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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为柴玲说几句话。柴玲反复说，她的宽恕说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观点。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角度（仅是其一），也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柴玲的话。从基督教信仰，柴玲的宽恕说是成立的，包括宽恕屠杀者。基督教的中心是追随基督和爱，而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包括爱你的敌人。当然，很多人对之不赞成，甚至激烈地批判，这也是正常的。对于《圣经》，同是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基督教也分有很多教派，有关教义的各种争论更是水火不容，无止无休。退一步说，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种态度；这也就意味，在基督教信仰中，也还可以有其它的态度，比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不过，就我的理解，后者更接近《旧约》。 基督教强调的是信，而不是对错。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而且新教强调的是个人和上帝的直接沟通。如果柴玲以虔诚之心读《圣经》，并为之祷告，而圣灵给她的启示就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新教信徒，她该怎么办呢？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至多是有关教义的不同理解和争论。 以上的话，是就基督教信仰而言——仅出于此，而非着眼于社会层面。 宗教信仰非理性，超乎现世。正因为如此，宗教可以给现世带来很多有益的东西，弥补现世的许多欠缺，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但是，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宗教也是危险的，甚至会颠覆现世秩序。为此，现世需要有现世的原则和立法，并与宗教需要保持距离。站在《圣经》的立场，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凯撒”；而站在现世的立场则是：“将上帝限制在教堂”。美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是美国精神的根，但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其从左右两方面，确立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 基督固然可以爱敌人，但现世则必须持守现世原则及立法。人类群体共生的第一原则是公义原则：正义与公正。按照此原则，中国民主化后，需要成立特别法庭，对六四杀戮者及类似残害李旺阳的恶官恶警，进行公开审判。这一审判要体现人类的正义，同时也要公正，不因人们的愤怒而过严，也不因人们的悲悯而过宽。即使根据国家政局，需要特赦，那么也要在审判之后，并要合乎宪法，经过总统或国会。而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从现世的公义原则，我们也需坚持：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者（惩处凶手）、对死难者赔偿。这也就是天安门母亲的三点要求。这是追求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 从民主立宪的立场，我们需要持守现世的公义原则，同时也应该对宗教言论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对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批评，但是不好恶骂和人身攻击。境界高一点，我们可以宽容柴玲的言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她；但是同时我们更要坚守现世公义原则。无论怎么说，柴玲的出发点是向善的，合乎基督教信仰——那怕仅是其中一派。即使她的看法有悖基督教教义，那也是教义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可以从现世批评柴玲的这一说法，但是不要将之当作现世意识来批评，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意识与现世意识与准则常常是相悖的。对于宗教，我们要保障其自由，但也要保持与之的距离。我们不要因为前者，而过分抬高宗教；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后者，而要取消宗教——凡不合现世秩序的，便不允许。“爱敌人”当然不合乎现世公义原则，但这确是基督的精神之一。 柴玲的宽恕说，不管对错，但对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她看到国人蓄积了太多的仇恨，而中国的事情又总是以暴易暴，她希望中国中断恶恶循环。在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中的宽恕，不涉及律法，因此其真正意义不是赦免对方，而是放弃内心的仇恨。从现世来说，她在这这个时候说宽恕“邓、李”不合适，但是她希望消解国人内心的仇恨、结束以暴易暴则是好的。正义可以仇恨之心来实现，也可以公正之心来实现。天安门母亲坚持追求正义，公正审判，但是她们呼吁人们放弃仇恨。她们说“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柴玲发表了“宽恕”说后，遭到很多的批评，这是正常的，因为她的言论毕竟面对于现世社会，并非限于教会，或仅仅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但是，于此同时，她也遭到了许多敌视性的侮辱和谩骂，有些人甚至基督徒。而这是不当的，他们为什么要对柴玲怀有内心的仇恨呢？这种仇恨是否也是很可怕的呢？这是否显示，残暴的极权统治，其给国人带来的深重伤害之一，就是在国人的精神与心理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仇恨？这种深重的仇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持守正义，但是却要化解仇恨，将之转化为道义和责任。中共的政权迟早会完结，不论以怎样的方式，但是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则取决于国人健康的心态，而不是充满仇恨。 现在，我们回到对柴玲的批评。柴玲反复说，她的言论仅仅代表她自己，“宽恕”是她个人的想法。当然，柴玲作为个人，有表述宽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基督徒，她的宽恕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她是出于善意，她的祷告也是虔诚的。但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柴玲是一个公共符号——八九学运领袖，她曾勇敢地担当了这一角色，也赢得了众多学生的信任，因此她对这个公共符号是有承诺和责任的。 我们暂不论柴玲拒绝学生撤出广场的对错，而她逃到美国后，很快就淡出了“六四”之事，去追求她个人的美国梦：名校、学位、经商、致富……，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人，追求这些没错，她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一个当初的八九学生领袖，这多少有背弃的意味，特别是“六四”中有大批的民众遭杀戮，之后又有大批的人被逮捕，被判重刑，甚至被枪决，而天安门母亲们一年又一年的在被逼迫中煎熬，她们在苦难中，孤零地坚持，不屈不挠地抗争，追求正义。与此，柴玲远不如王丹、封从德，封从德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坚持收集“六四”档案。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柴玲在宽恕之前，先需要对这个事情有所反省，否则宽恕就说得太轻松了。 再，作为八九学运领袖，在六四的前夕，就中国的现状，公开地向全社会说宽恕，是不合适的。这固然是你个人的看法，固然是出于你的宗教信仰，但是这话不是说给自己的，也不是在教会中说，而是面向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所有“六四”的受难者，而他们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并且依然苦难深重，陷于当局的逼迫中。柴玲在做这个表述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应该说，柴玲的表述实是对他们的伤害。因为，“六四”尚未伸雪，受难者及其家人仍然在被逼迫中，而这个政权却更加嚣张。柴玲为什么不在个人的表述之前，考虑一下天安门母亲们的感受呢？听一听她们的想法呢？是不是，只要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无需考虑其它？是否在这个世界，只要我忠于个人的信仰，其它就不算什么？ 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大概是人们对“六四”的共识。为了避免误解，我这里要强调，罪与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前者是敌我，后者是人民内部）。罪是需要审判的；而错需要反省。反思“六四”，学生的错处之一，是一些学生领袖任由个人性情，不计后果。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个人的意志、价值及表现欲，他们希望将事情闹得更大更持久，惊天动地，因此拒绝学生撤离广场——他们将之作为戏剧，拒绝收场。刘晓波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当然，作为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青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人的弱点，我们可以宽容。但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年，他们应该对此事有所反省。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柴玲对此有过认真反省。 丁子霖女士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於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於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丁子霖访谈录》） 柴玲身上有一种东西，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是有害的，那就是自我中心。拒绝撤离广场，淡出“六四”，追求美国梦，乃至此次公开“宽恕”，这其中都贯穿着“自我”中心意识。人固然可以自我中心，但是当你充当公共人物，从事公共事务，面对公共社会讲话的时候，就不可只遵从自己，以“我”“个人”为中心。这其中，有你对他人、民众、公共事务的承诺和责任。站到台上，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何其豪迈；但有了不幸后果，不能一走了之，说我只是我个人，我怎么说怎么做是我的自由。（柴玲在六四夜，坚持到最后，这是应该被赞许和肯定的）这样的政治、自由、个人是不是很可悲呢？ 我相信柴玲诚心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祝愿她。但是在基督徒、个人、他人、信仰、公共事务、公共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我们置身其中，仅仅是“我个人”、“我的信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具体的责任有所担当。比如，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对“六四”受难者及其家人的苦难，就应该有所道义上的担当，而不是将他们弃之脑后。如果柴玲在发表这番话之前，和天安门母亲们交换一下意见，大概她会将这番想法在以后恰当的时候再讲。 2012年6月15-17日于伊萨卡 一平，《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