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明鏡記者柯宇倩／重慶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權，廣東模式所呈現的，則是減少政府權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認為，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不會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消失，未來重慶模式還會持續，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也還將持續下去。 集權或民主，何者符合國家利益？ 薄熙來被免職當天，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等左派網站都出現了網頁無法正常訪問的訊息，有消息指中宣部和國新辦要求這些網站暫時關閉，防止它們成為煽動左派聚眾鬧事的平台；也有報導指出，當局為了防止左派上街鬧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加強戒備。 中國學者陳子明在《德國之聲》的文章指出， 曾經大肆吹捧薄熙來、創作《薄熙來之歌》、將薄熙來視為中共黨內健康力量，甚至直接呼吁薄熙來當總書記挽救中共、挽救中國的一批毛派網站被關閉，說明了 中共最高當局不僅僅是因為薄熙來對於王立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或者可能他本人有貪污腐敗問題而把他拿下去，而且是從政治上否定了以”唱紅打黑”為特色的薄熙來路線，或者說是回歸文革、回歸晚年毛澤東的“前三十年”路線。 谷雁翔對《明鏡》分析，從官員的角度講，倡導左派路線有實際利益需要，增加集權，就能增加他們的利益，第二，不僅是中國學者，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集權符合國家的利益，例如過去幾年，中國因為集權程度較高，金融市場管制嚴格，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較小，只讓中國的出口減少，經濟增長並沒有低於8％，其次，民主制度在短期內也不能解決人民最痛恨的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1年貪腐指數報告，最貪腐國指數為0，最清廉國指數為10，俄羅斯的評分為2.4，印度為3.1，中國是3.6，巴西為3.8。谷雁翔表示，印度有60多年的民主進程，但印度的腐敗程度比中國還高，俄羅斯從90年代初開始進行直選，腐敗程度也比中國高，巴西則是1989年開始直選，但腐敗程度和貧富差距跟中國差不多。 貪腐指數報告讓認為民主制度不能提供有效解決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人，有了數據上的證明，雖然美國這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貪腐指數是7.1，情況遠比中國良好，但 過去20年貧富差距也擴大。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美國政府過去幾個月不斷討論赤字和債務問題，為了替自己的政黨爭取國會席位和白宮寶座，共和黨人使出拖延戰術，或想辦法不讓經濟早點復甦，如此就可以讓奧巴馬下台。2月份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老百姓對國會的認可率降到17％，為有史以來最低。因此民主制度有時也可成為官員爭權奪勢的樂園，造成所謂的無效政府，合法但無效。 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可為了選票而拖延不解決問題，谷雁翔表示，這都給一些官員學者提供了證據，指出搞民主未必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一定的集權可能反而更有效。 “當然長期來看，走民主與法治是對的道路，集權只是特殊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如美國這次大衰退，政府也加強干預，只是干預程度比中國低得多。30年代大危機時，美國政府干預的程度就高得多了，當時美國也出現是蘇聯的路線對，還是美國路線對的辯論。”谷雁翔對《明鏡》說。 越殘酷專制越沒有派系 薄熙來的下台，激起對共產黨內派系對立的各種猜測。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黨內有和薄熙來觀點一致的人，也有和他處於同一幫派的人，薄熙來事件若體面解決對他們有好處，因此現在一定有人要保薄熙來。 谷雁翔進一步解釋，一個政治體制裡有派系是很正常的現象，民主國家或地區，如台灣、香港、西歐和北美各國，派系的分別都是很明顯的，中國在毛澤東時期沒有派系，大家都聽毛主席的話，當年希特勒掌權時沒有派系，朝鮮在金正日的統治下也沒有派系，因此越是殘酷專制的政權，越沒有派系，有派系、能公開，都是種進步。 “在民主國家，部長因和總統有有明顯政策分歧，辭職或被辭職並不罕見，個人或集團爭取權位，也是正常的現象，只是中國還沒發展到公開競選的水平，才會被評論為‘震蕩’，有時有人會使用不正當手段，造成中國政局不穩、經濟衰退，損害人民的利益。”谷雁翔對《明鏡》說，中國和美國都應注意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借機破壞，政治人物很可能會藉機會採取行動擴大自己的權力，且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方式。 “回顧中國歷史，辛亥革命後，多少政治家想當權，結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的狀態。中國現在很穩定，所以有野心的政治家不容易活動，但凡是成功奪取江山的政治家都有他的創造性，能讓很多人跟著他走，儘管回過頭來發現，他造成對中華民族的浩劫。”谷雁翔說。 因此，谷雁翔認為現在應該注意的，就是有人煽動混亂、革命。薄熙來事件如果能夠穩定地處理，對中國和美國都是好事，因為中國如果繼續改革，經濟更市場化、更透明、更法治化，可促進中美經濟交流，中國也更容易做到美國提出的一些建議，例如保護知識產權、貿易上的自由競爭等。 對奧巴馬政府來說，因中國影響導致美國經濟復蘇受挫，會降低連任的可能。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連任前促穩定，連任後再去鼓動民主進步是奧巴馬的上策。中國艦船此時高調游弋釣魚島和南海是為了吸引中國人民的注意力，不會持續。激化事態不利於奧巴馬競選連任。 谷雁翔認為，連任前促穩定，連任後再去鼓動民主進步是奧巴馬的上策。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翻譯會豐富作品 至於翻譯成中文的作品，哈金則會看一遍，改正明顯錯誤之處，其餘地方一般不提意見，因為譯者已經是在能力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比如《自由生活》為了趕上香港書展，幾個月時間內就得翻譯出來，已經是能力所及翻譯得最好的情況了。” 華裔作家張翎認為，哈金作品的中文翻譯非常忠於英文原著，並非文字上的忠實，而是將原著的風格相當好地傳承下來，只是這樣的傳承卻反而不能讓張翎感受到讀英文時的流暢和自然。哈金則認為，與自己的英文原著比較，中文翻譯仍帶來了不同的感覺，根據不同的譯者與不同的情況，感覺也會不同。 哈金對《明鏡》表示，其實翻譯會豐富作品本身，並非特定指哪一個版本，而是一個作品如果經得起各式各樣的翻譯與反覆的翻譯，則會發現每一個版本都是在原來的版本上不斷精進，不斷延續原著的生命力、增添原著的力量，讓書在翻譯的過程中變得豐富。 “ 很多人忘了，優秀的翻譯家也是個風格家，可能本身寫不出很好的小說，但他們文筆很好，可以將語言好的東西帶進來。”哈金說。 從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 剛開始寫作時，哈金寫的是短篇小說，其《好兵》與《光天化日》分別由兩家小型出版社出版，《好兵》的出版社隨後再推出哈金的長篇小說《池塘》，到了第二部長篇小說《等待》時，哈金拿下美國國家書卷獎，成為至今唯一一位拿此獎項的華人，從此打出知名度。 從短篇小說轉變到以長篇小說為主的原因，哈金對《明鏡》解釋，短篇必須依靠各種各樣的雜誌生存，寫完無非交由雜誌發表，如果雜誌社不採用，對作者會是一個打擊：短篇還得依靠各種各樣的選集生存，在美國，有年度最暢銷短篇選集、 40 歲以下最佳作者選集、最佳女性短篇小說等等，因此作者必須努力讓自己的作品進入這些選集；但出版商一般不太願意出短篇，因為短篇的銷售情況較差。 長篇沒有這問題，只要寫得好，就能找到出版商，也會是“自己自足”的一本書。哈金指出，英語文學界認為“ novel” 是另一種小說，有其完整的發表體制，雖然確實有幾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名聲全建立在短篇小說上，但社會大眾較熟知的是長篇小說家，因此學校雇人時，也偏愛顧長篇小說家，如此可替學校帶來名聲。 哈金對《明鏡》進一步解釋，長篇小說家與短篇小說家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聲譽，短篇小說家也有許多跟隨者，特別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剛開始寫作都從短篇學起。 但不論是長篇還是短篇，哈金覺得都難寫。“短篇就像短跑，每一步都得跑好，稍有地方做不好，就落後別人一些，這一落後可能就決定勝負；長篇像跑馬拉松，不需要時時衝刺，但要隨時調節步調，掌握節奏。” 對於想加入寫作行列的後輩，哈金認為第一要有耐心，寫作是體力活，必須堅持完成作品，第二是動筆要趁早，青春是重要的財富，有些書必須有精力才能寫出。 對哈金來說，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妻子認為哈金應該停止寫作，因為太辛苦了。“那我還能做什麼呢？”問哈金，難道教書不是一個很好的職業？他說：“教書只是一個工作，人生就這樣，別人覺得很好的事，你不喜歡做，但又不得不做。” 哈金笑說，一旦自己的作品出現壞的書評，妻子就會受不了，要他別寫了，但在創作路上擁有多年經歷後，現在的哈金很看得開，未來仍會持續寫下去。 哈金在台北國際書展中演講。（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想像偉大的作品不難，難在完成它 六四事件後，哈金被迫留在美國，從此開啟他的寫作之路，剛開始，哈金寫的是英文詩歌。哈金對《明鏡》說，當時多少還存在些政治色彩，因此學校教授建議哈金用筆名發表詩歌，“當時還是個研究生，寫作多少有點不務正業的感覺，也想用筆名”，那時候哈金靈光一現，腦中出現 Ha Jin 這個名字，教授也覺得很簡潔，便用了下來。 哈金說，剛開始寫作時，他所知道的就是大陸的事，因此一開始就將大陸訂為寫作主題，但許多題材都是介於兩種語言、國家、文化之間，因此也沒有一本書純粹描述在大陸生活的中國人。“年輕的時候，雖然心裡知道將來會寫一本《自由生活》，卻沒這個能力，只有生活過了，知道移民是怎麼回事了才能寫，所以題材和作家的親身經歷沒法分開。” 至今哈金已經寫過各式各樣的題材，包括六四事件、韓戰、南京大屠殺、移民等，對他來說，仍有很想寫，卻沒法寫的故事。“有些事知道會做得很好，不是沒能力做，是沒機會做。”哈金對《明鏡》舉例，《憤怒的葡萄》是公認的偉大小說，斯坦貝克在書中提出的問題與中國當下的情況非常相關，中國有大量農民工離鄉背景尋找生路，大家所思考的，與斯坦貝克思考的一樣：這個國家怎麼了？這是很有份量的題材，如果可以在內容與形式上比斯坦貝克做得更好，就能寫出一部偉大小說，但前提是必須能寫。 “ 作者必需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對題材有切身的理解和感受，並且得用漢語寫，用英語寫沒有意義，對我來說，這是要下大功夫的事，因為第一，我改成漢語寫作，等於轉了一大個彎，第二，我一回中國，馬上有人要跟上來。”哈金說，這件事想很容易，要做不容易。 現階段，哈金正在撰寫一部有關移民的作品，未來哈金還將思考如何把偵探元素與文學作結合。 好的故事應該一路自然到底 由於哈金在美國文壇的亮眼成績，《明鏡月刊》 2012 年 2 月評選出十大有影響力以非母語寫作的華裔作家中，將哈金排在第二位，對於其他用英語寫作的華人作家，哈金喜歡希德嘉（ Sigrid Nunez ）所著的《在上帝氣息中的羽翼》（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哈金對《明鏡》說， 有四分之一華裔血統的希德嘉善常描寫大時代下人物的命運。 目前在好萊塢與百老匯相當活躍的華裔美國人劇作家黃哲倫（ David Henry Huang ）也是哈金欣賞的創作者，此外，恩美（ Amy Tan ）的《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 ）、任璧蓮（ Gish Jen ）的《典型的美國人》（ Typical American ），都是哈金喜愛的作品。 哈金認為，比起用中文寫作，英語寫作在一些小地方上的處理是不一樣的，但另一方面，哈金也覺得真正的文學能夠超越語言。 哈金也特別喜歡俄國作家，如契柯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不過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喜愛，哈金認為隨著時間的變化會有不同，如同對寫作的態度，一路走來也有所改變。 “ 我現在更重視故事的流暢性，以及語氣的協調性，一個句子，不光是詞語寫得華麗，還有自己的節奏、語調，跟整個故事諧和地配合，上下連貫，就好像一首曲，每個音符都是獨立的，但整首歌聽下來應該是完整的，一個好的故事，也應該一路自然到底。”哈金對對《明鏡》表示，寫作的困難地方就是把故事講完整，這比該用什麼詞句要難得多。 為了寫出和諧的故事，哈金堅持每天寫作。“如果故事寫一半停下來，之後回頭再來寫的時候，語調可能不一樣了，很難找回原來的感覺，這是很可怕的事。”哈金說，寫故事就像做飯，不能撤火，否則最後做出來的飯味道會不一樣，在改稿的時候也一樣，不能中斷。“所以我寫一本書，不管多忙，即使要教書，當天可能只是 10 、 20 分鐘，我都會把故事看一看，改一、兩個句子。必須始終保持親密感，否則今天偷懶，明天會更偷懶，再下去就完了。” 哈金認為，改稿也需要一鼓作氣、不能間斷，修改一種闡釋的過程，透過不斷地看、不斷地改，有些地方會看得更透徹，不過哈金坦承改稿很累人，且自己的作品看太久會麻木。“所以作品出版後，我一般不看，煩死了。”哈金笑著對《明鏡》說。 哈金進行簽書會。（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南京安魂曲》由年輕作家寫可能栽跟斗 平時在美國波士頓教書、寫作的哈金， 2012 年 2 月特地抽空飛抵台灣，參加台北國際書展相關活動，趁著空檔，哈金向《明鏡》記者暢談了對寫作的想法與觀察。 本次哈金帶著新著《南京安魂曲》來到台灣，這本書以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林（ Minnie Vautrin ）的女助手安玲的視角，來描述 1937 年南京政府撤離到重慶後，日軍攻入南京城所發生的災難，以及大屠殺後的心理壓力；其中被魏特林改建成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學院，正是《南京安魂曲》的主要場景。 《南京安魂曲》可說是哈金所寫的小說裡，最難寫的一部，前後共修改 40 多遍才終於誕生。哈金對《明鏡》表示，寫此部小說時，他曾在德國待了一段時間，週末時因為沒事，有時一寫 15 、 16 個小時，但這些內容最後都沒有用上，只能說是準備工作，“雖然走了彎路，但也是功課的一部分。” 哈金坦承，《南京安魂曲》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書，因為書出版時美國和日本的關係非常親密，書中的每一個點都有人會攻擊，但《南京安魂曲》是構思、撰寫許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哈金希望透過寫作和“過去的自己”建立關係，因此找到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作為主題，“我不因為用英語寫作，就與自己和中國的過去沒關係，其實我和中國的過去從來沒有分開過。” 但開始撰寫《南京安魂曲》後，哈金才發現南京大屠殺事件之大，如果用一般小說的作法，很難寫得好，因此哈金在其中走了許多彎路，但哈金自覺如果不越過去，就無法做其他事情，“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個口子”。 《南京安魂曲》出版後，書評界的反應兩極，在書評佔有重要地位的美國出版市場，一本書一旦得不到好的評價，作家可能多年都難以翻身。哈金對《明鏡》指出，對年輕作家而言，如果第一本書就被有份量的書評給了差的評價，對該著作的傷害很大，有的人因為這樣，精裝本賣不出去，平裝本也不出了，別的出版商也不願意接收這位作家的第二本書，恐怕得等 7 、 8 年後才能再出書。 因此若由年輕作家寫《南京安魂曲》，很容易一下子就栽了跟斗，但已出過 9 本小說的哈金，由於有了些成果累積，就是這本書失敗了，也還不致於徹底跌跤，有了哈金的努力與堅持，深入描寫人性的《南京安魂曲》才得以問世。 日本對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仍有分歧，虛構派認為此事件乃虛構，並非真實發生過，哈金表示，這也是他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這件事有大量的國際人士介入，保存了許多文字資料、照片、影片，哈金要把中國人、華人的經驗帶到國際間，在國際視角上寫故事。“我和大陸作家的角度不一樣，但也不純粹是西方角度，我是在兩個文化、語言間找到角度，敘事人和主要當事人都是女性。” 《南京安魂曲》在此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加入了許多看似真實的虛構情節，如何交織真實和虛構的成分，哈金對《明鏡》解釋，重要的是必須讓整個故事看起來很自然。“我說這是原生細節，很可貴很重要，這需要很多小的東西，穿插進故事裡，可讓故事看起來很像真實發生，有時候還必須創造一個大事件，讓原生事件顯得不這麼突兀。” 哈金認為，如何讓原生事件自然變成故事的一部分，而不像是刻意放進去，是較困難的地方，通常得靠直覺來判斷。 文學與電影結合不容易 2012 台北國際書展將文學與電影結合，首創“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邀請中、港、台等地知名電影、電視界代表參加，並設有超過 100 場出版與影視界的一對一媒合會議，以及焦點推薦書的提案會，致力讓更多書籍搬到大銀幕上，也讓電影業者找到好劇本。 不過，電影導演往往因為許多因素，即使買下文學作品的版權，經過多年仍遲遲未拍成。雖然哈金的不少作品都已讓一些導演看上，但一直沒有變成電影的運氣。哈金對《明鏡》舉例，香港導演陳可辛 2001 年已將《等待》的製片權買下，但等了 10 幾年，做了大量工作，卻因為“中國審片單位審都不審”，無法化為電影。 《落地》裡〈櫻花樹後的房子〉（ The House Behind a Weeping Cherry ）也曾以 1 塊美金賣給一位具有潛力的新加坡導演，但 1 年多後哈金被告知拍不了；《新郎》裡的喜劇〈牛仔炸雞進城來〉（ After Cowboy Chicken Came to Town ）則被一間美國公司買下，但過了 3 、 4 年仍沒做成。《自由生活》的版權賣出後，因為故事龐大，需要哈金親自參與故事的縮減工作，但當時正在撰寫《南京安魂曲》的哈金已耗費太多精力，無法介入《自由生活》的拍攝。“所以電影能拍成，很多都是偶然因素，沒法計畫的。” 哈金的文學經紀公司仍嘗試將哈金的作品推向大螢幕，在電子書平台逐漸發展的今日，有的作家不找文學經紀公司，且直接跳過出版社，自行將作品放上電子書平台銷售。哈金對《明鏡》說，他從沒想過跳過出版社自己出版，因為出版社不光把書印出來，還握有行銷通路等資源，有的作家以為能夠自己賣書，最後都失敗了。 有了作家經紀公司和出版社，哈金能專心寫作，哈金表示，他儘量不介入出版事務，頂多看看書的封面草稿、排版等，且通常只對明顯的錯誤提出意見。 比起到各地宣傳書籍，哈金更希望把時間留給寫作。每當一本書上市後，哈金就必須配合宣傳，過去出版社往往為作者舉辦各地巡迴朗讀活動，但經濟因素考量下，現在哈金已不太需要到處跑。“這樣很好，很多事情不用做，輕鬆了。”哈金笑著說。 哈金接受記者專訪。（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月刊》記者 黃舒心 耗時12年的遠華走私主嫌賴昌星潛逃加拿大案終於有了結果，加拿大聯邦法院7月21日否決賴昌星延緩遣返令的請求，賴昌星隨即被押回中國、遭中國公安機關逮捕。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SFU）歷史系助理教授周傑榮（Jeremy Brown）對《明鏡》分析，賴昌星涉及的是貪腐問題，難獲得他人的同情，因此在對中貿易關係的考量下，加拿大更願意放棄賴昌星，而回到中國後的賴昌星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周傑榮為美國加州大聖地亞哥分校中國歷史博士，研究現代中國史，目前是加拿大卑詩省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合編有《勝利困境：早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書。 曾邀賴昌星至課堂演講 賴昌星自1999年從香港逃往加拿大溫哥華後，多年來不斷與加國的司法程序纏鬥，如今勝負終底定。在溫哥華期間，賴昌星曾接受過許多媒體的專訪，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傑榮不做一對一的訪問，而是乾脆將賴昌星請到課堂上，讓他與20幾名學生直接對話。 周傑榮指出，他所開設的“從革命到改革”（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課程，內容涉及中國1949年至今的歷史，當時正好談及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時期，課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為美國作者奧古斯特（Oliver August）所撰寫的《紅樓內》（Inside the Red Mansion），雖然作者不在溫哥華，但書中男主角卻在，而且賴昌星可謂改革開放後農民致富、賄賂發家的典型商人例子，因此2009年周傑榮透過當時在西門菲沙大學就讀的賴昌星之子，邀請到這位“活歷史”到課堂上演講。 賴昌星在課堂上表示，自己只是鑽了制度的漏洞，因為與上層領導關係密切，因此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演講當時正值賴昌星前妻曾明娜偕女兒賴真真自願離開加拿大返回福建廈門不久，賴昌星希望自己也能回到中國，但因為擔心回中國對自己不利，因此選擇暫時留在加拿大。 雖然中國政府已承諾，賴昌星在中國的獄中保證不會受到虐待或被判處死刑，加拿大的外交官可參加賴昌星案在中國的庭審，賴昌星也會有自己的辯護律師 ，但在加拿大聯邦法院7月21日就賴昌星的遣返展開聆訊時，賴昌星律師馬特斯（David Matas）仍指出， 雖然中國允許加拿大官員參加賴昌星案在中國的公開庭審，但凡有關政治敏感的案件，在中國都是秘密進行的。賴昌星的哥哥與幾名涉案人都在監獄中因不明原因死亡，賴昌星也可能在同樣不明的情況下死亡。 不過聯邦法官索爾（Michel Shore）認為，賴昌星無法提出中國政府不會信守承諾的有力證據，因此否決賴昌星暫緩遣返令的申請。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加拿大在這時候決定遣返賴昌星有多種原因。首先，中國政府承諾不會虐待賴昌星或判他死刑，加拿大政府沒有確切的理由不相信中方的承諾。第二，加拿大的保守政府上台後，對華政策有了變化。原本的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相當重視人權問題，曾強調他不會為了在貿易上獲取更大利潤，而犧牲加拿大維護人權的原則，但現在的保守政府將貿易擺在人權的前頭，更強調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將賴昌星遣返回中國，確實有助於改善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 周傑榮表示，賴昌星案除了影響中國與加拿大簽訂旅遊協議外，原本身為加拿大鋸材出口第一市場的美國，也在2009年被中國取代，這些都可看出中國在經濟上對加拿大的影響。 “加拿大往中國靠攏，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美國經濟的衰退，美國的經濟問題影響了加拿大的出口能力，所以加拿大必須找一個能替代美國的國家，而中國明顯符合這樣的條件。”周傑榮對《明鏡》說。 雖然日前到中國訪問的加拿大的外交部長貝爾德（John Baird）強調，賴昌星案必須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完成司法程序，但周傑榮指出，賴昌星案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有了結果，又為何如此快速地完成遣送手續，或仍與貝爾德的訪中有關，賴昌星的遣返可當成給中國的一個禮物。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由於賴昌星不是要求民主的異議人士、也不反對共產黨，他的作為與腐敗相關，從人權和民主的角度來說，賴昌星與艾未未或劉曉波不同，他很難得到他人的同情，所以加拿大比較願意、也更容易放棄他。 加拿大會漸對賴昌星失去興趣 有“中國經濟第一案”之稱的遠華走私案，是中共建政以來涉及金額最大、查辦時間最長的案子，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親自批查，更曾憤怒地說“賴昌星死三次還不夠”。在賴昌星逃亡的加拿大，民眾對案情的關注度也很高。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加拿大人對賴昌星案的關心程度雖高，但每個社群的解讀並不相同。最關心案情的是住在加拿大的中國移民，其中大部分的人認為賴昌星犯了罪，也會影響加國華人的形象，因此相當樂見將賴昌星遣返回中國。 至於加拿大的其他族裔，周傑榮指出，大部分人不懂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一聽到賴昌星是中國第一案的fugitive（逃犯），直覺就是他犯了大罪。“他們不懂90年代賈慶林是福建省委書記，現在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裡排名第四的領導，因此導致賴昌星成為第一逃犯的主要原因，是案子涉及到中國的最高領導層。他們也不懂在中國90年代的經濟環境與體制下，如果想在商場出人頭地，不腐敗就很難成功，其實至今中國仍舊如此。賴昌星並未犯什麼暴力罪，他能成為全福建最有錢的商人，就非得要賄賂官員。” 周傑榮指出，邀賴昌星到自己的課堂上演講時，賴已經公開承認自己逃了稅、鑽了漏洞，也給了一些官員錢，但這筆錢是借的，並非送的，只是對方沒還，賴昌星為了保住對方的面子，也沒開口要求還錢。 不論賴昌星是否真的只想“借”錢，他都得面臨中國的司法。中國司法體制的公正性向來為外界詬病，賴昌星的律師擔憂賴返回中國後，將永遠無法獲得公正的審判。周傑榮對《明鏡》表示，確實中國的司法體制講的並非是公平，而是黨的利益，因此黨的利益會決定該怎樣處置這些經濟犯。“他們會事先決定處置方式，在嫌犯上法院前，判決結果都已經安排妥當，我推測賴昌星會被判終身監禁，因為中國政府承諾不判死刑，如果還以死刑處置，加拿大當然不滿意，即使判了死緩，而且死緩幾年後很可能改為無期徒刑，加拿大也不會滿意，因為不論是加拿大政府或居民，都不了解中國的司法，也不會了解死緩很可能意味著無期徒刑。” 另一方面，周傑榮認為中國方面也不會想判賴昌星死刑。“中國想改善與加拿大的關係，所以不會判賴昌星死刑，而且至少一、兩年內，會讓加拿大的外交官去探望賴昌星。”但一、兩年後，周傑榮對《明鏡》表示，加拿大恐怕就會失去對賴昌星的興趣，加拿大人會逐漸淡忘賴昌星，況且賴昌星不是加拿大人，也沒有加拿大綠卡，一旦賴昌星離開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對賴昌星就沒有一個具體的責任了。 “加拿大政府對賴昌星說：‘我們會去看你。’但這是個一輩子的承諾嗎？駐中國的加拿大外交官相當忙碌，難道從此以後每年都有幾天必須騰出時間探望賴昌星？我覺得恐怕探望的力度會逐漸降低。”周傑榮說。 確實，中國政府虐待賴昌星，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中加關係都沒有好處，但對於虐待情事，加拿大也沒有明確的立場對中國提出要求。周傑榮對《明鏡》分析：“假如賴昌星告訴加拿大官員，自己在監獄中被虐待、吃得不好，加拿大是否有權力要求中國政府改善賴昌星的生活條件？即使加拿大覺得自己有權力，中國政府又是否有理由聽從加拿大的要求？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貪腐官員應負更大責任 不少評論認為，賴昌星返回中國，將引發又一輪的政治權力鬥爭。在江澤民死訊熱傳後，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健康情況不樂觀，江系勢力衰退，加上賴昌星在7月7日被逮捕、21日法官裁定遣返、22日被送上飛機，並在23日抵達北京，如此迅速地回到中國，更加反映出江系勢力的失勢，而胡錦濤或將趁勢利用賴昌星剷除“上海幫”勢力。 周傑榮對《明鏡》分析，胡錦濤即將退休，沒意外的話，未來要接班的是習近平，因此或許習近平會如何動作才是重點。不過不論如何，賴昌星的的遣返對中國政壇應該都不致於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江澤民身體不好，賈慶林已經沒有靠山，很快會退休，而且可能會安靜地退休，胡錦濤、溫家寶並不直接牽連到此案。也因為如此，賴昌星應不會受到太嚴厲的處置。“如果賴昌星在99年就被抓，他肯定已經不在了。” 而賴昌星雖然知道的事情多，但周傑榮認為他的話不一定有影響力，也不一定會造成社會動盪。“中國老百姓大都能猜出誰腐敗了，而且他在開庭時所說的話，可能不被檢方採信，因為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他是否能提出具體的證據？他有的只是自己的經歷。” 中國貪腐官員潛逃海外是一個嚴重問題，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自1992年到2007年，中國外逃官員的數字多達16,000人，攜帶資金高達一萬億元，其中，省部級官員有87人，正廳級有320人，副地廳級有1920人，處級官員有8,250人，副處級有11,340人。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賴昌星不是貪官，他所做的事是賄賂貪官，但比起貪官，中國更可能把焦點放在那些賄賂貪官的人。雖然中共體制裡或許有相當清廉的官員，但由於腐敗才能成功的風氣盛行，貪官也相當多，而這些有錢有權的貪官“不好處理”，因此執法單位更容易瞄準像賴昌星這種有錢但沒有權的人下手，這樣的人容易被犧牲。周傑榮說，當然也有官員被治，比如上海前市委書記陳良宇，但仍舊沒有治到中央；要抓到中央以上的層級不容易。 “可是誰應該負更大的責任？是賴昌星，或是享受賴昌星金錢和小姐的官員？應該是後者，當然不是說賴昌星沒有責任，他可以選擇不賄賂，他也錯在做得太大、太招搖，賴昌星是個很好的教訓例子，但他不是主要的問題。”周傑榮說。 周傑榮對《明鏡》指出，中國的腐敗與改革開放脫離不了關係，毛澤東逝世後，體制突然敞開大門，鄧小平鼓勵冒險、鼓勵牟利，因此每個人都想盡辦法賺錢、想盡辦法得到權力，因而忽視法律，所以貪腐是改革開放的一個後果。 如果要減少貪腐，周傑榮認為最有效的是成立一個黨外的監督部門，可以請香港或台灣的人才來管理這個部門，“如果是由黨內的人監管，總會保護自己的人和利益。”或也可讓其他國家的人來管理此監督部門，“聽起來不太實際，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一個不太實際的辦法。” 周傑榮對《明鏡》表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對手，沒有下台的危機意識，也就沒有改造自己的動力，如果中共想強化自己的權力、讓體制健康地發展，就應該允許其他黨派的存在，讓黨派彼此競爭、牽制。國民黨在70、80年代，沒有必要開放其他黨派的競爭，但蔣介石和蔣經國認為，如果國民黨要繼續生存，就需要開放，現在的國民黨也確實比較健康。好的一面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有人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經常以新加坡的例子，說明一黨獨大或一黨專政也能發展出經濟發達、高度廉潔的社會。周傑榮認為，新加坡和中國最明顯的差別在面積和人口上，而且新加坡沒有經歷過類似中國的毛澤東時代。 毛時代也促使了今日中國的道德危機。周傑榮對《明鏡》指出，毛澤東時代影響了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在那樣的時代裡，如果要站到上位，或只是順利地過日子，第一需要說假話、說黨要聽的話，第二必須批鬥別人，因為這是保護自己的方式；而現在的中國官員都是在文革時代成長的，因此毛時代的觀念影響了這些官員，雖然年輕人沒經歷過文革，但改革開放下“向錢看”的風氣，仍舊影響了年輕人，種種原因造就了中國道德觀需提升的情況。 但中國的改變也是可期待的。周傑榮說：“我有很多中國的學生，大部分人畢業後都想回到中國，他們將帶著不一樣的視角回去，這些中國留學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太子黨’也是中國的希望，或許很難置信，但沒有後台的一般官員總是小心謹慎，不願意出事，可是太子黨有背景、有靠山，比較願意冒險、去嘗試改變。”（《明鏡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