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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一批美籍越南人在美國白宮前舉行抗議， 要求越共停止對越南人民的無理抓捕， 並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文 /梁振嶽 越南國會正討論修憲，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改成「民主」，並展開全國諮詢，收集民意。越南真要脫離「社會主義俱樂部」，讓人民享受人權自由？還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只是個幌子？ 今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國名，可能不復存在。越共國會正在商議修改憲法，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刪去，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國」，同時也在磋商推出一籃子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聲言要讓人民享受公民權力，黨和民共享政治權力。 環觀當今國際，「社會主義俱樂部」只剩下中國、古巴、朝鮮、寮國和越南。從「社會主義」到「民主」，越南更改國名背後，是否意味將率先一步把其他「同志兄弟」拋離在後，全面開動政經和社會改革，實現真正的民主？ 全國諮詢作為改革前哨 越共的這一波改革，要從2011年國會重申國家發展目標談起。當時，國會宣布矢志建立一個民主現代化的公民社會，從而為國民帶來幸福的生活。直到當下，越共的改革才算具體的映入眼簾，除了提案更改國名這項改革象徵外，在修改憲法的討論過程中，為期 3個月的全國諮詢活動也引起國內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越共組織全國諮詢，專門成立了委員會，廣泛搜集公眾對社會當前狀況、政經改革路線的意見，再由中央總結在新憲法草案中。越共聲言，這場民主大討論獲得上層和基層的熱烈參與，民主已經深入社會各個階層。整個諮詢，看起來就像是全面改革的前哨。 然而，一位曾派駐河內多年的外媒記者對本刊稱，越南目前的全國諮詢依然遭受當權者的諸多限制。「越共為這次全國諮詢劃定了不少界線，民眾表達意見的同時不得逾越。」該位記者續稱：「國名只是一個象徵，尤其對於沒有權力的民眾來說，國名背後的意義不大。國名改成怎樣也好，如果不配以有效的政改措施，不讓人民分享到實質的權力和自由，就不能說成是一項改革。」 政改須先廢一黨專政 有越南反對派人士批評，整個諮詢過程存在着許多問題。一批越南著名知識分子把越共新一波改革看在眼裏，覺得所謂的全國諮詢只是裝模作樣，月前就自行草擬了一部憲法，呈交越共政府表達異議，要求落實真正的政經與社會改變。他們指，該份草案才真確地反映越南社會和政治的現狀。草案提出了涉及越南政治體制關鍵內容的七大改革，其中提議廢除憲法第 4條惹來最大反響。憲法第 4條訂明，越南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國家。 該批知識分子當中，就包括了越南政府前顧問、退休經濟學者阮光阿（Nguyen Quang A）。對阮光阿來說，越共當下就政改的討論，以至推動全民論政，只是幌子。「越共一直堅持他們的民主，比西方民主要好、要完善。」阮光阿指：「當下就修憲在全國徵集意見書，只是假裝聆聽民意，是象徵意義大於一切。我並沒有看到過即將出現重大改變的跡象。」 事實上，「越南民主共和國」非新鮮詞。1945年9月2日，河內的巴亭廣場上，胡志明朗聲讀出獨立宣言，所使用的國名正是「越南民主共和國」。直到越戰結束，1976年北越主導南北統一，卻採用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國名。越共官方聲言，把國名改回胡志明年代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是要領導國家重返官員廉潔、政治純樸的那些年。然而，作為右派改革運動的中堅分子，阮光阿一直關注越共歷來大大小小的改革實驗，但每次都讓他失望。「這次改革只是幌子。越共從前也一直推行各種改革把戲，只是這次玩到把國名都改了。」阮光阿斷言。 事實上，越共一方面花 3個月收集全國民眾對修改憲法的意見，但同一時間也在追捕政治異見人士。2012年，最少有 40位持不同政見人士被捕判刑，其中大部分沒有經過合符國際標準的審訊；更讓人擔憂的，是2013年的2月份前，已經再有 40多個異見人士被抓捕。越南人權自由的警鐘，一直響個不停。越共要說服國內外社會相信真正的改革即將來臨，人權狀況肯定是第一大指標。 經濟危機促成改革 據一位身在越南的自由記者的觀察，越共當下推行改革的意圖千真萬確。「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改成『民主』，最起碼在國際社會上，能得到更好的認受性。而據我近來的觀察和 參與，隨着更改國名背後而來的，是重大的改變。」該位自由記者說。對於全國諮詢的操作，她也給出了一定的正面評價。2002年，越南實行國會質詢制度，更作全國現場直播。國會代表激烈指責官員施責錯失的場面，的確暢通無阻地呈現在各階層民眾眼前。目前的全國諮詢是國會質詢制擴大到全國民眾的一大進步，即使操作上未能完善，甚至在某些環節保留了一黨專政對言論、異見的監控和過濾習慣，但從國會質詢制到這次修憲全國諮詢，不能抹殺越南共產黨的本質內含有能容納全民議政的基因。 該位自由記者也談到推動越共不得不開展改革的一項重大因素是經濟危機：「越共政府已經愈來愈明白到，當前的經濟困窘源於政治制度，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化解。」 改善人權才能得國際認同 從「社會主義」到「民主」，已經成為提升國際形象的最有效招數。在越南之前，緬甸已經示範了開放政治、改善人權和媒體自由，能換來國際社會的認同，不僅擺脫國際制裁，美、日等國的貿易合約更接踵而來。放在越共案頭上的，顯然是這樣一個機會：適度地開放權力以改善經濟，成功的話，可能還能換來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信任。 越共當前最大的糾結，在於要放棄、願意放棄多少權力。該位自由記者雖不懷疑越共推動改革的意願，也觀察到社會正在出現的改變，但也同意，人權問題依然會是最大障礙。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通往河內市中心的大道旁，一幅越南國父胡志明的海報   文 /羅小朋 在政治改革、開放權力的道路上，昔日熱衷向中共學習的越南共產黨，今天緣何反過來領先在前？ 在國民的廣泛參與下，越南國會正討論在今年秋天更改國名，從「社會主義共和國」修改為「民主共和國」，不僅如此，新修正的憲法還將大幅提升基本人權，這說明越南的政改已經越過了又一重障礙，把中國遠遠甩在了後面。 近年來，眼看越南一步步走在前面，中共黨內外一直都有一種呼聲，希望中共領導人能夠向越南學習，加速中國的政治改革。但現在看來，這種願望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國際和國內的各種力量正在把中越兩國的政治發展推向不同的軌道，至少在未來幾年，兩國政治制度演化的最大可能不是指往同一方向，而是分道揚鑣。 為什麼越共能改，中共就不能改？ 1990年代越共學習中共的改革非常痛快，越南當時推出的許多改革政策，簡直就是中國紅頭文件的翻版。當年人家能學我們，如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學他們？ 去年初，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過羅天昊一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越南政改何以後來居上〉。該文立論不俗之處，就在於作者理解偶然因素對於制度演進的重要性。文章說，越南政改的一個幸運因素，就是胡志明去世的時間有利於越共完成政治領導人從革命型向建設型的過渡。 文章說，「由於領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於是繼續革命乃至終生革命。無法完成自身角色換轉的革命領袖，比比皆是，亦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越南是一個幸運的國家。其革命領袖與建設領袖，完成了順利的過渡……胡志明死後，越南已經沒有絕對權威，強勢如黎筍，亦無法制衡黨內各種勢力，為越南政治的多樣性，預留了巨大的戰略空間。」 這個論斷是成立的，但其中隱含的關於中國的推斷則並不一定成立。這個推斷就是，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就去世，中國政治改革會有更好的機會。如果毛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中共黨內確實也會出現某種政治多元的傾向，但是，我認為這種傾向不大容易走遠。事實上，我相信毛澤東若沒有發動文革就去世，中國的變革反而很可能不如文革後走那麼遠。 為什麼這樣說呢？越共在胡志明去世後內部的政治多元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因素，這個因素羅天昊也注意到了：越共內部形成了北方派系與南方派系的平衡。在共產黨的內部權爭中，基於地緣關係而形成的宗派或山頭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並非一定具有積極的政治內涵。越南的幸運就在於，越共內部的地方派系是屬於有積極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內涵的那一種，而不是單純的宗派利益之爭。這是因為，越南南北方曾多年處於分裂狀態，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越共南方派系的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遠遠超過了北方派系的領導人。 南北派系競爭促成改革 因此，越共內部基於地域性的制度發展差異而形成的權力競爭，確實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機制。那麼，中國是否因為毛澤東去世太晚就沒有了這種變革的動力機制呢？事實並非如此。其實，二戰後的冷戰也造成了中國的分治，而這種分治帶來的制度競爭，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也起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只不過表現形態有所不同。 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挑戰，特別集中地表現在廣東人的逃港難題上。正是這個難題，迫使毛去世後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允許廣東率先改革。而廣東率先改革成功，則為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回顧中國的改革歷程，我們現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廣東先走一步，沒有曾經長期在廣東擔任領導職務的趙紫陽擔任總理，沒有銳意改革的任仲夷在關鍵時期擔任廣東領導人，沒有鄧小平南巡支持廣東繼續市場化改革，中國的變革能夠走到如此之遠。 事實上，毛澤東搞文革，對擴大中國內部的政治多元化空間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歷來不信任中央官僚體系。他的這種反官僚體系傾向，是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正因為毛澤東的文革對中央官僚體系給予很大的衝擊，文革後的中國地方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分權衝動，而那些被毛澤東「下放接受再教育」的中共 元老，特別是陳雲，有了這番經歷之後，對地方分權也很支持。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我相信陳雲很可能主張向蘇聯學習，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官僚體系。 也就是說，胡志明去世，固然給越南預留了一個政治多元的較大空間，但毛澤東的文革，也為中國留下了一個政治多元的空間，沒有這個空間，中國的改革很難走遠。所以，我認為羅天昊並沒有搞清楚中國政改的不幸因素究竟是什麼。 中國精英迷戀中央集權 在我看來，中國政治改革最大的不幸因素，就是政治和知識精英對政治大一統執迷不悟，也就是中國精英難改對中央集權的迷信和迷戀。明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極大地得益於地方之間的競爭，但是，一旦經濟實力增強了，回歸中央集權的誘惑就變的無法抗拒。 對大一統的普遍迷信和迷戀，導致權力競爭的博弈對那些主張地方自治的政治家非常不利，而對於那些善於欺上瞞下的搭便車者卻非常有利。這個邏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展現的非常明顯。最典型的就是廣東。由於地近香港而且交往密切，廣東推動制度變革的資訊資源和人才資源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在某種意義上，遠比越南要豐富。但是，廣東發展地方自治的衝動完全被代表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壓制住了。北京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直接派人來「看住」廣東，地方出身的高官貪污腐敗都不要緊，但想搞民主自治絕對不行。那些壓制地方自治有功的人可以高升，而為地方百姓請命的官員，即使你並非出身本土，也要遭到冷遇（比如前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 這個邏輯從根本上摧毀了改善地方治理和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而沒有這種活力的支持，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也就不可能有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越南的幸運就在於，南方始終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持黨內的改革派。 儘管如此，越南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帆風順、沒有阻力的。因為越共像中共一樣，也面臨着官員普遍腐敗，黨的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等嚴峻挑戰。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種回歸「天朝心態」的演變。這種自大心態支配的外交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後果：中國給自身的政治改革設置了很大障礙，卻為越南的政治改革創造了有利機會。 鄧小平當年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曾留下遺訓：韜光養晦，不要出頭。冷戰時代中國轉向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的經驗證明，這個方針對於中國的變革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有蘇聯挑頭對抗西方時，好處非常大。然而自主辦北京奧運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忘乎所以，逐漸形成了與世界的民主主流對抗之勢。作為一個大國，一旦騎上民族主義這隻老虎來對抗民主，就會騎虎難下。因經濟發展帶來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就成為中國政改的一個不幸因素。而緊鄰中國的越南，為了對抗中國的壓力，必須要和民主世界結盟。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越南的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不僅不是政改的障礙，反而是促進政改的幸運因素。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5月5日投票結束後，反對派民聯領袖安華召開記者會，總結競選工作   文 /楊松 1969年大選中，反對派「贏票數、輸議席」的局面，在本屆大選重演。雖然沒有導致類似當年的「513種族暴亂」，但馬來、華、印各族的矛盾也達臨界點。首相納吉未謀各族「大和解」，卻因「華人海嘯論」，引發新一波種族矛盾。 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最激烈的大選，終於在5月5日落幕，但選舉舞弊傳聞和爭議不斷，再次讓大馬在國際社會的形象留下污點。 選舉結果，反對派人民聯盟（簡稱：民聯）總得票率達50.1%，略勝執政國民陣線（國陣）的46%，卻因為選區劃分長久不公，以及城區和鄉區的選民人數懸殊（民聯贏得的較多是城市都會區域，而國陣則因基層組織動員能力較高，贏得較多鄉村選區），得票勝負沒有呈現在國會議席分布上，最終開盤，國陣總得 133席，民聯得 89席，得票少的國陣所得國會議席卻超出民聯 44個。放眼國際上民主國家的選舉慣例，獲得「簡單多數票」（simple majority），就足以執政和組織政府團隊；然而，馬來西亞的選舉制度下，卻出現由得少數票一方上台執政的荒謬例子。 反對派領袖安華已公開表明，這次大選的結果顯示，上台執政的機會應該屬於民聯，並直言國陣竊取了民聯的競選果實。民聯聲明已掌握選舉舞弊的證據，正考慮向法庭提出上訴，要求在40個存在爭議的選區，重新開箱點票。 選舉舞弊疑團接二連三 投票結束後，「停電」一詞一度成為關鍵詞。事件緣於網絡瘋傳一條信息，說文冬選區總計票中心在點票期間突然停電，過後出現從外運來的「幽靈票箱」，以致票數一度落後的國陣候選人廖中萊結果以379票勝選。雖然選舉委員會和民聯議員都出面澄清，證實沒有停電這回事，但相關信息在網絡能引起巨大反響，仍然說明了民眾並不信任選舉委員會。 除了「停電事件」已得澄清外，各地區的投票過程中，還是出現接二連三的選舉舞弊投訴。其中，有選民指前往票站準備投票時，才發現自己的選票已被人代領、並投出了，向票站職員投訴卻不得要領。還有首次實施的「不褪色點墨投票制度」（以不褪色墨水沾在選民手指頭上，以識別已投和未投票的民眾，以避免有人重覆投票），早前已經被安排在投票日前先行投票的軍官揭發，所謂「不褪色點墨」很容易能被清洗掉。這位揭點墨可褪色的軍官，已被國防部傳召，相信將面臨被調職處分。 特別惹公眾關注的是「外來選民」的問題。之前，民聯就揭發，有人安排飛機把來自東馬的外來選民送到西馬投票。也有消息傳出，執政當局為大批外國人提供馬來西亞身分証，並安排這些「國民」行使投票義務，以提高國陣得票。據了解，西馬霹靂州就有數萬名「外來選民」被安排在各選區投票；結果，國陣最終在該州以3個州議席之差，維持州政府組織權。 類似這些弊案，一再發生，不禁讓人起疑，執政的國陣早已籌劃各種手段，以加強延續執政的勝算。 國陣「慘勝」竟歸咎華裔反風 先不論民聯提起上訴最終能否推翻選舉結果，國陣繼續上台執政是當前的事實。面對國家民意嚴重分裂，國陣的下一步將怎樣走呢？最引人關注的，是國陣如何處理大馬日益分化的國陣、民聯支持者，以及各種族之間的矛盾。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國陣的領導黨派，簡稱：巫統）一貫採用「巫統就是馬來人，馬來人就是巫統」的主導地位，以爭取馬來裔選民和印度裔選民的鐵票，進而維持執政。然而，隨着本屆大選中馬來裔選民和印裔選民支持力量並沒有全面回流國陣，顯示這個標榜「馬來人主義至上」的權威口號已不再受落。 選舉成績公布後，首相納吉表達了希望國陣、民聯支持者，以及各族民眾「大和解」的意願，指出「選民投票傾向兩極，破壞國家和諧，政府對可能引起的國民之間關係緊張，甚至國內衝突感到擔憂」。納吉預告國陣繼續執政的未來 5年，首要任務就是領導國家走向「中庸價值觀」，實現國民和解，以防國家陷入種族衝突，也要消除極端的種族主義。 當民眾滿以為納吉與其國陣經歷大選「慘勝」後，體會到未來執政必須要化解種族矛盾之際，納吉講話裏卻還是指出了，國陣「慘勝」的原因在於「華人海嘯」，言下之意指華人盲目追隨反風，才造成國陣在多個選區華裔選民為主的選區一敗塗地。納吉的這番言論，被批評為嘴裏說不，卻親身示範了漠視華裔聲音的種族主義，隨即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彈。 排華恐重演 其實，反對派民聯中的成員黨人民公正黨和回教黨在50餘個以馬來選民為主的國會選區也勝出了，這顯示民聯的票數不僅來自華族，而在馬來選民之間也出現對政局變革的渴望，馬來族群和印裔族群的選票，也有相當數目倒向民聯這個現實。然而，納吉明顯是漠視這個事實，才會把國陣選戰失利歸咎於「華人海嘯」，歸咎於單一族群掀起的反對風潮。這說明，巫統主導國家長達56年，其骨子裏的種族主義思維依然尾大不掉，致使國家各個種族糾結不清。「華人海嘯論」顯示巫統不願放棄馬來人至上種族路線，並刻意製造種族主義的問題。這無疑在選舉甫結束、國陣還没正式開始下屆任期前，已經為盼望種族分歧能盡早化解的民眾澆上一盤冷水，讓民間對納吉一直以來倡導政治轉型和改革的主張，更加產生懷疑。 就連國陣內部，也蘊釀巫統跟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代表馬來西亞華人的單一種族政黨，簡稱：馬華）的分裂。在執政國陣傾向惠利馬來族群的種族政策牽連下，馬華嚴重流失華人選民的支持，在本屆大選遭遇創黨 66年以來最大挫敗，刻下已有成員建議馬華脫離國陣，呼籲馬華當選人「不入閣、不做官」。 事實上，大馬各族群都期望看到國家健全發展，也不希望納吉續任首相就急進推動「一個馬來西亞」的治國理念（指爭取各族大融和），尤其表面討好國內華裔和印裔族群，而無實質長遠的計劃來安撫華、印兩族因長期種族傾斜政策而引發的不滿情緒，終究只會造成國家競爭力和國際社會公信力跌勢不止。 民聯雖敗 兩線制成雛形 本屆馬來西亞大選中，雖然反對派民聯未能實現執政變天，但比去屆2008年大選多取 7席（上屆大選，國陣得140席，民聯得82席），進一步成熟國會兩線制，依然成為馬來西亞民主道路上的一大進步。但當然，馬來西亞民主前路仍將崎嶇難行，要實現像美國等民主大國一般的、兩大陣營在國民利益的大前提下攜手合作，但在政治上又可以互相制衡的兩線制，還有一段距離。 當前輿論關注點，已經迅速從大選轉移到國陣和民聯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不論在朝的納吉和在野的安華，都必要正視當前的政治局勢，率領兩黨進行人事溝通。而首相納吉，更必需要有足夠量度，接受和正視國內各族群對長年以來種族主義路線的強烈反對聲音，才能開創和營造更健康和相互競爭的民主兩線制度，也能保持國陣在民聯競爭之下站穩腳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辜汪會談20週年的紀念茶會上，馬英九致詞   文/ 康依倫 過去只有在選舉期間才被提出的台獨問題，因為蔡英文幕僚姚人多一席「台獨建國口號已經失去主流市場」的談話而引發爭議。 4月29日，在台北距離不到30分鐘車程的兩邊，同時舉行的兩場會議，充份代表了對台灣前途的兩個不同立場。 一個台灣 兩種表述 位在台北北邊大直的海基會，正在舉行辜汪會談20週年的紀念茶會。馬英九親自出席致詞，並致贈禮物給此次來台與會，已故中國前海協會長汪道涵的兒子汪致重。從08 年上任以來，馬英九已多次主張他會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現狀來推展兩岸關係。在這場紀念茶會上，他更進一步表示，現行的大陸政策，一定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依着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優先順序。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不會去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 而在另一邊，位在中山南路立法院旁邊的台大醫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裏，擠滿了400 多位群眾，大家聚集的目的，是為了出席由前民進黨立委蔡同榮擔任會長的「台灣反一中顧主權連線」成立大會。應邀出席致詞的連線顧問，民進黨前副總統呂秀蓮在致詞時強調，從1996年3月23日台灣第一次直選總統，台灣已經現實獨立且獨立成功了，她說台灣獨立這個孩子已經生出來了，「而且已經17歲了，不必再擔心孩子生得出來嘛！」 一個是現任總統，一個是卸任的副總統，兩個人在同一時段對於台灣獨立的談話，南轅北轍。說穿了，都是和談話對象有關。馬英九的談話對象是中國，由於他堅持不同意與中國進行政治對話，讓中國方面對兩岸統一由經濟轉入政治的進程，有了焦慮感。馬英九的談話也似在安撫中國，他雖然不會與其進行政治談判，但在立場上他是不可能去搞如他前兩位總統所謂的實質台獨。 至於呂秀蓮，她是對着一群堅定的台獨支持者喊話，要這群人不要繼續在台灣獨立的口號上打轉，不必擔心台灣是否獨立，她認為，現在要擔心的，反而是中國依着2005年3月公布的「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七條有關談判協商實現和平統一的六大步驟，正在進行一場「寧靜併吞台灣的現在進行式」。 台獨口號無選票市場？ 有關台灣獨立這件事，在台灣，通常是在選舉，特別是中央級選舉，如總統大選時才會成為熱門話題。但在最近一兩週，卻接連躍上枱面，特別是綠營政治人物紛紛就有關台灣是否獨立發表談話，起因，則是來自於蔡英文前幕僚，現清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姚人多「台獨、建國等口號已經失去市場」的發言。台獨、建國口號有沒有失去主流市場，雖然沒有客觀的民調數據支持，但如果從台灣現在政黨的屬性及實力來看，堅守台灣主權獨立、台獨建國的政黨：「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在最近的一次，2012年第八屆立委選舉中，113席的立委席次，在政黨得票上，僅獲得了不分區的 3席（國民黨共64席，其中不分區有16席、民進黨共40席，不分區為13席）。這3席，因為已經可以在立法院組成黨團，參與協商，因此，還發揮了不小的功力。近來如陸配身份證取得年限的放寬，本來都已經排定陸委會主委報告並要進行法案審查，因為台聯立委林世嘉、黃文玲的杯葛，法案審查因此延後並將其它相關權利義務的條文一併處理。 不過，如果再把這個口號放到攸關國家前途最有關係的總統大選來看，民進黨歷年來的總統候選人，除了陳水扁曾經在04年選前喊出「一邊一國」，08年的謝長廷、12年的蔡英文，都不提台獨兩個字，對此，獨派人士就反譏，如果不喊台獨就有市場，為何喊出口號的陳水扁當選了，而謝長廷及蔡英文卻都落選。 立場上堅持台灣獨立的台灣南社秘書長陳奕齊認為，如果把選民視為消費者，那麼從「消費者心理學」來看，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選擇上都會傾向選中間的，比較安全，不會被騙。 他認為現在民眾認為馬英九比起更親中的連戰、新黨還往中間靠攏，也比有台獨黨綱、反中的民進黨還溫和，自然會選擇馬英九。如果以價格來比諭，連戰等就是 300元產品，馬英九是 400元，民進黨是500元，民眾怕買貴，一定會選擇中間。他認為現在應該是要推出另一個 600元的產品，就如同是堅守台獨建國口號的獨派社團，比民進黨更激進，讓民進黨成為選民心中的中間產品。 由台灣獨派社團組成的「台灣反一中顧主權連線」在4月29日正式成立   獨派新論述：台灣已經獨立 雖然姚人多的談話，被獨派社團及大老們批評是「台奸」、「統派」、「瘋子」，但這些大老們倒也不是完全在台獨建國口號上沒有調整。 包括台灣之友會會長黃崑虎、台獨大老辜寬敏，也包括前副總統呂秀蓮，現在都說出台灣已經獨立的論述。這與過去獨派在陳水扁8年執政期間還是堅持着要推動制憲、改國號、改國歌等實質及法理台獨兼具的做法，已有很大的差別。辜寬敏開玩笑說，這是因為他變聰明了。呂秀蓮則是以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強調，這是台灣各黨各派共同落實國民主權意志的實踐，是屬於台灣2300萬人的「96共識」。這不但可以替代國民黨及共產黨自創的「92共識」，也證明台灣從96年起就已經獨立。「姚人多的講法是台灣還沒有獨立，還要去推銷這個理念，完全忽略了96共識，是他對歷史認知的問題。我是要提醒他這不是市場的問題，台灣已經獨立了，而且實現17年了，你能否認嗎？」 姚人多澄清言論文章（節錄） 姚人多在 4月 23日有關「台獨失去主流市場」發言後，再於 28日發表了澄清，進一步認為民進黨應提出與中國建交的「新中國論述」，並指民進黨高層對他發言的回應，證明了該黨在兩岸政策上沒有反省。本刊獲作者同意，節錄其內容如下： 4月23日我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提出五個困境。隔日被中國時報的標題簡化成「小英幕僚姚人多：台獨建國已沒有市場」。見報之後，我被說成「台奸」或「統派」。 這個發言在民進黨以及獨派團體間引發批評，大致不脫離以下四個類別。首先，這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民進黨。其次，誰說台獨沒有市場，他來說的話就有。第三、台獨不是市場，台獨是責任。最後，也是民進黨的領導者們所一致採用的說法，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以上四種說法就是回應，那我只能說，2016年民進黨照樣會輸。 這些批評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現階段的台獨建國論述沒有問題，也不必改。我是一個堅定的獨派，我認為過去這種「逢中必反，逢扁必挺」的台獨建國論述已經與現在的選民結構脫節。當然，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價值與責任，就算最後只剩下百分之一的人支持，民進黨仍然要緊守不放。對於這些人，我除了尊敬還是尊敬。但是，我認為，現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刻，面對中國種種壓力，若繼續用過去的方式搞台獨，若繼續讓這些人搞台獨，民進黨不只對不起支持者，它更對不起所有對台灣主權有堅持的老百姓。 所以，我主張，民進黨應該要跳脫過去傳統獨派論述，提出另一種「新中國」論述，必須同時包含四個面向：主權、人權、賺錢、尊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讓台灣人活得像是一個有國家的人。民進黨應該在這個時刻勇敢的提出要跟中國建交的論述。用建交來代替建國。因為建交包含了和平、發展與共存的語意。這是一個「不反中」也「不挺扁」的中國論述。如果國民黨反對，他們會被迫露出「一個中國」的原形；中國共產黨當然會像打壓台獨一樣打壓建交論，但是，除了「一個中國」之外，他們還會接受其他政治選項嗎？ 建交論真正必須處理的勢力是來自傳統的獨派，他們會問：「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還是「台灣共和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如果是前者，他們反對，如果是後者，他們絕對支持。我充分理解他們的焦慮與理想。如果民進黨最終採行這一條路線，這個黨必須用最大的誠意來照顧這些人情感。民進黨必須讓他們知道，他們一輩子的理想與堅持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比較務實與彈性的方法來加以實現。 試想，兩岸建交的那一刻，我們不只是一個國家，而且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不再是敵對的，經濟可以發展，關係可以正常化，這難道不就是現階段台灣人民心中那個遙遠而樸素，想說卻總是覺得不太可能的共識嗎？難道政黨的工作不就是提出願景，然後說服老百姓，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化成可能嗎？ 有人也許會擔心，為什麼台灣要與中國這個人權記錄如此不堪的國家建交？我不是自相矛盾嗎？這個問題倒是點出了重點。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自由人宣言」有潛力成為劃時代運動的原因。我們要跟中國講民主，講人權，不只要講，而且要大講特講。 我們要讓全中國的人知道，兩岸關係最大的障礙不是台獨的聲音，而是中國共產黨拒絕給予中國人民民主與人權。「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為了未來兩岸的建交，我們必須努力保持台灣人民作為自由人的身分，同時，也必須努力促成中國人有一天也真正成為自由人。以往的台獨工作只需要針對台灣內部，但是現階段維護台灣主權的工作，卻需要把中國民主與人權這一塊納進。這是歷史賦予現階段台灣政治工作者的任務，不過，民進黨的諸君們卻對這一項工作興趣缺缺。 一旦綠營內部在中國問題上提出新說法，真正該緊張的應該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我的建交論不一定對，但至少是一個嘗試。它也許很天真，不過，我個人卻認為這些人(按：指獨派人士 )比我更天真。我不是烈士，我想做的只是要讓獨派在這個社會上受人尊敬，我想要做的只是成為另外一種獨派。從這個禮拜以來民進黨高層人士的所作所為，我再一次確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困境確實存在。這個黨沒有反省，更沒有出路。要為台灣守住主權，不是意氣用事的把門踹一踹，而是用智慧與方法把心中的門向世界打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10年，台灣法輪功在台北總統府外示威。 台灣法輪功對中國的短波播音節目「希望之聲」 遭數度刪減播放時數， 引發輿論質疑台灣播音遭北京介入   文 /李蔚 法輪功的廣播節目「希望之聲」在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數兩度被要求刪減。是短波傳播失了功效，還是其他政治力量介入？ 直面中國的台灣，恐怕是世界上極少數還處在「類冷戰」情勢裏的地區。針對中國的短波播音，60年來始終沒有停過。但從 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短波播音是存是廢，這場大氣電波裏的角力似乎就要展開。 「短波廣播的最好聽眾就是極權國家的民眾，因為他們對政府提供的信息天然不信任。儘管平時，他們的短波收音機可能放在一個蒙灰的箱子裏，但一發生大事，他們就會把短波收音機打開。」 曾勇是「希望之聲」電台的總裁，4月中他從美國總部來到台灣。25日一早到了立法院，為了該電台在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央廣）時段被刪減向立委陳情。但約好的民進黨立委劉建國因為高鐵七年來唯一一次故障停駛，被困在選區雲林。曾勇一邊等着劉建國一邊接受訪問，談起 1989年六四的記憶：「那時我在武漢，解放軍開槍之後，隔天早晨我和一群朋友碰頭，大家都不明白狀況，結論就是回去聽 BBC、聽美國之音、聽法廣。那時的印象甚至是『全中國都在聽美國之音』。這說明了短波在中國，是只能增強而不能減少的。」 「希望之聲」節目遭刪減 不遠的會議室裏，文化部長龍應台正接受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質詢。曾勇和該台台灣總代表柯宜君需要劉建國及時趕到，替他們問清楚文化部轄下的央廣，究竟是否如傳說要結束對中國的短波播音。如此一來，「希望之聲」目前通過央廣設備向中國播出的節目，將被迫完全中斷。 「希望之聲」從 2004年開始付費委託央廣發射，通過短波向大陸播音。民進黨執政時期，這項合作業務從每天 2小時快速成長到 20小時，成為央廣的大客戶。和由美國國會出資，同樣由央廣向中國播送普通話和廣東話節目的「自由亞洲電台」相當。 曾勇說，從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央廣的代播時段不僅無法增加，2009年甚至被要求砍掉一半時數。經過發動輿論，加上諸如楊憲宏等比較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央廣董事極力抗拒，才勉強保住時數。「2009年那一仗，就已經打得好累。」柯宜君透露。 那時的央廣高層，已由馬政府派任，但他們還有董事長高惠宇的支持，當時的總台長汪誕平也在黨政高層壓力和客戶權益間調和。現在，不只是2009年的重演，最重要的是人事已非。央廣現任董事長張榮恭是連戰人馬，總台長李猶龍是馬（英九）金（溥聰）嫡系；楊憲宏則是離開了董事會。央廣高層中沒有人再對「希望之聲」施援手，曾勇甚至連求見張榮恭和李猶龍都不可得。 台灣央廣是將台北總台製作或託播的節目，以微波分別送到位於淡水等八座分台發射播出。4月初，「希望之聲」接到通知，虎尾分台預計在6月 1日開始撤除，台南分台拆遷也將提前動工。但「希望之聲」指出，根據一份央廣發給某位立委的密函，央廣將藉着整併分台而徹底終結短波廣播業務。屆時「希望之聲」將失去放送平台。曾勇說，在冷戰時期美軍的援建下，台灣短波播音能量已由世界第三，到目前是世界第一。「希望之聲」一旦失去央廣的代播，別無可以替代的方案。 近上午 11時，劉建國終於趕到了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會議室裏正是中場休息時間。 「沒有，我完全沒有說過對中國大陸的廣播要喊停，反而是要加強和大陸的溝通。」 龍應台面對記者問「央廣是不是要終止對大陸短波廣播？」，皺着眉頭，看起來有點困惑。 至於「現有的短波廣播和代播的時數會不會減少？」龍應台說，這部份屬於「技術問題」，文化部只管政策，是要央廣運用新技術，開發更多元的方式對中國大陸廣播。她再次強調，「至於用什麼方法，那是技術、細節問題，由央廣自己去規劃，我們不可能去管到那麼細節的事情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龍應台同時也說，她認為傳統的傳播方式，有很大的「被屏蔽」的問題。所以央廣應該試着去開發新媒體，能讓接觸面更廣，讓被屏蔽的效果減低。 俗話說「魔鬼在細節」，在曾勇看來，這樣的「細節」正是貓膩所在。 短波滲透可超越網路 「短波閱聽人的主體是五十歲以上的民眾，以及居住在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人群。儘管網絡再普及，上網畢竟不是他們的生活型態，他們就是習慣拿着收音機聽。」「互聯網使用的數字信號是可以關閉的，但短波是無法有效關閉的，它的滲透力極強。汶川大地震時，我們曾接到聽眾打電話來說，全村子都在聽希望之聲。」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接受筆者訪問時也說，在新疆，不是每個維吾爾人都有電腦。但只要拿一個短波收音機，就可以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維語廣播，「這幾年，真空管短波收音機可是個緊銷貨呢！」 2011年 3月 25日，BBC的中文短波廣播宣告結束。一位署名「Paul」的網民在 BBC網上留言：「中國廣大農村的農民、貧窮的工人、少數民族、打工者、上訪者，這些人上機上網的可能性很小。而在被窩裏通過耳機聽短波中的BBC、VOA、RFA的可能性大。我不知道為什麽要不在乎這些人了？」 不管是曾勇、迪里夏提或是Paul，一致認為短波廣播只會被干擾，但網路或是手機數字訊號卻可以完全被關閉。龍應台錯認「數位比短波先進」，結果只會讓未來再怎麼精心製作的節目，都一頭撞在中國政府的防火牆上，哪裏都到不了。 一個最好的例子是：新疆「七五事件」期間，中國政府徹底切斷網際網絡，「實體斷網」，這時新疆維族民眾唯一能接觸外界信息的通道，仍然只剩短波廣播。 針對「希望之聲」的疑慮，央廣曾經公開發表聲明強調分台的整併遷建是要以更先進的設備取代，不可能停止短波播送及結束對中國的廣播。 北京介入傳言不斷 中午 12時半，劉建國質詢了龍應台；龍應台的回答和稍早的說法沒有兩樣。兩人的對話，並沒有釋去疑慮。而「希望之聲」在 2009年的經驗，令他們不得不往更政治面作聯想。 柯宜君說，在當時和央廣某位管理層人士的多次對話裏，對方明示、暗示，刪時段乃是出自北京通過「國共平台」向央廣高層傳達的要求。一位當時新聞局的高層官員更表示：「這件事情，『中華民國政府』沒有介入。」介入的是誰？不言而喻。 在今年的變動中，傳言的起頭仍舊是 2月 24日連戰率團訪問北京。4月初，柯宜君接到央廣承辦人員的電話，要求變更合約，將 11760千赫的時段刪減 2小時，而這個頻道，恰恰覆蓋了北京。 柯宜君對央廣提出了強烈抗議。最後是以經辦人「聽錯了、搞錯了」收尾。而這起風波結束後，這位經辦人離開了央廣，換掉手機，斷了聯絡。 2009和 2013年，央廣兩度試圖修改和「希望之聲」的合約，要求縮減播音時段。國共平台」的建立和這兩起風波是否有直接關係還需更多驗證，但「希望之聲」每年付給央廣的託播費約台幣兩千萬元，相當於央廣「服務收入」的十分之一。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自負盈虧壓力明明十分沈重的央廣把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推？ 以短波或其他方式向中國播音，傳播真實的信息和自身的價值觀，是台灣軟實力的展現。目前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每天透過短波的播音時間仍然超過 10小時，法廣也還有 5小時。短波和網絡、手機，乃至於更新的平台、技術如何搭配，牽涉到技術、成本和目標受眾的閱聽方式。 決策者的確需要與時俱進，但前提是，身為決策者的龍應台掌握足夠且正確的資訊，才不致讓原本追求進步的善意反而被某種政治勢力所趁，自我繳械，放棄原本擁有的優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