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每次灾难都要呼吁公开让人伤不起 文/魏英杰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湖南邵阳县塘田市镇发生一起客船侧翻沉船事件。这艘船上，载满了准备回家过中秋节的学生。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再也看不到中秋的圆月。 事故发生后，救援善后工作似乎得到了迅速展开，沉船原因也获得初步证实。但事实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相关报道中，无论是沉船原因、遇难人数还是善后办法，都存在可质疑之处。这使得这起事故和以往许多公共事件一样，让人感到扑朔迷离。 首先，这起事故的实载人数至今仍存在疑点。按照官方最新说法，这艘船实载50人，其中41人为学生，遇难人数为11人，失踪一人（已证实遇难）。但据目击者、幸存学生和村民说法，实载人数不止于此。一名幸存学生接受采访时称，上船后数过人数，当时船上有90多人。实载人数不同，遇难人数就可能发生变化。而据报道，当地官方就乘客人数前后换过三种说法，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困惑。 客观而言，实载人数之所以难以确定，与这艘船严重超载有关。据悉，这艘船核载人数仅14人，实际却远远不止此数。在这情况下，相关部门应当做的是，尽一切努力展开救援工作，并及时公开伤亡人数和名单。但人们看到的是，当地并没有逐步公开遇难者名单。第一份11人名单还是经由民间核对，由遇难者家属公布，然后才获得官方证实。官方公布的乘客人数前后有变，这尚可理解（毕竟救援行动当时正在进行），但是未能第一时间公布遇难者名单，无疑让自己陷入了被动局面。 其次，在救援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例如，这边救援工作尚在进行，而且当地根本没有下雨，可原本浅浅的河水却一夜之间上涨了。邵阳县官员称，这应该是上游水坝放水所致。这个解释无论如何都难以让人信服。救援还在进行，水位上涨不仅不利于救援，也会对还原事故现场、追查事故原因造成困难。那么，这究竟是上游无意为之，还是有人故意这么做？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质疑。 还有，事发次日当地就公布赔偿标准，也不符合事故处理正常程序。尽快拟定赔偿标准，可能有助于缓解家属情绪，但如果操之过急，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引起反感。在事故发生后，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救援工作迅速展开，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然后是希望事故调查能够公正、公开进行，在这前提下，相关赔偿工作也才可能更加顺利地进行。何况，在没有与遇难者家属充分协商沟通基础上，政府单方面公布赔偿标准，也很容易引起非议。 遗憾的是，上述问题在以往许多公共事故中均可找到相似一面，至今却仍在不断重复。 在许多公共灾难中，遇难者人数和名单一再成为谜团，这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公众情感，也不断地损害着政府公信。在事故处置中，相关部门有意遮遮掩掩，最终只能让人对事故能否得到公正处理深感怀疑。譬如，这次沉船事故发生后，当地深夜“放水”的做法，就很难不让人把这和铁道部掩埋火车头的做法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问题。只有公开，才能确保公正。没有公开，任何所谓真相都将变得面目可疑。一桩事故发生后，倘若相关部门能够公开透明地进行处理和追责，人们才可能相信事故将得到一个公正结果。这样做的话，也才不会由事故本身引发别的“次生事故”。如今的情形却是，一旦发生什么灾难，人们都不得不充满忧虑地呼吁公开公正。一再重复常识让人伤不起，何况这种不断重复的呼声，简直已经变成了一桩悲剧。 针对沉船事故，湖南省有关领导于10日强调指出：“一个孩子的逝去，是对一个家庭沉重的打击。学生死伤的数字一定要核准，任何人都不能隐瞒。”但愿，在接下来的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中，当地有关部门能够谨记这些话，不要再做出违背常识、有违公开透明原则的行为。 2011年9月11日 《上海商报》社论

听，渤海哭泣的声音 文/魏英杰 9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处理情况和渤海环境保护汇报。由这次溢油事故暴露出的渤海环境污染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次日晚间，央视《新闻1+1》以“渤海，不能承受之重”为题，详细介绍了这个中国唯一内海濒临死亡的惊人现状。 “五分之一以上海水被污染，海洋生物濒于灭绝，犹如陆地垃圾桶，日渐成为海上荒漠。”相关报道这么描绘渤海今天的环境状况。可当看到画面上乌黑的海水，环海密密麻麻的污染点，奔流的工业废水，你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字在这一切面前是多么苍白。而这一场对渤海的大规模屠杀，并非从今日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溢油事故也将不会是个结束。 渤海在哭泣，可人们要么不想听，要么装作听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环海经济带以及流入渤海的河流沿岸区域都必须为渤海受污染负责，而实际上却无人真正负责。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在这种赌徒心理的支撑下，虽然渤海污染的后果已严重显现，可该负责的部门、单位却拼命推卸责任，或继续进行残害行为。任其发展，等待渤海的最终命运只有死亡。 渤海还有没有救了？当然有救。但是，这必须要付出很多。例如，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相关工作目标和措施，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严控新上石化项目、加大治污力度、修复生态，等等。说到底，这就是要遏制地方以恶性发展换取GDP的冲动，减少人类对海洋生态的破坏。而这恰恰是许多地方所不愿意放弃的——尽管在官员眼里，不放弃的后果将更为严重。“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官员只要一时政绩，却不顾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渤海治理所遭遇的悖论。在这情况下，让渤海转危为安、起死回生，谈何容易？！ 追求政绩和经济发展，也只是表面原因。在这背后，其实是责任缺失所致。只有政绩观，却无责任意识，这不仅是造成渤海污染的根源，也是许多地方环境遭破坏的主因。曾几何时，我们感慨乡村“沦陷”，曾几何时，我们看到山河“变色”，而如今，我们又听到了大海的呜咽。这一切，不就是在诉说着一种不负责任的发展观所犯下的罪恶吗？手握开发大权，却又不必为污染负责，也就难怪你和他谈科学发展，他却强调“先发展再治污”，你和他谈可持续，他却暗地里死死抓住政绩。 责任缺失，却又是监管不到位所致。要让官员和企业家们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凭借内在约束是靠不住的，这更需要的是通过监督，促其不得不担负起责任。为什么康菲公司敢于轻慢对待舆论质疑，这就是因为惩罚力度太小。为什么中海油乐于躲在幕后？就在于这家公司是国企，板子轻易打不到它头上。为什么相关部门雷声大雨点小？这又是因为，处理溢油事故涉及“国家利益”，怎么处置还得等上面发话。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责任意识的匮乏，也看到相关监督体制出现了层层断裂。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可是此次此刻，她更像无主的孤儿，经受着来自各方的蹂躏。多少年来，她一直在哭泣。这让我想起，那天带三岁的儿子去看纪录片《海洋》。过后几天，他都记得鲨鱼垂死挣扎、河流变黑的场景。有好几次，他一边用橡皮泥捏出海洋生物的造型，一边说：那些坏蛋把海水变黑了，鲨鱼死了，海马也死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光是在毁坏自己的家园，还是在残害后代子孙赖以生产的地球。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径，更让人感到羞愧的吗？ 但愿这次，渤海的哭泣不仅所有人都听到了，而且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尽快展开全方位的拯救行动。 2011年9月9日 《华商报》

“坑爹”也是互害社会的特征 文/魏英杰 9月6日晚发生于北京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的豪车车主打人一案，目前已有更多进展。经核实，无照宝马的司机15岁，无驾照，系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 案情曝光后，网上一片哗然。这不仅因为打人车主太嚣张（打人时还叫嚣“谁敢打110”），还在于整个事件有不少吸引眼球的地方。事发时，那对业主夫妻仅因减速就遭殴打，这已让人感到意外。打人者的座驾均系豪车，也足以挑逗许多人的敏感神经。何况，这两辆车一为无照一为套牌，更让人感觉车主背景不简单。最后，让人想不到的是，其中一名车主竟然才15岁，出自“名门”。这么多的噱头，足以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围观局面。 但这里并不想过多着墨于此。特别是，在70码、李刚案、药家鑫案等事件中，过度渲染双方当事人身份、财富的悬殊，已经让不少讨论偏离了主题。实际上，法律只应对事实作出判断，而不必关注双方当事人开什么车，或者他爹是谁。不妨想想，如果肇事者开的是一辆普桑，而挨打的车主开的却是宝马，难道围观者就该高呼一声“打得好”吗？同样的案情，如果因肇事者身份不同，就开出不一样的处罚，这样的“审判”当然也是不公正的。 除此之外，要说这起案件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我认为其中暴露出的子女教育问题更需要引起反思。不说打人者是李双江的宝贝儿子，换作任何家长，小孩未满18岁就让他开车，这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仅是宠孩子，还是在鼓励违法犯罪。作为未成年人，李天一也许可以躲过这一劫；身为监护人，李双江夫妇却应为此担负全部责任。从现有报道看（比如从小教儿子学开车），李天一之所以那么蛮横无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李双江夫妇娇惯出来的。 事情发生后，有人在微博上编了个段子：“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国产四大名爹：李刚、王军、卢俊卿、李双江，总有一款你伤不起，拼不起。”与其说这是拼爹，不如说这是坑爹。这“四大名爹”实非大恶不赦之人，他们有钱有势有名也不是什么“原罪”。如果不是涉及违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足以因人自傲的成就。从相关事件看，这些人大多受子女（不包括“干女儿”）所累，替子女受过。这不是坑爹是什么？ “拼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的资本，“坑爹”却可能存在于每个家庭。父母不好好教育子女，这就是在坑子女；而子女骄横跋扈，这又是在坑父母（和社会）。就此而言，类似事件从家庭角度暴露了当下这个“互害社会”的特征。最近，央视主持白岩松在一个采访中谈到：“我们都是原告也是被告，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卖瘦肉精的人买了染色馒头”，也适用于当下社会的部分家庭状况。 “子不教，父之过。”老祖宗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贴上贫富的标签。出现这样的悲剧，也不光李双江夫妇才需要反省。只要是为人父母的，都有必要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有钱有势”可能是作父母的荣耀，但也可能成为子女的累赘。所有人都活在人群之中，不敬畏社会基本伦理，最终就可能跌得浑身是伤。李天一今年才15岁，这次的教训也许能够让这个家庭有所醒悟。可不妨再想想，药家鑫才20出头，却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整个人生。 在一个“互害社会”中，没有人会成为赢家。所以，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坑爹”案，我们在围观、嘲笑的同时，不妨也把这看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 2011年9月8日 首发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 http://www.eeo.com.cn/2011/0909/210914.shtml        

对民工幼儿园应先扶持再规范 文/魏英杰 刚“收拾”完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又把矛头指向民工幼儿园。近日，仅北京大兴区西门镇就有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被要求于9月1日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 当地镇政府称，这些没有办园许可证的幼儿园关停后，数千名受影响的辍学儿童会有相应安置措施（但暂时不便告知）。关停打工子弟小学时，北京教育主管部门也有类似承诺。但说起来，妥善安置幼儿园孩子比安排小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据悉，北京中小学生源呈逐年下降趋势，有些小学不得不合并关闭。在这情况下，只要学校愿意接收，就近安排民工子女上学，多少还有些可能性。当地幼儿园近年来却一直处于“爆棚”状态。每逢幼儿园开学，便有许多家长挤破头、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进幼儿园。记得有一次，有位九旬老太为给重孙女报名，足足在幼儿园大门口守候了一个多星期。学前教育资源如此短缺，却一口气关停这么多幼儿园，很难让人相信当地已经作了充分准备。 关停无证幼儿园，恰是北京采取措施缓解“入园难”的政策产物。几个月前，北京市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拟于三年内新增7.5万个幼儿园学位。涉及城乡结合部无证幼儿园，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无证幼儿园，经整改达标可颁发办园许可证；整改后仍未达标的将予以取缔。可见，这次关停幼儿园行动，与当地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有着莫大关系。 问题是，计划明确称，整改、取缔的同时“也要妥善分流和安置幼儿”。市人大常委会审读报告时也提出：整改期间，要保证保证幼儿正常接受学前教育；依法取缔无证园前应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幼儿安置办法。如今，大兴区相关政府部门一口气“依法取缔”31家无证园，可在如何妥善安排问题上，却以“不便告知”一推了之。这样做，恐怕与市人大常委会审读意见提出的“探索非本市户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保障制度”背道而驰。 实际上，无论是整改还是取缔这些打工子弟幼儿园，都不是上策。无证办园固然不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但在学前教育资源匮缺情况下，这些幼儿园却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缓解入园难问题，并非满足了本市户籍儿童的入园需求就算完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也要花大力气解决。所以，更好的办法应当是，把这些民工幼儿园“收编”进来，在政策和资金上加以扶持，使之符合规范。这样做，既能挖掘既有教育资源潜力，也可多管齐下，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步伐。 在对待这些民工幼儿园问题上，政策思路应当是“先扶持再规范”，而不是“先取缔后扶持”。正如一位无证幼儿园的园长所说，他们也想办许可证，可硬件要求太高，最终只得放弃。这些幼儿园的特点就是收费低廉，民工家庭消费得起，让幼儿园提供“不低于2340平方米”的校舍面积，这对他们来讲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让人怀疑该政策的可执行性。话说，许多高档小区幼儿园都不可能达到这个办园条件。所以，要将这些幼儿园纳入规范管理，就必须在政策资金上“先扶一把”，而不是“倒打一耙”。 许多地方如今都面临“入园难”问题。大量关闭无证幼儿园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何况等到学前教育相对完善（且不说轮不轮得上民工子弟），不知已有多少幼儿因此丧失学前教育机会。发展学前教育也应走多元化办学的道路，同时必须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目前，国务院已决定增加财政投入支持发展学前教育。在这背景下，各地更应为那些条件简陋的无证民工幼儿园注入阳光雨露，而不该采取狂风骤雨般的整顿行动。 2011年8月31日

乙肝歧视从娃娃抓起？ 文/魏英杰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乙肝宝宝”在入幼儿园时受到的阻碍仍很普遍，全国超过六成幼儿园在儿童入园体检时违反规定查验乙肝，超三成幼儿园拒收乙肝病毒携带儿童。 上述数据可谓触目惊心。这让人看到，乙肝歧视在现实中仍如此广泛存在。去年2月，国务院曾下发相关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测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其中明确包括，禁止幼儿园违规查乙肝、拒收乙肝儿童。如今看来，这份文件要得到真正落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人们对乙肝人群避之唯恐不及，主要是受科学知识有限以及政策性歧视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顽固的社会心态。而实际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都已宣布：“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身体无临床症状，肝功能正常，不是病人，可以正常学习、就业和生活，不会因共同学习、工作等对周围人群构成威胁。”可见，幼儿园查乙肝项目不仅违反相关政策，也不具有任何卫生科学含量，纯粹是受过去残留的歧视意识所影响。 “乙肝宝宝”遭遇违规查验，孩子自己也许不懂，大人却一定很受伤。如果孩子们因此被拒入园，这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势必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等于是把小孩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加以不平等对待。从小就经受如此不公正对待，难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阴影。而这样的阴影，很可能对他们的人生造成灾难性后果。却不知，那些违反规定者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点。 过去，数量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乙肝”曾经是这一群体的共同伤口，轻易不能触碰，而这个伤口却是由外来因素加诸他们身上的。接触过一些“美羊羊”和“小山羊”（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昵称”），虽说现今政策已经调整，可他们中许多人依旧活得很不开心。有人说，现在一听到单位体检，心里还习惯性犯怵。以前只要碰到体检，有的人要么千方百计躲避，要么干脆辞职走人。由于常年工作不稳定，有人因此陷入生活困顿状态。 这个社会曾经深深伤害过乙肝人群。如今，政策已经扭转过来了，为何还有人要继续伤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对相关政策至今仍采取阳奉阴违态度，拿别的理由将乙肝人群拒之门外。必须说，如果任由相关机构这么去伤害孩子们，不仅是在侵犯“乙肝宝宝”的合法权利，还等于是在人为地制造一个“弱势群体”。 不能再让孩子们在人生开头就遭遇如此不平等对待了。既然理性告诉我们这么做是错的，相关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伤害行为。相关部门也不能光让政策停留于文件，而应加大监管力度，不要在让类似悲剧发生。 2011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