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米歇尔的故宫与北大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324/bkncn-20140324000806343-0324_05411_001.html   在故宫照相，第一次这么纯净：三五个女人站在镜头前，背后是空无一人的故宫大殿。照片的主角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 这一刻，故宫属于 米歇尔 。在她参观时，故宫被清场了。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尊重，或是北京公安习惯了这样保护大人物，根本没有考虑理由？如果说是为了安全，理由显然不充分。美国多位总统遭受过行刺，而针对总统夫人的行刺，似乎还没有过。更何况在中国，公民没有持枪权，买把菜刀都实名制，行刺难度太高。如果说为了表示尊重，那么，米歇尔本人要求清场了吗？或同意清场了吗？ 故宫方面解释说：故宫一般不主张清场接待，基本上是短时封闭一部分路线。此次接待米歇尔，故宫短时间封闭了一些区域，米歇尔夫人一行离开后重新开放——“短时封闭”之说非常含糊。从照片看来，背后很远处都空无一人，显然用“清场”一词比较准确。 考虑到美国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此次第一夫人来，中国当局提供一些特殊待遇，也说得过去。只是希望今后定个规矩，明确说明到底什么人去故宫可以清场，如何提前通知游客。这个规矩，公开讨论通过后就实施。 我们不能以民粹分子那样低的水平去理解“人人平等”。美国总统夫人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我们是理解的。我们只是要求事先征求纳税人的同意。 然后是去北大。尽管今天的北大无比堕落，但 60 年前的北大十分令人向往。当年，美国人司徒雷登先生骑着毛驴在北京找到了这么好的一块地方，建立了燕京大学。如今，燕大改名叫北大了，校园里也没有给司徒雷登先生立个塑像，更别说立个纪念馆了。北大这样对待他们的美国老校长，如今怎样面对美国总统夫人呢？我估计，今天的北大，根本都没往这个地方想。 “北大校长王恩哥邀请总统的两个女儿来北大读书”，此新闻在网上引起批评。网友质问：北大是你家的？想让谁上就让谁上？ 王恩哥会犯这么低级的出错误？我仔细查了新闻内容，发现王恩哥或许被冤枉了。他的原话应该是“欢迎美国学生及奥巴马总统的两个女儿来北大读书”，礼节性的泛泛邀请而已。是媒体的标题误导了网友，冤枉了王恩哥。大家还是要善待他。《别了，司徒雷登》又不是王恩哥写的；北大的堕落也不是始自王恩哥。我为王恩哥感到遗憾的是，如果他在欢迎辞中向司徒雷登先生致敬，那就说明他是有一些水平的。 无论如何，网友对北大校长的质疑，以及此前对故宫清场的质疑，令人高兴。在中国，公民意识的苏醒是越来越明显了，谁也阻挡不住。 关于总统女儿到北大读书，我关心的是：人家看得上今天的北大吗？人家敢来北京长期呼吸雾霾吗？尤其重要的是，人家来北大学什么。学习马列主义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还是和北大其他学生一起考托福 GRE ，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高官的孩子基本都在美国念书，这是事实。美国高官的孩子到中国念书，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假设。 在北大，米歇尔做了“公民声音获倾听会让国家更强大”的演讲。当然，对于这个演讲，中国官媒不会直播的。他们只会选择性刊登，并且必然会改掉米歇尔演讲的核心意思。米歇尔的原话是：“当所有公民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得至倾听之时，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自由的表达自我，选择自己所崇拜的东西，以及享有信息公开而言——我们相信那是地球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中国媒体显然又被通知一律采用某某通稿，他们的报道统一为：“她以一句中国古话开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随后米歇尔谈到了网络的重要性，她说：技术的力量，打开世界，让我们接触以前根本难以想象的思想和创新”。 米歇尔希望中国公民的声音“获得倾听”，而实际却是，连她这个美国第一夫人的声音都无法顺畅地获得中国公民的倾听。如果对中国足够熟悉，米歇尔应该能想到这个结果。 接下来，米歇尔还将去西安和成都，她会继续受到隆重招待。尽管部分中国人总以反日反美来转移矛盾，但每次有美国大人物来访，中国人还是很激动的。 （本文首发于on.cc，其他网站延期发布）

手机支付：请给中国标准一个机会   手机将成未来的钱包，这一点毫无疑问。 手机这个钱包将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标准，消费者未必关心，但政府和企业却不能不关心。标准之重要，对于现代产业有多么重要，已经是被无数次证明了。 就像在众多其他领域一样，在手机支付的标准上，中国再次拱手让出主动权。 2014 年3月11日，中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麦庆泉呼吁：中国应重视移动支付标准的确立，给民族企业的 RCC技术 一个机会。深圳代表已经联名递交此集体建议。   1 ， RCC 出局的两个原因成立吗？      2012 年底，中国金融主管部门确定了国外的 NFC （近场通信）技术为移动支付行业标准，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 RCC（限域通信） 技术被宣告出局。 NFC 技术，由索尼、诺基亚、飞利浦等企业在 2003 年制定； RCC 技术，由以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制定。 RCC 出局的原因据说主要是两点，一是技术不成熟，二是国际互通互联会有障碍。对此，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迎彤均不认可。 关于技术成熟度问题。孙迎彤表示， RCC 技术经过了工信部、上海市、深圳市、电子科技大学组织的多次论证及检测，在实践中也经过了数百万用户数亿笔消费的实践验证，其先进性、安全性、适用性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了解， RCC 技术于 2010 年率先在上海世博会应用“世博通”，深圳市 2011 年推出的“手机深圳通”更是拥有 140 万用户规模，不仅国内的哈尔滨、青岛、包头、绵阳等城市复制深圳模式，国际上也有阿塞拜疆、印尼等国在推广手机钱包上选择这一技术。 至于互联互通问题，孙迎彤认为这是双向选择阶段，我们既需要与国外接轨，国外也需要与我们接轨。在他看来，全球移动支付尚处初步发展阶段，中国是手机用户大国，具备引领世界的机遇。   2 ，两个竞争对手的比较 RCC ，主要由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并推广。国民技术公司诞生于 2000 年 3 月，由深圳市中兴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6 月整体转制设立而成，是承担中国“ 909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之一。 NFC ，主要由金雅拓公司推广。金雅拓是数字安全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由全球最大的两家智能卡厂商 Axalto （雅斯拓）和 Gemplus （金普斯）于 2005 年 12 月合并成立。 金雅拓比国民技术实力强， 2013 年营业收入大约折合人民币 200 亿元，约为国民技术的 50 倍——在飞速发展的移动领域，这么大的差距并不惊人。 那么，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双方都自称自己技术好。作为非技术人士，我对此不做评价。  NFC 的推广速度慢，一个重要原因对手机的要求。金雅拓称“基本上所有的高端智能手机都会支持 NFC 技术”，而国民技术则将同一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真正有 NFC 支付功能的手机屈指可数，而我们 RCC 技术，只需更换 SIM 卡即可应用。一个要换机，一个要换卡。成本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尽管金雅拓称“手机需要安装支持 NFC 的芯片是为了更加安全”，但 RCC 技术只需更换 SIM 卡确实是个巨大的优势。消费者喜欢。   3 ， RCC 还有机会吗？ 目前现状， NFC 胜， RCC 败。在中国金融部门宣布采用 NFC 为标准之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银联、支付宝等公司均已经与 NFC 开展合作。 RCC 还有机会吗？有。 金雅拓自称“ NFC 确立行业主导地位”，“已经将其他几种近场支付技术遥遥甩在身后”。这一说法略显勉强。我查阅金雅拓和国民技术的销售业绩后发现，从 2008 年到 2013 年 5 年的时间里，金雅拓的营业收入只增长了 50% ——在火速发展的移动支付领域，这一增长太慢了。虽然，同期，国民技术同样不理想，并且 2013 年业绩（年报尚未公布）可能低于 2012 年，但其营业额增长了 100% 。 在中国国内，尽管众多公司已经与 NFC 合作，但并非形成多少固化成果。两年前，支付宝宣称将会推出 NFC 全手机方案，实际至今并无多大进展。 一旦中国政府力推 RCC ，则 RCC 还有机会。中国这一“政府优势”被许多国家批评，但这一“优势”的存在，也是事实。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和苹果。美国没有将 NFC 确定为唯一移动支付技术标准；苹果因为金属外壳敏感等问题一直未采用 NFC 。苹果作为手机领域的领军者，其态度至关重要。   4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对待 RCC ？ 中国金融主管部门确定了 NFC 为移动支付行业标准，对于 RCC 是个最沉重的打击。此事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看。 有关部门没有受民粹思想的束缚，没有一味地袒护中国公司，展现了放眼世界的胸怀。 但是，有人直接指出：是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李 ** 和中国银联的柴 ** 在阻止中国 RCC 技术…… 中国政府消耗的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有义务有责任支持中国企业，当然，是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 美国为什么不将 NFC 确定为唯一移动支付技术标准？有中国人认为：一旦确定为唯一标准，那就等于承认那是必须技术，等于被人掐住了技术命门。对此我不能完全认同。我认为：是美国人对“自由竞争”的近乎偏执的坚守，使得其希望有不同的标准去竞争。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让 RCC 与 NFC 继续竞争，给中国企业一个机会呢？市场比政府聪明，市场会选择出最好的路径。   5 ， RCC 应当怎么办？ 首先，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政府强行驱逐 NFC 、让 RCC 独家垄断。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无须多说。 其次，要用尖端的技术赢得客户信任。尤其在安全方面。手机支付，消费者有两个基本需求，一是方便，二是安全。消费者宁愿牺牲部分便捷，也要保证安全。 RCC 应当证明自己在安全性方面的成绩。 第三，要想办法让下游企业支持自己： RCC 称：“ NFC 拥有 1700 项专利，主要掌握国外企业手中； RCC 拥有 600 项技术，全部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我要问：这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你有民族主义情结，人家别的国家很可能也会有。 NFC 的专利掌握在多国公司之手，而你 RCC 的技术全部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人家国外敢采用你作为标准吗？近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很愚蠢地导致了其他国家的警惕。 RCC 称：“一旦 NFC 成为国家标准，那么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额专利费用支出”——同样反过来问一句，假设 RCC 成为国家标准，乃至世界标准，你是否想收取一大笔专利费呢？别人会愿意吗？ “中国是手机用户大国，具备引领世界的机遇”——挟用户固然可以自重，但技术先进是前提。中国不能因用户多就处处与世界隔离，独成体系。 这个世界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开放。 RCC 是否可以开放自己的技术，甚至宣布放弃大部分专利费？友好的态度能够在国际国内赢得下游企业的支持。 又比如， RCC 的技术是否能够吸引苹果公司？是否可以与苹果公司展开合作，甚至将自己出售，成为苹果的一个子公司？借苹果的力量，可以将 RCC 成百倍地放大。 时间已经很紧迫，一旦美国政府和苹果公司倒向 NFC ，那么， RCC 的机会就渺茫了。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我厌恶民粹；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政府给中国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要早早地自断臂膀。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两会代表的错位勇敢       葛剑雄以说话大胆著称。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在两会上提出建议：为离任国家领导人制订礼遇条例，令他们退位后的待遇有法可依，并且待遇不能延及子孙，也不能随意扩大，免枉花纳税人钱。另一建议是党官应该由党费俸养，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      此发言引起网民强烈反响，赞为今届两会“最勇敢的建议”。这种勇敢是让人感觉悲哀的。离任国家领导人待遇，在文明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范围非常小，待遇非常透明。而在中国，有一大堆国家领导人，他们离任后的待遇也完全是不透明的。葛剑雄并没有说让离任的国家领导人百分百与平民一样，他只是提出要法制化、透明化；至于党官应该由党费来养，而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国际惯例上，都是完全合理的。     提出正常的要求，居然需要勇敢。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并且，有人说葛剑雄上述发言是2013年两会时的，又有人说葛剑雄最近出面否认那些话了。其中的周折，大家猜去吧。     与此相反，一些明显很无理的要求居然被某些人很放肆地公开提出来了。全国人大代表、某电器公司副总陈伟才说：“正部级领导年薪20万太低”。我希望他与那些年薪2万元的公民去交流他的建议。部级领导，市里出门有公车，长途坐飞机公家报销，专职保姆和司机的费用由财政负担，房子是几乎以免费的价格购得的……而那些百姓，哪一样不是自己负担？尤其是房子，百姓收入为部长的1/10，购房价格却是部长的10倍，这一差就是100倍。我对陈伟才先生说：我去当部级公仆，每年倒贴100万可否？另外，我建议部级领导的收入交由全民公决。     有人说要抵制陈伟才公司的电器，我同意。产品如人品，有陈伟才这种人品的人当副总，他的公司的产品也很恶心，不配放在百姓家里。除非陈伟才或他的公司出面为他的言论公开道歉。     另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报道说他建议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遭受网友痛骂之后，何香久改了，他说自己没有说“大幅度”提高，而是说“逐步”提高；也没有说提高全部公务员的工资，而只说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     对比葛剑雄、陈伟才、何香久的言论，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鲜明的特点：为主人说话需勇敢，为公仆争利可放肆。这在整个中国两会上都是非常明显的。与国外完全相反。     当国外议员在巴结选民的时候，中国的代表、委员在巴结官员。两者貌似相反，但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分析，两者完全一致：都是要巴结授予自己权力的人。从这个角度看，陈伟才、何香久这类人是非常有职业道德的，他们对得起给予自己官帽的人；而葛剑雄呢，他从官员那里拿来教授和政协委员的光环，却为纳税人说话，他的职业道德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有网友预测：陈伟才、何香久这类人将连任下届代表、委员，而葛剑雄必然被踢出去。我完全相信此预测。据说早在前两年，由于葛剑雄说话太大胆，他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已经被免了。好在教授一职仍存。我看也快了。     文死谏，被称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流毒。葛剑雄在当今时代表现出的大义凛然，俨然一当代文死谏。他的勇敢，证明着今日的荒唐。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政治生态正在一天天改善，希望今后不再需要葛剑雄式的勇敢，而是让陈伟才、何香久们犹豫再三，很忐忑地去考虑敢不敢提出他们那媚权的建议。

昆明血案与愤怒的时机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305/bkncn-20140305000212153-0305_05411_001.html       昆明血案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论。左派和自由派的一部分，在拼命表示愤怒、谴责，并寻找那些不同意见，大肆攻击。     暴力袭击平民，罪不可赦，对此，难道有什么分歧吗？根本不会有分歧。只是另有些人要求慎称恐怖，要求汉人反思。仅仅这么一点反思，便让左派们恼怒了，他们认为所有不跟他们一起谴责恐怖分子的，都是缺乏人性。     我对昆明事件的态度： 1 ，恐怖分子是人类公敌。 2 ，将某人定义为恐怖分子，必须公开展示充足的证据。 3 ，即便被定义为恐怖分子，也要允许其公开为自己辩护。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顺序： 3 月 1 日杀人， 3 月 2 日谴责， 3 月 3 日宣布破案。也就是说，在案件尚未告破时，有人已经宣布行凶者为恐怖分子甚至是东突分子了。先定罪，后找证据。 我希望尽快看到证据，证明那些恐怖分子是东突分子。注意东突分子的由来： 1944 年 11 月 7 日（苏共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事变（大陆历史书称为三区革命）爆发，在苏联红军支持下，伊宁全城被占，东突分子四处残杀汉人。 11 月 12 日，东突分子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某中国领袖 1949 年致信东突革命领袖哈斯木：“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昆明血案的死者都是无辜的，值得同情与默哀。对平民使用暴力者，必须受到严惩。问题是：在中国，对平民使用暴力的，只此一回吗？用秤砣打死小贩，用工程车压死村民，关押访民，强拆……不都是对平民使用暴力吗？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人出来谴责呢？为什么不把那些施害者定义为恐怖分子呢？ 有些人假装看不到公职人员对平民的袭击，却对底层的暴力表现出痛心疾首，因为他们知道，在类似昆明血案的时候谴责恐怖分子，是与公权力态度一致的，是很安全的。而谴责公权力，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万恶的拆迁，纠集地痞流氓，开着推土机，强拆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民居，那些今天义愤填膺的人，对强拆像今天这样痛心疾首了吗？他们只敢跟在公权力后面谴责所谓暴力，非常安全地显示自己很有正义感。 装天真，做无邪状，好像死几十人多么让他痛心似的。如今在昆明事件中表演起人道主义关怀的，往往是那些当年为 911 事件叫好的。想对立的是，那些当年强烈谴责 911 恐怖袭击的人，也有很多在呼吁探求昆明袭击者的动机，而他们当年拒绝探求本拉登的动机，认为只要袭击平民，就只需给予谴责。都够分裂的。     他们在那里谴责恐怖分子，做热血正义状，我看到的，却是冷血和奴性。假如当初，我们每个人在应该愤怒的时候都站出来愤怒谴责，那么，就不会有那么高的税收、那么多的罚款、那么多的强拆 ，甚至不会有昆明血案。     我们一定要谴责恐怖分子，同时，不能把这种谴责放大为对某一群体的谩骂。请尊重新疆人民。 我无意否认中国政府多年来为缓和民族关系所做的努力。但我们是否找到了合适的思维和路径，却是需要思考的。我们的政策，往往是居高临下地关怀，而少数民族更需要的，是被尊重；请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选择制度的政治权利。 我们愿意相信中共有足够的智慧去提高民族政策的水准。 （该文为on.cc首发，在其他网站延迟一天发布）   链接：  《9·11见证中国人的进步》

重庆搬迁毛像的迂回策略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302/bkncn-20140302001736396-0302_05411_001_cn.html     曾经的红都重庆，搬走了曾经的红色标志，毛泽东塑像。事情的过程及背景耐人寻味。     这种巨型的毛泽东水泥塑像，曾经遍布中国。在1980年前后，这些塑像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推倒，拉走，消失。当时，没有引起争议。     而30年之后，如果再要让存下来的毛泽东像消失，却不那么容易了。其原因颇为复杂。     无论你是否喜欢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他巨大的能量。在他去世近40年之后，仍能成为中国人争论的焦点。网络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激烈交锋，争吵，甚至是谩骂。     支持毛的人，被反毛的人称为毛粉。毛粉自己也经常这样自称。毛粉的构成很复杂，其中很大一块是年龄在50岁左右的下岗职工。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分析这一群体——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为中国人打开了致富的大门。下岗职工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较小者，通过“怀念毛泽东”这样一个奇异的路径来表达对现实不满。他们是红歌的拥趸，也是毛泽东塑像的拥趸。     今天，如果推倒毛泽东像并废弃，固然会让反毛者兴奋，感觉很爽。就像俄罗斯等国抛弃列宁、斯大林塑像那样，冲着塑像扔鞋子、撒尿。     包括中国在内的前苏联阵营遗留下的大量领袖像如何处理，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中国与其他国家走了完全不同的改革路线，也就有了不同的塑像处理方式。后者可以视为改革的一部分。     历史会证明谁的改革成功。意见对立的两派，都认为自己能看清孰成孰败。双方都需要时间。     对待毛泽东及其塑像，也是如此。 中国人处理毛像，不像前苏联各国处理列斯像那么爽。重庆把毛塑像搬到工业博物馆，是很聪明的做法。如果直接推倒，会激起毛粉的对立情绪。当今中国，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没有必要增加新的对立，进一步撕裂这个已经脆弱的社会。     搬到一个平常少有人看的地方，等于是冷处理了。放两年，可继续下一步处理。重庆的做法值得推广。     自由派人士里面，很多人轻视底层百姓，也不喜欢毛。但恰恰是毛，当年巧妙鼓动并利用了底层力量。这一点，自由派要学习。     此次重庆搬迁的毛像，是在一家物流公司的地盘上。该公司业主有无政治倾向？或仅仅是为了腾出空间？据说是为了开发房地产项目。即便仅仅是出于商业利益，我也是赞同的。用商业的力量化解某些政治恩怨，有时候是个不错的选择。     迂回，是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妥协。民主，其实就是妥协。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妥协。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在每一次妥协之后，不要让这个国家倒退，而是向前推动，哪怕每次只前行一小步。   （该文为on.cc首发，在其他网站延迟一天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