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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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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顾则徐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毛时代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毛时代?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便问她坐地铁时候什么人让座多?她便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我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照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毛时代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着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五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毛时代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     2012-3-7 发表于2012-3-8《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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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官员送子女出国乃公民权利 政协委员高论引发社会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干部子女。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外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受到非议是不公平的。宗立成的这番话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争议。 据北京出版的《新京报》3月7日的报道,宗立成甚至还说,一个官员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官位的,是老百姓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但因为某人是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宗立成还声称,他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位官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 对宗立成的这番话,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官员子女出国读书不是教育问题,涉及到官员的信息是否公开,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否廉洁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将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出国读书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有助于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 3月7日公布在中国网滨海高新网上的、针对宗立成言论的一个点评指出,不可否认,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但现实问题不能不让公众焦虑,一些腐败官员的背后经常有子女在境外、甚至全家在境外等情况。再者,结合现在的收入现状,很多公众认为一般官员家庭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出国的财务支出。作为支配公共权力、有“权力寻租”便利的领导干部,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期待自然会更高。要让干部送子女出国这个“公民权利”不被质疑和放大,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及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的信息透明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份3月7日发表在 国际在线专稿网上的文章也指出,不错,官员送子女出国本身没有错,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确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报告公示制度,公众对于官员及其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面对送子女出国的高昂留学费用,公众必然要问一声:钱是从哪里来的?果真都是正常的薪俸收入吗?事实上,官员因为要送子女出国而收受贿赂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已经宣判的贪腐案件都可为之佐证;这足以说明,官员送子女出国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贪腐触因。因此,为“防腐于未然”,非常有必要将官员送子女出国的情况公之于众。 国际防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先生表示,政协委员宗立成有关官员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公民权利的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个政协委员这番言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中国反腐败反了这么久,连政协委员都是这个水平的话,真是很悲哀。谈了这么多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政府官员在中国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外国尤其是美国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官员有可能把子女送出国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一篇发表于3月7日的署名王学进的新浪网博客表示,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确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将子女送出国深造,但也不用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将子女送出国是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看,基于三种目的的居多: 一为招财进宝。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以大贪官毕玉玺为例。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二为转移赃款。有一些贪官急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对他们来说,赃款犹如烫手山芋,无论藏在家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均不安全。一旦出事,这些赃款就会成为犯罪证据。因此必须转移到海外。 三为预留后路。近来坊间热议的“裸官”问题多与此相关。一些贪官先是将子女送出国外,再是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典型的如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独居北京,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随时准备外逃。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对宗立成的这番话表示: “现在中国的官员子弟在海外留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流行现象。就像国内很多网民在意的一样,这些官员的名义工资都不足以供这些子女海外留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政府保护官员的收入不公开,政府也不调查官员的财产和收入来源,所以官员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收入送子女出国。” 一位叫孙维国的网民在商都网上发表题为 “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正确的废话”的文章说,宗立成委员说的非常正确,但宗立成委员可能忘了一个事实,老百姓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官员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知道这是官员的权利。之所以对官员此举有议论、有质疑,是因为到国外学习需要很多钱,对照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在国外学习费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官员财产信息彻底公开,让百姓清楚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如此,只要官员的财产来源合法,送子女出国学习就不会遭受百姓议论、质疑,反之,叫百姓怎能信服?怎能不质疑?可见,官员是否送子女到国外学习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宗立成委员所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新浪网的一篇博客报道,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估算,目前中国有118万裸官。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凡此种种,民众还能像宗委员那样“理性”看待官员送子女出国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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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麦:回应敏感问题,官方只简答“失实”还不够

  在两会上,地方政府理应开诚布公地纾解民众焦虑,回应媒体质疑。   3月6日,在全国两会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司回应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抢一案,称调查基本结束。杨司同时表示:“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些炒作,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此案涉及的被抢金额与网上炒作严重不实。”不过,具体金额并没有说。(3月6日中广网)   两会媒体开放日,当然是一项很好的制度设定。在这一天,就一些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敏感问题,有关部门理应开诚布公地纾解民众焦虑,回应媒体质疑。不能单纯地为了应对而应付,甚至将这种开放视为一场推挡攻防战,从而丧失了民意沟通的最佳时机。   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一案曝光以来,“被抢5000万元巨额财产”的说法不胫而走。面对公众关切,地方官员仅仅指责网络“炒作”,并宣布被抢金额严重不实,恐怕远远不够。这样的“严正声明”并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不是5000万又是多少?这些似乎均属于媒体开放日可以直面的内容,绕不开。   无独有偶,3月6日,针对此前媒体关于“奢侈动车”的报道,中国南车官网发布简短声明,称“报道动车组配件采购价格与实际严重不符”。这样简略、语焉不详的声明,如何可能还原真相?   时下,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地方政府已经很难完全垄断信息。即便有矫正愈传愈走样的网络信息,也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否认就能办得到的。特别是像白培中、“奢侈动车”这样牵动民众敏感神经的重大事件,必须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信息披露,才有可能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不然,很难真正消弭民众的疑虑。   两会是一个意见激荡的舆论场,各种思想、信息在交集、汇聚;媒体开放日也是地方政府展示形象的绝佳机会,既然名为开放,那就应该拿出一点决心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积极的理念直面舆论,坦诚回应质疑。既不能躲闪回避,闭口不谈热点焦点问题;也不能简单粗疏地只讲结果,甚至构筑深沟高垒,与媒体展开攻防战。   很多时候,媒体和公众,要的是一个真相,看的是事实、数据和细节,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性表态。 作者:胡麦,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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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陶斯亮:反腐败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表示,民生成绩有目共睹,百姓认可和平渐进改革道路     大家还是有一定共识,比如中国还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西方的道路走不通,回到过去也走不通,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走出自己的特色。   这几年,政府也用心良苦,搞了很多民生工程,社保、卫生改革、养老保险、保障住房等,功德自在人心。做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首先从我们干部的任命上改革,保证每一个提上来的干部,像这个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而且让他自始至终都是在监督之下。   蛋糕无论多大,都应该往均里分,但是你应该尽量把蛋糕做大,让每一个人能得到的那块多一点。   ——陶斯亮 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接受本报专访,畅谈改革。她认为,目前和平渐进式改革的路子正确,中国还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西方的道路走不通,回到过去也走不通,要继续往前走,这已成为共识。    渐进改革的路子是对的   新京报:今年是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行了3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你对改革怎么看?   陶斯亮:改革开放,咱们在前30年主要取得的成就是经济改革。对于后面的改革,我认为重点应该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我们应该全面去贯彻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不光讲经济改革,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改革的思想理论,他说中国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也保不住。   新京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推进?似乎各种争论都有。   陶斯亮:现在大家对改革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的方面是说大家都敢说了,言论畅通了很多,这是个好的现象。但是不好的是各说各的,很混乱,分歧非常大。   新京报: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办?   陶斯亮: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中国还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西方的道路走不通,回到过去也走不通,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走出自己的特色;还有,大家基本上要走和平、渐进式改革的路,不要搞极端的天下大乱。   新京报:这种共识很重要。   陶斯亮:现在走的这条路大家还是认可的,特别是这几年,政府也用心良苦,搞了很多民生工程,社保、卫生改革、养老保险、保障住房等,功德自在人心。做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认为和平渐进改革的路子还是对的。    反腐败是改革突破口   新京报:在你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是什么?   陶斯亮: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是它的突破口,因为这个突破口是大家都能认可的,能得到最大的响应。在反腐败里头,突破口又是吏治的改革。好比治疗癌症,我们用干细胞治疗,让新生的细胞快速生长去代替那些癌细胞,比化疗直接去杀死癌细胞好。   我是医生出身,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对整个肌体摧毁得很厉害。现在新的方法是干细胞的治疗,我给你种植干细胞,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新京报:这个比喻怎么解释现实?   陶斯亮:就是首先从我们干部的任命上改革,保证每一个提上来的干部,像这个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而且让他自始至终都是在监督之下,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那就要有一套机制跟上去。   新京报:这个机制是什么?   陶斯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实现干部差额选举。干部从选拔开始就是健康的,再强化监督,腐败就能得到治理。   新京报:你刚谈到监督的重要性。   陶斯亮:对。谁一开始就是贪官啊?一开始都是廉洁的,也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他基本没法被监督,权力越来越大,又接触到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很容易就产生腐败了。    做大蛋糕与分蛋糕不矛盾   新京报:改革就是放权,放权很痛苦,所以有人认为,危机不到眼前,就不会去改革。   陶斯亮:是,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激进,不能搞激进。我是特别反对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变革。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经历过“文革”知道,这样搞中国不知道得倒退多少年,过去战乱让人民遭受的苦难难道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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