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红歌始祖李劫夫惨死文革!

李劫夫(1913年11月17日-1976年12月17日),原名李云龙,笔名劫夫,吉林省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为毛泽东的语录谱写的“语录歌”,此外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然而这位红歌始祖由于卷入毛林政争而惨死于文革一片红之中。以下文字引自大陆新民网。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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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文革”认识的几个误区

所以追求廉洁的途径,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制约权力。当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话的时候,它不会缔造廉洁,只能催生荒谬,并最终演化为腐败的源头。而追求平等,不是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乡村去“再教育”,而是把乡村的年青人送到城市里去,送进大学——真正的大学里去(不是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的垃圾大学)。而对于知识分子,不是把他们当做“臭老九”打倒在地,而是应当普及教育(真正的)和文化,把全体国人变成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垒和仇恨,而是融合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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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文革”隐患和“文革”记忆

“文革”隐患和“文革 ” 记忆 徐 贲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一场答记者问时说,在“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表示 , “‘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当前关于“文革”的记忆中存在着许多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例如,我们今天为了提防“文革”隐患,记忆“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反记忆就是“魅力型个人坚强有效的领导”;记忆“暴民群众和民粹运动”,反记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就是“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就是“红歌振奋精神”。 向国人提醒今天仍然存在的“文革”隐患,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这和眼下有些人把“文革”当作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当作一个匡正各种时弊的价值资源和成功“经验”,显然是不同的。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 “ 教训 ” 与有益的 “ 经验 ” 区分开来。 “ 教训 ” 和 “ 经验 ” 都是从历史的过去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为 “ 教训 ” 或 “ 经验 ” ,包含着在现刻当下对历史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 无论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教训,还是当作一个经验,其中都包含着某种对“文革”的记忆。“文革”的隐患在哪里?是哪些隐患?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这种记忆应该不仅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的个人记忆,而且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 “文革”已经过去了 36 年,今天的“文革”记忆已经远比“文革”刚结束后不久要更多样,也更充满分歧和冲突。这不仅是由于当事个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形成了不同的记忆,而且还由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与前一两代人之间有代沟,因此产生了“后记忆”与“记忆”的差别。有鉴于此,现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有助于汲取“文革”教训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这样一种集体记忆并未能充分形成。 许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或社会中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 (reminiscence bump) 。记忆研究发现,人对十几、二十岁时发生的事件有最为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也有特别顽强的记忆。创伤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对创伤的顽固记忆可以使人们容易、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危险和创伤的事件,而这样的记忆对他们能否存活至关紧要,“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这样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形成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 Ulric Neisser )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种是“ 语义 记忆”( semantic memory ),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学、回忆录、历史记叙等因此成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 memory sites ) , 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 语义记忆的形成、丰富和完整都需要有适宜于自由言论和交流的公共空间,惟有如此,它才有可能形成群体记忆所必不可少的知识、观念和认识。要重视和警惕“文革”隐患,就不能忽视“文革”记忆,随着“文革”当事人的逐渐逝去,这种记忆必将越来越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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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传真: 重庆文革试炼一夕消失

资深媒体人透露,薄熙来到重庆后,要求为他写报道的记者们读《毛泽东选集》,并经常告诉他们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喜好。《重庆日报》在这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报社就曾组织考察团去大连及商务部交流,了解薄熙来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报社经常组织记者分析薄熙来的写作喜好,精确到薄喜欢写长句还是短句,以及他喜欢用的短语词汇。分析完后记者们还需提交研究报告。即便工作做得这样细緻,但在薄熙来严苛要求下,为薄写稿的记者们还是被弄得神经紧张。一位前《重庆日报》部门主任因不堪薄熙来的压力而患上严重抑鬱症,几度想自杀。媒体人士说,「薄熙来一般会要求将自己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这与前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将头版头条留给百姓的做法很不相同。」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步行街内,平时有许多中老年退休人员在此下棋、閒玩。薄熙来下台以后,这里几乎天天都有近百人聚集在一起议论时政,主题全是关於薄熙来。有人指著周围的眾多银杏树,直言不讳地称因薄的喜好而造成重庆原有市树黄桷树被大面积铲除,「改种银杏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行为」。这种纪录片式的场景,就发生在当今的中国重庆。这些聚集在银杏树下讨论的人,是重庆唱红的主力军之一,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民意基础。在重庆的几个商圈内,杨家坪商圈是唯一一个有群眾聚集议政的地方,这些群眾多为周边几个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或退休职工。这些大型企业,像西车厂、建设厂、新华印刷厂,在上世纪中国的文革时期均被捲入武斗。议论时政的这些人中间,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当年也多半参与过文革,因此对政治抱有高度热情。重庆运动式的唱红打黑﹑以及领导人要求读《毛泽东选集》,无不使人感到文革幽灵的再现,而这一切也在一夕之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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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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