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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伟,&nbsp储百亮 联合报道 2013年01月09日 Jonah M. Kesse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南方周末》广州总部门外，一名倡导言论自由的人士。 更新： 周三早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广泛流传一则消息，《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前一天晚上因是否转载《环球时报》此前攻击《南方周末》的一篇社论而与宣传官员发生争执。周三出版的《新京报》最终刊出了这篇社论，该报几位记者证实，戴自更对此不满。 另外，微博上也流传，《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已与宣传官员达成初步协议，后者允诺将给《南方周末》更多编辑自主权。一名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四报纸将正常出版。 —— 中国广州——周二，中国一家自由派色彩居于前列的报纸因遭到审查而起的抗议活动在这个南方省会降格为意识形态冲突，倡导言论自由的人士与挥舞着红旗和毛泽东画像的共产党统治支持者形成了对峙。 自由派和左派在发行《南方周末》的公司总部外发生对峙，起因是该报一些心有不甘的记者和编辑上周痛切 抗议 ，广东省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粗暴干涉。之前，广东一直被认为是言论相对自由的堡垒而享有声誉。 按图放大 Jonah M. Kesse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言论自由倡导者与中共新闻监管支持者形成对峙。 随着大量名人和商界领袖以自由之名在网上集结，北京的高级宣传官员本周展开了妖魔化自由派记者及其支持者的全国性攻势。中宣部向各新闻机构发出了一项指令，称《南方周末》的强烈反抗有“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 中宣部的指令还要求中国记者不得继续支持《南方周末》，并坚称“党管媒体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该指令由研究中国新闻媒体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研究小组翻译成英文。 某党媒编辑称， 与一名高级编辑就《南方周末》冲突进行的内部讨论中出现了“敌对势力”一词。广东之外的数名中国记者周二称，《南方周末》那些心怀不满的记者和编辑似乎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局，而他们要求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呼吁很可能过于激进，上级部门无法接受。庹震于去年5月成为广东省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庹震本人也曾是一名记者。起而抗议的《南方周末》记者指责，该报的新年献词本来是要呼吁对宪法权利予以更大的尊重，但庹震下令对其进行了大幅改动。修改后的社评变成了对党的政策的赞扬。庹震尚未发表任何评论。 《南方周末》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名前编辑称，省级宣传官员与该报不满记者及管理人员的代表周二继续进行了谈判。 这名前编辑因担心目前的工作受到威胁而要求匿名。他说，谈判的焦点是参与抗议的记者提出的两点要求，一是对新年献词事件进行调查，二是报纸管理层收回庹震与社评无关的声明。 “他们要求撤销声明，还要官方保证放松对记者的限制。不是要求脱离党的监管，而是要求监管更合理，允许记者反对官员，”他说，“另一项主要要求是要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进行公正的解释，彻查此事以免重演。” 这名前编辑还称，如果僵局持续到周三，可能会影响该报周四的正常发行。他说，“实际上，这就是罢工。周四能不能出版还不清楚。” 到目前为止，中国高层官员还没有公开对该报的审查纠纷发表意见。这一纠纷可以检验，新上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支持更开放经济和政治政策的道路上能走多远。“我认为，习近平关于改革的言论并不都是虚伪的，” 原《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陈敏说。2011年，陈敏在中共镇压潜在异见分子的行动中被迫离开南周。 周二，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的卫道者出现在了该报总部，为中共对媒体的严格控制进行辩护。 “支持共产党，关闭卖国报，”十人左右的保守派示威者中有人高举着这样的标语牌。 “《南方周末》心怀美国梦，”另一个标语这样写道。“我们不要美国梦，我们要中国梦”。 大多数中共支持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来自湖南省的杨兴发（音译）透露了自己的姓名，并且说，“《南方周末》属于人民。但是，该报总是忽略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总是问中国为什么不能更像美国。实在无耻！” 一些参与者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其他一些人则挥舞着国旗和党旗。他们表示，他们的行为是自发的，并不是官方的要求。 该报总部大楼外的两派对峙局面反映了这起审查纠纷引发的激烈政治情绪和张力。互联网上掀起了关于此事的广泛讨论，寻找僵局的解决方案则成为了中央政府和胡春华面临的一大挑战，后者是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并有可能在十年后接替习近平。 左派抗议者向20多名谴责审查的抗议者叫阵，双方之间出现推攘，数百名路人在旁观看，并用手机拍摄现场的情景。在场的约70名警察和安保人员大多数时候只是旁观，偶尔才会出手把双方人员拉开。 对抗之中，一度有人向左派抗议者抛洒面值五毛的纸币（价值约8美分）。“五毛党”一词被广泛用来讽刺亲党的左派分子。批评者称，“五毛党”每在网上发一个支持党的帖子就能获得五毛钱的报酬。 《南方周末》记者的支持者之一是28岁的诗人梁太平，他戴着因好莱坞电影和英国漫画《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而流行的面具。他说，他在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之后就买了这个面具。让很多中国人惊讶的是，这部电影提倡推翻一党专政，电视台却居然没有对该电影进行删节。 “《南方周末》是中国唯一一家愿意说出真相的报纸，”梁太平说。他补充说，自己是从将近500英里之外的长沙坐火车来此表示支持的。“没有言论自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自广州、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Jonah M. Kessel自广州、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Mia Li自广州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在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周一对南方周末事件表态，呼吁中共当局尊重言论与新闻自由。 王郁琦周一列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现场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对南方周末事件发表了评论。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向来关切大陆新闻自由的发展，台湾方面希望大陆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新闻及言论自由的渴望，大家共同创造一个资讯能够更充分流通、公开透明的社会，两岸应该一起努力。 记者接着问道，在此之前，曾经有一种主张认为，在中国大陆打压人权纪录，情节严重的官员，应该限制他们到台湾交流参访。但王郁琦对这样的主张有不同想法。 王郁琦说，台湾方面，希望通过两岸新闻交流，展现台湾自由的环境，对新闻媒体的尊重，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影响对岸的民间人士和官员。只要他们对台湾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都会冲击他们，使其重新反思大陆的新闻环境。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两岸新闻和文教交流，绝对是一件好事。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质询时，也提到南方周末事件，同时也质疑，两岸新闻相互交流多年，却似乎看不到大陆官媒有什麽变化。 王郁琦回应，这部分要靠「潜移默化」。他举例，包括短期停留的观光客，到中长期的陆生、陆籍配偶，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台湾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虽然不一定人人都在嘴巴上说出来。 国民党立法委员江启臣质询时，质疑两岸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并不能做到「对等传播」，也就是台湾的内容再好，如果传播的管道受限，还是不能影响到对岸。这方面的战略布局上，陆委会和文化部，必须有整套做法。 江启臣接着问王郁琦，知不知道中共政府对台湾网站的阻挡，到了什麽地步？ 江启臣说，网络是传播文化最直接、有效的平台，未来，必须要求两岸的网络内容，能够做到对等交流和传播。 王郁琦答询时表示，他赞成江启臣的主张，促进两岸资讯对等流通，一直是陆委会重要的政策任务之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原文地址： 信用结构的溃败与重建 作者： 信力建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曾说：治理之道，诚信而已。孔子也曰过：民无信不立。一旦政府公权力和公信力失去民众最基本的信任度，深刻的社会危机就无法避免。真不幸，国内便遇到了这种尴尬的情况，无论政府部门怎么说，老百姓都不当一回事了，宁愿找非内地检测部门介入，也不相信内地的所谓“权威部门”的“权威说法”，中国无可避免地进入“全民不信任”的社会状态中。 12 月 21 日 ，贵州茅台酒的民间送检者“水晶皇”网友透露，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工作人员已就茅台塑化剂超标事件上门取证，并将重新送检。“水晶皇”称，下一步将继续投诉，将中能兴业检测出茅台系列酒“汉酱”“习酒”塑化剂超标之事告知香港卫生署。 享誉国内的特供酒，还是难过质量关，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茅台的辩解、行业协会专业的澄清，招致的却是一片骂声呢？这个关乎“信任”的社会架构又是如何被逐步瓦解的呢？ 随着商业时代的全盛来临，市场的自由化似乎被扭曲了，除了公权力的大举干预之外，市场的规则可以说一团糟。在“自由市场”的华丽伪装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可以待价而沽。从产品，到道德，到规则，金钱利益冲破了整个社会赖以维持的价值底线。国人刚从农耕社会迅速进入商业社会，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市场道德和规则意识，导致国人无视其他，直奔利益。因此，屡屡被曝光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就一度让老百姓对“商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幻想破灭，商家彻底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 倘若道德约束已经失灵，商家没有信用可言，这时就需要第三方（比如行业协会、专家群体）提供专业的释疑解说。然而，遗憾的是在本次塑化剂事件中，中国酒业协会其实早在去年 6 月就已经获知白酒普遍含有塑化剂，但是除了在内部提了一下外，并却未将相关情况公诸于众。某些内部专家甚至豪言：“塑化剂剧毒致癌是谣言，喝一升超标酒都不会被塑化剂毒倒”。近年来，专家们的“雷人雷语”不为老百姓指点迷津，反而为作恶企业站台遮丑，为一点私利不仅赔上了自己的信誉，还搭上了整个专家群体的权威性，得不偿失。而作为监督者、管理者的政府部门，不但没有及时将作恶者绳之于法，还处处偏袒，漠视民意，司法机关被既得利益者操弄，导致完全失灵，恶行不彰，政府信用已被过度透支，随着司法作为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溃败，也同时扑灭了作为消费者的最后一道希望。 因此，当信任逐渐成为一种正常和理性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下，商家和专家不再被信任，连政府部门也靠不住了，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结构体系也就崩盘了，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自卫”，以求得安全生存。 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曾说：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损害，大于从被证明为适当的信任表示中将要获得的益处。信任与不信任是累积性的，对受信任者的熟悉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狼来了”的小男孩过度消费信任度最终损失惨重，也正如商家、专家、政府目前遇到的困境。 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除了厉行严格的法律规则和重建透明的监督体系之外，别无他法。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对“背信者”进行严厉的制裁，确保司法公正，让“背信者”不得不考虑“背信弃义”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促其守法诚信，挽回民众对政府对司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支持更多的新闻媒体介入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对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和不良商家进行曝光，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协助司法取证，才能有效地杜绝商家造假售假的蔓延。香港的质检之所以受到内地民众的信任，也正是因为香港司法独立，不受既得利益者干预，也有不受行政部门管辖的、独立公开的传媒舆论力量，公正的法律和监督很好地弥补了道德不足以约束人性的缺陷。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因此，政府应该痛下决心，解决信任式微带来的社会危机。 话说回来，如果政府能用整治网络的决心和审查新闻的力度去处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那该多好啊！ （本文发表于 2012.12.28 《时代周报》，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