两者兼顾，不能只重视高端，而避口不提低端。 “高端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只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不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而非营利性医院还可以同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庄一强说。他同时建议，应该从政策上为慈善资本投资医院创造空间。 中国目前最为活跃的医改智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认为，医疗人才是非公医疗机构发展的关键因素，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可以首先考虑从人才政策上创造一视同仁的发展环境。 朱恒鹏分析，现在已形成医生价格发现机制。不同医院、不同大夫、不同手术的费用，医院之间挖医生的薪酬，都有标准的但不透明的行市价。有价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不透明不规范意味着市场不充分、不完善。医院面对的外部环境已经市场化，因此医疗服务市场也应该放开。我们可以借鉴律师行业，让医生成为自由执业人，能自主选择执业方式和机构。 “多点执业只能算过渡性说法，最终的制度安排应是自由执业”，朱恒鹏指出，成为自由执业人会让医生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也使医院在拥有充分选择自由的同时只能依靠自身的竞争力获得人力资源，而不能靠行政权力束缚医生，医生和医疗机构之间应该是一种“契约式合作关系”。

每个人都警告我说，成为人父将会永久地破坏我八小时的睡眠习惯，他们说对了，最近我第一次尝到睡不了整觉的滋味。作为世界上最可爱的新生儿（那是一定的）的父亲，生活在中国的我与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现在都受自然本能的驱使：保护家人，让他们远离有毒的环境。中国有着太多的环境问题，但就保护我的小宝宝而言，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呢？空气污染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自己的健康博客中最关注的问题，而在写给《纽约时报》中文网的 上一篇文章 中，我谈到了空气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及应对方法。 作为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食品安全紧随其后，而在 有的中国民意调查 中，它排到了第一的位置。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似乎每隔几个星期我们都会看到新的丑闻，要么更糟糕——看到旧日丑闻再次上演。有可能是又一次“地沟油”整治活动；“爆炸西瓜”；再次在猪肉中发现非法“瘦肉精”；一桩接着一桩。正如阿迪达斯(Adidas)的广告语，在中国“没有不可能”。若不是对这些缺德的创造者感到极端厌恶，我真的要佩服他们的创造力和独创性了。 本文作者圣西睿智医生。 基于我们所面临环境的这种严峻事实，新生儿的父母应重点关注什么呢？我想用这样一条戒律来简化这个艰巨的任务：控制家人对所有环境毒素的接触。这包括一切：我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以及对免疫系统和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噪音和光污染都会。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要认为你吃的或喝的任何东西都是健康的；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饮食来源的信息。这条建议绝不是针对中国的，但相比于旧金山那种更随意的选择，这里的这种日常困境显然更甚。就我而言，典型的加州式食品困境是：溜达到周六集市，然后决定是买普通番茄还是奢侈一把，购买五彩缤纷的番茄。做这种决定不会让你感到焦虑，而相比之下，溜达到我们的北京当地市场，你会禁不住想这成堆的胡萝卜怎么长得和手腕一样粗，橙子的外皮怎么会锃亮发光，而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至少，为新生儿准备餐食要容易得多：今天你是喝奶呢还是喝奶呢？这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因为选项只有两个：母乳或配方奶。最健康的奶，当然而且也永远是母乳。除源于妈妈抗体、DHA和其他营养的所有健康福利外，母乳还可以让妈妈完全控制孩子对毒素的接触。但同很多职场父母一样，我们决定用婴儿配方奶粉来喂养宝宝，而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另一个重大选择：哪种品牌以及哪种类型的配方奶粉最适合我们的宝宝？这应该比较容易，但这里是中国，所有的父母都还面临着另外两个很有压力的问题：哪种配方奶粉不会导致我们家宝宝出现肾衰竭？哪家商店值得我们信赖？这种糟糕的事态爆发于2008年，此即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丑闻。在很多当地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中都发现了这种有害的蛋白质替代品， 近三十万中国新生儿因此出现肾脏问题，并致六人死亡 。 在我住在中国的这六年里，三聚氰胺丑闻是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公共卫生丑闻。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只用进口配方奶粉来喂养他们的小宝贝。我绝不会用中国本地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这相当于拿我唯一的孩子的健康冒险；即便有再多的公关或广告，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实验品。对不起，但这就是时下乳品业的严峻事实。之所以会有关于内地中国人飞到香港囤积进口配方奶的疯狂报道，原因就在这里，而这最终也迫使香港政府出台了限购政策。圣诞节期间，我去了香港，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一个街角的商店里都摆放着成堆的婴儿配方奶粉。中国无法满足的胃口已经伸到了欧洲；突然之间，荷兰妈妈发现货架上已经找不到她们常买的配方奶粉了——这些奶粉被抢购并被运到中国来喂养所有新出生的龙年宝宝。 基于这种直接从欧洲运来的进口有机配方奶粉，我们可以完全控制了他对毒素的接触，至少是在最为关键的头四个月里——前提是来自欧洲的供应不会因脱销而中断。然后，我们又面临另一个问题：用什么水来冲调配方奶粉？我们遵循的是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推荐建议——使用蒸馏水、瓶装水或开水。若在旧金山，我或许只会考虑安装一个自来水过滤器，但在北京，我们必须要用最安全的方式。作为新爸爸，我在网上查看了很多自来水过滤器，尤其是可以滤除所有矿物和细菌的反渗透过滤器。但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很多朋友所用的方法：使用屈臣氏(Watsons)的蒸馏水。然后，你还要确定你买的屈臣氏不是假货， 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和妻子最终决定在本地声誉足够好的婕妮璐(Jenny Lou’s)购买屈臣氏瓶装水。这能确保买的不是假货吗？不能，当然不能，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接受的风险。 接下来的这个新生儿父母问题就有些难办了：我们应该为他选择塑料奶瓶、玻璃奶瓶还是不锈钢奶瓶呢？很多读者或许会认为，初为人父人母的我们太过于忧虑了，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的（我已经开始给小儿科医生发送有关孩子大便和皮疹的照片）。但就塑料而言，尤其是婴儿使用的塑料，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又回到了我的那条主要戒律上，即控制家人对毒素的接触——而这显然包括所有的塑料。我在博客中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并附有很多关于塑料安全的中国新闻报道，从廉价的餐馆外卖餐盒到高级的“内分泌干扰物”，比如说儿童饮水杯、塑料瓶和塑料盘子中所含的双酚A（Bisphenol A，简称BPA）。《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所发表的 一系列专栏 已经对塑料发出了警报，其主要关注的是 美国内分泌学会(The Endocrine Society)于2009年发布的一份立场文件 。该文件对关于“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包括塑料和其他化学制品——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下面是关键点中的一个要点：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接触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会产生不良生殖后果（不育、癌症、畸形），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也会对包括甲状腺、神经内分泌、肥胖和代谢，以及胰岛素和血糖稳态等在内的其他内分泌系统产生影响。 换句话说，塑料可能是导致肥胖、糖尿病、不育，以及部分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促使我密切关注周围的环境， 而我们一家人也改变了我们的很多日常习惯 。随着新宝宝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完全放弃塑料并转而使用玻璃瓶，是一个很容易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做法。很多国家已经淘汰了含有双酚A的塑料奶瓶，既然能使用玻璃或不锈钢制品，你又何必冒险使用塑料瓶呢？ 我认为在他生命最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已经完全消除了食物的风险。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消除了大多数的基本风险：除天然棉和无香料润肤露外，再无其他物品接触过他的皮肤；他呼吸的是由进口空气净化器净化的无毒空气，同时净化器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心情放松的白噪音；在没有使用肥皂或普瑞来(Purell)净手消毒液对手消毒之前，没有谁去触摸他。 很多儿科医生——包括我儿子的医生在内——都认为，对孩子过度保护并试图让其远离所有的细菌和毒素，从长期来看可能是有害的。而且也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新生儿的环境不应保持得过度清洁：否则他们不会接触到通常环境中的细菌，因而也就无法激活他们的免疫系统， 后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过敏类疾病 ，比如说湿疹、过敏和哮喘等。甚至早期 养狗 ，似乎也是利大于弊。这一理论被称为“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但我认为这个话题在谈及细菌和病毒方面更切题；我现在更关切的是规避有害的化学物质。对于他的第一次感冒，我并不是很担心，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担心的是因食品农药残余、重金属、激素和化学物质等造成的长期的机体损伤，这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初为父母的人喜欢把他放在一个无毒的“泡沫”中，尽可能让他晚一点进入这个必然要进入的庞大而又糟糕的世界。

2012年12月1日早上7点，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的候考厅中已经挤满了考生，这里将要进行的是年度最后一次SAT考试。 SA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组织，是旨在考察学生的能力是否否足够适应美国大学教育的测试，每年举行六次，被中国考生称为美国的“高考”，中国大陆并未设考场。从2007年开始，大陆赴港考生持续增加。2012年，根据新东方等培训机构的估算，香港每场考试的人数平均已过万人，这其中95%来自中国大陆，全年赴港参加SAT的大陆考生保守估计至少在4万人次以上，较2012年翻了一番。而在2012年，上海市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5万人。 为了容纳大量大陆考生，从2011年10月开始，香港SAT考试增设了一个“万人考场”，考点设在离机场很近的国际博览馆。李诗乐曾见识过万人考场的阵仗，她对记者回忆说：”第一次考试在天水围，这次去‘万人’考，考试的方桌一眼望不到边”。这是李诗乐的第四次SAT考试，前三次的最好成绩是2210分，这个成绩理论上已经足以申请美国的常春藤学校，但她还是第四次来到了香港，“主要是为了能申请全额奖学金”，李诗乐说。 李诗乐是江苏省徐州市人，父亲是中国矿业大学教师，母亲吴女士也在这所大学工作。“从她一出生我就不断灌输她一个信念：出国。她一丁点时我就给她说，咱们将来出国。她小时候说，我不出国，我爱国，”吴女士讲述她对李诗乐的教育，“等到她读小学的时候，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些恶习，跟她说这儿教育环境这么差，我们应该出国。孩子最后跟我说，出国可以，留学可以，但是我爱国，我要回来。” 2010年，李诗乐考入了江苏省的著名高中——南师附中，从这个时候起，李诗乐就为自己和妈妈的出国梦想全力冲刺。 “SAT培训课程一期就是8000多到一万，我觉得太贵，就上了新东方一个2000多的最便宜的基础班。上完之后我觉得不太有用，还不如多跟一些有经验的同学学习经验，”李诗乐说，她家里条件不富裕，必须精打细算。SAT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考试，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选择进入培训班来积累应试经验，也由此催发了一个巨大的培训市场。 一门巨大的培训生意 “这个从句有什么错误？”萨凡纳·伊丽莎白·坎贝尔(Savannah Elizabeth Campbell)低头问到。“缺少主语吧？”杨君小心地回答。杨君穿着浅绿色的羊绒衫，留着马尾辫。坎贝尔则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两人看起来年纪相差不大。她们隔着桌角面对面坐着，前面摆了块黑板，上面写了例句。 “非常好，你太棒了，”坎贝尔激动地夸奖。这是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能坐20人左右。一面墙上挂着很多宣传照片，旁边有一个飞镖盘，写着“目标精准，一矢中的”。这是杜克国际教育机构在北京中关村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坎贝尔正在给杨君上SAT辅导课。一个小时的课程费用为1000元人民币，粗略来说，萨凡纳嘴里讲出的每一个单词都价值1元，包括very good这样的感叹语。中国富裕家庭喜欢坎贝尔这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老师，不惜一掷千金请他们为孩子补习SAT课程，为孩子的出国增加一分胜算。 “对于美国大学来讲，SAT成绩只是你的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并不是那么重要，”杜克教育的总经理吴雨浓对记者这样说。吴雨浓是一位干练的中年人，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关村打拼，早年从事程序员工作。“所有的老美在招生时都是这么讲的，但是实际操作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SAT分数，你被录取的概率非常低，而现在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SAT分数总体来看都很高。” 杜克教育是一家专职从事SAT考前培训的机构，拥有全职外教24人。“我的一位合伙人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所以叫了这个名字。我们从2010年起步，目前学生已经较两年前增长了10倍，我们甚至有来自陕西渭南这种三线城市的学生。目前，在二线三线城市，（孩子出国）驱动力来自于家长，在一线城市更多的来自于孩子本人，”吴雨浓说。 本科留学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和李诗乐不同，大部分孩子来自于非常富裕的家庭。“赴美读本科的话，大概要四年，少说总共要花一百万人民币。如果想过的好一点，可能需要两百万，”吴雨浓说道，“来我们这里的家长大部分对价格都不敏感，他们关心是能去哪一个学校。” 由于中国家长的偏爱，很多SAT培训机构都以美国名校教师为卖点，杜克教育也是如此。“杜克直接在美国招聘，2011年我们在美国一共收到两千多份简历，”吴雨浓说。 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er)就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师。“现在去美国读书的是中国最优秀、最有钱的学生，这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正和美国接触。我想成为其中一员，我认为我已经走在这个大潮中了，”贝克说道。他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专业学士，在杜克已经工作了3年。“现在的北京就如同九十年代的纽约，也许这是一种有点负面的表达。这里充满激情，这里有艺术、有政治，各种神奇的事情在这里上演，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成为其中一员。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老了，人们会问我在中国生活的感觉。” 除了杜克教育，市场上还有许多SAT培训机构，比如新东方和环球北美考试院，这些培训机构针对在香港的SAT考试组织了浩浩荡荡的考试团，每团组织数百名考生一起直飞香港。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往往会连续参加几次考试团，或者在正式考试前参加一次模拟考试团，以熟悉香港的考试环境和SAT考试流程，而参加一次这样的考试团，所需花费就要6000元左右。 中介能否包办一切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除了SAT成绩之外，提高录取成功率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申请材料的准备。 “2011年暑假，我参加了麻省理工组织的一个暑期研究项目，我是全中国第五个被选中的，”李诗乐讲述了她申请材料中的一个活动。这个项目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天文基地举行，一共有36人参加，“除了我以外，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美国当地学校的第一名第二名，有的是美国数学竞赛、天文竞赛、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除了这次暑期活动，李诗乐写入申请材料的还有弹电子琴和吉他、素描和围棋这些专长，这些项目李诗乐都拿过奖和证书。 李诗乐的父母已经离婚，自己的学业主要由母亲负担，所有的材料都是她自己写成，而更多家境好的孩子将申请材料的工作交给了中介机构。 “我们是提供一个全程留学申请服务的机构，学生找到我们，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分析定位，然后做学校的选择战略。根据他的分数和个性特点，给他找一些合适的学校。再根据这些学校的录取要求，帮他完成申请步骤。比如说网络表格的填写，各种文书的整理，文字材料的整理，包括他要写的申请材料，我们是由外籍教师帮助他来修改。”可美信咨询公司的CEO牛勇对记者说道。可美信是一家专门为中国学生留美提供咨询的公司，位于北京大望路。 “有个北京一中的女孩，”牛勇说了一个典型案例，“那个小孩来了之后就说，老师我什么都没有参加过，我既不是学生干部，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我什么都没干过。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文艺体育的特长，她说文艺没有，体育有，是校长跑队的，跑了好几年了。我说那你参加过体育比赛吗？她说参加过。拿过奖吗？她说拿过特小的，什么三等奖之类的。” 牛勇由此找到了突破点，“我说首先你做这件事了，你坚持了。另外你给我讲讲，你考试是年级第一名，你和同学之间都有什么互动。她说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帮忙的人，很多人有不会的题，来问我，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这些点其实都挺好的，就是如何申请材料里体现。后来外教出了一个主意，申请材料的主题定为我是一棵大树，我枝叶丰茂，可以让人遮风避雨。”这份申请材料为她增色不少，目前这个女孩就读于俄勒冈大学。 “像国王一样”的招生官 虽然牛勇为自己的工作做了解释，但美国大学方面显然并不欣赏中介机构的努力。 耶鲁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莉亚·菲尼(Leah Phinney)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耶鲁对虚假的或经旁人加工的申请材料持零容忍的态度，做出此类行为的申请者将被拒绝招录。有偿中介机构泛滥，对美国的高校以及中国学生的家庭来说，都构成了一大问题。但是美国的名校通常能够鉴别出由中介代笔的申请材料，所以家长花的这笔钱往往都会打水漂。” “对于那些真正自己写申请材料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担心别的学生因为有中介的帮助，使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我认为一些美国高校对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并不认真，他们不再读任何人的材料，只看SAT成绩，因为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值得信赖的东西，”帕克·慕斯(Park Muth)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慕斯是前弗吉尼亚大学的招生官，现在是该校国际学生录取委员会的主任。 “我不相信她读过那本书，”慕斯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2010年，慕斯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面试官面试一位来自深圳的女孩，“她在申请里说她最喜欢的书的名字是《杀死一只知更鸟》。我教英语的时候会涉及到这本书，这本书一个中国小孩读不懂的。然后她把所有的读书笔记扫描给我，所以我相信申请都是自己做的，但是她后来告诉我她的申请是中介代劳的，对我来说这很奇怪。” 这个女孩想去耶鲁，她的英语很好，不过家长就是不让她写申请材料，宁愿相信中介。“但中介为她写的材料实在太差了，最后没有去成耶鲁，她现在几乎不和她父母说话，但她家长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慕斯说。 “新东方让普林斯顿看上去像幼儿园，那些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在文书上做了很多工作。很多人有很好的申请材料，但实际上一点英语都不会说，“慕斯说道。“我们和美国一些顶尖学校的招生官来中国拜访的时候，像被国王一样招待，住在很好的宾馆，和高层官员共用餐，周边有很多有钱人。但是你肯定却忽略了中国普通人，然后你回家说，（中国）每个人都有法拉利，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他们也不想让你看到真实的中国，”慕斯回忆道。 李诗乐肯定是慕斯先生最为欣赏的学生类型，她自己独立整理了申请材料，目前等待着入学。李诗乐被哈维玛德文理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得到消息的前几天，李诗乐非常痛苦，因为她的信念就是要争取进入到耶鲁或者是斯坦福，”李诗乐的母亲吴女士说，“她可以再申请，但风险很大。有可能人家不给奖学金的话，她可能就会失去上学的机会。”

中国广州——这座人口1500万的珠江河畔城市是一个制造业腹地的中心，从T恤衫、鞋类，到汽车零部件、平板电脑和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工厂生产各类产品。许多工厂正陷入用工荒，尽管它们提供两位数的年度加薪和更好的福利。 王增松（音译）迫切地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一个稻田农场上长大，三年前从一个社区学院毕业后，多数时间处于失业状态。25岁的王增松只做过几个月的低薪工作，他当过购物广场的保安，也做过餐馆服务员，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办公楼里的保安。 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王增松（右）在广州找工作。在中国有大量蓝领工作，但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 但是他不会考虑申请工厂的全职工作，因为身为大学生的王增松认为，那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太低级。相反，他每天都在寻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即便这样的工作起薪只有工厂工作的三分之一。 “我从没有考虑过，也永远不会考虑到工厂工作。一个又一个小时坐在那里做着重复的工作，有什么意思？”王增松问道。 在中国，数百万名像王增松这样近年从高校毕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结果是一种异常现象：工厂工作无人问津，而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一项对城镇居民开展的调查显示，在20出头的人中，那些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失业的可能性，是小学教育水平人群的四倍。 中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调。一方面，工厂招不到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不想要这些现有的工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教育飞速扩张，每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人数增长四倍，培养出数百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想要进一步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找到理想职位。 但是，中国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中，每年也有数百万人一方面几乎拿不出任何谋生技能，另一方面坚信自己理应得到报酬不错的办公室工作。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就业面较窄的专业大量出现。经过三年的学习，王增松拿到“办公室和展位设计”专业的大专文凭。同时，商业和经济专业在中国大学里越来越热门，而工程等专业受到冷落，这加剧了无意在工厂第一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人满为患”的状况。 叶之红表示，“这和银行业也有关系——银行提供高薪工作，因此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银行。” 教育程度较高、但没有稳定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长期威胁。他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上网、和朋友聚会，以及抱怨办公室工作的短缺上，他们相信办公室工作才是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人数是1989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11倍，而中国经济在创造白领就业岗位方面一直十分缓慢。年轻一代对政治活动的兴趣降低，尽管如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局面可能改变。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3月表示，前一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8%的人找到了工作。但是，即使这个数据也可能高估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就业率。 政府的数据不仅包括那些得到长期职位的人，还包括自由职业者、临时工、研究生、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人，以及全国各地国有控股公司受命为应届毕业生创造的大量“无事忙”职位。 去年春天，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把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挑剔的大学毕业生  王增松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出生于1987年末，当时“独生子女政策”还没有开始在农村地区执行。他的兄弟姐妹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也不愿接受高薪的工厂工作。王增松的哥哥在高中毕业后用一年时间拿到了一个移动手机设备专业的文凭，他开了一家行李箱包店。王增松的两个姐姐都没有上高中。现在一个在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另一个嫁给一个工厂工人，成了家庭主妇和全职母亲。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主任、中国劳工问题专家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表示，对工厂工作的厌恶在今天的中国十分常见。 “学生们还没有适应大众教育这个概念，当他们进入大学时，他们习惯将自己看成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加拉格尔表示。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受过教育的人不应当干体力活。但是中国经济仍主要创造蓝领就业岗位。中国47%的经济产出来自于制造业、采矿业以及建筑业（达到这些行业在美国所占比重的两倍），而服务业相对不发达。 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也在压低计算机科学等热门专业毕业生所能得到的薪水。一名高管称，在2000年的深圳，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顶级公司普遍能拿到725美元（约合4500元人民币）的月薪，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没有高中学历的蓝领工人的10倍。由于中国存在关于薪水的争议，该高管要求匿名。 但现在，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如此充足，以至于在深圳他们的月薪降到了550美元，不到一个蓝领工人的两倍。而且这还没有考虑过去10年的通胀。根据官方数据，深圳的消费价格上涨了29%，而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这低估了消费价格的实际涨幅。 如果王增松愿意去工厂工作，考虑到他对室内设计的兴趣，他可能会去宏远家具公司工作，该家庭桑拿浴房制造商位于广州的另一边，离王增松的住处有45分钟车程。 现在这家工厂给新入职的员工提供每月2500元人民币的底薪，加班有额外的薪酬。之前六人合住的寝室已被两人公寓取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把部分薪水交给工头。相反，对于每一个留职的蓝领工人，厂方现在每月给工头8美元到16美元的奖金。然而，该厂还是很难招到工人。 该公司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加上福利待遇——年度升幅达到30%或以上，高于全国范围21%的农民工工资涨幅，尽管近期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工资增速最近可能有所放缓。而且它还远高于政府的要求，即在2015年之前每年将最低工资上调13%，大致相当于通胀的三倍。 由于宏远家具公司位于广州发展较慢的一个地区，其薪资水平的增长尤为迅速。在五年前工资水平开始飙升之前，该公司为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员工提供90美元至120美元的月薪。宏远的副总经理倪冰冰说，当时，工人们在最初六个月每月要从薪水中拿出13美元到40美元交给工头，作为一种非正式学徒关系的一部分。 倪冰冰介绍说，很多大学毕业生申请到该公司工作，但是他们还没有迫切到会接受蓝领工作。和中国许多工厂相比，这家桑拿浴房生产厂通风较好，但没有空调。大量电动工具工作时产生的锯屑形成薄雾，覆盖在所有表面上——这不是大学毕业生能穿着正式衬衫去工作，然后晚上直接去一家饭店或夜店的地方。 靠父母补贴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一种不寻常的社会现象，许多大学毕业生是其父母和祖父母唯一的孩子，长辈们在孩子长大成人后继续照顾他们。 “父母和祖父母会给他们钱，有六个人供养他们，”倪冰冰说。“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工作？我待在家里每月都能拿到2000元，我为什么要每天挤公交车，去挣每月2500元的工资？”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工作的王增松就是这样过来的。尽管父母有一些怨言，但他们还是会给他汇款，帮助他维持基本的生活。 他租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却整洁的一居室，包括一间大约10英尺（约合3米）长的卧室，地面铺着粉色的瓷砖，有一张矮床和一个床头柜，柜上摆放着笔记本电脑。墙壁上已经被堵上的洞说明，以前的房客曾经安装空调应对广州的炎热气候，但王增松只用风扇应付。边上的小房间有10英尺（约合3米）长，3英尺（约合0.9米）宽，有一个小厨房、淋浴装置和马桶。 这所房子的租金为每个月64美元。每月吃饭、网吧上网及偶尔的约会要花费80美元，固定线路互联网服务每月需要8美元，每月的水电费为8美元，一个月的所有花费为160美元。 除了负担这些开支，王增松的父母还偿还了他在三年大专期间欠朋友的钱，当时每年的学费为1270美元，外加320美元的生活费。 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而他的父亲上了几年小学后就辍学了，直到不久以前，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地区很普遍。现在，他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他们在拿到一些补偿后不得不交出稻田，因为当地政府要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重新开发。他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干一些零活，挣钱供养儿子。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父母力劝王增松接受一份工厂工作。“干这种工作每个月可以挣4000元，但我不会去。”王增松说。“干这种工作，手是脏的，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不适合我。” 他曾短暂工作过。在失业将近一年后，他在几个月前找到一份写字楼保安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20美元，但他已经考虑在下个月春节过后辞职，再次专心寻找专业对口的办公室工作。在他的专业领域，初级职位每月只有240美元的工资，但工作干净、安全，还有晋升希望。他说，如果有市政单位愿意聘用他，那就更好了。 王增松说，“最好能去政府工作；这样你会有就业保障，还有退休金。” 王增松认为自己有女朋友非常幸运。她设法向朋友推销安利(Amway)化妆品，但卖的最好的一个月才赚了160美元，而且经常一个月什么都赚不到。她每月花1200元人民币（合190美元）租房子，也要靠父母补贴，她父亲销售建筑材料，母亲是一个保姆。 “我女朋友说，‘你现在挣的钱肯定不足以成家，要结婚的话，你每月至少要挣1万元，2.6万元更好，’所以我现在压力非常大，”王增松说，“现在女人都这样，她们要车，要房，还要各种家用电器，当然，我答应女朋友的所有要求。” 虽然企业日趋为蓝领工人提供很多白领直到最近都不敢想的福利待遇，但是像王增松这样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不愿去工厂工作。  总部位于香港的联业制衣有限公司(TAL Group)是一家生产高档衬衫的大型制造商。该公司不仅在其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庞大衬衫厂车间装上空调（这是很多美国公司尚未做到的事情），还开设一间图书馆，配置50台可以上网的台式电脑，供员工们下班后使用。 独生子女政策和大学扩招政策相结合，才刚刚开始影响中国的核心工厂劳动力人群：18至21岁不上大学的年轻人。即使高校入学人数保持不变，从2010年至2020年，这个人群的数量也会骤降29%。 技术培训走下坡路  过去10年间，中国各地开设了数十万家工厂，它们竭力寻找能够操作复杂设备的工人，更不用说能够修理设备的高手了。然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陷入停滞，如今只相当于攻读高等学位的学生人数的大约一半。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去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一方面，有些工作和职位招不到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一些人才找不到工作；答案在于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 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项目都是冷门，因为人们认为接受这种教育没有前途，几乎没有机会升入四年制本科大学。此类学校还受到歧视：人们认为有农村背景的学生才会到此类学校读书，较为富裕、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学生很少选择此类学校。 许多像王增松这样的年轻人，出身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考虑接受工厂工作是很难的。他正在琢磨别的谋生方法，但学习职业技能不在其内。其中一个设想是，从农村的批发商那里购买兔子，然后在广州的大街上摆摊，将这些动物当作宠物或者食品出售。 在被告知，这可能意味着他要与年龄较大、没有文化、愿意为了一点小钱而摆摊的农村进城人员竞争时，他耸了耸肩，再次表示自己讨厌去工厂工作。 “我不是怕工作艰苦，而是因为这种工作没有地位，”他说。“人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愿意去工厂工作。”

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宫当政的那八年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从耶鲁(Yale)毕业能当总统，从耶鲁辍学能当副总统。今年有五百名中国尖子生会争夺耶鲁大学2012级的区区十来个学位，因为他们相信耶鲁文凭能带来一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就像他们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同伴们一样，这五百名中国学生似乎一辈子都在为了进入常春藤而努力。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钢琴、花一小时学游泳。他们不仅会解最难的奥数问题，而且还自学计算机编程。在北京四中、复旦附中或南京外国语学校里，这些学生往往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学习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儿院当过志愿者，同时还上着最难的课、维持着完美的成绩、并拥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数。或许他们缺少睡眠，也没什么朋友；或许他们总是身负压力，并且没有安全感；但他们知道，只要进入了耶鲁就成功了，就不再会感到如此的孤单与忧伤了。 然而，事实真是那样吗？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耶鲁能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履历；有钱、有名、有权的同学与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学教育。可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代价，又需要怎样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 精英教育之弊 》(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但我认为， 二十多岁时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乐，主要原因在于我将生活看做是一场个人主义的奋斗——这种心态高度体现了耶鲁的精神与态度。我的教授们、我读过的书，以及我与同学的晚餐交谈都让我确信，耶鲁学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团体，命中注定要升至社会顶层，去统领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众——这一切应验得有多快，这个社会就有多么公平与公正。我决心要靠自己独立取得成功，以证明我有多么出众——正因如此，我不仅觉得愤怒与沮丧，而且还感到迷茫与孤独。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所写的一样。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 老实说，耶鲁和常春藤确实有着一流的教授、上进的同学与世界一流的资源。那些有幸被它们录取的学生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改变人生的教育。但进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而申请这些学校的竞争却又如此激烈。在一头扎入其中之前，我们应当先理清头绪。 首先，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常春藤学位会影响毕业后的收入。研究者发现，虽然常春藤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学生与被常春藤录取但去了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在毕业收入上没有任何差别。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既聪明又用功，无论上哪所大学在生活中都会成功。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中的困苦与挫折。最终，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与人合作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成就。 最后，个人经历告诉我，常春藤教育——因为它热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绪智能，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隔绝，因为它的品牌与名望带来太多自负——有时会让学生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我在高中仍会上最难的课程、踢足球、当校报主编。但我会因为自己真心享受这些事情而去做。同时我会确保自己有时间与朋友出去玩，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会被耶鲁录取，但我会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 别误会了：对上了耶鲁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每次失败只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让我们更努力地奋斗，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对于我而言，耶鲁是一场挫败——可到最终，它只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明智、也更忠于自己。

这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妻了，年近五十，来自一个山东的一个小城镇，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话，夫妻俩的日子会平淡安逸地过下去，不关心什么“你幸福吗”的话题，也压根不知道玛雅预言。我接管她的时候，上任主管医生告诉我，自从9月份入院，她已经在我们医院里治疗两个月了，各种表现都像是患有胰腺的恶性肿瘤，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虽然已经组织过全院会诊，但仍没有解决方案。说完，她遥指了指躺在窗边的她，患者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黝黑消瘦，原先一百多斤的身体已经瘦成一副骨架，目测也就七十来斤的样子。而她男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我被各式患者所困扰，每个来就医而最后又被困于急诊留观的，都是病情复杂或者病情偏重的人，每天三十多名患者都等着我的查房意见，相对她这样已经在急诊治疗两个多月的，那些新来的患者似乎更需要多花些心思，而她之前的检查结果已经做得够全的了，我仔细翻过她所有的厚厚的病历记录、CT片子、化验结果，提示恶性肿瘤的只有CT报告，显示胰头和十二指肠处团块，导致十二指肠外压性狭窄，无法进食，而血液的肿瘤指标一直是阴性的，所以现在每天的治疗就是通过空肠管鼻饲营养液，鼻饲导致间断出现腹痛、血清淀粉酶升高，停止鼻饲又能恢复正常。一日主任查房后，对我说，既然查不清楚，治疗上也没什么特殊的用药，就劝她回当地医院吧。 主任走后，住院医对我说，她回不了老家了。“怎么啦？”我好奇地问。住院医告诉我，她男人为了给她看病，已经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所得八万块钱，估计这两个多月的治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光是每天的营养液就要两三百。接着，住院医又神神秘秘地说：“领导，你还不知道吧，这家人可是大好人，以前收养了三个孩子呢，只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也没一个有钱的，帮不上什么忙。”  听完这些，我很震惊，鼻子有点酸，工作这么些年，见过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几乎没见过为了妻子治病连房子都卖掉的。如果央视来采访这对夫妻，问他们是否幸福，又该如何回答呢？她的病情需要重新评估，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得给人家一个交代。真是恶性的话，就只剩下姑息治疗了，把情况跟患者家属讲清楚，也好有个准备，真要是生命走到尽头的话，该回去和孩子团聚。如果不是恶性肿瘤的话，就需要找个方案解决患者目前消化道梗阻的问题。 想到这里，我找来那个男人，把自己的想法和他说了，需要他配合再给他妻子做一次检查，包括增强CT等等，前后比较会有很大帮助。但是，男人听了后面露难色，他告诉我，剩下的钱不多了，增强CT要两千多，如果不是非常必要，能不能不做？ 我颓然败下阵来，纠结了一晚上，没睡好觉，脑子里来回盘旋着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CT做了，没什么变化，白花人两千块钱，搞得自己特内疚，恨不得自掏腰包给人补上。第二种情况是病情恶化，证实是癌，接下来的治疗反而花不了什么钱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病情好转，证实不是恶性的，但再往下治疗的花费会更多。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要给她复查CT。结果竟然是第三种，报告显示，之前的团块没有变化，而周围的水肿已经消失，也就是说，之前的多科会诊结论不对，患者是有希望治好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两个问题：时间和钱。确切地说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钱！ 我不知道他们能去求助哪个慈善机构，也不知道手里的钱花完后还能再去卖什么，经常能看见很多家庭因为没钱治病，只好黯然离开，最终离开人世。这样的悲剧看得太多，几乎麻木了，见到家属在签署自动离院书时，也不会劝说患者留下，拿什么来说服人家呢？有时我会胡思乱想，想着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就好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默默地掏钱给人治病。朋友知道我这个想法，都嘲笑我：你若真是亿万富翁，早就不在医院工作了，你见过哪个富二代当医生的吗？ 那面对这个患者，我又该如何去和家属交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唉！

我面前的圆桌上摆着一大碗绿生生的菠菜叶，上面孤零零几滴酸溜溜的白醋沙拉酱，一筐烤得硬邦邦的切片面包伴着一小碟黄油，一扎冰水，一扎牛奶，桌旁围坐着一圈衣着光鲜的同学。大家正神采奕奕地谈论着白天课堂上发生的轶事，直到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所有脑袋不约而同转向那个方向。 一位女生笑盈盈的端着一个沉甸甸的托盘，上面躺着一只硕大的火鸡，晃晃悠悠地向我们靠进。“耶……”全桌掀起一片小小的庆祝。“啊，饿死了！”坐在我身旁的男生感叹道，目光追随着一路到达面前餐桌的火鸡。餐桌长举着刀子，在正对我的火鸡肚子上切开长长一道，好像一个幸灾乐祸的笑脸。我靠回椅子里，用中文低低地嘀咕道：“完了……” 在出发来美国读书之前的几个星期，长辈们半开玩笑地问：“到了学校以后可要天天吃西餐，吃得惯吗？”父母挥挥手：“他们这些吃麦当劳、肯德基长大的，怎么会不习惯？”说得多了，父母的这句话也变成了我放心的理由，毕竟作为一个17岁第一次出国读书的女孩子，吃似乎不应当是当时担忧的头等大事。 到了美国一星期后我才发现，用麦当劳和肯德基来比拟西餐，是比用美国唐人街流行的菜肴“左宗鸡”和零食“签语饼”来概括中餐还离谱的概括，尤其在我所就读的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农场旁的寄宿高中。“Deerfield的厨房是一个神话，”高中的网站热情洋溢地介绍，“不管你是素食主义者，还是烤牛排的拥护，还是巧克力奶酪蛋糕的粉丝，你都能从Deerfield的菜单中得到满足；而且永远有足够你吃的份量！” 对于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我，事实证明，幸与不幸，只有最后一句是正确的。从周一到周五的正餐中，没有薯条汉堡，没有培根炸鸡，在“健康第一”的宗旨下，食堂替学生们计算着卡路里精心筹备的菜肴为我揭露了西餐的“真实面目”：一片薄薄的渗着血的烤牛肉，一块需要刀叉辛勤配合才能锯开的烤鸡胸，一盘过开水烫软撒上盐的四季豆，一碗黏糊糊的奶酪拌意大利通心粉……在一天接一天沉默的咀嚼中，我在心里默默怀念中餐的煎烤烹炸，五味俱全。 在所有的考验中，最严酷的恐怕要算是星期日的火鸡晚餐。星期日晚餐在美国有特殊意义，在重视传统的私立高中更是如此。全学校的学生需要穿戴整齐——男生西装领带，女生衬衫毛衣——聚在餐厅，在分配的座位上，铺着白色桌布的圆形餐桌前用餐。一桌有十个学生和一位作为餐桌长的老师，食物由一位学生端上餐桌，由老师分到每位学生盘中，念完祷词后，开始用餐。 在没到美国前，我一直仅知道火鸡和感恩节的关联，没料到为了凸显周日晚餐的庄重，这道特殊的食物也成了我的高中几乎每周一次的“款待”。火鸡肉干且无味，整只烤熟，用刀叉撕成一块一块，浇上酱汁，就成为晚餐的主菜。我就着沙拉和面包，在七点钟将就着填饱肚子，紧接着就开始期待十点宿舍的加餐（一般是炸鸡翅、披萨饼、多纳圈、冰激凌之类的零食）。 然而周日的晚餐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只近20磅的火鸡远远超过一桌学生的食量，于是之后的一周便进入了让我欲哭无泪的循环：周一晚餐的火鸡面条，周二的火鸡三明治，周三的火鸡汤，周四的火鸡沙拉……用自助餐庆祝过周五周六后，猜猜周日晚餐桌上的主菜是什么？ 初到美国高中，我做好了一切重新开始的准备，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和习惯仍然数不胜数。从课程的安排到布置作业的方式，从着装的要求到打招呼的口吻，身边的同学把握得易如反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亦步亦趋，觉得自己有时候像效颦的东施，有时候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坏演员。 几年以后，最初的陌生感渐渐消失。我习惯了用英文做笔记，在讨论课上开口发言，在老师的办公室答疑时间争着问问题；课后和同学看电影、健身、逛街。起初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也慢慢变成“习以为常”。 总有一天，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习惯火鸡晚餐吧？毕竟，这比起抓耳挠腮地背单词，囫囵吞枣地看英文小说，应该容易多了。 但亲身经历告诉我，人的肠胃有时可是比大脑要固执多了。七年以后，沙拉在我眼中仍是一盘浇了调味汁的生菜叶，牛排仍是带着血腥味半生不熟的肉块，而火鸡仍是……七年前周日晚餐盘子中的火鸡。不论我的大脑怎样说服我的肠胃，让我垂涎欲滴的，还是蚝油生菜、铁板牛柳、重庆辣子鸡。 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同学，到底为什么会把西餐里的菜肴当作美食呢？ 或许这是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2009年3月，大二那一年，我和两位大学中国朋友带着十几位美国同学来到四川，在汶川地震灾区后重建的小学教一个星期的英语。美国同学里有的长在蒙大拿州的农场，有的来自田纳西州的富宅，有的没踏出过新英格兰地区一步，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在飞机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即将到来的中国之旅，请我教他们日常用语的中文说法。 我们在成都做了短暂的停留，参观了市里的中学后，就来到小学开始教书。美国同学和孩子相处很好，对简陋的旅店也没有太多怨言。可一坐到餐桌前，大家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每天就餐的地方在村子路旁的一家小餐馆，做的是中国地道的家常菜：清炒苦瓜、凉拌木耳、小炒肉、包子、小米粥。 “Helen，这是什么呀？”一位美国同学盯着一片木耳，用筷子拨拉着，“黑色的。”另一位同学吃了一口苦瓜，连忙抓起手边一杯水灌了下去。肉菜油太重，蔬菜长得太陌生，白开水太烫……美国同学悄悄议论着，最后大家吃得都不多。 而对于几个月没吃正宗中餐的我，这些家常菜吃起来却非常可口亲切。看着抱着饭碗狼吞虎咽的我，美国同学苦笑着摇摇头：“好不容易来到中国，不过我们可真像是掉到兔子洞里的爱丽斯。” 我抬起头。“这么好吃的饭，怎么会不爱吃？”本要脱口而出，却又咽了回去。 我向周围望了望。在不远处，穿着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跑着笑着；一台满载着蔬菜的电动三轮车突突地从门口驶过，扬起一小片尘土；马路对边的一家饭馆老板门口挂着四川腊肉和几串干辣椒。 三月的四川还有些冷，美国的同学裹着大衣，坐在塑料小板凳上围在圆桌旁，跺着脚搓着手，和我一样环视着周围。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在另一个圆桌旁，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谁是爱丽斯，哪里是兔子洞？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教育贿赂现象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北京——在中国孩子和一心为了孩子的家长看来，教育一直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开启上升之门的钥匙。但是，正如金钱和权力是商场成交和官场晋升的润滑剂一样，中国的学业竞赛也越来越受到操纵，偏向于富人和关系硬的人，这些人会花费大笔金钱，利用各种关系让孩子在公立学校里获得优势。 据家长和教育者表示，从入学、进重点班到当团干部，几乎什么都有价钱。就连靠近黑板的座位和班长职位都是明码标价。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北京，一些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小学，不得不向学校支付高额的“择校费”。 来自河北的赵华（音译）在北京开了一个小电器店。她说，为了让女儿入读一所北京小学，她被迫给一个银行账户存了4800美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她说，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在银行里遇到了区教委的官员，官员们拿着一张学生名单，上面写着每个家庭得付多少钱。他们还让她签了一份文件，表明这笔钱是自愿的“捐款”。 她说，“我当然知道这不合法。可你要是不出钱，孩子就上不了学。” 贿赂行为如此猖獗，以至于习近平在就任党总书记之后的首次讲话当中就警告政治局，如果不控制腐败行为，结果就是亡党亡国。对于官员们在政商两界进行的一定程度的违法违纪行为，普通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北京的教育咨询师李瑁（音译）说，尤其令人失望的还是教育者和学校管理人员的道德缺失。他说，“如果教师们做这种事情，令人失望的程度就大得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也高得多。” 当然，美国和全世界的有钱家长通常也会努力为孩子提供一切优势，包括花钱请家教和上考前辅导班，有时也会把孩子送进愿意接受有钱差生的私立学校。 但是，批评人士称，中国的公立教育体系本来被宣传为共产主义择优选拔机制的标志，现在却盛行贿赂和走后门现象。由于有这种腐败现象，中国家庭眼看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都被出卖给了出价更高者，关系硬的有钱人和没门路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 李瑁说，“腐败渗入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教育界也不例外。” 甚至还没开学，这种事情就已经开始，因为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给学校领导及其关系户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副业。 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是名校清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坐落在这所大学位于北京的精致校园之内。每年春天，这所幼儿园会收到潮水般的家长申请。家长们把入读洁华看做孩子将来进入中国顶级高校之一的通道。按照规定，学校只对清华教职工的孩子开放。但是，据一位幼儿园工作人员称，花大约15万元（约合2.4万美元），就可以说服一位清华教授来“支持”一名申请者。为了避免报复，这位工作人员要求匿名。 没有直接关系的家长需要贿赂一连串的人才能让孩子被幼儿园录取。这位工作人员称，“跟学校的关系越疏远，要送的钱越多。这儿送点儿，那儿送点儿，加起来会很多。” 一位校方官员拒绝讨论学费问题，但否认外人可以花钱入园。 在越接近高考的教育阶段，花费可能会越高。最近，中国媒体报道说，要入读著名的北京人大附中，现行的贿赂费用从8万美元到13万美元不等。 政府官员也找到了一个利用这种体制的方式。《21世纪经济报道》称，权势机构及国企经常通过所谓“共建”政策向名校捐款。教育改革者称，作为交换，这些机构的员工子女会在录取时获得优势。 私有企业也用上了同样的办法，为顶尖学校提供“企业赞助”。 在中国，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现实却往往更加复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缺少关系的父母必须一再为更好的教育机会掏钱。在全中国，类似款项打的是“择校”费的招牌，择校费打开了孩子去家庭户口本上登记的城区或市镇之外的学校就读的大门。 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生活艰辛，对他们而言，这些不合理的费用特别沉重。自2005年以来，教育部和中国国务院已先后五次发布正式禁令，禁止收取“择校”费和其他不正当费用，但学校领导和相关政府部门却不断想出各种巧妙的招数来绕过禁令，让钱流进自己的腰包。在一些排名靠前的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低的学生可以“买”到关键的几分，由此把成绩提高到录取分数线以上。在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根据不成文但却众所周知的政策，家长每为学校贡献4800美元，学生就能多得一分。“我班上的同学都知道，” 一名15岁的王姓学生说。为避免引起反响，她要求不提学校的名字。 周围都弥漫着金钱才是王道的文化，老师们也常常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补贴微薄的工资。教育记者覃里雯称，一些老师不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课程中的大量关键内容，而是另外开设补习班，鼓励学生上补习班。 “既然大家都付钱给你，为什么还要免费上课呢？”覃里雯说。她表示，想到孩子可能会错过关键内容，或者是惹来老师的忌恨，许多家长都觉得有必要花钱上这些补习课程。 9月的教师节是一个全国性节日。在此期间，各年龄段的所有学生照例都会给老师带来礼物，溜须拍马的文化由此变成了一种代价不菲的竞争。一束花或一个果篮就够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根据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如今许多老师希望收到的是设计师名表、昂贵的茶叶、礼品卡甚至度假游。一些家长称，在内蒙古，更敢要的老师喜欢收到借记卡，这些借记卡关联的银行账户全年都可以充值。 《上海日报》估计，同十年前相比，这类礼物的价值已经涨了50倍。 “这是个恶性循环，”上面提到的在北京经营电器店且有一个10岁女儿的赵姓家长说。“如果你没送件好礼物，其他家长却送了，你就会担心老师不关照你的孩子。” 在这种贿赂文化中，家境贫困的学生最容易受到伤害。33岁的包红（音译）在北京做家政服务员。她以前觉得，自己七岁大的女儿蕊（音译）之所以学习吃力，是因为女儿是由乡下的爷爷奶奶养大的。但现在，包红认为这都是老师的错。 她说，去年，有个老师打了她女儿耳光，还说她“笨”。到了春天，这个老师就不再批改蕊的家庭作业了，后来的一次义务家访也没来。“我女儿受歧视，就因为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包红站在租住的房子外面说。房子是她和丈夫一起租的，她丈夫是一名马路清洁工。 一些家长发现，坚守正直的唯一办法是完全不接受中国的教育。37岁的王萍（音译）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酒吧。因为对贿赂成风深感厌恶，她决定把儿子送去国外接受教育。她给儿子在艾奥瓦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报了名。八月，在和独生子挥手告别时，她潸然泪下。 “从孩子生下来开始，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对他们就不公平，”她说。“我不希望我儿子再和这种制度有任何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