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是香港越来越进步了么？不是，是内地越来越退步了。 于是这个同胞感叹：“现在国外的年轻人都太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了，不懂得奋斗和为社会做贡献。而反观我们中国，却有许多勤奋向上的年轻人，让人感到希望。”接着便是未来属于中国之类的感叹云云。 一群勤奋向上，但是没有自由和权利的奴隶，和一群散漫懒惰，但是拥有自由和权利的公民，哪一个群体所创造的未来会更加美好点呢？     HK的随想   文/刘三山（四川大学）     每次到香港，都会有更多的想法和发现。敝帚自珍，无论想法浅深，都随手写下，记录自己的思想。 一、幸福的国民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民各有各的不幸。 在尖东SOGO百货，看到两个身穿全身裹得跟粽子一样的传统装束穆斯林妇女，每人手中握着几件劲爆三点式泳衣，一路小跑冲入了更衣室，眼睛里闪耀着不可抑制的兴奋的光芒。如果在她们祖国，估计买到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最时髦泳衣基本是这种款式：     所以我在这里借用托尔斯泰的这句话。老实说，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还是在看完了《枪炮，细菌与钢铁》之后。 你对生活在伊朗的人们说，伊朗人民你们国家产石油，很有钱哦！你们幸福吗？伊朗妇女愁眉苦脸摇头说不幸福，因为我们不能穿三点式泳装去游泳，我们还上不了“非死不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总统是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 你转向印度说，印度人民你们IT产业牛逼，还有民主制度哦！你们幸福吗？印度人摇头说还是不幸福，因为我们还是很贫穷，宗教冲突频繁，还有遗留的种姓歧视； 你又转向巴西说，巴西人民你们有民主制度，也不存在宗教冲突，经济发展也很快哦！你们幸福吗？巴西人民摇摇头说还是不很幸福，我们贫富差距还很大，腐败丛生，虽然有了民主但是还欠缺法治； 你又转向天朝问天朝人民你们幸福吗？ 天朝人民嘿嘿嘿，说幸你妹的福。 盖因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幸福，必须物质要得以满足，精神要得以满足，权利要得以满足，各种因数缺一不可。独立宣言说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少了一点，人民都不能幸福。人民都要伤感很久，继而辗转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去买三点式泳衣，喝没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呼吸新鲜的空气，住具有永久产权带停车位和花园不会被强拆的房子，去追求幸福。 二、要清楚所追求的东西究竟能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 我想到，能让香港人民，和来到香港的人感到幸福的，是香港所拥有的高度的法治化，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和资本市场，发达的现代文明，还有言论自由。当然，人民没有太多的选举权力，但港人一直在争取。 人人都清楚香港具有如上的优点，但这些优点如果内地也拥有了，能改变什么社会问题？又不能改变什么社会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跟追求一个美女、一个好工作一样，追求一个体制的改变也需要清醒，你要清楚这个。避免等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梦想实现的时候又产生诸如“原来美国也有黑暗的一面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类型的各种傻逼的幻灭感。 譬如，法治和民主和自由，并不能阻止一些传统的愚昧和观念继续流传。 在香港，每条街都有卖各种中药材，补品，鱼翅燕窝。去“糖朝”吃甜品，坐下一看，桌子上中英互译，给你生动讲解“tangshui”的滋补功能。让我顿然有种看英文解说Chairman Jiang’s Three Representatives之感。 要说虚假广告，所有的标有“滋阴壮阳”的补品，都是虚假广告，如果真的我们老祖宗那么有能耐发现了这么多壮阳的东西，我们国人一口气吃上几百年，那现在美国的成人动作片的男主角哪里还轮得到黑人和白人混，是吧，随便上一个华裔，两碗牛鞭汤下肚，都可以傲视群雄。哼哼。 不要指望民主和法治能打击封建迷信，美国就是个好的例子。即便已经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科学美国人》的专栏作家还是隔三差五地要跟“创世论”较劲一番并耐心对普罗大众推广进化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在学校教材里推广进化论的手段和效果跟我们推广政治课的手段和效果一样强大。 但是，给予人民思想的自由，去接触各种理论，通过思考并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比强迫人民去接受一个唯一的理论更为重要。后者固然能够让牛顿的三大定律深入所有人心，但前者却能促进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更多新理论的诞生。 还有，香港所具有的这些社会环境和制度优势也不能阻止当地媒体的各种媚俗低俗化。 香港媒体媚俗和新闻娱乐化程度同内地媒体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上香港的报刊亭转一圈，三分之一的杂志都是娱乐类，各种劲爆封面再配上吸引人粤语繁体文字，“XX哥夜浦姣女被拍，劲爆激吻咖喱鸡”“波神大玩湿身诱惑”。即便主流报纸譬如苹果日报，遇到重大题材也喜欢用标题搏出位，重花边新闻，重娱乐效果，而忽略事件深度的探讨，上面评论文章的水平跟内地的什么南方周末新京报潇湘晨报的比简直弱爆了。 甚至我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国家的媒体的自由程度和大部分媒体的媚俗程度这简直是必然成正比的关系。假若实施严格的审查，则所有的杂志报刊都必然无任何讨好民众读者的三俗图片文字，家家都是人民日报社论，篇篇都是新华社通稿，严肃高雅，品位不凡。 但是我估计这些社论和通稿甚至还不如苹果日报的杂谈版块里面的文章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若渴望自由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就要忍受自由所带来的媚俗风气。法制只会会制裁一些诸如侵犯个人隐私权之类的行为，但法律绝无权力判决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否违法，一个人的思想低俗是否有罪。 啊，低俗，来吧，我不怕你，“波神大玩湿身诱惑”，来吧，come on baby。 另外，民选的代表可能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完美。 打开香港的电视，常常可以看到各路代表委员高声痛骂曾特首和官员，不排除他们该骂，但有的时候代表们只是图个痛快，挥拳，喊口号，甚至不比微博上的网民骂人水平更高。 许多人常常嘲笑台湾立委或立法院的委员们群殴的景象，认为我们的人民素质不高，施行民主会导致政治庸俗化，给人一种“乱象”的感觉。 但这些人可曾想过为何这些素质“不高”，长相平平，梗脖子打架喊口号的的代表和委员，却能更好地为他们的人民谋福利？而我们那些代表，虽然都是演艺界和体育界的各路精英，西服革履，见多识广，知书达理，说话做事绝对有品位有风度，却几十年都没投过反对票，甘当政治花瓶和宠物？ 总有一天大家会想明白这件事，然后猛一拍大腿：干！我们选的是代表啊！又TM不是选我老婆或丈夫，长得漂亮说话有风度有个屁用，敢出头才是真！ 最后，法治，言论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也不能阻止或减少谣言的产生和大量传播。香港街头报亭，基本是娱乐、成人和政治类刊物三分天下。如果你翻政治反动类报刊，基本随手可见各种秘史和小道消息，真假难辨。网上的辟谣党，真相帝要是在香港书摊前呆一个小时，估计都会气出心脏病来。 但是这根本不重要。因为不禁言固然带来了横行的各种谣言，但自然会有有识之士立刻做出批驳，让各种横行的谣言寿命缩短。 相反，禁言固然能减少一部分民间谣言的流传，但官方的谣言却牢不可破，且那些民间流传的谣言一旦散播开来也很难消除。 网络和围脖固然带来了海量的各种谣言。但若没有网络和围脖，估计我们到现在还对“从宇宙飞船上看到的唯一人工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这种SB谣言深信不疑。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叫魂》这本书。 某篇国际友人写的文章《中华人民谣言共和国》，前阵子火了段时间。但其实，谣言在一个国家的人民中能够广泛传播的最根本基础，乃是国民对统治者和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如果你将人民不信任政府的责任，推卸到人民的身上，或推卸到网络身上，这真是情何以堪。 另，若将世界上网友的技能和本事排个顺序，中国的网民基本都可以名列前茅。我们的网民的搜索技巧超过了CIA，破案推理技巧超过了FBI，对大事件的反应速度超过了SWAT，法律顾问团阵容完胜默多克的辩护律师团。放眼世界，WEB2.0时代，哪个国家的哪个社交网站可以发动和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集体参与调查各种大案要案，红十会内幕，达芬奇内幕……网友争相爆料，波澜壮阔，高潮一波接一波。相比之下，非死不可和推特上那些只会分享“yo yo man gonna have a party in night club downtown got lots of chicks there come 2 join us buddy”类型消息然后无数好友纷纷猛点“赞”的发达国家网友再次弱爆了！ 当然，埃及和突尼斯的网友很牛逼。 为我们的网民感到骄傲还是悲哀呢。我们的网民把警察局，法院，检察院，政府的活全部都干完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还是那么糟呢？ 很简单啊，一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荒唐，乃至要基本依靠人民的自发揭发举证和大量网友的志愿参与调查来揭露和打击社会的黑暗面呢？然后这帮人民在检举揭发的过程中突然又开始互相攻击说你造谣党，你五毛，你美分，你水军，你专制，你片面，啊要是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后有你这样的人存在真是可怕啊！ 最后人民自己打成一团，公检法全体专业人士袖手旁观，看帖不发帖。新浪小秘书在旁边当裁判，不时发布个消息：某某账号散播虚假信息，经查实，停止关注一星期。 一个月后，事件没有水落石出，真相也不知道，法院也没有判决，唯一不同的是广大人民又提高了和广大人民进行群众斗争的经验，认清了各种五毛美分水军造谣假民主假自由假科学假客观假正经分子的嘴脸。嗯哼。 这TM都算什么玩意啊这都是！！！     三、文化的沙漠却是绿洲 大概是95，96年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从报纸上看到过两篇报道。 第一个报道说的是采访某春晚小品专业户，让他谈对香港文化的看法。该春晚专业户说，香港是个殖民地，他们只有殖民地文化，他们的“双周一成”电影尽管票房好，“四大天王”歌曲尽管很流行，金庸小说尽管很火爆，但都是舶来品和市民消遣的作品，没有中华文明的底蕴，比不上内地的作品。 第二个报道更牛逼，说广州目前上映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内地影片的《独生女》，讲述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不懂体贴父母的影片，具有教育意义，票房很好，父母纷纷带孩子观看；第二部，是香港影星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该片对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进行了低俗浅薄的修改和加工，但票房惨淡，许多人纷纷表示“看不懂”。文章最后说，这表明了内地观众的品味已经有极大的提高，以香港周星驰为代表的低俗市井“无厘头”喜剧文化已经彻底没落，未来将会有一批更加出色的作品问世，陶冶观众的高雅情操云云。 几年后这两部片的各自下场如何我就不提了。 内地仗着自己的面积比香港大几万倍而嘲笑了香港本土文化的市井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嘲笑了几十年，蓦然发现，就是这庸俗商业市井的香港电影香港流行音乐香港武侠小说，反哺了整个大陆几代人的青少年阶层。在这片贫瘠的红色的文化沙漠中，高产各种商业片和流行音乐的香港，反而更像是唯一的文化绿洲。 香港的报刊亭固然以低俗快餐文化为主打，但也有许多书店，你在里面可以买到许多真正的好书。高雅的文化和低俗的报刊并行不悖，都是这个文化自由的都市的一道景观。 而音像制品就更不用说了。北京一个音乐爱好者可能要辛辛苦苦三五年才从五道口的各路打口摊上淘齐的一套古典乐全集，在香港的CD TOWER每间连锁店里都有。两种成长环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7月，香港书展。和去年一样，各类图书云集，嘉宾到场，同时各路嫩模也纷纷携带写真集赶到，在会场内外搔首弄姿。 但是书展的主办方已经不再和往常一样对这些低俗诱人的“嫩模”驱赶和禁止了。只是做了少许的限制。 去年，书展的主办方总裁林天福解释为什么不再驱赶“嫩模”，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学懂以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今天，因为一些书籍订立一些限制，明天，又因为一些书籍订立更多的限制，那么最终不但香港书展会失去它的特质，就连香港人引以自豪的自由也会付诸东流。我始终相信，当我们的社会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当我们的年轻人都抱着追求知识、追求文化的热情，他们自会判断什么是杂音，什么是天籁。” 貌似成功了，去年的书展，焦点是嘉宾韩寒，梁文道，嫩模只是成为了文化盛宴的一道点缀。 但是今年风景又是不同，各路嫩模在会场又是淋浴又是泡泡浴，大有“The NenMo Strickes Back”的趋势。 另一旁则是各路重量级嘉宾：于建嵘，李承鹏，刘慈欣，唔，还有李敖。好吧。我很期待李敖大战嫩模的场景。 如果你只看到了香港文化世俗和商业的一面，那么可能你只看到了嫩模，而没有看到书展。     四、物质文明不是全部。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你还不是羡慕人家的物质文明？你还不是羡慕人家钱多？要是大陆也有那么多钱，你也一样会羡慕。 其实说到物质文明，内地新兴的大城市更是物欲横流，如果谈到大兴土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繁华街景，香港早就被内地的新兴城市甩下了几条街。 如果你抬头看香港的大部分街道。你会发现繁华装修的只是街边的第一层楼。大多数楼到了第三层便呈现出一幅破旧景象，让你回想起电影麦兜春田花花幼稚园里的片段。这些给人一种“资本主义行将腐朽没落”感觉的建筑，自然无法跟比邻的深圳那到处拔地而起的雄伟的CBD和购物中心相比。 但是又是什么使得这些密集破旧的楼房间的店铺，比内地大城市光鲜无比的CBD更具有吸引力？iphone在内地也可以买到，“路易死尾灯”在大陆也有分店，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定要到香港的这些修葺过的破旧楼房沿街铺面来买？ 不排除天然深水港和贸易中心的优势造就了商品的低价。但根本原因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在香港买的东西没有被打过那么多税。 这里的政府收的税少，但他们所管理的市场却还能保证你买的东西更好。 五、干什么都要去香港啊现在 如今香港吸引人的不只是打折和免税的服装和电子商品，还有安全的奶粉，还有户口，还有教育资源。 越来越多的人往返深港两地走私奶粉，越来越多的孕妇奔赴香港生产，越来越多的内地高考状元选择到香港求学。 是香港越来越进步了么？不是，是内地越来越退步了。 说到教育，有个段子：79年中国教育学家到美国考察，发现大部分学生上课都大声说笑，坐没坐像站没站像，课堂纪律混乱，学习的内容却十分简单。于是断定：20年后中国教育必将全面超越美国！ 同时还有一群美国专家也到中国考察，发现学生大都牛逼无比，上课时不苟言笑，初中便能徒手解X元X次方程，四则运算心算快过计算机，各种物理公式和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甚至从小学便开设英语课，于是惊呼：20年后中国这代年轻人必将超越美国同龄人！ 然后，30年都TM过去了…… 个人觉得这个段子伪造的痕迹很重，因为一眼看去知音体的味道便扑面而来。 但从这个故事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 首先，便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18岁以前的所学会的知识再多，成绩再好，对其一生的命运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一个小孩子18岁以前再牛逼高考全国总分第一，可能长大了也就是个体制内处级干部，体制外企业小经理的结局。然后，将如上结论推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个国家的18岁以下的小P孩们的总体学习成绩如何，也跟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没有半点锤子关系。 其实，高压应试教育固然扼杀想象力，但至少可以培养出许多合格的工程师。如果没有政治课，还有一个有活力的，自由的经济环境，这些工程师人才群体就算出不了大师拿不到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合作起来搞几十个世界级的电子产品企业还是绰绰有余的。台湾韩国和日本便是例子。(ps:貌似被孔老二这个王八蛋的学说辐射过的地区，中小学生都学业繁重啊混蛋！） 但是同样是接受了应试教育，如果他们毕业后的环境缺乏生机，晋升都是靠人际关系，没有激励机制来鼓励个人的创新和突破，民办企业要受到官办体制内垄断企业的打压和排挤，又有各种政策限制草根的创业，那么这些毕业生走出社会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我们国家最不缺乏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爆表的同胞。 在围脖上看到一个带V的同胞，在国外也呆了很久。某日和几个法国大学生聊天，问：“你们平日除了上课外，课余时间都干什么？”法国二逼大学生答：“喝酒，耍朋友，示威，烧车子。” 于是这个同胞感叹：“现在国外的年轻人都太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了，不懂得奋斗和为社会做贡献。而反观我们中国，却有许多勤奋向上的年轻人，让人感到希望。”接着便是未来属于中国之类的感叹云云。 一群勤奋向上，但是没有自由和权利的奴隶，和一群散漫懒惰，但是拥有自由和权利的公民，哪一个群体所创造的未来会更加美好点呢？ 这是个疑问句，人人都可以回答。 （采编：宋晓慧 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惊艳戛纳 ＜摇光＞传统下的独白——上师大的辩论风暴 ＜天璇＞一天 ＜狗与人特稿＞人的自大 —— 我也跟风谈吃狗肉 ＜开阳＞回归清醒对话的界限——评雷蒙·阿隆 《阶级斗争》（下） 无觅

“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杨银波，独立作家兼编辑。）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   出版商和传媒同业都不期然质疑记者：离书展还有一个月，你现在谈论，会在书展开始前被忘得一干二净。有道理。然而议题周期愈短，重生就愈容易。 书展二十二年，每临7 月，老问题还会在舆论里复活。 记者请贸发局当面响应每年批评，副总裁周启良快人快语，说贸发局近年“开始文化”是因为给人“闹得多”，但贸发局“不是文化推广机构”。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首届伊始傲立书展，其叫卖、出版尽现庶民活力，是书展销场的骨干风景。书展安排问题每年层出不穷，是故仍旧听见彭的三字经。 上书局总编辑邝颖萱协办书展文化活动，为本土作者奔波、直言书展的文化预算问题，展示小出版社的承担。 Kubrick 店长Amanda向以推动小众前卫文化为志，今年决定在摊位内搭起小舞台。 皇冠出版董事总经理麦成辉在书展外发力，与其他中型出版社分享资源，连结版权买卖力量，初见成果。 七日喧嚣，寸土必争。透过重问书展是文化还是销场的老问题，只为尝试一瞥散落展场内、和缺席于展场上的、艰苦经营的中小型出版者。   第一回：文化之to be or not to be？      1.0 请学懂欣赏我们   自2005年林天福上任贸发局总裁，书展在销售的历史使命上逐年增加“文化含量”。林甫上任和《亚洲周刊》合作，邀请华文话题作家、西方著名作者到访书展。2007 年起制订大会文化主题，2009 年开设文艺廊。去年成立文化活动顾问团担当“质量控制”。 粗浅归结，文化以高雅和道德之姿入主书展，和现场散货叫卖一地弃书的气氛大异其趣。去年驱赶0靓模事件高举洁净形象；高雅则见诸受邀参与讲座作家。今年来港作家名单表面平淡，但仍邀得独当一面的内地科幻作家刘慈欣、闻说将参选总统的李敖，和当选年度作家的西西。而香港异议作者利瓦伊怡、偏锋低调但深受推许的淮远都在本地作家推广之列。从每年到访作家名单看，胸襟眼光均属行内。 只是交流的实践如何？过往曾有批评指传媒难以访问作家、讲座不切题、文化活动预算捉襟见肘等，这关乎策划者的“牙力”和文化活动管理智慧以至诚意。周启良回应：“有意见我们会听取，思考改进。但我想大家有误会。我重申我们不是文化推广机构，而是贸易推广。”无怪乎有人提出书展不应由贸发局主办，举例可效法台北书展由出版业界组成的台北书展基金会主理，官方资助。又有提议指书展应由政府文化部门代办。 但周启良说书展已成为九十万人流管制的事，牵涉大型活动管理，而非单纯文化聚会：他们曾考虑放弃主办，却无人接手。由贸发局继续主理，看来暂无别途。 “畀人闹得多，现在我们要有文化使命。我又不觉得之前卖书有什么错。”周启良为评论人在不理解下批评感气愤，却又自我检讨：“去年参加书展二百七十场活动的市民有六万，比前年上升一倍。比对九十二万入场人次，当然我们也不满意，10%也不够。”香港会展1988年落成，因暑假淡季而出现空档，1990年贸发局决定接手大会堂书展，以销售为本位。对书展或贸发局寄予文化期望的落空，贸易机构执行文化推广的先天错位，即使在近年主办当局努力下，也不容易妥善梳理。 梁文道多年来既为贸发局“度桥”，亦不讳批评。他也直言此是结构问题，“情况是很尴尬：那些展览、讲座每到细节设计就出现问题。贸发局确不是文化推广机构，但我也不认为应由文化机构代为主办。我期望的图景反而像爱丁堡艺穗节或釜山电影节那样，在每年七月，公共图书馆、民间、书奖团体等在各个角落共同围绕书去做展览、推广交流、共同创造全城阅读的文化氛围。”但对展场内艰苦推动阅读文化的人来说，依然希望抓紧错有错着的机缘。在九十万人次聚集的现场，还是一个“由量变牵动质变”的契机。 为书展组织专题讲座的邝颖萱认为，引介本地作者给香港读者，到海外或至少华文市场，乃是书展首要题旨，“我在想象多元画面。书展应否透过支持本地作者，扶助本地出版业？”彭志铭也问：为何去年不安排韩寒和香港八十后作者对谈，而只跟前辈名作家同台？小出版社资源紧绌，推新锐作者风险大，但亦吊诡地唇齿相依。次文化堂十年前有陈慧“爆出”，今年彭志铭推新人林匡正，其《80后运动》刚夺香港书奖。上书局以“每四本书可蚀一本”的游戏规则支持新作者，“今年有四五个新人来敲门。”邝颖萱今年将办涂鸦主题讲座，由MC仁和台湾的毕恒达对谈，拉出视野，还有因抗地产霸权进行全天候生活实验而受注目的庞一鸣。既推新作者，“亦是时下脉搏。”   1.1 我们不能公开文化开支   邝颖萱指贸发局对文化议题态度开放；但若牵涉到经费就显见张力。邝并非邀请最著名的外地作者，“办方初时不给预算，只问我那嘉宾是谁？得唔得噶？宁愿我请熟口熟面的本地作家。”而上书局编制的《读书好》作为书展场刊，乃由地产商赞助而非贸发局出资，碍于预算，只能印制十万本，数量只及去年入场人次九分一，书展首两天已派光。 不止场刊，书展不少文化活动原来也由“有心人”资助。周启良道，“搞文化事业需很多资源，我们的文化开支也大了很多。好像英国文化协会、领事参赞有帮忙，亦有机构赞助天水围学生来书展。近年又有邓永锵出资请英伦作家来。”这么多有心人，贸发局的文化开支，委实占整个书展预算多少？ 周启良拒绝公开账目：“不同读者对此可能有不同诠释。”有人觉得贸发局有此责任。周说：“我不觉得有。”贸发局乃“法定组织”，以商业原则运作，亦由立法会拨款的公帑支持。巿民监察公帑运用的权限，的确是灰色的问题。“究竟问我们索取预算的人，是想争取更多资源还是什么？任何出版机构想搞活动，我们也会因应资源，看看会否配合。”贸发局主要支持的“飞来蜢”为各出版社自行申请的“新书发布会”。甚具影响力的艺文书店Kubrick每年申请，也只获批一个，而且讲座远离展场。店长Amanda说，“不想只谈新书，还想拉出书展没提出的议题。”Amanda今年决定在自家摊位开划两平方米的小台，每天发起边缘议题讨论，如弱势文类、本地缺席书展的同业造书之路等，在边缘设置“呼唤的中心”，令不能见变成可见。“但这年贸发局不允加大摊位，我一再去信说明加位理由，请求受理。他们只官僚答复。我惟有自行开辟小台。”   第二回合：不谈“文化”，就谈贸易   文化推广或许是美丽误会，那么贸发局以“促进、协助和发展贸易，尤其是出口”为旨，如何令整个出版业继续在贸易里活跃，许是责无旁贷。 梁文道指，六七年前还会向贸发局进言，发展版权贸易，建立华文世界的出版重镇，但现在已“时不我与”，北京图书会的业内交流地位已然确立。“现在，只能集中把零售这一块做好。来书展的内地游客日多，不曾出席内地书展的韩寒也现身香港书展，结果引来不少内地青年。销售还是有发展空间。”依这些前提去理解中小出版和贸发局就书展安排的多年争议，便会明白争议远不囿于行政、展览专业或个别利益的考虑。中小出版社如何“被现身”书展，牵涉到能否在销售的平台上，确保他们的参与成本处于合理水平，接续百花齐放的活力。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彭志铭指，去年贸发局要求先运书往将军澳再送会展，今年则要把书先运往青衣再交湾仔。既要书商提早印好新书，又大大提高运送成本，费时失事。 “这些年来我不断口诛笔伐，我终在六七年前争取到一号馆‘一条街’，共二十八个摊位给散兵游勇先选位。如此维持四五年，前年再跟邝颖萱成立中小企书刊业商会，组七十个摊位以更先选位。”彭和邝指，去年贸发局受大出版社压力下，不让他们再自成“读家村”， “贸发局打散我们，加入其他小出版社，合成一百四十四个摊位。只要让弱势团体有机会做生意，我们求之不得啦！”今年中小企区仍在，闻说比去年离大门远“一条街”，周启良则指中小企区位置固定在“第二好位”。“展览是专门学问：让大摊位先选是国际惯例。若全部书商平等抽签，小出版商因此先选，很可能会打散摊位，大书商会很难选，或因而不能参展。展览根本做不成。”“另一理由是，大出版集团资源多些、研发产品多些，对买家的吸引力大些。我将大公司放前，没错吧？也不要提它给我的钱多些，我应该服务它好些。”周启良强调在商言商，但同时又指贸发局不是商业机构，所以摊位租金未能根据“市场”波动，偏远摊位较廉宜，“这要求合理。但贸发局是半官方机构，要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那条（价钱）线划在哪？一样引发争议。若三号馆八折收费，我们间中把人流引到三号馆的话，贵的摊位又会抗议了。”依贸发局思维，妥贴服务大出版商才能撑起书展，又如何体验彭志铭提出的“多些业界参与，提升行业动力”？彭志铭指高地价逼迫书店下架快，没门市的出版社囤积死货特别严重。牛棚书展停办，渣打书展撑不下去，商场书展不成气候，香港书展进一步成为中小出版商的营运关键。   后话：面目模糊   有三中商主管向记者指出，今年本地出版明显减少，香港书架都要由台版书填空。近年新出版社寥寥，去年咬牙一试的朝气文学出版社文化工房也不再参展，文史哲重要推手序言书室也从不参展，成本不划算，喧嚣中生意也做不来。 当然，七天书展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本地出版困境，但在此资金、人流量极大的七天，贸发局一个微小的行政决定往往足以判处小出版社“死刑”。各处突起的小军，往往能诱发关于书的无边、新颖想象，政府挂在口边要推行的创意产业，关键正正在于“小”的力量。 记者想起皇冠掌舵人麦成辉慨叹，贸发局推广高雅文化声势强大，媒体总爱挖“低俗”书展争议也铺天盖地，偏是默默耕耘的出版社面目模糊，其“不高不低”、山寨雅致兼备的出版生态光谱，却未能得到呈现。“出版界本身其实很小，太小了，欠缺社会实力。”   迟来的版权交易？   承上文谈到贸发局推广出版贸易的角色，应提“版权交易“一环：一种比推动零售更见远虑的环节。 然梁文道指时机已过，也令记者想起年前贸发局在书展半途关闭开设的版权交易房间。“可惜大出版社不支持。”邝颖萱建议书展首两日闭门做版权交易。“外国书展也这样做。若销售时间少了，主要可能是大出版商不愿：他们去各地书展买卖版权不难，小出版商则很难。”周启良也不排除未来或有此安排， “但我要看到版权交易的需求达一定数额，才这样做。”无论如何，贸发局今年决定再推版权交易。首先开辟版权酒廊“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xchange Lounge”。二是亚洲出版研讨会转为国际出版论坛，请来外国大型如Penguin的出版社来看酒廊上展示的本地出版。第三是porto网上虚拟交易平台，现有四千多本香港出版书籍资料。   书展外发力   香港卖书往国际并不多见，邝颖萱指，MCCM出版社曾单枪匹马到法兰克福卖版权，大叹不简单，也困难重重。 麦成辉去年和天窗、明报、突破等出版社组成流行图书协会，共商对策，面对销售点减少的困境。他们希望集中力量，一同开发版权售卖予两岸三地，开研电子书等。 皇冠和天窗这十年已累积卖版权予内地的经验，他们偕「新手」亲赴中、台、马来西亚书展约谈版权，同样重要的是，“见识别人如何造书，刺激灵感。中国近年的书别有实验性。他们有时还嫌香港书粗糙。”那香港的书还有版权市场吗？ 麦指，香港以心灵、励志为主题和流行文学的“原创书”做得较好，内地需求也颇大。香港则很少买版权做“版权书”，涉及的知识香港没研究，市场也见局限。   （黄静，信报记者。本文转载自信报，原文链接： http :// www . hkej . com / template / dailynews / jsp / detail . jsp ? dnews _ id =3130& cat _ id =9& title _ id =438887 ）

日期：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钱永祥：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便反抗威权，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他大学时就组织沙龙、读书会，参与保钓运动，还曾因私藏禁书被捕。八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回台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动物伦理学的研究，翻译了《动物解放》，创办《思想》，同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助理教授。由学生时代追随理想转入冷门的哲学系，加入《中大学生报》编委会，到如今成为中大政治哲学教师，他始终坚持价值批判和社会关怀的精神。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周保松： 对每个人来讲有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面对。首先是，我该怎么样活？我怎么样构想我的生活，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什么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我们生命重要的部分。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不能代替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你不一定在乎别人过的怎么样，但你一定在乎自己过的怎么样。其次是，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政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然会关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小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移民去香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去！”然后就哭了，还跑出去。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印象很差，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我来香港后住在深水埗的板间房（注：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大声说话时，隔壁可以听得到），那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几家人家共用一个厕所，一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那时是从天堂跌到地狱。 我读的学校也很烂，学生是我这样的新移民，或是其他学校记大过的学生。学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下层是钢铁厂，非常吵。我那时经常和同学去工厂打工，赚钱。我统计过，我们中学班里50多个同学，念到大学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都在社会底层工作。少时感受到压迫、异化、贫穷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常常和大陆铅笔社打笔仗。在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穷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不是后来习得，是我生命里面的。 我读书成绩不错，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一直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三四年级就开始拉着老师谈论生命意义，参加团契，去寺庙里面住。我的成绩很好想念什么专业都能念，因为知道读什么会决定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很痛苦挣扎。我当时想读中文系，因为中文不错，很崇拜刘宾雁，想做香港的报告文学家。结果全家反对。我们班最好的同学都念工商管理。我挣扎了两年，很痛苦，最后才选择工商管理。进中大第一天，无线电视跟着我采访念上中大是什么心情。（因为我来香港第三年就拿了香港十大杰出学生。） 进入中大更痛苦，我进了学生报。商科不是我想念的，最后我就瞒着家里去念哲学。How should I live？要知道自己想过的生活要对自己非常了解，时常反思，自己要实现什么价值。这非常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受到其他人影响。反思需要勇气，也有幸运。我进大学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时身处的年代是89后、97前，很特殊。参与运动，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在抗争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越多，你会有你的判断，会不断反思。这影响到我最终选择政治哲学。 我想谈政治哲学的三个面向。第一是，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每天，我们有很多情感，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用这个语言？理论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这个框架理解世界。第二层是，我们自我了解后，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去往何方。第三是它能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参与公共事务很容易受到挫折，你会发现自己很孤独，会被人嘲笑，你父母会给你压力，说这不是好的生活。你需要理由、价值去支持你。思考、探索和行动不对立，只有你对这些问题有思考，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和别人坚持是值得的。   钱永祥： 我几乎不太敢去回忆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好朋友郑鸿生写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八○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里面多处提到我，他送样书给我，我都不敢看第一页。对我来说，那是火被熄灭又重燃的故事。我不愿意说过去是错的，我只愿意说去改正它。 我高中时候，找了已经停刊的《文星》杂志来看，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李敖，一个是殷海光。李敖的作用在于告诉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保守，老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正面些。他的文章里说，对于自由民主，五四以来的精神，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维持的。 殷海光先生1969年去世，正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被全面遏制的时期。我对于文革的理解，隔岸观火非常少，我认为是年青人起来反抗权威，破四旧。而西方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也是挑战原有权威，自由主义在全球被遏制了。 我积极参与了台湾保钓运动，那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彼时我算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每天回到家累得半死想的是：明天要做什么？在没有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想去开拓新的社会想象，是非常难的。对环境不够理解，对向往的东西不够清楚。那种挫败的感觉，大约持续了两三年。 自由主义失败后，我投身到左翼思潮。当时在台湾不准读30年代的东西，我去英国后就开始读鲁迅、老舍，上课时专门念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处于学运尾声，学校中蔓延着很左的气氛，我开始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76年10月7日早上，我打开报纸，标题是“四人帮被捕”。原先我对中国的革命和左派有一些信心和理解，可四人帮事件对我而言是一种幻灭。 后来我翻译韦伯的书《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我又是一个启发。韦伯认为，政治权力基本上是异化的过程，建筑在信念上。现代人是不能够有幻想的一种人。权力里面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任何人使用权力，他就是想和魔鬼打交道。学术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因果关系。韦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干枯的客观世界。但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说理想主义来源于个人选择。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能根据善意，而要看后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启发很大。 我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蓝色中山装，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杭州的，我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和大陆人接触，可是这很快就被打报告回台湾。这时我就面对一个选择，到底要选择政治参与还是我的学术？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学术。所以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我是很间接参与的。 91年开始我不认同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比如总统直选。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反对权力绝对化。直选总统可以跨越国家以及政党体制，由个人量裁或透过非正式管道形成决策，从而继续过往的威权体制。我公开写文章反对，当时的报纸却拒绝刊载；2000年总统大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发起支持陈水扁的运动，我写了最后一篇报纸评论文章，指出李院长不应该干涉公民自己做决定做判断的权利。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政治参与应该告一段落，开始投身于台湾的动物保护运动。至于我为什么对动物伦理感兴趣？1990年初期台湾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开车去高速公路一定有一直被压死的狗。全台湾有几百万只流浪狗。我出门都会在车上放狗粮。不能参与民主化运动，我就开始研究动物伦理。 相比大陆同龄人的大风大浪，我并没有吃过苦，然而对个人而言，小风波也有意义。到今天我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于比较美好的理想，而是理想主义破灭的过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想，我想要去补，我不想放弃。人会受很多打击，走错很多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能像保松一样，昂扬向上乐观，有明亮的色调，那是你的幸运。如果你磕碰比较多，不要丧志。我们一定要追求，不追求，就没有尊严。 韦伯说：我们十年之后再来见面，我到时候看看你们之中还能有几位维持这种昂扬斗志。我害怕你们可能开始觉得疲倦，放弃，甚至变得庸俗。中国在大变化的前夕，很多让人不堪卒读、不能忍受的现象，未来都会有所变化，而受这些变化影响的是你们。 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一个女生穿着短裙球鞋走在路上，路边两排男生在看着。这张图有很多性别歧视等等的符号。经过西方学生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有很大提升。当然吸毒、嬉皮等等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颓废的符号，但它们对现状，对流行的文化规范的批判有重要的作用。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如何看待学习政治哲学的人和社会脱节。 周保松： 我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起的。很多人对哲学的理解是很抽象的，坐在书房里面吹牛。我希望打破这种想法。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认真面对生命，是无法回避的。这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才需要思考，你也要需要。 我们生活里太多悬疑主义、虚无主义和无力感，很多人觉得自己太渺小，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尽可能地参与，推动，改变它。不要开始就觉得自己做不到，袖手旁观。我们不知道能改变多少结果，但总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我从上大学时，就开始读钱先生的文章，我想为大家推荐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这本书。说到我自己，我人生中有很多困惑和挫折，当我站在讲堂里面对有无力感和选择虚无主义的学生，我不大想去谈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没理由去绝望。 钱永祥： 不要拿你受到的大学教育，当作是合理的事情。今天高校里面，你们受到的教育，比不上你们应得的。大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种威权主义的感觉。 周保松： 我今年开始答应南风窗写专栏，谈政治哲学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政治哲学和现实脱节，所以我要求自己一个术语都不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读，政治哲学不是在书斋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去参与不同行动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思，问一些问题。问题意识很重要。 张铁志： 公共青年和知识青年的关系？是不是要多积累才行动？有一句话说，关怀必先了解。行动和知识不应该分开。要等到知识很足够再去行动，是不会有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