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

李承鹏,是中国知名时评人,作家和足球记者,被网友昵称为“李大眼”。李早年多以评论中国足球为主,曾就职于多家媒体的体育部,曾经激烈的抨击中国足球体制。李承鹏后来活跃于中国互联网上, 主要评论中国社会和时政,因此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2011年,李宣布参选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并获得了法定的支持人数,但却因为未通过审核而无法获得候选人资格。李承鹏于2014年9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

2014年李承鹏新浪及腾讯微博账号被注销以前,他在新浪微博上有740余万粉丝。现在,李偶尔也会发表时评文章,并流传于互联网上。李的作品主要有:《中国足球内幕》、《李可乐抗拆记》、《李可乐寻人记》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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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用敏感词向文学宣战

“我就是用野路子正式向中国文学的壁垒宣战,告诉他们小说是可以这么写的,就像有人告诉你相声是可以这么说的,像袁腾飞或‘当年明月’告诉你历史是可以这么说的。” 文/张凌凌 李承鹏的博客访问量早已超过2.5亿。 2009年,成都人唐福珍为抗强拆自焚身亡,事发地点离李承鹏老家不远。他当天写了一篇博文,但很快被删除。再贴,再被删。“我一直就在酝酿一部小说的提纲,那次惨剧和博客被删的闹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李承鹏提到的,便是眼下他刚出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一本30万字,提纲就列了8万多字,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 《李可乐抗拆记》出版半个月,以每天1万册的铺货量,快速登上了几家图书网的榜首。这样一本刚出炉的“畅销书”,却在签售环节被某些主要城市“拒之门外”,原因自是“众所周知”的——题材扎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扯淡的人生。”李承鹏的这句话不仅有“大眼流”的幽默,更有积极的斗争哲学。《李可乐抗拆记》中充满了这种不妥协、不气馁、不靠谱的气质。 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李承鹏的小说算不算文学、李承鹏到底有没有文化的时候,他瞟了一样封面上那个红色的拳头,说:“谁也别给我归类,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新周刊》:你这本以“抗拆”为标题关键词的书,最核心想讲的是什么? 李承鹏:公平。我很小开始混江湖,知道很多真相。七年前开始进行房产专栏,知道很多故事。有人问:不说出真相你会死吗?我答:不会死,但会很郁闷。不公,让我们失去梦想。对我来讲生活比任何的敏感词都重要,我会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说两句。 《新周刊》: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似乎也一直是你的强项。面对这样一个“扎手”的题材,为何却要选择小说? 李承鹏:必须是小说。杂文短而猛,确实冲力大,情绪足。但真正能深入描述当下社会画面的,还得靠小说。它容量大,气场大,有动着的人物、动着的世界;有情节,有隐喻,有戏剧强度。那种对现实的影响力是更直接的。比如李可乐,会唤起很多同样处境的人去想象甚至仿照操练他的人生策略。另外,杂文和小说为什么一定要对立呢?完全可以把两种写作结合起来。这是沈浩波给我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合适的建议。 《新周刊》:你认为文学或者说一部小说可以影响现实吗?比如书中李可乐借助在精神病院里想出的“抗拆迁宝典”,打败了开发商,现实中的拆迁也能奏效? 李承鹏:很多人在讨论文学可以改变社会吗?我说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是文学可以改变心情。比如《李可乐抗拆记》,我最后用了光明、温暖的尾巴,是想让大家觉得活着还挺有意义的。至于“抗拆宝典”,只有在精神病院才能想出这么精神的点子,这里是个大的精神病院,自得了精神病后,我的精神就好多了。这点子雏形本来自民间,我不过从技术上完善了它。核心是:我们都是没身份的,但有身份证,我们实际是没房产的,但有房产证,忽然让一条街的证件全部消失,连钉子户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证件在哪里……书里虽写过不少钉子户战斗情节和战术发明,但我不希望因抗拆再死人,这是一个无生命成本的抗拆方法,是最能制约开发商的战略武器,我知道有条街就是用这种方法成功逼迫来自福建的开发商签了城下之盟的。如果运气好,希望它能推广到全国钉子户去,多得一些钱,少死一些人。此为功德。 《新周刊》:有人说你这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拆迁。其实你是在用野路子闯出一条路吧? 李承鹏:对,我就是用野路子在闯。我知道,有人在质疑、探讨这到底是不是纯文学。我本身就是想去打破中国纯文学和蠢文学之间的一道墙。我就是用野路子正式向中国文学的壁垒宣战,告诉他们小说是可以这么写的,就像有人告诉你相声是可以这么说的,袁腾飞或“当年明月”告诉你历史可以这么说的,就像麦家告诉你侦破小说也可以拿矛盾文学奖。有点嘲讽的是,贵文学界以前总想驱逐我,现在竟然想吸收我。 《新周刊》:你是否担心这种关注当下的作品,会像时评一样时过境迁、物是“文”非,人们的关注力会淡化,甚至会忘记?还是始终你坚信文学会改变现实,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 李承鹏:即使当下转瞬即逝,也一定要写转瞬即逝的东西,因为无数个转瞬即逝加起来就是现实。我总觉得写小说其实是我一个幌子,我会努力地用一生追求这个幌子。我想一定要用一辈子把这个幌子打好,用无数个瞬间描述某一年的事情,甚至不当小说而当成纪录片来看都可以的。 《新周刊》:本能会不会受限,说真话到底难不难? 李承鹏:说真话,本来很容易。我们都是猴子的时候,疼了惨叫,冷了乱跳。随着进化进步,人们饿了假装很饱,愤怒了满脸微笑。人们渐渐失去本能。有人说做不到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那就是不说。在我看来也远远不够。对我而言说真话时经脉畅通,不亚于体能锻炼,延年益寿。不说,心里都明白,长期淤积、经脉堵塞,男人不举女人不调。说假话等于长期往身体里注射三聚氰胺,长远看来太不划算。 我说真话不是因为我高尚,我特别不愿意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给人说要说真话,要有公德心。我愿意说因为我聪明,我会算计会盘算,我说真话有很充分的商业空间。往俗里说就是可以名利双收。有人说,说真话有风险,甚至写抗拆等于找死,一想到说真话脑子里先出现一个沾满了“雄狮牌胸毛”的人手拿板斧站在暗处。其实说真话是需要手艺和技术含量的。敢说真话是第一步,会说真话,把真话说得好玩,让大家有阅读的依赖感,这是技术层面的。我在博客里练就了这门手艺,我写孔子、写阿凡达都是这个路子。说真话的写作是一门艺术。有些人在装优雅的时候,我在装流氓,他们在装好孩子的时候,我在装坏孩子。 我试着用流氓坏孩子的角度,在说人话办人事。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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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媒体时代的终结

中国大陆媒体界过去一年遭受愈发严苛的舆论管制《潇湘晨报》副总编龚晓跃因辛亥革命策划被离职,《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彭晓芸因”时代一百人”评选 “被休息”,《成都商报》调查记者龙灿因涉及官员”报道失实”被辞退,系列事件令媒体人发出”最冷的冬天”之感慨。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大陆着名时评人长平,被其所供职、一向以敢言与开放闻名的南方报业集团辞退,更引发大陆舆论界心灵震荡,冬天进入”极度深寒”。传统媒体在中国大陆社会与政治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会否发生变化?长平的出局,或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由张平到长平 曾经名叫”张平”的调查记者,与后来以”长平”闻名的时评作者――若把他们的经历串联起来,会是一篇有意思的新闻断代史。 和许多今天的大陆媒体掌门人一样,七零后出生的张平,成长于理想光辉照耀的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经历了从理想到幻灭的八九学运;九十年代市场化媒体初创,他加入《成都商报》,并成为该报创刊时四名主力之一(其他三人是李承鹏、唐建光、余刘文);而后《南方周末》的黄金年代,张平从记者做到新闻部主任,带出了一批今天仍活跃在一线的着名新闻人;二零零一年之后,南方周末被宣传部”整肃”,张平出走至《外滩画报》,然后出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二零零六年,重回南方报系,主理《南都周刊》。 这期间,张平一直以”长平”为笔名,坚持个人时评写作。与韩寒的轻盈和鄢烈山的老辣不同;长平的时评风格,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在价值混战的泥潭里,恪守普世价值底线,又深具人文关怀。 二零零八年西藏事件,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则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在举国批判CNN不公正报道西藏事件时,将思考引向舆论管制的深水区:”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 这篇名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强烈地触痛了当局与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批判的檄文潮水一样涌来,其中,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官员出身的梅宁华更亲自撰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把斗争对象直接瞄准了长平个人。 在宣传系统不间断的整肃压力下,长平被《南都周刊》撤职,调任报业集团旗下的”南都传播研究所”任研究员的闲职;二零一零年七月,再次被南方报业集团勒令停止一切专栏;一周之前,终被南方报系以”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解聘。 媒体同行称他”倒霉”,比他批评猛烈的有人,比他行动英勇的也有人,为什么”霉运”偏偏笼罩在他头上,声望如他,在内地相对自由的南方报系,仍会被迫离职? 新价值共同体平台 近年当局舆论管制逐渐收紧,”大环境”变得恶劣当然是重要原因。也有传言点出某位中宣部副部长的名字,认为这个”极厌恶”长平的官员,是屡次给报社施加巨大压力,促使长平离职的”幕后黑手”。 然而了解文章背后的长平,会明白,无论舆论管制松或者紧,无论长平的观点是不是一贯温和,只要言论警察存在,而只要作者坚持个人写作不妥协,出局的命运都几乎是必然。 许多人曾试图拉拢他,方式相当温暖:比如某报业请他去做总编辑,”你可以主导一份报纸,只是你别再写时评了”;比如自己的领导和他商量,如果停止写作,可以让他重回采编部门,薪高、权重;比如旧日好友高薪邀请……一个写作者可以给自己一万个理由,告诉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出卖,也不是交换,这只是权宜之计――”曲线救国”,正如文人们最喜欢的说辞。 长平不声张这些,他说正是自己的”怯懦和无能”,让自己无法这样做:”当年和我一起出道的许多人,大部分人选择了不写文章,好好的做了主编。也许当初的想法是真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个人与社会的抗衡。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宁可保持距离。””中国不缺乏和体制的合作者,缺乏体制的反对者。”他说。 长平的离开,引起了大陆传媒人心深处的震荡。在《南方周末》时,由他执笔的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曾被许多大陆新闻人视作精神原乡;到后来,他引用《费加罗报》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更被众多评论人视作座右铭。 许多人在说,告别长平,好像告别一个时代。 那是”南方报系一纸风行”、一个传媒集团成为一个价值观载体的时代。抱团取暖很美好,用一张报纸启蒙一个民族的理想很美好。但是当多年的好友不得不站在领导一边,对长平说:”对不起,没能保护你。”这样一种时代的美好,似乎也该结束了。 长平这样回答:我不是为了让你自惭形秽,也不是为了让你难堪,坚持个人写作,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 因言治罪的恶从没有减少。但个体在今天能够获得的力量,却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长平被辞职的消息传出不到24个小时,他的微博粉丝人数增加了整整一万人,至今已有近五万人。朋友在微博上发起向长平的电子支付账户捐款(每个人五毛钱)的行动,不到20小时,长平的支付宝已经收到三千元人民币,整整六千多份捐款。 “在这个时代,哪里都可以是媒体”。长平说。 以前业界喜欢称南方报业集团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意为人可以常换,围绕一个组织的共同体却历久弥新。然而当自媒体时代为真正的个人写作呈现了可能性,当越来越多个体从”体制”里出局,借助变换的新平台,搭建起隐性却持久的”价值共同体”――以传统媒体为重要支点,进行社会乃至政治转型的时代,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谁自由了 “南都长平”告别,长平仍在。这个内敛的写作者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会一直写下去”。”不会妥协”,而且,也”绝不会迎合读者来写作”。 “不党不群,不偏不倚”,长平认为,这也是个体写作的核心要义。他开玩笑说,自己被”组织”清理,现在最容易的做法,恐怕是顺势做一个”反对派的中宣部长”:”可以肯定的是,支持我的人里有人有这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性格和观念无法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我的写作不会仅仅是为了任何一支队伍呐喊。我坚持个人写作。” “写得好的时候,我假想读者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当然,我也经常感觉到,面前空空荡荡,听众都跑光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 “我批评政府,他们说我叛变祖国。”他笑着说。 感谢国家,现在,你自由了。 — 来源:《明报》世纪版 作者:艾墨 欢迎订阅搞屁: 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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