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人们听，或是不听，我能说明的，我尽可能在此明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天起，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我要减少那些喧嚣，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这份记录的名字，叫《关于》。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当然，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

立场是重要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谬误在于恰恰是「主义」定义了什么是问题、要研究哪些问题、对问题要做些什么；但立场又时常为某种癔症提供了温床，让一句「屁股歪了」便可以抹杀一切讨论。在今天重新发表此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幼稚病依然大行其道；方方的热点已经过去了并不会使本文失去价值，或许读者反而能因已经脱离了那时的舆论环境而更能冷静地反思刚刚经历的过去半年。必须要重申：我们无法逃避政治（虽然我们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割裂）。本文或许并未给标题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也绝非为某个立场提供了一篇檄文，关键在于分析社会争议及其舆论反应的这一过程：在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仍然充满倒错、而人们却不自知时，分析就是批判。

武汉神秘肺炎失控，庚子年除夕前夜，当局宣布武汉封城，接着武汉作家方方开始写封城日记，60天后停笔。方方日记的英文版« Wuhan Diary »译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学院的白睿文教授（Michael Berry）。以下是对白睿文教授的专访，谈他翻译方方日记始末。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希望翻译方方日记？

白睿文：我大概前年认识了方方老师，当时认识方方是因为一位朋友的介绍，那个时候就开始谈她的另一个长篇小说的翻译计划，后来我去年便开始翻译方方老师的《软埋》一书，之后就一直保持着联系。疫情爆发以后，我也知道她人在武汉，由于担心她的安全情况，就写信问候了她和家人。就这样，今年年初有了几次联系，她并没有提到正在写日记。后来是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了方方日记，觉得很有参考价值，建议我不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