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国——10月5日的台风“菲特”带来强降雨，直至14日余姚地区的积水仍未完全退去，有网民爆料指出，余姚一名镇干部在进村走访时，由他人背进了灾民家中。余姚三七市镇通过官网微博表示，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网民称，10月13日，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该领导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 事件转发超过万次，余姚市三七市镇通过官方微博证实此事，当事人系该镇机关工作人员，“于13日上午去魏家桥村上门走访慰问患重病村民。目前，镇纪委已对当事人作出严肃批评教育，下一步将进行组织处分，同时在全镇党员干部中进行通报，要求引以为戒。” 自水灾发生以来，余姚市民对当地政府的救援情况感到极其不满，水灾发生2日后无任何人走访灾民，11日还发生民众围堵报道不实消息的宁波电视台工作人员事件。 FMN
阅读更多雷颐，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为雷颐的历史文章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文字。雷颐在书中讲述他的历史观时写道：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董桥评价雷颐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徐友渔则说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访谈 雷颐：我们那时候都太天真了，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在《历史的裂缝》之后，雷颐新书名为《历史的进退》，这本原想署名为“熔古铄今”的书，就是想借历史的块垒，浇现实的胸怀。在雷颐看来，“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 2008年2月27日，《晨报周刊》连线雷颐，这位爱较真的湖南籍学者。 在采访中，雷颐特意强调他是湖南人，即兴讲了长沙火车站的那根火炬的故事，在文革中，火炬的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朝向都可以得出很“反动”的解释，于是只能直直地向着天空，这一个段子，也出现在他的《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中。当时，雷正在长沙念书，他说，现代人以为那是笑话在当时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出特殊的解释，一个社会荒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 晨报周刊：你上本书叫《历史的裂缝》，这次叫《历史的进退》，这两个书名，分别代表着你什么样的历史观点？ 雷颐：“裂缝”有窥探历史的意思。所谓“进退”呢，一方面是说历史往前进一步就是现实，现实往后退一步呢就是历史；另一方面呢，有人说历史是“进寸退尺”，许多年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今天还在面对，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到“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同时也说到“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以你的经验，“集体记忆”和“私历史”之间，有怎么的矛盾统一？ 雷颐：按照道理来说，集体记忆应该是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应该是完全矛盾的，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选择有强力的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时间久了，集体记忆就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那篇《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想写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记忆的干涉，我们要用个体的记忆来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形成真正的“集体记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那时我还刚上大学，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她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就为了撇开毛泽东说毛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策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怎么能逃脱责任呢，结果历史会搞清的。但实际上过了几十年，它越搞就越成功，我在大学里问过好多这个问题：“在你们的心目中，文革中的毛泽东和江青、林彪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那他们绝对是分得清的，绝对会认为文革的坏事就是“四人帮”和林彪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了，以为一个事实总有一天会搞清的。我这个东西只是希望为历史存一个档案。我知道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我做到了一个历史学家该做的事，至于以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没有办法。 晨报周刊：天津教案这个故事有三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再思考：一，曾国藩到了天津，经过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灯均系传言”，比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是，各地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你觉得是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调查呢？ 雷颐：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你说真话的时候也没有老百姓相信。比如说央视大火，应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我看到从网民到不会上网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都有人在幸灾乐祸，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们对央视对的一种不信任。 晨报周刊：之前的历史书，经常把处理天津教案作为他一生的污点。他成为“卖国贼”，也有赖于此。至于协助曾处理此案的丁日昌，也被骂成“丁鬼奴”。当年郭嵩焘出使欧洲，长沙的士子们要烧他的房子，不准他回乡。对于与洋人交涉的官员，为什么舆论上会如此苛责？据你考察，对他们态度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雷颐：应该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期间，国人就看到顽固愚昧的那些东西，对中国的危害。所以后来辛亥革命，那些学生的观点就是另外的一种了，慢慢他们就会影响一些民众的看法。到了“文革”中，只要参加了涉外活动的，大多就被打成了“里通外国”，这是一种复辟。 晨报周刊：你认为，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正义，也越容易过激。但最后“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当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中，总是一次一次地被煽动，为什么民众总是这么容易被煽动呢？ 雷颐：就是啊。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塑造是极强极强的。这些年，一定要强调爱国主义，支持国学，现在是一拨一拨的传统文化热啊，说中国的好啊，在历史上呢，一定要反复强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民众就很容易被煽动。 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清政府拖延改革造成的 晨报周刊：我特别注意到，你谈晚清王朝改革的一拖再拖的那篇《晚晴的两次“行政改革”》，以及《何以“激进”》和谈伊朗民主的那篇《“白色革命”的结局》有内在的脉络，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如果自我改革的步伐太慢，就会自己“制造”出激进的“革命党”出来。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还要慢，能拖就拖，好像你并不是这样看的，是吗？临界点在哪里？ 雷颐：对，如果都有理性的话，让社会没有动荡一点点前进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继续拖，不改革就会滋生许多弊病的，这些弊病民众是不答应的。有人说“激进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太大，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改革造成的，你看开始有几个人支持激进主义啊，没几个人。因为统治者总是不改，一点点改良你也用极端的手段去镇压它，你这不就是都把人弄成了激进主义者，包括有些人只是体制内的改良者，你都要镇压他，像康梁那样。本来“改良派”和“革命派”辩论的时候，是支持改良派的人多，清政府不改的时候，革命党就说，怎么样？你看，它就是不改，这时便有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党。 晨报周刊：你在《矿难语工会》中提出，我国频发矿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建设不够，你认为当下中国诸多的问题是因为《最怕无社会》？ 雷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成立工会不行，包括外资什么的，以后只要社会稳定，就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应该各有各的工会和协会，这些东西应该是劳方和资方的斗争、罢工、谈判，政府应该只是充当他们之间的第三方。其实我很早前就写过关于北京出租车的文章，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租车应该让他们独立成立工会，因为他们的“份儿钱”极高，他们没办法。最应该警惕的是权力和国家，公权力需要社会来制衡，但我们的“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我本来想把“不怕无政府，就怕无社会”作为标题。 他们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 晨报周刊：我觉得《“疑”重于“信”张中行》这个文章颇多可琢磨之处，张中行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很赞同这个判断。但现实总是这样吊诡：在“只让人信”的新时代，我们却出现了整体缺乏信仰的局面。这又是为什么？ 雷颐：其实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最后还有这么一句话：“老北大没有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但收到这个书里被删掉了。我们讲的“信”，多半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东西，但现在的一些信仰教育呢，多半是和现实完全是相反的。你讲的好话别人都不信，你说的和做的反差太大，有些好的东西，好多人已经开始不信了。 晨报周刊：《“万岁”的故事》、《层层剥笋法》、《可如实回答》这些文章谈的都是“心灵的屈服”和“自我的觉醒”，好像屈服很容易，但觉醒很难。 雷颐：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一种原罪的意识在这里面。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种万象更新，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很多人是出于这个觉得党真伟大。那么他就逐步逐步地觉得，自己当年是否错了？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期间那种极端，让大家对毛的那一套产生了怀疑。经过了极端才觉醒。这种觉醒的过程是挺慢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李锐、杜润生、朱厚泽、李普这些老革命，自己称自己为“两头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是真诚地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投入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去的，晚年呢，反思自己中间那一段，丧失了自我，明明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共产党的，但逐渐被洗脑，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自我，盲从了。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这一批人两头都是真诚地信仰民主和自由。中间那一段被称之为自我的迷失。 本文来源《晨报周刊》 ——白衬衫
阅读更多由「源頭減人」、「盲搶地」、審批權、「新香港人」等與新來港人士的議論在民間愈演愈熱，甚至豎立各張旗幟大動干戈、口誅筆伐，擂鼓大震下起戰書。針對新來港的迷思其實一直未有減退，只是將觀念埋在心裡或深入骨髓，靜待機會再度發酵和引爆。 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將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下稱關綜聯)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的隨筆，以及 史兄 的文章並置，望能有助讀者和大眾有更綜合的理解。 幾天前，有報章指出，「根據入境處和民政事務總署數字，1998 年至今年8 月，共有超過76 萬人持單程證來港，平均每年近5 萬人。需要領取社會援助的人，每年佔七至八成，每年持單程證來港而沒有工作的人，亦由1998 年的2270 急升至去年的6983 人。」文中所提及易令讀者驟已為單程證來港人士長期依賴福利，且沒有回落跡象。 ************************************************* 問題一：「根據入境處和民政事務總署數字…需要領取社會援助的人，每年佔七至八成…」，真的有七至八成新來港人士需要領取社會援助？ 首先，何為「社會援助」未有具體說明? 社會援助一詞著實流於空泛，且容易錯誤引導公眾。其意思若是指社會福利署所提供的公共福利金(即綜援、傷殘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 ，申請時必須符合居港7年的規定。若擴大範圍至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資助(書薄津貼、車船津貼)、勞工處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關愛基金、公屋免租等恆常或非恆常現金津貼，則不少非綜援的新來港人或香港市民均有可能領取。 曾德成： 根據調查統計(即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有一點可能是很多人覺得驚訝的，就是新移民中的貧窮戶其實是自力更生的一群。計入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仍處於貧窮線下的新來港人士住戶有3.2萬，他們當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27%，見下圖)領取綜援，這較有兒童貧窮住戶的29.1%和單親貧窮住戶的68.1%還要低。 –> 貧窮線下只有1/4人申領綜援，而非7至8成。 史兄： 社署數字，2011年底有276,710綜援個案，當中有153,950為年老個案，其他122,760為殘疾、健康欠佳、單親、低收入、失業等。（ 表一 ）假設每年約有五萬人拿單程證來港（得咧得咧，我知150×365=54750，但每日150限額用唔晒嘛），七年約三十五萬。2005-2011年，當中只有少部份（大概4%-6%，我拿5%）來港時50歲以上（ 表A1 ）。所以，這三十五萬當中，大概95%的人（332,500）不能拿老人綜援，17,500可以拿（其實以拿綜援的年齡下限推算，可以夠秤拿老年綜緩的比例應該更少）。 332,500（不能拿老人綜緩的單程證人士）的70%（明報說拿綜緩的比例），已是232,750，高於非年老的綜援個案（122,760），仲高成一倍。…我搵左好多政府報告都搵唔到。對於呢份垃圾報紙亂寫數據，本人強烈讉責。 –> 7至8成數字無從查證。 關綜聯： 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即由72,816人(2004年底)下跌至17,621人(2011年底)。同時，根據社會福利署最近5年的統計數字所得(由 2008-09至2012年12月底為限)，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按照2011人口普查的數據，內地來港未足7年的人口為171,322，申領綜援人數則不足2萬人(包括老弱傷殘)。若以個案類別作劃分，獲豁免居港7年規定的申請人，分別以「單親」、「低收入」、「健康欠佳」及「年老」為主，「失業」和「其他」兩類別每年的數字總數均少於200個(個案總數合共9100個)，明顯地低於所言的7成以上。新來港人士申請人數正下跌，沒有工作的數字亦低於所提的6千多人。 按類別，過去5年獲豁免居港7年規定的新來港綜援個案 –> 7至8成新來港人士需要社會援助難以證明，而領取綜援數字亦遠低於該意見。 ******************************************************* 問題二：曾德成：「約25％新移民領取綜援」? 傳媒： 未有提及；但提及1998 年至今年8 月，共有超過76 萬人持單程證來港，平均每年近5 萬人。需要領取社會援助的人，每年佔七至八成，每年持單程證來港而沒有工作的人，亦由1998 年的2270 急升至去年的6983 人。 –> 未能證明，但報道所述社會援助容易令人構想7-8成新來港人士領取綜援。 扶貧委員會： 計入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仍處於貧窮線下的新來港人士住戶有32,000，他們當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27％）領取綜援，這較有兒童貧窮住戶的29.1％和單親貧窮住戶的68.1％還要低。 –> 貧窮線下約25%新來港人士領受綜援。 史兄： 這27%的分母是指「貧窮線下的新來港人士住戶」，並非「新來港人士住戶」。分子則是指在「貧窮線下的新來港人士住戶」中，有多少人拿緩綜。這個數的分子與分母，皆來自《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p.117 ）： －新移民住戶，貧窮住戶：317,000 －綜援住戶中，(iv)其他特徵，有新移民成員：84,000 兩組數字大概等同26.49%。四捨五入，應為26%，不過我相信這是可能政府的數據可以去到十位數，除出來、四捨五入後是27%。 （新來港住戶指家庭住戶內至少有一名成員自中國內地來港定居少於七年， p150 ） 咁27%能唔能夠代表有拎綜援人士佔總新移民的比例？ 我起碼知道個數並不等同「約25%／27%新移民領取綜援」，最多只係「約25%／27%貧窮線下的新移民有領取綜援」。 個人認為，若只計來港未滿七年的人士，10.29%(17,253除171322)的來港未滿七年的人士拿綜援，應該為一個較準確的比例。 –> 翻查各政府文件後，只能證明貧窮線下約25%／27%貧窮線下的新移民有領取綜援，估計新來港家庭申請比例約為10%。 關綜聯： 根據社會福利署最近5年的統計數字所得(由2008-09至2012年12月底為限)，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至於同期綜援的申領人數，同樣錄得跌幅，由478,562人降至439,216(跌幅為8.2%)，前者的跌幅較後者大。 按照2011人口普查的數據，內地來港未足7年的人口為171,322，申領綜援人數則不足2萬人。 –> 以近5年統計數字計算及2011人口普查的統計資源，均發現領取綜援人士少於25%，推算與史相若，為10%左右。 結論：25％新移民領取綜援的說法很可能只應用於貧窮線下的新來港人口。 ****************************************************************** 問題三：「每年持單程證來港而沒有工作的人，亦由1998 年的2270 急升至去年的6983 人」屬真確？新來港人士不願自力更生？ 扶貧委員會： 從另一面來看，是這個群組的在職戶 — 即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就業 — 的比例較高，達到70％。於是，新移民貧窮戶當中，大部分屬於在職貧窮戶，住戶數有22,000，有人口82,000。 新移民的在職貧窮戶雖然都有人打工掙錢，但在一家裡面，就業人口少，而孩子多，負責養家的家長的負擔很沉重。據統計，這些家庭平均每戶有3.7人，平均兒童人數是1.3人，而平均就業人數是1.1人。也就是說，平均一名就業的家庭成員除了要養活自己，還要供養2.3人。 相對於全港所有在職住戶的數字，這有頗大的差距。以全港所有在職住戶計算，平均每戶三人，平均就業人數是1.7人，平均有兒童0.5人。於是，家庭中一名就業成員平均只供養0.8人。 再深入分析還可以看到，這些家庭的在職成員超過九成從事低技術工作。他們有些人的教育水平較低，但有些即使有不低的學歷而學歷不獲承認，於是無奈地幹着低技術、低工資的工作。他們即使受惠於最低工資的保障，收入仍然相對偏低。 …上文說過，這個群組當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27％）領取綜援，是對自力更生較自覺的一群。他們當中靠恆常的現金政策援助脫貧的只有2,400戶。 –> 肯定貧窮線下的新來港家庭願自力更生，貧窮源於供養率高、學歷及技術較全港在職住戶遜色。 史兄： 未有提及。 關綜聯： …若以個案類別作劃分，獲豁免居港7年規定的申請人，分別以「單親」、「低收入」、「健康欠佳」及「年老」為主，「失業」和「其他」兩類別每年的數字總數均少於200個(個案總數合共9100個)。(見圖一) …以社會福利署審核2013-14開支預算的回覆，過去5年的「失業」(即每月工作不足120小時，不等於全面失業)綜援類別中，家庭成員組合「有1名或以 上新來港定居少於7年的受助人，年齡不限」(即包括18歲以下獲豁免人士)由2,691個(2008-09)跌至1,298個(2011-12年)，而 2012-13年度(截至2012年12月底)則再跌至1,079個。綜合各項數據，「新移民不願工作，而依賴福利」、「沒有工作的人數則由2千人升至7 千人」的推斷難以服眾。 –> 以「失業」為酌情理由的個案較其他類別少，且失業個案數字持續下降。 結論：官方及關綜聯的意見揭示「不願自力更生」的說法未必屬實，從個案的跌幅至新來港在職比率某程度能提供稍多例證。 ******************************************************** 講到尾，條數啱定錯？到底點樣計？ 總的來說，拙文非為製造出新的論點，只單純希望藉觀照各方就新來港人士使用福利「比率高、依賴長」的論述作粗疏地展示各方意見，並且回應高學歷移民少依賴 官媒：港需「新香港人」一文的說法，避免大眾加強對新來港人士依賴福利的負面標籤。 ********************************************** 參考資料： 明報，高學歷移民少依賴官媒：港需「新香港人」，2013年10月10日。 香港政府新聞網， 新來港人士多自力更生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新移民申請人數大幅下跌：請認清事實，勿再抹黑新移民 。 Relgitsjg史兄Facebook fan page 。
阅读更多作者： 老虎庙 胡绩伟病重时，林牧的儿子代表林牧家人去医院看望老人。 林牧的儿子留短发，这叫胡老颇为迷惑，“你不是留长头发的吗？”林牧的儿子听了委屈，他的确从来没有留过长发。胡老是把我误以为林牧的儿子了，前些年我和林牧的女儿林蓁蓁同往胡老宅邸，是为《林牧口述》一书请胡绩伟作序。年逾九十的胡老误以为我们是林牧的一双儿女。 胡老的女儿胡飞飞在电话里对我描述，胡老抱病卧床，提起你难免回忆说他年轻时也留着长发，颇见怀旧。 我留长发是四十年前。那时候年轻气盛，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抨击喇叭裤、长头发和跳迪斯科的年轻人就忿忿不平。我那时便留发为志，招摇市井，以示抗议。这一转眼年过六十，前些时还想着是否剃发，表现庄重，也免了装嫩嫌疑。可当年反对留发的家人却说真要剃了，倒也怪怪，好像不是你了。故至今犹豫。 胡老于人生最后时刻能够眷恋故往，怀想半世纪前的曾经，并对青年人表现出欣赏与包容，这恰是胡老追求思想意志自由至死不渝的精神体现。 2012年9月16日上午7时05分，胡纪伟与世长辞。获知消息后的第二天，我从秦巴山中外景地刚刚拍片返回西安。遂写作文章《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 2013年四五月份前后，接到胡纪伟的女儿胡飞飞来电，说是正在编撰中的胡纪伟纪念文集计划辑录我那篇文章，遂稍事修改，订正了几处历史时间方面的模糊。而此文章在先为华商评论微信公众账号下的＂划伤评论＂所约，后该网刊被意外停办。再被石扉客索去并应其所属刊物要求补充细节如胡老家庭环境的描述等，令文章变得饶有居家情趣。原本就此一篇人物回忆与追念，竟然在出版前夜的最后政府“审读”中无端遭禁。一篇文字的命运竟然如此一波三折！ 这篇文章终于面世于一年以后出版的这部名叫《一生追求老时醒》的港版书里（见该书273页）。同时辑录的文章有李锐、于浩成、杜光、姚监复、铁流、曹思源等近百人所写。令我激动的是编撰者认知与我趋同，同样取其胡老原话“醒时老，老时醒”之意。而我的篇名则叫《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http://zhangshihe.blogchina.com/1361734.html》可见此话足够回味。难道是胡老于生前对自我一生的超前论定？而这论定又带给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多少值得深思，值得自我检讨的空间啊。 在此，审思当前，胡纪伟一生追求之“言论自由”进程，在现实里究竟是开顺车呢还是开了倒车，乃至晨曦微露的一点点天光里竟然不时听得到一声声急刹而大梁裂断之声。危险，同胞们！ [《一生追求老时醒》由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老虎庙口述历史（42）：痛说党史二三事 / 2013-10-11 07:40 / 评论数( 1 ) 老虎庙口述历史（41）：《欧阳海之歌》的前后事 / 2013-10-06 06:30 / 评论数( 5 ) 老虎庙口述历史(14)：给北岛送稿件 / 2013-10-05 01:07 / 评论数( 4 ) 审判冀中星（纪录片剪辑杂记） / 2013-09-27 07:35 / 评论数( 3 ) 老虎庙口述历史（26）：八十年代的私人书店 / 2013-09-23 09:09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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