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国际形势的分析，像刚才说的刘源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区。国际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跟国际主流相一致。至于国内的分析，我觉得伟东的这几条都很过硬，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大变动，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反正都得变，这是非出现不可的。反正这一年不出事就行，然后下一届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不这么变就那么变，不那么变就这么变，不变好的就变坏的，不变坏的就变好的。不管怎么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逝世至今七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一度是内地互联网的敏感词。但昨日凌晨，有网友发现赵紫阳三个字首次出现在内地最大的百度百科，千多字的内容形容赵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还讲述赵的生平、被撤职经过，至昨晚已有 216万人次浏览。 　　昨凌晨被放上网 　　有关赵紫阳的内容是在昨日凌晨被放上网的，千多字的内容配以三张赵的照片，文章内容多数引述新华网、人民网等内容，讲述赵的生平、简历，及如何进入中共权力核心的过程。然而，内容中有相当部份是讲述 1989年 6月赵被撤职的内容，主要引述官媒，有关赵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称赵「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而被撤职，但却未有提及他曾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发表讲话的详情，亦没提及他被撤职后的生活。 　　百度百科收入赵紫阳的消息迅速在微博广传，不少网民亦发现在百度上搜索「赵紫阳」亦被放宽，显示 100万个相关结果。内地军事作家赵楚在评论中认为，不管甚么原因，当局能让赵紫阳重归公众视野，是「值得鼓掌的开明进步」。亦有分析认为，自王立军事件后，内地互联网展现与以往不同的姿态，或体现出内地网络舆论管理的新思路。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22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13) 2012/02/17 — 多维新闻: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2012/02/14 — 纪伟仁:中共成立专案组 各派势力争食薄熙来 九常委意见达成统一 2012/02/06 — 王海光: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 2012/01/12 — Emyn:韩寒的文章本质上来讲似乎更表明李泽厚已经普及了，而不是全民党的概念已经普及了。 2012/01/07 — 南方人物周刊:回看程维高：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的反思 2011/12/09 — 编程随想:如何解读朝廷要员的盖棺定论？ 2011/11/28 — 华尔街日报:“革命”的后代 2011/11/28 — 熊国昌：一部被刻意掩盖的爱国主义教材——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2011/11/26 — 华尔街日报: China’s ‘Princelings’ Pose Issue for Party –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6..4 事件是文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 6..4 的了解，大伙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朝廷的真面目，知道它有多么残忍、阴险、狡诈。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作为新左派的甘阳先生似乎有这样一个信念：癫狂是一种特殊的深刻。事实果然如此吗? 　　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通过理论去理解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不可能自己解释自己。甘阳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甘阳：“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而“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中国人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所以，对甘阳来说：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不理解西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不理解施特劳斯就不可能理解西方。 　　这个观点碰巧与我自己的看法相反：不理解中国就不可能理解西方，“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而是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甚于不理解西方。 　　显然，角度不同，道理自有不同，但思想的交锋肯定是免不了了，所以我想让逻辑说话。甘阳在本文面对的将不是通常的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我的批评是“冷酷实证”的批评，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对政治立场的批评。我明确认为：理解了施特劳斯和可能理解了西方的甘阳还是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对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肯定包含着对这两者的严重误读。 　　1，甘阳如是说 　　正好，2011年12月30日，甘阳在其《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为这个思想交锋提供了一个由头。甘阳说：“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然后癫狂的话就来了： 　　“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美国没有思想家”，“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 　　“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 　　“儒家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你需要一套社会政治的东西去支撑你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一个比较纯粹理想的状态，如果一切都(允许的话)，那么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这也不是我对社会主义有任何的偏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他们不涉及个人的品德的培养，所以它是一个保障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保障性的东西，是需要的，它保障这个人培养出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如果能够从平等过渡到以儒家为核心，我觉得核心是在中国的大学，假定说以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干部、所有的演员毕竟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 　　2，施特劳斯的影子 　　当说甘阳“美国没有思想家”时，他的意思是“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这就令人想起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在“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一文里对罗尔斯的全盘否定。但列奥·施特劳斯似乎也不算是美国的思想家，即便他1937年就移居美国，施特劳斯似乎还是被甘阳看成一个德国犹太人。 　　甘阳为什么敢说出“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和“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一般人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反动、神经病的怪话呢?因为施特劳斯就是这么认为的，而甘阳的底气来自施特劳斯。把甘阳浸泡个通透的施特劳斯不是个一般人，施特劳斯认定“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这个“某种癫狂”似乎包括他另一方面所矛盾地认为的“政治哲学不可能离开价值”。 　　施特劳斯的癫狂远远超过了尼采，他认为自由主义和西方左派在肯定现代化上都是一丘之貉，西方古典才是人类真善美的源头。所以，施特劳斯的最大癫狂是认为，其他思想家都没有关于“知识和价值”的真知，而他的真知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关于人类政治体制和自然本性的真知。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里把施特劳斯划成一个强硬的、超个人主义的绝对论者，我则认为施特劳斯是对西方文化中偏狭的“实体主义思维”毫无自我意识的绝对论者(“实体主义”强调超历史经验或超文化背景的独立实体存在，如最佳政体、自然本性、美德等等)。 　　也就是说，施特劳斯以其对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绝对论预设，去批评近现代西方其他思想家的知识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这并没有表明他在“实体主义思维”的意义上与西方其他思想家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只是说明他的绝对论倾向从政治体制进一步延伸到了知识和道德领域。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的一些具体论述，看看甘阳的身上是不是有施特劳斯的影子。 　　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与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相分离的危机，文化危机则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现代性的特点似乎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是在此岸建立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烈变更”，是用马基亚维里式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和制度设计去否定“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去否定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最佳政制乃是对德性之实践最具指导性的秩序，……如果可用的地域与人民的自然本性并不适于最佳政制，那么便无法建立最佳政制;至于能否获致合适质料，这一点绝不是靠缔造者的手段便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机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完善的状态;对于每一特殊的自然本性，都有一个完善的状态归属之;……自然本性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这意味着安于特定的界限;德性在本质上就是适度”。总之，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使“自然为人立法”堕落成了“人为自然立法”。 　　在他看来，马基亚维里“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卢梭则用“普遍意志”来代替“自然法”，尼采把人的自然本性看成“权力意志”，所以“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相反，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里施特劳斯更明确地说：“传统哲学家比较普遍地排斥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美德。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在意义上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意味着对邪恶与善良都是自由的。正常地形成美德只能通过教育，……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民主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抵制卑躬屈膝的遵奉主义及其所鼓励的对私人生活日益加剧的侵犯。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 　　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也即《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译本导读)一文中归纳说，施特劳斯将他认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思想表述如下：1、“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2、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会”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3、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社会或任何将来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取代，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4、政治社会这种立足于“意见”的特性因此对“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责任(如果普世理性社会是可能的，这种责任就是不必要的了);5、哲人的写作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俗白和隐讳的写作”)。 　　甘阳还认为：“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第一，政治哲人首先以好公民的面貌出现;其次，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导师;最后，政治哲人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不是政治本身所能达成，而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因此他是献身沉思生活的哲人”。 　　3，甘阳何以癫狂? 　　由上可见，在肯定西方古典、美德、美德教育、政治性封闭社会、立法者的导师等等上面，在否定现代性、世俗化、自由、民主、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普世一体化、西方现代思想等等上面，甘阳身上的“施特劳斯影子”是明显的。可以说，甘阳的癫狂只是施特劳斯癫狂的再生产(本文已把“癫狂”当作中性词)。 　　甘阳和施特劳斯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这种“上帝思维”正是预设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实体主义绝对论者的特征。施特劳斯的观点为人们进一步理解西方或许是有益的，但它在西方受到忽视的事实却表明，它自身确实包含着致命的缺陷。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关于政制和人性的理想主义预设(对应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和“仁义”)，为他自己对西方的现实和学说的批评和否定，确立了一个过分有利、因而也是过分虚伪的基础，这个虚伪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学院行当”的“书面基础”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基础”。 　　与天堂相比，人间自然会事事不如，可问题是这个天堂存不存在?品德教育又能走多远?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和甘阳都选择了过分乐观的答案，而在甘阳这里，这个选择却由于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而使他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了困境。总体而言，施特劳斯的虚伪逻辑基础包含了甘阳所不能正视的“四个夸大”：夸大了西方古典的至高性，夸大了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先验性，夸大了“书面文化”的至尊性(如说“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文化危机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夸大了“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能动性。 　　甘阳说：“如果我们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复杂性之后，可能会从中找到对于中国的帮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 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但正如施特劳斯在西方古典里找到了亚氏的美德一样，甘阳则从中国古典里找到了儒家的“仁爱”，并且认为教育是唤醒被现代性破坏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关键。甘阳找到的难道不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西方美德学说吗?他对中国古典的强调用的不正是施特劳斯在强调西方古典时的手法吗? 　　可以肯定，施特劳斯使甘阳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左派，甘阳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并且更强调“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早在“儒学与现代”一文里，甘阳曾经批评人们对儒学寄予太多的现代功利希望，他否定或怀疑儒学能够开出工商文明、自然科学、民主政治等现代因素。在我看来，甘阳从“儒家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企图也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强求，只是，甘阳对“儒家传统”的强调不是表明“传统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而是表明传统已经被他误读。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会使甘阳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困境呢?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或“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儒学当然不应对中国社会的恶德和伪德负责任，实际上它甚至没有资格负这个责任，因为在本质上，儒学只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适应而已，这也是儒学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的原因。 　　就儒学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而言，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甘阳强调儒家的仁爱，可亲疏贵贱与儒家仁爱的现实矛盾却被忽略了;历史现实中的仁爱更多的是非制度化的“仁爱子民”及“仁爱士卒”，是君权秩序下的非制度化道德，“仁爱同胞”的“横向仁爱”也因此而更稀缺了，因为资源的纵向竞争必然以横向的社会道德、甚至是纵向的子民道德为代价，仁爱就被书面化了。 　　甘阳就是在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毫无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引入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思维的。结果当然就是甘阳的所谓保守主义，这个保守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古典规范主义与中国儒家规范主义的重叠，是规范主义的双重化。甘阳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沉溺于理想主义的道德规范冲动，不仅仅是用对经典的解读代替对现实的解读，不仅仅是用“书面文化”冲消“现实文化”，他还幻想着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社会教育(所谓“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书面价值能够取代现实价值(所谓“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似乎人类存在一个先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等待象他那样的“导师”去启动。 　　这就是甘阳能够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抨击市场化、现代化、世俗化、平庸化的原因。按照这个虚伪的“上帝思维”，现代社会的一切成果仿佛都是“不必要的恶”(所谓“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是不过渡到美德生活就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过程。当甘阳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儒家价值时，他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所限定，他所推崇的传统其实只是一种“书面传统”，他想要的是让历史上没有变成“现实传统”的“书面传统”在当代成为可能。 　　所以，甘阳的“古典美德论”面临的是现实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的双重困境，他似乎不可能看到：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甘阳似乎不可能认识到现代德性教育的局限如何存在于传统行为规则之中，也似乎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书面教育又会如何被现实行为博弈所“双轨化”。甘阳把文化传统当成了现代道德缺失的解药，可事实上甘阳手里的文化传统仅仅是“书面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其实正是“现实传统”的文化延续的结果。可见，施特劳斯的“书面思维”恰恰是有害而不是有利于他理解中国。 　　甘阳的错误正是施特劳斯的错误，这就是缺乏一种历史和辩证的“反身思维”：人只能是他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不能用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局部去否定人的其它局部;人的平庸和高尚都是人的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脱离人的恶俗而独立存在的美德。我们当然可以高扬美德，但把美德“自然本性化”就太癫狂了。 　　如果一定要把不能实现的当成美的，甘阳的“德性人”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是施特劳斯为了确立一个所谓“立法者导师”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玩偶。甘阳与施特劳斯的不同仅仅在于施特劳斯没有机会漏读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另外，施特劳斯从绝对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古典传统，而当甘阳从现代解释学角度去把传统理解成一种“尚未被规定的东西”时(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他不仅把传统相对化，而且还模糊了自己本来就含混不清的儒家传统定义。 　　4，高超者如何跌落：一个关于平等问题的例子 　　以上分析表明，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伪装很容易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当甘阳用它来“食洋不化”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时候。在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发言和以前的文章里，甘阳关于平等问题的议论，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超者如何跌落” 的绝佳例证。 　　甘阳“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早些时候，甘阳提出过所谓的“通三统”：“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 甘阳：“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他又认为：邓小平的传统是市场和自由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孔夫子的传统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香港没有平等传统，美国则没有人情传统，而“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说香港没有平等的传统，美国没有人情的传统，而中国和美国则都拥平等的传统。可是，难道中国和美国的平等传统是同质的吗?即便甘阳的平等是指“实质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这个常被引用的辩解能成立吗?什么叫“实质平等”?即便它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又是什么结果的平等?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就是“实质平等”的全部吗? 　　其实，社会主义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平等本来就不同。美国的平等偏向于假定“能力平等”，所以机会都向能力开放，具体机会背后的价值和成本却不可能平等，所以给“虚伪平等”一说落下了把柄。毛泽东的平等偏向于假定“偏好平等”，大家偏好类似，所以不需要市场，所以毛泽东的平等是配给制之下的平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被平等”。 　　这个不同性质的平等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家长制政权与民主制政权的区别问题，在家长制政权的不同时期，还有终身家长制与限任家长制的区别。即便是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也存在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与政权性质有关。 　　那么，甘阳到底是在回避还是在暗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呢?“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施特劳斯的这种话就是我所说的“高超者的跌落”，是拿一种非人的标准在衡量人的问题。当甘阳说“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时，他似乎也在暗示政权性质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才是大问题。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不屑一顾，甘阳的认识都是错的。 　　品德问题是个规范问题，规范很重要，思想家提倡规范主张也有意义，但我坚信，规范主张必须要有可靠的实证基础，这里所涉及的实证基础恰恰就是政治的本性、政权的性质、人的本性等基本问题。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我与甘阳争辩的不是主义，不是哪个主义在哪更好或对谁更好;我对主义毫无兴趣，我这里争辩的是问题、是认识。我认为甘阳对政治、人性和儒家的本质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上面关于政权性质、品德培养、“现实儒家”与“书面儒家”的区别等问题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现代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上。 　　甘阳错误认识的具体代价是什么呢?是把至关重要的政权性质问题中性化，是认为政权以及政权所带有的传统无关紧要，并且这些似乎对他以为最重要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毫无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性政权”的假定下，偷换概念就是“免费的”，“毛泽东的追求平等的传统”就变成了与美国“平等自由的传统”是一样的，平等居然也可以是“政治中性”的。“中性政权”实际上包含一种双重错误：其一是认为社会政治过程与政权性质无关，其二是认为存在一种能够平等分配平等利益的“中性政府”，这个政府不会受到“关系文化”和“权贵利益”的干扰。 　　我惊讶的当然还不是甘阳的“中性政权”逻辑，我惊讶的是，拿“中性政权”逻辑分析问题的人，与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人居然是同一个人。敢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自己肯定是个思想家，可直率地说，人们无论如何很难把一个滥用“中性政权”逻辑的人当成思想家。甘阳到底是个“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还是个“故意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呢?我希望本文的分析能表明，甘阳的“思维不清晰”不完全是故意的，他确实存在认识问题。 　　5，结语：“儒家社会主义”的规范冲动 　　甘阳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或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谓“新左”和“保守”，其实就是维护两个传统，即社会主义的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所以，甘阳用“儒家社会主义”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是准确的。甘阳把社会主义的传统又进行细分，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的“通三统”，亦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特别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大视野，他从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使命”和对“迷信西方”的否定，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是从富强走向文雅，是非西化、非平庸化的文明发展，是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德。 　　甘阳的思想当然包含了强烈的规范意识，这在中国学者当中是正常的，可他从“应然”推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错误”就同李泽厚和萧功秦的保守主义如出一辙。问题在于，他的规范意识有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强烈的规范意识就会变成强烈的规范冲动。 　　甘阳对“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解最能体现其癫狂中的逻辑混乱。人民就不可以有资本吗?劳动者就一定不能有财产性收入吗?“全体人民的”又为什么就是“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的“平等规范”就能代替社会主义的“党权现实”吗?儒家从“忠君”到“爱党”的转变可以因为“中性政权”的暗设而实现“这里的转变静悄悄”吗?三种传统的正当又是因为什么而正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