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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 　　 　　有人总结了中国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人们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结果等人们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1959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 　　 　　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 　　 　　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 　　 　　《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 　　 　　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李丙需，毛泽东生前警卫。从中南海警卫队转业后，李丙需无法忍受官场的腐败风气，一心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并嘲笑他脱离时代，他认为自己，“一直跟党保持一致”。 7月5日，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书”《中南海警卫》，宣讲爱国主义。 相关链接 问：李先生，您这次在郑州签名赠书，这是第一次这么做吗？ 李丙需：不是第一次，好多次了。要说做这个事业已经是十多年了，我是从2000年开始的。 问：2000年第一次这样做的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李丙需：第一次的时候，我感到通过这种模式，我把军装穿上，我跟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感到很高兴。老同志们是回顾历史，回顾回顾也挺好，年轻人我给他们讲一下历史，对孩子们教育教育。我要放在书店，书店书那么多，孩子们还不一定看到，所以说我走的是自费销书渠道，我的书出来以后没有走新华书店的渠道。 问：您为何要自费出版？ 李丙需：因为之前出版很不顺利。第一就说我那个书政治性太强，各种毛主席、各种中央的历史，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就是我自己要出钱，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困难，就没钱。 他们的优势是出了以后，书能全国发行，可他们的缺点是发行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般都不再印刷了。我感到我的书有价值，我可以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十年以后这个书仍然是畅销书，这样我就没有同意让它出版发行。 问：后来你是怎么让这本书出版的？ 李丙需：我又经过两年时间，我求爷爷告奶奶，省吃俭用到处筹钱，我采取的方法是作者自己出书。我给国家交两万块钱，我给出版社交两万块钱，我把它版权买断了。 问：当时印了多少本？ 李丙需：当时我也没有钱，就印了五千本书。这样我把书拿回家以后，我就面对面的跟读者、给学生们做报告，给大家接受签名售书，到学校、到部队去讲。 问：您做报告是怎么联系的？ 李丙需：郑州市教育厅教委给我开的介绍信。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您的？ 李丙需：才开始河南省有个“延安精神报告团”，我当时在郑州就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是2003年，已经在郑州拼搏了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我是个才子，就把我吸收进去了。吸收进去以后，我是“延安精神报告团”的委员，他们委派我去做了好多报告，义务性的。 问：做了那么多场报告，下面的听众有哪些反应？ 李丙需：老同志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就掉泪，年轻人感到很新奇。有一个青年，他爱国的心情很强烈，讲到这个日本，他看了以后说我也要拿起钢枪，要保卫祖国，要打击日本鬼子。但有70%的青年，漠不关心，他们打瞌睡，我穿着军装在他们面前，他们毫没有感觉。冷淡，根本就激发不起来他们的激情。我要是在学校，老师要组织做报告，经常有这种现象，有人打瞌睡，不愿意听。 问：您有没有问过他们是为什么？ 李丙需：他们感到我们都是学专业知识的人，学过去的历史没有用处。讲那个艰苦奋斗，他们更不适应了，他们觉得没用。 问：现在您的三个女儿也是年轻人，您会跟她们说毛主席的事吗？ 李丙需：我教育那么多，我感染了那么多的青年和社会上的同志，尽管对我的子女们也有感染，但是不大，效果非常不明显。 问：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 李丙需：我不能理解，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心态是敌对的，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还对老红军，老八路说三道四。说我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疯了、作秀。反正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老右派，反对毛主席，这种人把毛主席老人家、革命家骂的什么都不如，更何况我是他的警卫战士，给我骂的很难听。 问：他们这么说您不会觉得特别失望吗？ 李丙需：失望，给我造成压力。我苦口婆心、艰苦朴素做了这个贡献，他们还不支持我，还贬低我、反对我、嘲笑我，你说我能接受得了？ 问：已经有人这么批评您了，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李丙需：我感到他们的批评是错的。当今社会更需要对青少年进行这个教育，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问：您指的是毛主席精神的教育吗？ 李丙需：对。问：我看有稿子说，您是有一天突然想要“回归毛主席年代”，是这样的吗？ 李丙需：是。但那个说的有点过分，不能按照那个调去定调。 问：您为什么觉得那个说得有点过分？ 李丙需：那篇文章就说我脱离时代，说我不与时俱进，啥也不知道，天天就知道喊毛主席万岁，成了那种形象了，那不就是穷光蛋、神经病了吗？ 我这人是很忠诚，很老实，很注重历史。但我跟党保持着一致的，跟时下走得很近。我成立书法院，成立“东方红艺术团”，搞文学创作，一直工作得忙忙碌碌的。 问：“毛主席时代”的哪些东西吸引您？ 李丙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人都非常重情谊，非常有觉悟。根本没有小偷，送礼、吃喝嫖赌都没有。现在这个社会，作风问题、嫖娼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年轻人不结婚就在一起过夫妻生活。 那个时代的人精神非常好，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偷偷摸摸。国家再高的干部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过得非常艰苦，底下的干部都照毛主席这样做，谁都不敢错。那个时代有很多需要我们留恋的东西。 问：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现象这么严重，是为什么？ 李丙需：我的感觉是罚得还不严，要罚得再严一点。而且上面一定要做好，你做不好，法律再严是没用的。 问：毛主席时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改革成果，比如经济发展，您怎么评价这些？ 李丙需：毛泽东主席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专家，毛主席可不是不会抓经济，让你们穷，让你们光打仗，光搞政治运动，不让人们过好日子。但是有一个过渡，那个时代是很穷，但要慢慢过渡。毛主席也做了，做得也很好。如果主席没有去世，一定可以把国家搞得很富强的。 问：您1973年被招入中南海？您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 李丙需：当时是要“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我爷爷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父亲逃荒要饭，非常典型的穷人，历史上没有一点问题，后来乡里县里有点推荐保送的性质，这个历史机会给我选进去了。 问：您当时在中南海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李丙需：就是站岗。 问：您当时对主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李丙需：身形高大，那时候觉得他也不能说是神，反正就觉得他非常的威严，非常的高大，站在自己面前像一座高山那样，自己像个小孩子。向他敬个礼，打个报告“主席你好”握握他的手，心中激动的有很多话想说，就忘记说了。 问：您跟他说过话吗？ 李丙需：说过话。他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那老人真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我亲眼见到主席穿的衣裳，他穿了两件衣裳，其中一件衣裳是59个补丁。 问：后来主席去世，这个消息您当时是怎么听到的？ 李丙需：那是我们首长告诉我的。我当时在站岗，我正好为主席站了最后一班岗。当时我感到天都塌了，我们没有家了，没有领头人了，我们的革命前途怎么办，一片茫然了，悲痛的当即就昏倒在地了。 问：您从警卫团离开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李丙需：我也不大，那是26吧。 问：后来您去哪里了？ 李丙需：后来我就转业到平顶山了。当地方干部，当过宣传部长、当过科长，当过管委主任。 问：您辞职之前做到哪个级别？ 李丙需：在河南地方煤炭局一个科长的位置上。 问：这个工作不好吗，您后来为什么要放弃？ 李丙需：我想当作家，想搞红色爱国教育。宣传他 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宣传毛主席，我就是这个心态。而且我转业以后不准提中南海那个地方，有保密规定，我在单位十多年老老实实上班，在工作和生活中间，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官场就是战场，勾心斗角的。我那个作风，党的作风，在我单位不适应。而且因为我看不惯，我曾经抵制过，我要抵制他们的腐败现象，跟他们发生了矛盾。我坚持原则，坚持工作作风，人家肯定看不惯了。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 问：您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家里人的态度是什么？ 李丙需：家里人都不支持。他们说放着官不当，放着福不享，放着钱不挣，你去做那个无用的工作，那不是神经病嘛，都这样说。曾经还严重到爱人要跟我离婚。那是2000年，最困难的时候，家都不要了，都到那一步了。 问：您有没有尝试去说服他们？ 李丙需：我也尽了努力了，家人勉强的默认。 问：为什么家里不能理解？ 李丙需：家里经济损失太大。家里经济有困难，爱人有病，孩子们上学。我这样做，学也不好上，病也不好治。 问：当时家里经济这么困难，您爱人又有病。您就不管了吗？ 李丙需：是。 问：您的父母是怎么说您这种做法的？ 李丙需：我的父母也是说我不务正业。 问：您现在后悔吗？ 李丙需：不后悔。 问：您觉得您一生中，最辉煌、最让您觉得骄傲的经历是什么？ 李丙需：我最辉煌、最骄傲的是给毛主席站过岗，我无上光荣。 来源：网易新闻

中国的新闻腐败，比起中共高官的腐败并不逊色，只不过新闻腐败更具隐秘性，不太容易察觉。从通常情况看，新闻媒体越强势，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比如正部级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其腐败往往会比副部级的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更甚，比如2011年上半年笔者通过一次会议获悉的一个信息称新华社上海分社——原本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但是去年上半年居然创下超过1.5亿元的“收入”，令人惊讶。其因何获得巨额创收所得，令人不解。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性机构，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政府专门机构，即所谓“事业单位”，其人数不过百人，甚至记者不到五十人，但却有如此巨额收入，其中难道没有鲜为人知的腐败？或者更多是权力资源的幕后交易。新闻腐败，不仅仅有记者从业人员的个人腐败，还有机构的腐败，比如权力寻租，比如阻止舆论监督或垄断发稿权、新闻发布统一口径等。新华社各级负责人本职是为中共歌功颂德，行使其特别的话语权，又兼顾为新华社创收，当然守土有责，所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结果新华社官员的提拔速度也是惊人的，目前已知有多名新华社副社长改任地方省委常委、副省长或宣传部长，比如原副社长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副社长鲁炜出任北京市常委、常务副市长，地方大员的职位远比新华社副社长更有提拔的空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就是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提拔到新华社出任正部级的社长，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大，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加扩大。 新闻腐败必然与权力腐败挂钩，才能促进利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部门负责人亲口告诉笔者，某些年前湖北某市市长为了尽快提拔为省级官员，就找到这位负责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不是海外版）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至于价钱则没有说明，只是请记者提出来个数目（由记者开价或定价）。为什么呢？因为市长不知道《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不知该如何张口，数目说少了，则容易办不成事情。但这名部门负责人因为其个人原因不肯做这个事，就推脱了。但不久，他发现该市长的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地方领导文章的显著版面见报了，没多久，该市长也确实得到了提拔，但至于花费多少钱，经谁的手，摆平或搞定了哪几位《人民日报》社长或副社长、副总编，恐怕只有掏钱的和拿钱的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心照不宣。新闻腐败，有的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则进入所在媒体机构的账户然后再以奖金的方式分成，不光《人民日报》这样，新华社这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跑步“钱”进，无“钱”不进。 据知情者披露，中共中央主办的还有一个正部级的新闻宣传机构叫《求是》杂志，原名《红旗》杂志，1988年6月即赵紫阳出任中共负责人之际因对其僵化风格不满意决定停刊，但邓小平又换汤不换药地办了一个《求是》杂志取代，“六四”后即1989年7月由原中央党校主办恢复为中共中央主办，该刊以发表中共中央及地方正部级领导人的文章为主，一些想提拔的官员趋之若鹜地想通过关系努力在该刊发表文章，然后尽快走上提拔之路。但是，《求是》半月刊容量有限，需要排队，或者希望渺茫，所以该刊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红旗文稿》，专门“钓鱼”吸引一些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但得不得满足的地方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前来，他们的文章可以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每年获得惊人利润。甚至该杂志还在地方办有“特刊”、“专版”，成立所谓“组稿站”、“记者站”、“办事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山寨版”，只要花钱，几乎没有不能刊登的文章——当然前提不能出现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诸如歌功颂德或者吹捧自己政绩的文章，只要有钱开路，则是处处绿灯。一个杂志，仅仅靠刊登一些带赞助性质的领导讲话，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记者站就可以每年获利轻松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光《红旗文稿》这样，就连云南省以刊登长篇小说见长的文学刊物《大家》旬刊也利用版面刊登收费论文，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获利至少一百多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称：“据推算，该‘野鸡刊’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但比起正部级的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新闻腐败，说白了就是出卖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平台，即所在媒体的发稿资源，所谓守土有责，其实就是守“利”有责，一般编辑也能从中腐败。比如《人民日报》或《地方日报》、《青年报》等等，每天大约有十六或三十二个版面，除了国际新闻版面很难利用自己的版面拿到“红包”外，其他版面比如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农村新闻、教育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理论版等等，编辑或部门负责人都可以拿手中的“版面”换取自己惊人的利益，有人对于国土有“寸土寸金”的说法，但编辑控制的版面也是“寸土寸金”，几个厘米宽的豆腐块版面就可以有数百乃至数千元的个人收入。没有关系，没有钱，无名作者几乎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如今的新闻记者、编辑，几乎都富得流油，他们也都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比如《法制日报》的记者利用其与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部门、监狱部门的特殊关系，为当事人“跑案子”，当“敲门砖”，甚至联系律师串通法官，收取不菲的“特殊办案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强奸民意，而且最后还不用写稿，更不用辛苦发稿，只要把官司搞定，不见报比见报拿的“红包”更多；再比如最高检察院办的《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杂志，就是靠吃各级检察院而活得滋润，最高法院则是有《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机关报刊靠着各级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养活，这些报纸又是其主管单位的“小金库”，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编辑、记者无不有自己获利的“责任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一年下来，灰色隐形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当然，报纸并不都像《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那样好过，比如一些实力不太雄厚的报纸如《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协会主办）、《中国合作新报》、《北京新报》等等，因为后台不硬，或者报道审查不严出轨了，早些年就被停刊了，所以有后台的媒体就“赢家通吃”，没有后台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记者、编辑也先后被遣散走人。 中共治下的媒体特色就是“宁愿当党狗，不能乱张口”，所谓党的喉舌其实是“利益最大化”，“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比“舆论监督”、“异地监督”更为重要，“报喜不报忧”更是党报党刊的日常特色，以至于中央部门的党报党刊和各地的日报几乎都是有偿新闻，几乎都党八股文章，或者都是领导讲话或会议新闻，通过一张报纸上的通讯和消息的写法，就可以计算出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有多少“个人收入”或部门“小金库”收入。一般中国大陆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红包”，即车马费，是记者、编辑个人的写稿、发稿辛苦费，常常在百元以上至万元以内。这些新闻版面，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留地，如果编辑本人同时兼任记者，即采编合一，则出卖版面的收入都可以全部归自己。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版面可以发稿，则要拿出其个人“红包”的一半分给编辑，这样稿子就那个畅通无阻地得以在报纸上发表，让出钱者心安理得。一些记者除了发稿赚取个人好处之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批评报道要挟地方政府的人员，要求地方领导人行贿报社，或送钱给报社，这就是有名的“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一站长李某就因为发现河北某地发生一起矿难并隐瞒死亡人数，要求当地县委宣传部出钱订阅报纸，比如订阅1000份或2000份报纸，报纸数额高达四五十万元，而地方政府用公费订阅了报纸之后，记者站长本人可以从中获得30%或者更多的个人回报。此外，《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们也都是如此“示范”，被抓的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也会采取通过为某些领导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由要求地方宣传部订阅其旗下媒体，比如中国银行、大型油田、电厂、联通、电信、移动等国企，有些单位订阅报纸常常高达数千份（订阅单位常常转送给客户或当废纸卖掉），最后公费买单，记者个人也随之“致富”。 对于一些媒体来说，靠舆论歌功颂德创收远比舆论监督更有吸引力，舆论监督往往有风险，甚至被监督单位“后台硬”可以导致该监督稿件“胎死腹中”，记者、编辑和报社常常无利可图，而有偿新闻、版面交易、吹捧领导等等常常使报社赚个钵满盆满。新闻腐败的结果常常导致报纸无人看，但没关系，本来报纸就是党的喉舌，本来就不讲真话，满纸是垃圾言论，一旦党垮了，这些喉舌也会随之而垮，谁愿意为它的生死负责呢？ 而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某些版面的编辑记者和某些栏目的负责人，都可以因版面交易、出卖版面而致富，但对于一些没有新闻腐败机会的版面或其他弱势媒体的编辑、记者来说，则是尽量胡编乱造，发表虚假的洗脑言论，忽悠受众，比如报纸上的软文广告太多，无聊搞笑的信息太多，报纸之间相互重复的信息太多，还有虚假低俗的东西太多，这些内容多是变相广告，或者从网络上无偿下载使用，导致一张报纸看起来不是有偿新闻，就是垃圾信息。这些垃圾报纸，最后只能成为废纸。当然，如果中国立即政治转型进入自由办报时代，这些垃圾党报就会完全倒闭，一张也不会剩下。或许，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办的《真理报》在关门前被人唾弃那样。 巩义献，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