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来自下层即民众之中，姑且叫跟红派，认为文革不分等级上下，还可以造反，正好发泄 仇官仇富 心理，解决贪腐泛滥成灾的恶象，让贪官惶惶不可终日，追求理想的平等，甚至希望再出个“红太阳”，一举解决这些问题。 文革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大浩劫， 这已经是历史公论了，但由于 … 自解放以来，各部委、军队大院哪个不是率先走向小康的，岂止是文革或 改革 开放后的事，所谓平等、廉洁、关怀人民，甚至三年不吃肉，纯属天方夜谈。 “无产阶级”则从来都是徒有虚名的，即使个把人当了 …
阅读更多本周，国际自杀预防周。一连5天的世界预防自杀大会9月13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承办方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各界学者对中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十分感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自杀大国，自杀在青壮年的死亡原因中一直高居首位。中国的自杀研究与预防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政治环境使中国的自杀问题具有其独特的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资料显示，全世界每年有90万到100万人自杀身亡。中国每年有近二十九万人自杀。也就是说，全世界大约每三个自杀者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的自杀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足够的实际行动中去对付自杀问题。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主席兰尼·伯曼说：中国缺乏政治意愿对付自杀。他希望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将显著推动中国的预防自杀工作。 中国的自杀率在文革时期更是登峰造极，以文化界艺术界及知青为最。几天前，多伦多大学一位心理学界的同道转了一份文革时期自杀死亡的名人录给我，看的促目惊心。十分震撼。 附：文革时代被迫自杀的文人名单，看看你知道的文人中有那几位在其中。 30名 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或艺术大师 邓 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 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 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 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 1949年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 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 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 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 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 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 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 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 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 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 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 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49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147名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或艺术大师 著名作家、诗人：田 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 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共35人）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共7人）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共3人）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共19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共10人）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共9人）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共14人）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共8人）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共16人）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共26人）
阅读更多林彪事件摧毁文革神权政治 作者：章海陵 来源：《亚洲周刊》2011第37期 来源日期：2011-9-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6 10:11:58 阅读量：34次 林彪出逃事件对一代人是晴天霹雳，也打破了文革神权政治，为日后终结文革、改革开放，作出最宝贵铺垫。而「军神」林彪以谎言换来政治崛起，却在猜忌的疑惑中而亡，是强人政治时代的悲剧。 中国命运的转向，往往是一夕惊变。每一个中国大陆中年以上的民众都不会忘记，四十年前的九月十三日，林彪与毛泽东决裂，妻儿、同僚驾机出逃，于蒙古温都尔罕机毁人亡。半个月后，消息传遍神州。这种石破天惊﹑神话般奇事，当时竟毫无悬念地发生在十亿军民的面前。民众没有思想准备，在瞠目结舌的注视中，毛泽东与林彪联手打造的文革神权政治的巍峨大坝，不仅出现裂纹缝隙和轰然倒塌，也瞬间灰飞烟灭了！ 当然，这一天不可能被定为新中国的纪念日，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哪怕有再多的纪念日相加，恐怕也难以超越其重要性。它所引爆的精神震撼、所启示的政治教训、所阐发的思想意义，至今都没有消失，并极大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林彪之死是中国历史绕不开的篇章。他是超级传奇人物，战功卓着，曾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伟大贡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又是绝不可少的关键人物；他在文革中由国防部长升为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一九六九年更作为毛泽东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但十七个月后，却沉沙折戟，沦为孤魂野鬼，令人扼腕、困惑不已。 其实，林彪的崛起远非「成也文革，败也文革」那样简单。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推行「三面红旗」，浮夸风大行其道，三年后造成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这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塌天大祸，而且发生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人心受到极大震撼。无论如何，决策者应负有责任，须受到追究。即使封建年代，犯有罪错的皇帝也须发布「罪己诏」。 这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危机。当时，中共高层几近集体性地要与毛泽东切割，因为这场灾祸的来龙去脉太清楚，特别是彭德怀元帅的警告言犹在耳，他还为此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一九六一年由全国生产领域主管干部组成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藉转述农民的话，批评「三面红旗」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真要求毛泽东检讨，并说，「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党留下恶劣影响」。 陈伯达为毛泽东辩护，「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而林彪捍卫毛泽东的手法「高明」好多倍，就像打仗出奇兵那样，他不是袒护毛泽东，而是倒打一耙及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称「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此言一出，情势顿时变为「罪不在毛，而人皆有错」。语惊四座，满场错愕。 林彪的逻辑是，推行「三面红旗」时，你们个个争先恐后，现在最好闭嘴；这个世界是强权的天下，哪里容得你们这些喽囉置喙？果然，刘少奇、彭真及周恩来都听出林彪的弦外之音，再不敢发声。于是，毛泽东躲过一劫。至于三千多万中国冤魂，就让它们随着旷野之风去呼号吧。毛泽东激赏林彪的讲话，确信林彪是难得人才，从此念念不忘提，至文革终达目的。 强人政治终究是强人政治，其不变的核心原则就是「没有原则」、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我说了算。林彪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副统帅之位后，毛泽东怀疑副手的旧病发作了，这是毛泽东根深柢固的政治恶习，一如喜新厌旧的欢场浪子。回顾过去，他对刘少奇是这样，日后对待王洪文、邓小平、甚至张春桥都是这样。 问题是，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动了用张春桥取而代之的念头。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亲自到访林彪住所，问他「小张怎样」？林彪一向看不起江青等文革派，对于他们中间的灵魂人物张春桥更是厌恶之极。厌恶是人类情感中最複杂的一种，能受到理性的抑制，但爆发力却因而格外巨大。林彪对毛泽东的推荐不置可否，也播下了日后毛林反目成仇的种籽。 以今天眼光看林彪命运，洞若观火。林的毁灭程序，正是七零年庐山会议启动的。世间彷彿真有「恶有恶报」的规律。林彪以六一年七千人大会撒弥天大谎「起家」，七零年庐山会议上遭莫须有罪名栽赃为「报应」。毛泽东当时指责林彪等人曾同意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及「天才论」；还批评林彪等人要求「设国家主席」。这两件事即在当时，也属无足轻重的小枝节、小事情、小议题。 陈伯达认为文革不要继续，国家该发展生产了。林彪等人赞同这一观点，何错之有？至于「天才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颂歌在全国已传唱四年，这四年里毛泽东何曾讨嫌过？后来觉得不妥，禁止就是了，怎可以逼迫林彪等没完没了检讨，非得承认「上了反共老手陈伯达的当」不可？ 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当时也只是同意，而非提议。但同意能怎样？提议又何罪？同意者还包括周恩来与康生呢。有一细节绝不能忽略，在中国政治语境里，「主席」与「国家主席」向有极严格的上下之分，庐山会议上分歧争议的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可是，到了七一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就变成了「林彪要当主席」。南巡二十八天，毛泽东讲话十三次，「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途中约见各地军政大员，儘管声称谈话内容不得外传，其实要求传话给林彪的意图极强。问题是，毛的说辞是公然的诽谤构陷。 毛泽东要负最大责任 综观整个「九一三」事件，称林彪出走也好，叛逃也好，毛泽东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不知道林彪是何许人？他是所向披靡的「军神」，论战功，彭德怀、邓小平、甚至粟裕都难望其项背。新中国的半壁江山都是他林彪领军四野打下的。毛泽东可冒犯大多数有功之臣，但林不可以。似乎毛泽东几十年来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曾在各种场合当众训斥或讽刺忍辱负重的刘少奇、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德高望重的朱德及耿直刚毅的彭德怀，而对年龄相差十四岁的林彪，毛泽东一贯关爱之至，疼惜有加。是否毛泽东有直觉，这个几乎小他一辈的老弟、打仗的常胜将军、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勳，在和平年代的关键时刻、危难关头，也有不同凡响之举？ 但中国却等来了林彪的不同凡响之举，那就是打破文革神权政治，为中国日后的终结文革、改革开放，作出最宝贵的奠基，无人可替代。而当时，林彪的不同凡响之举就是不检讨、不自贬、不下跪，作好坐牢与就义的准备。他曾两次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当林彪最终迈向驾机出走那一步后，周恩来用明码无线电广播向他呼喊：林副主席回来吧，无论到哪个机场降落，我都来接你。（但也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中国的所有机场都关闭了，导致林彪只能在蒙古寻找降落地点而坠毁。） 在寝食难安的「九一三」之夜，毛泽东也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九一三」事件的启示，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昭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人性，这是人权，这也是现代性。它高于国家，高于政党。林彪个人悲剧的教训，就是他以谎言换来政治崛起，却在猜忌的疑惑中而亡。今天，林彪已由当局摘掉「反革命」帽子，但仍不能被称为「同志」。林彪的尸骨还在异乡，倘若他日回故里，谁去接机？周恩来已不在。
阅读更多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阅读更多2011年09月08日 00:11:13 黑眼珠.红昼夜.我Me [upload=1] 《上海文学》2011.8期 发布时间：08-02 16:14 http://www.shhpl.com/structure/WsbKS/SHWX/XZGY/XZGYn?infid=75606&categoryid = 对话者：张辛欣 作家 章德宁 《我》责任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龚应恬 编剧、电影导演 章立凡 历史学家、章乃器之子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张辛欣以“文革”时抄章乃器家的经历为原型创作了短篇《浮土》，在本刊发表。这段抄家经历在她新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中得以再现。不久前，章乃器之子章立凡作为书中唯一非虚构人物的家属，和章德宁、龚应恬等三人在北京就此书的文学、历史意义进行探讨，张辛欣因身处海外，以邮件的形式参与了对话。 张辛欣邮件： 德宁，应恬：遥远的距离，商量一个近事，关于我们在《上海文学》的对谈。 新浪微博上有不少《我》的读者评论，有人介绍说作者我当过农工，战士，护士，导演等，经历丰富，曾经还是小红卫兵。于是，我在微薄贴出书里的有关段落：小红卫兵我抄家大右派章乃器。那时候我不到十三岁，除了知道这人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因右派下台，其余一无所知。很多年后写书时才知道，他是辛亥革命小兵，学商，做银行，做电影，一江春水和八千里路都是他投资的！（应恬，咱们怎么没有生在他投电影的时代？）办杂志（一人全活），成立党派（两个），反日六君子之一入狱，爱因斯坦等国际呼吁救出来；经济学教授，房地产商，粮票发明人……微博限在一百四十字，我分六次贴了六段“章乃器”，转帖者纷纷感慨，那时代！那人！一个转帖说：“看章立凡回头来找你算账！” 章立凡，二位知道，是章乃器的儿子。圈子里看过书的朋友都问到，他知道你写吗？他怎么反映？ 我不知道。我等待他找来的。有点忐忑。德宁你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的不安。书中文革和“章乃器”这一大段读者反映很强烈，搞历史的读者说看了好几遍，一个上海80后写到，“章乃器那章看得我好感动，喜欢你用的小妞视角，天真无邪地观察周遭一切，最后当头一击的反省和思考，被震倒了，文革还有别人用小妞视角写过？”一个长沙80后写到，“这是我好多年来读过的最精彩的中文小说，简直是电闪雷鸣，章乃器那一段，我忍不住朗读给我弟弟听，读了好久，口干舌燥的……”我在意读者反应，但是眼下有点不同，我在意书中一个人物的亲属反应。章立凡也在书中出现，连名字都没有，只是“小儿子”。我没有见过他，读他，知道他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他追究当代史，追究真相，追究到他父亲被红卫兵抄家并追究到我写到的挑起的人，活像多年追查漏网纳粹的犹太人，而被追到的逃逸纳粹有送上法庭的；我不很怕他追我，怕他再追后面当时的大人，我很怕老年人受不起……当这本书稿在中国出版圈内转着读的时候，有位编辑建议我把“章乃器”虚拟化，保持小说类型的艺术感，而我的原始设计就是，所有人物都用“外号”，给出距离美感，只把章乃器一个人名字实写。我不是第一次写这段故事，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浮土》，同一个故事，好多细节相同，不过那时候没有写他的名字，那是我写这本长自传小说的片段。 虽然，文革不是我的自传小说的唯一话题，我甚至不记得《浮土》发在哪里，跟《上海文学》编辑崔欣说到（她是这部稿子的第一位中文读者，也是一位80后），她在编辑部老杂志合订本里翻到了，立刻放在膝盖上拍了张封面发给我，80年代初的朴实封面，已是浮土下的发黄历史。 真实，历史，虚构，小说，你们两位一个是书的编辑，一个是最后给出书名的朋友，身在北京，约了章立凡见面谈一谈？ 章立凡：我一直说，历史是一张拼图，同一件事，在每个人的经历或记忆中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记住的是这个颜色，我可能记住的是那个颜色，每一块的形状也不一样，需要拼起来。她这本书解决了我记忆里的一些空白，某些我没有经历，或者我记忆跟她不一样的，被她填补了一些。抄家那天我没有在现场，我住校，后来写过当天在清华园里的见闻。当时我还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不要回来，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什么的。辛欣帮我还原了一部分现场，像她提到父亲手持宪法，阻止红卫兵侵犯公民住宅。我知道同样的举动，父亲有过好几次。一生经常引用宪法，绝对是他的个人特色。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还提到，他62年在政协有一个提案，要重申宪法的尊严。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提案和另外一个提案，把他的政协委员开除掉了。毛时代有了宪法也不遵守，完全是按政策指令办事。他对这种情况一直有意见，多次批评国家根本大法没有遵守。我知道他有若干次与人辩论的场合，是手持一本宪法的。可以确认，张辛欣描述的，应该是其中未知的一次。追查地主这段情节，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辛欣说的与我记忆的到底差在哪儿，是谁记错了。我问过父亲，当时是谁给红卫兵开的门？他说是保姆开的大门。当时我家院子里养了一只德国黑贝，被红卫兵就用顶门杠当场打死了。 我记得还没看这本书的时候，《作家文摘》就摘登了这一段。当时编辑还问我，里头有一些内容是不是要删节？我说我不干涉，第一、该怎么摘编是你们的职权，第二、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可避讳的。 章德宁：我真是不知道你们（龚应恬）这代人对“文革”是怎么样的看法，有些60年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觉得其实“文革”中也有光明的东西，也有很有趣味的东西，他们觉得“文革”是一场灾难这是主流话语，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没有切身经历那场旷古未闻的浩劫，不明真况，责任主要在于我们这一代亲历者乃至整个民族集体失忆，或者陷溺于流行的、通俗的、统一的记忆里。而《我Me》的可贵在于卓然自拔，不仅直面真实历史，更直面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处境，直面自己曾经活成过什么？供奉过什么？充当过什么？制造过什么？作者的记忆是坦诚的，质感的，鲜活的，个性的，富有生命与精神的原生状态，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记忆，并“为记忆文学提供了新一代的精彩版本，是久违的小说家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八十年代，张辛欣便以《北京人》记录一百个中国人的口述记忆，《我ME》正是这种记忆品性、秉赋的延续和升华，以抵抗遗忘，以求索逝去历史的当代意义。 龚应恬：这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我是出生在一个造反派的家庭，在浙江义乌那样一个环境里头，我印象中的“文革”是很热闹的。因为我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对立面说成是“狗头军师”，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对他而言是找到了一个发挥他文学才能的（机会）。我小时候感受到的“文革”，除了看人戴高帽游街以外，反应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父亲突然有一天回来，悄悄在那说话，说话的时候我透过那个蚊帐，看见我父亲手里端着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起来去看——黑乎乎的，是一支手枪。我父亲一个教书匠怎么跟一支枪连在一起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六岁，看到那个枪的时候，我都有生理反应，小鸡鸡都竖起来了。 章德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性别、性格差异，我跟张辛欣差不多大，但背景完全不同，可能跟章立凡有相近之处。我在“文革”中虽然没有直接被抄过家，但是对“文革”的记忆始终就是特别恐惧。那时我都不敢上街，因为随时可能看到被暴打，被羞辱、被头发强行剃光的人，特别丑陋，尤其是女人被剃成“阴阳头”以后，和男的被剃光头完全不一样，我现在都能记得那种特别触目惊心的惨白颜色，印象极深。也许人和人不太一样吧，我看到侮辱人，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我真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人生不如死。当时，学校里有一个猥亵女生的老师，被定成坏分子，到了“文革”时就打他们，有人也发给我一根棍子，说：“你看着他”，然后他们就上去群殴。我就绝对下不了这个手。“文革”之前我看《红岩》，看到那些酷刑，就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当时觉得坏人怎么那么坏，但是换一个环境，所谓好人竟然也可以这么残忍，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找的男朋友绝对是不可以打过人的，真的，谈恋爱时我就问我现在的先生，你打过人吗？那时候我天天是极度恐惧的，每天回家就特别怕门口会有一群人，那就一定是我家或别人家又出事了，然后看到这群人不是在我家而是在另外一家，尽管同情人家但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爸爸每天上班之前会跟我说，如果我今天回不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每天都交待如果回不来，你就带弟弟啊什么的。可以说，每一天都面临的是一种生离死别。 龚应恬：我想说的关于“文革”的几件事，前面说到一件，还有就是知青，知青来就意味着上海姑娘上海小伙子来了，带来了钢精锅，带来了搪瓷的碗，感觉他们走过都有股香味。当地的农民的恶作剧，给田埂上涂上稀泥，上海的女知青就在上面“跳舞”，一滑一滑的要摔倒了（笑）。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孩子眼里的“文革”，还看不到痛苦，看到游街的人我们真以为那是坏人。看到别人在那里打，我觉得他们岁数那么大了，但我真以为那是坏人，若干年以后才知道其实那是些心地很善良的人。我父亲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听到的全部都是后悔，都是难过的记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像张辛欣看到章乃器家的那一幕一样，细节都那么的真实生动，就是镇里头最漂亮的一个寡妇，硬说她跟某个造反派的头有关系，然后一帮造反派就把那个女的关起来，一定要让她交代他们之间的那些私事，一方面是作为那个年代有限的精神会餐，娱乐，一方面是想听那些小说里看不到的细节，提供不了细节就不断打，打到最后，那个女的把自己裤子脱下来了，然后她跟那些年轻人说，你们看，我是“白虎”。我后来才知道“白虎”是什么意思，地方传说这样的女人男人不能近身，近了就要倒霉的。所以这个女的其实是想说明她是有自己的操守的，起码不会去害人，别人知道她这种情况也不会沾上这样的晦气。我父亲是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第二天我他意识到问题往这个寡妇家跑的时候，就知道会出事，跑到那儿这寡妇已经上吊了。我父亲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非常难过，他的“文革”是这样一种“文革”，父子之间关于这个话题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能感受到那种痛苦，我感受不到，我可能感受到的，他不能理解。所以“文革”这段历史从张辛欣的角度上我能看到她的叙述中和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那种内心，尽管她的语言非常的平和，但是记忆里的那种难过，我们完全能够闻到那种气味，那种眼泪的味道。 章德宁：其实在“文革”中我们听到、见到的太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谁在“文革”中被整、被打、被抄家，却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或者我周围有名有姓的人——坦承自己参与过抄家，参与过打人。所以这些年反思也好，忏悔也好，其实都是说自己是受害者，是被蒙蔽被批斗者，但是那个年代——事实是几乎全民都是文革参与者，施暴者更是以千千万万计，却极少有人坦言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文革，参与焚毁文物，批斗同胞，刑讯逼供，抄家劫舍，文攻武卫，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四十多年过去了，真实的文革历史可谓一片空茫，罕有凭籍。所以，我觉得张辛欣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同时又极具自传的真实性，保留人物、时间、社会、群体真相，尤其坦承自己参与过这个事情，正是保留一段真实面对历史的这份勇气，我觉得特别可贵。她是不太愿意说“忏悔”，她是觉得这个说俗了，可能在国外人家觉得说俗了，但是在国内我觉得这种忏悔意识意识不是俗了，而是很不够。忏悔，不仅源于灵魂自觉、道德自觉，更源于文化和文明自觉。忏悔，在宗教之内多产生于对圣神的良心，在宗教之外，多产生于对良知的敬畏。忏悔，无论私秘的、公开的，无论诉诸补偿的生命方式、行为方式，无论面对神界、俗界，或者面对历史，皆属于人性承诺的高尚和生命更新的美好。尽管忏悔有着与心灵搏斗的难堪，但拥有罪错又拥有忏悔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完整的生命。忏悔，是自救，是宽广的胸襟，是人类精神家园最珍贵的遗产。自我们一代人始，深刻忏悔最是心灵巨创最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以引领整个民族的忏悔，需要可以想见的深刻理性、良知和巨大勇气。 张辛欣邮件： 三位各自的文革记忆在我心里徘徊不去，似乎一部“新十日谈”电影。我担心的追究全然没出现，不是章立凡不追究我，宽恕我，是同龄参与者对这本书保持沉默。曾经说很期待这本书，后来似乎都拒绝读（一翻便立刻拒收这本书）。我也很理解。在不断地埋葬基本真相的大循环下，多一个少一个回忆，So What（又如何）？太多剧烈动荡，太少精神依托，回避自己生命某些段落，保持空白，也是感觉生存安全的心理学的需要？ 也在这部自传小说中的斯蒂夫，听了我简述的章乃器的故事动容地说，“他是一位‘英雄’”。斯蒂夫是个迷醉历史的读者，他读的中国当代史给他的印象是，我们越来越剩下着被政治惨整的残存者，没有英雄，没有浪漫……他被章乃器的生命打动。而我这样写着，却眼泪涌出，我羞耻，我深愧。13岁时候，和章乃器面对面坐着，和他谈话，他说自己成了右派因为太自负就是骄傲的意思——他觉得需要跟小学生我解释这词的意思。我把从网上下载的年轻时的章乃器照片，印出来，放在我的书桌边，时常提示自己，我用最残忍的方式在最近的距离学到的“历史”…… “自传小说”的基础是真实，（虽然，文学定义“自传”也可以是完全虚构，是无赖汉吹牛皮），这本自传小说，在中国当代历史下靠真实的我铺底，展开，魔幻；书写历史真实的时候读者会高度在意“真相”，而究竟什么是“真相”？真相有各种角度吗？真实也是《罗生门》的吗？我读过章立凡关于抄他家第一天的个人回忆，和我看到的似乎有一点点不同。当然，这很要紧吗？还是大历史观更要紧？ 章立凡：叙事者到底处于“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辛欣这本书是“有我之境”。按我的专业方式，即便写到自己，我也只是那个旁观者，尽量不当参与者。但她是参与者，是“有我之境”，这是另一种角色和角度。我知道当时有一拨红卫兵还拍了些照片，就是把章乃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拍照。有位朋友看到过这本相册，我问能不能帮我找到？回答是根本不可能向你提供的。辛欣只是个小学生，目击了我家发生的事，当时先后去了很多批红卫兵，她可能是开头的那一拨，但不会是抄家的主体，不占主导地位。 辛欣自己在网上也跟我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看了很多我写的东西，也一直有种很纠结的心态。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她没必要这么纠结，因为：第一、我不是犹太人；第二、中国的所谓富人也好、精英阶层也好，也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人的“国民性”仍是一盘散沙，不像犹太人那么团结一致，既缺乏民族的一致性（中华民族只是个政治名词），也没有宗教上的认同感。所以，实际上不存在 “文革”的受害者对于施害者实行集体清算。但是呢，这同时也说明另一个问题——有些参与者的内心，被一种罪恶感折磨了很多年。 小说形式和写史的形式有些不同，比如章诒和的文章，就老有人跟我提出疑问：她怎么记那么清楚？对她描述的诸多细节表示怀疑。当然她自己也做过一些解释：有些事是刻骨铭心地反复记忆，此外还有日记等等。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说，你读《史记》里鸿门宴场景，觉得司马迁在现场吗？要是按文字来看，你会觉得司马迁就在现场，其实肯定不在。上古史诗，有很多东西无从考证。History（历史）和Story（故事）之间，到底差在哪儿了？实际上两者一开始是不太分的，后来逐渐分工，走向专业化，就变成历史和文学了。 章德宁：我觉得张辛欣写这个小说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刻意写历史，而且有时我感觉到她有意尽量避开所谓“大历史”。但是由于她特别真实地直面自己的内心，直面自己的精神世界，直面真实的人性，这“真实的人性”包括精神深处斑斓驳杂的各个层面、断面，因此，她实际上对那个年代精神、文化、社会、伦理历史就有一个格外独特而又比较真实的呈现。 章立凡：有时候正因为目的是想写历史，反而写不出来，有很多东西就忌讳了，就避讳了。我发现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途径，它既不是完全地按历史的路数来写实的记述，但却从个人心灵史的角度，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重新展开，重新回顾，重新评价，也包括重新反思。这种带有文学色彩的手法，可能比较容易被当事人接受，也被读者接受，要求某一个人直接写，当年我打了多少人，甚至打死了多少人，是很难写出来的。但如果用一种文学的笔法，有可能写出来。日前纪念清华百年，互联网爆出清华首任校长的如夫人，在“文革”中被打死，又被切下头颅的事。这类血淋淋的历史，你很难指望当事人直接写出来。但如果用文学的方式叙事，作者和读者或许都能接受。张辛欣当时不满十三岁，她并不是这个事件的主体，只是一个引子，但我确实知道小学生也有打死人的。这种书以第一人称写出来，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至少我们以前没有看到，哪个人敢在自述中同时公开自己及受害人的真名实姓，我希望有更多类似的作品出来，对我们的民族性、国民性有更深刻的反思。这本书不仅披露了一段滴血的历史，她还写了中国人的很多毛病，盲从啊，从众心理啊，对领袖的权力的崇拜啊，等等等等，“从众”、“从圣”、从权”，是中国人主要的毛病。她叙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对“国民性”的丑陋面作了很多揭示。一些段落章节（比如说书人讲袁崇焕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一种隐喻的笔法。我个人感觉，她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深入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后，对文化有了对比，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会有更深刻的反思。 龚应恬：我觉得她原先的书名，《北京坏女孩》，基本上就代表了张辛欣这本书的立场，是她的一种反思，自我反省，对自己的性格和历史的定位。不管她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个人历史也好，客观历史也好，主观历史也好，我觉得还是观照、回顾自己的那段历史。一个人很难代表，或者说谁都不应该代表一个时代，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每个人只能代表“我”，只能是“我”眼中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用一个“我”字来概括或者来切入，可能更加平和一些。我最担心把自传写成一个很自恋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沉湎于自己的往事，好在张辛欣还在传记里带到了“小说”两个字，从她的叙事和立场看，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平和。所以我会在她的故事里感受到那种毛糙感，那种生活的质感，让人能够感受到呼吸的那种细节。我八岁的闺女和十六岁的闺女，居然把这本书都看完了。我也专门问过两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能够把这样一本书看完？我那个老二，就特别喜欢她童年那一段，写一个发胖的孩子，她对生活的感受，写一个小女孩在皇城根的城墙上准备自杀，写那个不靠谱的理想……所以尽管她们相差将近五十年的历史，为什么她们还能够穿透五十年？差了那么多岁数的人，依然能够感情上找到一个可读的契合点。 张辛欣邮件： 我读三位的谈话，还想到一些“关键词”：历史—真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暴行人性恶的环境，读者—语境……我继续考虑读者的反馈：我这部自传小说是不是针对并颠覆父辈的历史写作？如果这是某些读者的更大期待，而我没有这么直写，我还能怎么修理？21数码世纪的纸媒形式的一种文字，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就划上句号了。这是我一个激烈的考虑。至于几位争论开篇的形象，“黑眼珠”，是打从哪儿得来的，可能和人种学有关；也可能是从我画画来的。我的“黑眼珠”，是我的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吗？ 前面我写《浮土》是突然的。躺在大学宿舍里翻文史资料消闲，读到“章乃器和六君子入狱”，突然回忆起来，我抄过这个人的家啊，见过这个人啊，后来呢！？我跳起来，跑到对面一位女老师宿舍，张皇失措地跟她说。老师看着我，眼圈红了，泪出来，说，我妈是章乃器那个民主党派的普通党员，他右派了还在大房子里住着，小学教师我妈因为他也成右派，被劳改，我弟精神病了，后来自杀了。老师从没跟我说过这么多私人的事，最后缓缓说，“我不知道你手上是不是沾着血。” 那是1983年夏天，是中国文化开放时期，我是“生存竞争”和“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创作代表，我已经使用“你”的叙述角度写小说，参与见证各种新事件，我前卫、悖论、深读、困惑，但是，我完全忘记1966年夏天大事件里的一个我。携带不断挺进，但不断遗忘的“我”的各种真相，如何书写？写出“真相”就行了？虽然“真相”是这么这么稀少地被呈现，能有记忆就不错了？甚至“忏悔”就够了吗？我写了很多片段。我深感沉乏。 直到“黑眼珠”出现。一个简约的形象，突然开启记忆的展开角度。很小的时候，我好像是能看到前世的物质的，空无中一棵树，那也是隐秘的真相吗？我写着想，小孩子一定都有神奇的黑眼珠，后来，被俗世—教化弄消失了，被遮蔽的黑眼珠，有时在内心提示着更多层面的真相，可惜，自己会看不见自己的黑眼珠，看不见更大的眼前，在遥远的自我放逐的更大记忆画板上，我的黑眼珠在睁开来，我获得全书的结构，“地狱之后”开篇，“地狱之前”收尾，我展开我链接我不断忘却的轮回的现世努力…… 我的黑眼珠变幻。这是小说艺术在失落世纪的最后灵性？至少使得自传的着实材料有各种舒展的可能。黑眼珠给我的语言和音调变化各种可能性。你们谈到我的语言，看法不同，我自问，我的“原本语言”是什么？ 远在赫塔·缪勒得诺贝尔奖前一些年我注意到德国对这位女作家语言的评价，说她在现代化高度混乱分崩的语境里保持着古典德语的纯度。咱们知道她是移民，成长在一小撮说德语的罗马尼亚偏僻地方，后来移居西德。在类似环境中成长的我不难想到，严酷的党文化难道不侵蚀不改变生活用语吗？难道不扭转不制定思维的于是语体的套式吗？“纯正的古典德语”是老式结构？是某些词汇保留？古典德语和现代德语的界定是什么？比如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作者的德语（受法国荒诞派戏剧，表现主义造型艺术，波兰文和俄文影响的德文写作）怎么比较？我问过顾彬，那时他不知道她——汉学家谁在意她呢？而我是德语文盲。我对他人语言问题的关心，出自对自己口中和笔下变幻的审视。 我的语言根来自哪里？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父母跟我说各带乡音的“官话”，我南京生，北京长，说一口标准普通话，是广播电台音调的。幼儿园和小学头几年我在军队子弟寄宿幼儿园，五年级进胡同上小学，发现胡同孩子口中那么多的“儿”——儿化韵。口语当然影响书写，在中文书写中，北方语系出身的作者沾便宜，这非我的独特观察，不少作家指出过。我只是想，北方语系的作者得利于阅读效果，跟读者被官话统治有关吗？好多年前（1986年），我和韩少功在法国跟读者交流的时候，我听他介绍他的小说《爸爸爸》，那之前我读了，但不大懂他的用意，听他跟读者说要用他的家乡口音读，然后他朗读。对我来说，他的朗读有着音乐效果，而我的疑惑也跟着盘旋：沉默书写的规定在哪里？多少读者听过中文的各种乡音？对包括我在内的缺乏辨音力的读者在中文阅读进行时中失去着得到着什么？(未完待续) 上一篇： 要提高执政能力，先提高执政智力 下一篇： “文革”亲历者四人谈（下） 阅读数(2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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