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这些年，中国派了一批又一批官员和学者来新加坡考察和学习，打出了所谓“新加坡模式”。北京政治学者李凡说，在中国官方眼里，“新加坡模式”是：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安居乐业，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有一个清廉的政府，不贪不腐；没有民主，执政党长期独裁，反对派始终也赢不了政权；新加坡法律把社会管得很成功，百姓听话。中国执政者摆出一副貌似有理的架势：你看，一个国家没有民主也没关系，只要有完善法律体系，把社会管住，管得硬，管得狠，只要政府清廉，经济不断发展，人民就会满意，不必问什么民主不民主。专攻“选举学”的李凡此次特意从北京去新加坡考察其国会大选，在新加坡，他花了九天，借鉴、比较，找出中国选举的差距。五月十日，他上飞机返回北京前夕，对亚洲周刊说：“我意识到新加坡这场选举特别重要，预感到会发生历史性变化，作为一个关注中国选举的学者，应该亲临新加坡现场。结果，这场大选还真是有突破性变化，不虚此行，太值得了。” 李凡强调说，其实，“新加坡模式”除了上述这些特点，中国执政当局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新加坡人民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即有结党结社权，包括组织反对党。中国人不了解，新加坡有那么多反对党，中国却没有。新加坡人有信仰权，不可否认，新加坡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依然很严，但它的法律并不是中国官方所讲的，只管百姓，而是把做官的也死死管住了。这次反对党在选举中有突破，就是选举制度规范，令执政党难以作弊。所以，中国官方对“新加坡模式”的解读是错的。李凡说：“要真正学新加坡，首先要给公民基本权利，如果没有真正的投票权，没有结社权，没有言论自由权。好在中国还有一个互联网，但新加坡的互联网，政府没有中国那样的严控。新加坡虽然欠缺民主，但社会不会大乱，执政党执政那么长时间，因为百姓享有一个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反对党有所突破 归纳为主要两点：一是选举上的突破。长期来，人民行动党始终把反对党堵在国会外面，这次反对党参与选举，组织得非常成功，取得重大突破，反对党工人党获得六席，创下历史新高。集选区需要候选人组成团队整体参与竞选，赢者通吃，反对党工人党集中力量，将全党精英集中一起作拼搏，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率领的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获胜。自一九八八年集选区制度引入以来，反对党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令人民行动党损失惨重。最重要的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一位年轻候选人，原本是人民行动党内定的第四代接班人之一，竟然败选了，这对执政党而言，是最大失利。几十年来，反对派总算有了突破。第二点，新加坡在自由度上往前迈了一大步，核心是对人权的提高。我多次参加反对党的竞选集会，他们不断鼓励自己的选民勇敢去投票，不要害怕。选民开始都很担心，因为政府在这次选举中对选举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在选票上印有序列号码。其实，这一改革可防止选举操纵，选举造假，因为选票上有号码。但选民对此有顾虑，认为自己投的票，当局能查得出投了谁的票，然后给投票者惹麻烦。我从选举角度对一些反对派选民说，选票印上序列号码，对反对派有好处。反对党也一再解释，但仍有很多选民担心。不过，选举的最终结果表明，选民还是勇敢地投下自己手中的选票。   不再顾忌惹麻烦的后果 这次大选的重大意义在于，大家已经不再顾忌会带来什么惹麻烦的后果了。因此，选举与人权的改进，是互相推动的，人权推动选举，选举又反过来改善人权。从总体上说，让人更自由，这是大趋势，新加坡民主和人权会交替往前发展。   百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新加坡这场选举中，我常常听到反对党反复讲，要让百姓发出声音，让百姓参与决策。中国要学真正的新加坡，就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后逐步推动民主发展。这是一。第二，选举过程中，新加坡执政党有开放和改革的心态。执政党于半年前主动对选举制度作改革，单议席选区、集选区都作了改良，选票上印序列号码，增加选前一天的“冷静日”，其实这些都有利于反对派赢得选举。再比如，获选的八十七个议员外，非选区议员由以往保留三席，这次增加到九席，就是说反对党败选，但获最高票的那几个可以进国会，但没有投票权。   执政党主动改革 其实，这表明在选前就告诉选民，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反对派，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的，面对新形势，要了解民意而做出的改革。在选举期，李显龙要他父亲李光耀把嘴闭上，这些因素都让反对党赢得空前突破。这对中国意义非凡。新加坡能审时度势，用一种开放的改革的心态，应对百姓的反对声音，中国要往前走，也必须如此。   政治家李显龙 在选举中出现什么问题，李显龙勇于向选民公开道歉。人民行动党以前什么时候公开道歉啦？自认为从来就是代表百姓的。李显龙一再强调，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分水岭，标志着政治进入一个新时代。表达得很清晰。   新加坡媒体在这场大选中的作用 反对党取得突破，新加坡媒体也起了很大作用。以往媒体只刊登执政党的声音，这次虽然还是以执政党的声音为主，却开始较大篇幅报道反对党的声音。还有新媒体的作用，网络、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执政党无法阻挡，年轻人在网络上几乎一面倒支持反对派。   对中国有何启示 第一，政府要有开明心态，允许百姓有不同的声音。如今政府要完全控制社会，控制百姓已经不可能了，不如保持开放态度。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说，要创造条件让百姓批评政府。第二，与其让百姓在体制外天天骂娘，不如让反对力量进入议会，开展议会斗争。新加坡反对党以往在体制外作出攻击政府的言论，现在形成体制内的反对派，进入体制表达不同声音；第三，给百姓更多公民权利，允许他们自治；第四，即将来临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希望大家都以以开明心态对待，允许基层选民站出来讲真心话。从长远看，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公民社会，拓展公民权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五月 18, 2011 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 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国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今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 Lee Kuan Yew , 中国 , 北京 , 四小龙 , 新加坡 , 李光耀 , 经济  |  Leave a reply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