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7月12日（张闻天）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

　　作者：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 ** 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 ** 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 ** ”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 ** 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 ** 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 ** 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 ** 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2006年1月13日改定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6%9C%89%E4%B8%80%E4%B8%AA%E4%BA%BA%EF%BC%8C%E5%8F%AB%E2%80%9C%E5%88%98%E5%AE%BE%E9%9B%81%E2%80%9D.html

犯罪學大學本科畢業的Jean，六年前在菲律賓勞工機構做義工的時候，接觸過因性傾向受到歧視而遭雇主炒魷魚的女勞工Mia的案子。至今回想起來，在沒有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香港，她還是覺得公道難求。 文/孫珏 圖/Thomas Lee 菲籍勞工Mia和Jen：親密的陌生人 2006年5月13日，Mia離開工作了近八年的香港前往澳門，希望以此換取一張重回香港的旅遊簽證。早前已有法律顧問勸告她切勿挺而走險：假若違反逗留條件以遊客身份找工作，即屬犯法，只能令她的處境雪上加霜。 幾星期前，新合約未滿的菲律賓家務助理Mia遭到解僱。原因是某個週日太太撞見平時低眉順眼的「姐姐」，竟然身著男裝，摟著一位長髮菲律賓女子，情侶一般地在街上走過。Mia坦言自己生來便是同性戀，與Jen已經交往兩年，但僱主接受不了，更擔心她的「非正常」性傾向會給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帶來負面影響。 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讓一向鎮定的Mia亂了陣腳。她必須在合約結束後兩周內找到工作，否則就得回到菲律賓重新開始漫漫無期的等待。為了能在簽證到期前找到新僱主，她白天跑中介、面試、甚至偷偷地試工。夜晚，無家可歸的她借宿佐敦的一間庇護所，與同樣受到不公待遇甚至被虐待、性侵犯的菲律賓、印尼、尼泊爾女勞工們一起擠上下鋪、睡地板。在庇護所度過的十多天她晚晚失眠。夜深人靜時翻看手機裏存著的Jen發給她的短信，句句動情。身心疲憊的Mia常常對著電話落淚。她說，在香港的這些年，從未如此眷戀此地。Jen的愛是她留下來唯一的動力。 Mia與Jen的相識相愛，與其他受訪者的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一見鍾情的機率很小，多數人是在參加朋友、同鄉的聚會或外籍勞工組織的活動上認識的。他們淡淡地開始，逐漸瞭解後，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由於工作時間限制，絕大部分的家務助理每週只有週日才能外出消遣，所以從相識到相愛的感情發酵通常需時良久。Mia和Jen就是在她們認識一年多後才擦出愛情的火花。但情到濃時愛亦深沉。在無法見面的六天裏，Mia與Jen每晚睡前都會以短信傳情，或者小聲地在房內簡短地通話。Mia回憶剛與Jen確立戀愛關係時，每個週末的夜晚都會激動得睡不著覺。週日清早僱主一家還未起床，她已背上大包坐半個多鐘頭車到中環，在附近的公厠悉心裝扮：擦一點點古龍水，把短髮膠起，寬大的上衣束進牛仔褲裡，最後扣起皮帶戴上空軍太阳鏡。當時年近四十的Mia早已沒有年輕時消瘦挺拔的輪廓，但一番修飾後也英氣十足。 在麥當勞門口等Jen的時候，Mia掏出一張夾在錢包裏的照片。照片裏是她留在菲律賓的三個孩子。她十多歲被迫與鄰村的男子結婚，生兒育女，二十五、六便去了新加坡打工，再輾轉來到香港。當初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供子女上學。Mia說，兒女曾經是她漂泊生活中唯一的安慰，直到在香港遇見Jen。有Jen在的遮打花園是她在這個石屎森林裡僅有的避風港。只有在此時此地，她才不是別人的女傭，不是家庭的支柱，而是一個被疼愛的人，是自己的主宰。 離別在即，她慶幸有愛人的不離不棄。她們原本打算「再過幾年賺到足夠的錢，就回去家鄉蓋一間屬於自己的小房子，像其他夫妻一樣本分地生活。Jen希望再收養一個孩子……」 但話音未落，她就沉默了。 2006年5月13日，Mia簽證到期，走投無路的她決心孤注一擲，由澳門折返香港碰碰運氣。臨走前她在電話裡說，有個僱主最近著急用人，機不可失。但幾天後Mia返港計劃失敗，只能由澳門直接回到菲律賓，自此一別不知歸期是何期。 同性戀愛：不能出現的需要 Mia的遭遇不忍卒睹，但像她一樣因不同性傾向受到歧視甚至被炒魷魚的案例在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家政工中實不多見。因為全港27萬多的外籍女勞工從事的是一種「特殊」的低收入家庭照顧工作。這份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她們在履行女性家庭照顧職能的同時必須主動刪除任何與性／別相關的符號。例如，為免女主人不悅，她們工作時經常以中性化妝扮示人，唯有在週日或者公假，才可以隨心所欲地穿戴，去中環、灣仔或者銅鑼灣等家政工密集地釋放真正的自我。一般人上班都還有下班的時候。離開公司後可去消遣、拍拖或者回到自己的安樂窩。這些家政工長年離鄉背井，一周六日寄人籬下已毫無隱私可言，不成文的行規更要求她們壓抑正常的情感以及性需要，以免意外懷孕或者染病，直接造成僱主與自己的損失。換言之，她們常年累月的寂寞一直處於一種幾乎無人過問也難以疏解的狀態。但也有不少受訪者似乎更願意外界對自己的需求不聞不問。在香港工作了十三年的菲律賓家政工Jean說，中性的著裝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障眼法，僱主對性傾向知道得越少，她們的同志身份就越不容易暴露。 犯罪學大學本科畢業的Jean，六年前在菲律賓勞工機構做義工的時候接觸過Mia的案子。至今回想起來，在沒有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香港，她還是覺得公道難求。而入境處也只允許家政工兩周的轉工期，她們就更不會願意為了一場官司繼續無薪滯留在香港。 令人痛心的是，一條全面的反歧視法例，包括性傾向歧視條例在97年以兩票之差未能在當時的立法局通過。反對聲音指如果對任何歧視問題都以立法方式解決的話，社會將會過度立法。而以議員李卓人為代表的支持派則認為對不同性傾向的歧視早已存在，立法之後再進行社會教育倡導才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在今年5月12日的國際反恐同香港集會上，李卓人回應說：「（我們）在努力促請平等機會委員會制定性傾向以及年齡歧視條例。法例同樣可以保護外傭不受僱主的不平等對待。（職工盟）下面也有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外傭工會正向政府爭取免除十四日期限，可以讓她們自由轉工。如果沒有苛刻的時間限制，被僱主苛待的外傭也會敢於向工會投訴，透過法律途徑為她們自己出聲。」 印尼籍勞工在香港 調查顯示，本地大約147,000名印尼女性勞工中絕大部分都只有二十來歲。印尼的法律規定，出國勞務輸出的女性年齡不得低於18歲，比菲律賓的最低年齡還要小三歲。週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走一圈，不難發現，很多嬉戲玩耍的印尼女孩還稚氣未脫。為了能出國打工，未到法定年齡的甚至會篡改護照，將自己虛報成比實際年齡大5至8歲。她們來香港的時候都還是單身，幾乎都是為了賺錢養家或者供弟妹上學。而較為成熟的菲律賓家政工很多已在國內結婚生子，漂洋過海大多是為了子女的學費。 一些較為大膽的印尼女孩會與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男性勞工，展開一段段異族異地情緣。更多的則選擇與同性來往。對這些女孩來說，她們並不像印尼電視新聞裏描述的那樣是因為「深受西方思想的毒害」而去學外國女人搞同性戀；在男女勞工比例嚴重失調、幾乎與來印尼男性絕緣的香港，與同性作伴不但可以緩解在異鄉的寂寞，相互扶持，更可避免與異族異性發生性關係。與前者相比，這樣的行為更加大逆不道，嚴重觸犯伊斯蘭教的清規戒律。 然而大多數的同性戀情最後都以分手作結。年近二十六七的女孩終歸要回去嫁人。但至少這種短暫的親密關係讓她們在婚前仍能保持處子之身，也更容易為保守的印尼社會再次接納。長期研究外勞社群的香港大學人類學者Amy Sim博士指出，如果將香港與其他大量輸入印尼以及菲律賓勞工的地區比較，不難發現，男女比例較為平均的社群出現的同性文化更為低調、隱晦。可見在比例嚴重失衡的香港，家政工的在同性與異性關係中的掙扎與轉變，與經濟全球化、政府政策、社會文化等結構性因素息息相關。「很多人並非出於對同性強烈的慾望或者性獵奇。相反，她們的這種選擇多數是在困境中為自己摸索出路。」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外勞機構開始為龐大的家政工社群開設不同性傾向的短期通識培訓以及情緒輔導。向她們灌輸性傾向是基本人權的理念，倡導多元包容的同性、社群關係。現年二十八歲的Armi與年長她兩歲的伴侶Sum就參加過幾次此類活動。她們是印尼族群中極少數成功案例之一。相對於其他更年輕的戀人，她們對未來有更仔細的規劃。兩人幾年前已在家鄉付了房子的首期，現在每月共同支付按揭，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每天生活在一起。當問起家人對她的選擇的看法時，Armi說，「很幸運地，Sum的家人並沒有反對我們一起。他們很喜歡我。我的家人雖然還不知道，但也蠻喜歡她（Sum）的，一直以為我們是相互照顧的好朋友……我希望繼續保持到我7月帶她回家見我家人。」 打算結婚嗎？Sum笑着看了一眼Armi，把想法說得淺白：「印尼沒有其他地方自由，同性是不能結婚的。但其實結不結婚並不重要，開心地在一起就好。」 走出婚姻 2012年5月13日早晨，Jean照例與同伴Joe、Sky、Mark、Rara、Tommy和Colletz在灣仔的球場打場籃球。她們的女朋友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觀看。眾人中Joe的身手相當敏捷，連連成功帶球過人，直搗禁區射籃。球賽過後Joe要帶相戀已久的女友出去慶祝母親節。她喜滋滋地說：「妳相信嗎？她的孩子竟然跟我更親！」 Tommy的女友在菲律賓也有一雙未成年的兒女。剛結婚不久的Jean，伴侶亦是一位母親。雖然菲律賓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不允許離婚的國家，但假若婚姻真的走到盡頭，長住香港的妻子可根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單方面向法院提出離婚申請。審批時間通常只需半年多，費用約六百多港幣。 但為什麼會有已婚的女性毅然決然地為了同性伴侶走出婚姻？一個比較大眾化的解釋是，勞務輸出確實活生生拆散了許多家庭。丈夫背著妻子另覓新歡的情況不少。但也不乏在分居兩地前已經貌合神離的婚姻狀況。Amy Sim解釋說，在外漂泊的女性慢慢發覺自己心目中好男人該有的素質－有責任感、尊重並且能照顧好伴侶－不但完全能在她們現任同性伴侶身上找到，很多時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換句話說，漂洋過海的打工經歷雖然艱辛，但也同時為女性移民工提供了瞭解自我實現自我的可能性。尤其是這些履行了傳統家庭責任之後的女性反而在勞務輸出中獲得解脫，可以在異鄉較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週日籃球隊的成員無一例外都有宗教信仰。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多的Joe說每次上教會，自己男性化的妝扮都會被人另眼相看，「但這麼多年，我已經學會不去介意這些異樣的眼光。因為我和其他人一樣，每天積極地工作、生活，心裡深愛一個人……在上帝面前我問心無愧。」她感到慶幸，自己與女友的僱主相當開明，無需在他們面前偽裝。「在這裏，我可以毫無顧慮地大白天在街上這樣拖著她走，擁抱她，親吻她……這些（行為）在菲律賓都是見不得光的。」 多年未入教堂的Jean前不久在牧師的見證下與現時身在加拿大的同性伴侶喜結連理。雖然在天主教盛行的菲律賓同性婚姻仍是禁忌，不獲法律承認，卻有極少數的當地基督教牧師願意為同志愛侶主持宗教婚禮，為他們的結合送上祝福。Marrz Balaoro於2006年在香港創辦第一個菲律賓女同志組織Filguys，如今會員已達三百多人。在過去的六年間，Marrz在香港主持過三場非公開的女同婚禮：「形式通常很簡單。我們會租個個場地，稍微裝飾一下……然後我會代表Filguys為新人送上祝福。」 相比之下，印尼女同志的婚禮內容更豐富、形式也更大膽。銅鑼灣的海濱長廊曾是婚禮聖地。披裹著白色婚紗濃妝艷抹的新娘與身著時髦男裝的新郎踏著音樂步入朋友們圍起來的「人牆」，在眾人見證之下莊嚴地宣誓成為彼此今生唯一的伴侶。新人還會安排傳統舞蹈表演，輕歌曼舞，為婚禮助興。可惜這樣公開的婚慶活動在伊斯蘭教組織的強烈反對與阻撓之下已不多見。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菲律賓駐港神職人員這樣說：「我們應該尊重個人的選擇……同性愛、異性愛，都是愛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同志也是上帝的孩子，因此他們應該獲得同等的愛與尊重。」 下雨的星期天，印尼家政工依然聚首維園，不放過難得的假日。主席Siti（化名）正領著印尼家政工組織ATKI在人群裡開會，會員中有的同性戀，有的異性戀。 印尼家政工禮拜天聚在維園的盛況；她們會開玩笑說，這裡是「Java Village」。 菲律賓家政工聚在中環高樓下，野餐、玩撲克。 印尼家政工在九龍公園露天朝拜。因為旁邊就是清真寺，到九龍公園聚集的家政工，多是較保守的信徒。 菲律賓家政工聚在匯豐銀行總部。 銅鑼灣糖街上的商店專做印尼家政工的生意。街上不難發現印尼tomboy牽著她們較女性化的「伴侶」。 菲律賓女同組織FILGUYS響應Give Care to Our Care Givers活動，免費教家政工化妝。 老闆娘稱過半顧客都會要求剪男性髮型，所以店裡掛著的都是男模特兒樣板。 Jean(1st from right)和其它女同志在灣仔打籃球。 在淺水灣開生日派對的菲律賓女同志。   在維園練喜哈熱舞的印尼舞團。據說許多家政工舞團皆由女同志創辦，跳舞娛樂消遣之餘，也掩飾了女孩們在公眾場合的親暱。 菲律賓女同志聚會談各人的去向，有的剛談戀愛，有的快回老家，有的準備在香港同居，甚至結婚。 在維園練喜哈熱舞的印尼舞團。據說許多家政工舞團皆由女同志創辦，跳舞娛樂消遣之餘，也掩飾了女孩們在公眾場合的親暱。   年輕印尼女子與中性打扮的tomboy在灣仔一間以同性戀聞名的夜店跳舞、親熱。 菲律賓女同志Marrz和Irene（FILYGUYS前主席和秘書）在薄扶林村租了間小房，放假時可以享受兩人世界。 菲律賓女同志Marrz和Irene（FILYGUYS前主席和秘書）在薄扶林村租了間小房，放假時可以享受兩人世界。 混雜著印尼傳統舞蹈儀式，Mei和Abby（化名）公開舉行婚禮，吸引了一眾印尼家政工旁觀。據說零五年前，這類非正式女同婚禮常在維園舉行，後來遭穆斯林群體反對，成了忌諱。 在維園練喜哈熱舞的印尼舞團。據說許多家政工舞團皆由女同志創辦，跳舞娛樂消遣之餘，也掩飾了女孩們在公眾場合的親暱。 菲律賓女同志彩虹下合照。        

  1. 絕對之和平 「絕對之和平在人世間是難以企及的，但這並不妨我們朝此目標進發。如同沙漠之客旅定睛於啟明之晨星，我們亦當定睛於斯。即便我們難以求得人間的絕對和平，但我們為此而付出的努力將會使得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互信互愛，進而讓我們這個地球村變得更加平安與友善。」（”Absolute peace in our world is an unattainable goal. But it is one towards which we must continue to journey, our eyes fixed on it as a traveler in a desert fixes his eyes on the one guiding star that will lead him to salvation. Even if we do not achieve perfect peace on earth, because perfect peace is not of this earth, common endeavors to gain peace will unite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in trust and friendship and help to make our human community safer and kinder.”） 2. 善惡共存 「夫和平於世，乃歸於一。坤輿萬國，唇齒相依。若夫惡者居上，善者居下，則吾輩皆處險境，無可倖免。然則問曰：除惡務盡，可乎？答曰：不可！蓋因人之天性，有善有惡，善惡共存。然吾輩當小惡毋作，大惡務去，以盡人性之善也。」（The peace of our world is indivisible. As long as negative forces are getting the better of positive forces anywhere, we are all at risk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文/吳仁華 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前八九學生領袖柴玲以基督徒的身份發表題為《我原諒他們——寫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23週年》的公開信，主題是「寬恕」，宣稱「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柴玲的「寬恕」說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批評者眾，贊同者寡。我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不能同意柴玲公開信的「寬恕」說。 柴玲不明白政治範疇的「寬恕」不同於宗教範疇的「寬恕」，政治範疇所謂的「罪」與宗教所謂的「罪」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罪必須追究，否則就沒必要設立法院；宗教上的罪則指人的原罪，包括道德上的罪與良心上的罪。鄧小平、李鵬等人在六四屠殺事件中所犯的是反人類罪，顯然屬於前者。 即使以基督徒的身份，也不應該寬恕六四屠殺事件的責任者，正如許多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基督徒，他們不會寬恕犯下反人類罪的希特勒，美國前總統布什和現任總統奧巴馬也是基督徒，他倆也不會寬恕製造了911事件的基地組織頭目。 柴玲強調「寬恕」說是自己成為基督徒後的感受，是個人行為。有人也以此為之辯護。這種辯護蒼白無力。既然是基督徒的感受，既然是個人感受，柴玲就應該在基督教活動場所談論或在基督教刊物發表，而不應該以公開信的方式發表，不應該選擇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發表，還特意使用《寫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23週年》的副標題。柴玲選擇這樣的時機、以這種方式發表，顯然與其「天安門學生領袖」的身份有關。也正因為如此，柴玲的公開信才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 我只是一個慕道友（對基督教感興趣或認同的人），我對基督教的教義理解有限，我覺得，即使在宗教世界，寬恕也是有前提的，即基於人對原罪的懺悔、公義和慈愛。當基督耶穌說寬恕的時候，是因為他知道神對公義的承諾。基督教的寬恕也是有底線的，並不是所有的都會被寬恕。 《馬太福音》12.31有云：耶穌說，凡是冒犯聖靈的，皆不可赦，而且「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基督教有「天堂」、「地獄」之說，那些下地獄者，不管什麼原因，顯然就是不被「寬恕」者。 有許多基督徒並不認同柴玲的「寬恕」說，有的指出她還不是合格的基督徒，有的認為她曲解基督教教義，有的批評她不應該代神行使權柄。畢業於神學院的基督徒、「自由亞洲電台」主持人張敏忠告柴玲：「在基督裏，愛與公義不可偏廢。按著正義分解神的道、領受聖經，才能進入真理。」 六四遇難者於地的妻子、身為天主教徒的許力平,針對柴玲的公開信說：「父啊，赦免她吧，因為她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宗教信仰或基督信仰的最大魅力是人類道義標準。一種違背人類道義的信仰、或言論、或舉止和引發的戰爭都是反人類的。我不認為柴玲不同時期的話是一種成熟人格、健康信仰或正常思維的談話，所以不用太在意她說什麼、或來到美國的個別華人說什麼。我們應該在意劉曉波那句話：八九精神永存！六四英靈不朽！」 牧師張前進指出：「作為基督徒，主希望我們對基督教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解，不論是在傳道還是在如何做好基督徒方面。柏拉圖在《對話錄》中說：要授予人甚麼東西，我們必須先弄懂那個東西，知道其屬性本質，才能讓別人了解它。我們在向別人展示自己是個基督徒之前，是不是也該反思一下我們有沒有誤會主耶穌的訓誡？」 張前進還指出：「《馬太福音》對犯罪相應的懲罰說得很清楚：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也就是說，犯了罪就該受到相應的懲罰。如果所有的罪都可以被原諒，那麼最終審判日不如改叫最終原諒日好了，我們可以壞事做盡，反正最後都會被原諒。」 張前進明確表示：「對於六四事件的罪魁禍首，沒有原諒他們的道理。《馬太福音》裏說，男人如果對女人起了淫念，即使沒有付諸實際行動，那也是犯罪。而六四事件裡的中共官員下令用機槍和坦克虐殺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是何等大的罪孽？……更為可惡的是，中共不但不承認自己的罪行，還拼命往學生臉上抹黑，說是因為學生搶槍，才不得已開槍。中共開篡改歷史教科書，企圖掩蓋其罪行，使得今天的年輕人都對歷史真相沒有一個真實的了解。」 我贊同「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真相、賠償、問責」訴求，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天安門母親》121位健在的成員發表聲明（並列出29位已去世成員名單）說，他們的訴求「一如既往。只要這個群體存在，我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只要有抗爭，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理念，就依然會存在，不會放棄，也不會改變。」 寬恕的前提是必須有六四屠殺事件的真相，至今連死難者的人數都不清楚，更不要說完整的死難者名單和遇難情況了，至今連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肇事的106號坦克的指揮官和駕駛員是誰都不知道，該事件導致11人死亡。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得讓六四屠殺事件的責任者接受應有的法律懲罰，為首的責任者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之流，直接責任者如106號坦克的指揮官和駕駛員之流。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民主通訊》主編洪哲勝為柴玲辯護說：「柴玲看到當代中國社會，充滿著仇恨，流行著惡鬥，不但體制內人士如此，不但民間如此，即使相對先進的民運人士也如此；而這樣的基本盤意味著中國人的難以團結，難以終結專政。」 我不認同洪主編的話，中國是需要寬恕，但導致當今中國社會如此惡劣的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缺少寬恕，而是缺少正義的懲罰，大多中國人情願或不情願地接受中共當局在每次政治性災難後的「向前看」的宣傳，沒有堅守「真相、問責、懺悔」的原則，沒有對大大小小的作惡者施以應有的懲罰，無法「以史為鑑」。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既沒有受難者的完整記錄，也沒有作惡者的完整記錄。以文化大革命為例，禍首是毛澤東不錯，但你能說兩百多萬的遇難者都是毛澤東和「四人幫」親手殺死的？張志新是著名的遇難者，可人們知道是誰在她臨刑前割斷了她的喉管嗎？ 作惡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使得作惡者無所顧忌，受難者持續不斷。我在今年洛杉磯紀念六四事件23周年晚會上說：「六四不是歷史，六四還在持續，北京獄中尚有七名六四囚徒，天安門母親尚在暗夜中哭泣……」話音剛落，就傳來八九民運時湖南省邵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主席、坐牢21年、雙目失明、雙耳失聰、雙腿不便的李旺陽不明不白慘死的消息。沒有真相的寬恕，沒有問責的寬恕，沒有懺悔的寬恕，都是有害無益的。 我對柴玲多少還有一些了解，不相信她是為了討好中共當局，不相信她有傷害天安門母親們、李旺陽們的主觀願望，近年來她在公司經營狀況好轉的情況下開始資助六四事件的受難者，包括那些長期坐牢、不為外界所知的「六四暴徒」。儘管如此，柴玲以公開信的方式對鄧小平、李鵬及戒嚴部隊官兵表示寬恕，在客觀上還是對尚在暗夜中哭泣的天安門母親們、李旺陽們造成了傷害。柴玲為了個人的宗教靈修，為了個人心靈的安寧，有權利對任何人表示寬恕，但她以公開信的方式，特意選擇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發表，任何人也就有權利予以評論、批駁。 柴玲後來又發了一份題為《再談寬恕》的公開信回應批評，為自己辯護。我認為，這不是正確的做法，正確的做法是，柴玲應該真誠地道歉，為自己在不當的時機、以不當的方式、發表不當的言論道歉，這才是有擔當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作者係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