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瘦米网摘导读：上次的网摘——杨小凯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2.0版：中国政治随想录 认为革命只会带来另一个暴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针对这种观点的反驳，作者changping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详细论述请看全文： 革命新发现 文/长平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癫富政府或其它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丫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暴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李泽厚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李泽厚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刘再复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秦晖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陆4」也许是最新的例子）。张健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萧瀚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末利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文： 《阳光时务》第4期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政府管理社会不能靠人民币 (0) 【随笔】民族主义化的治外法权 (3) 陈光诚：一个盲人律师的双重黑暗 (3) 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 (7) 纪念辛亥百年之各报社论集锦 (3) 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2)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能否成为左右之争外第三种选择 进入专题 ： 新保守主义 左右之争 民粹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克服转型期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转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最近由所谓新左派主办“乌有之乡”网声称有22个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体“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诉文”后面的跟帖支持率高达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它的网站，却没想到出现意外的结果：这些网站内的跟帖的立场恰恰反了过来：网民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同样高达95％。论争双方不但是观念上完全对立，而且都表现得相当情绪化。这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共识裂度已经十分明显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新左派势力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他们却自认为得到了某种鼓舞，认为中国开始回到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网站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2009年是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是他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新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     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看不懂的，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但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很少，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事实上，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总的趋势是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治。近年来他们大多数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知识界出来的“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20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者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     其实，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严复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     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此后建立整合性的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应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俄罗斯的“五百天计划”那样，简单地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 会 多 元 化——公 民 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民粹主义：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新保守主义特别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将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国实行民选总统，有人站出来说，他上台后一定要解放台湾，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又或者说，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差不多让他们破产，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能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庇隆总统（1895—1974）在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40％，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廷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这样的人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就是一个空架子。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势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此类哑铃形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变成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那样；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培育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           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英国民主发展初期，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可以通过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在这样一个界限范围内，民主的游戏规则始终受到尊重，不会遇到民粹的挑战，民主规则可以从小范围里逐渐扩大，用既有的民主文化规则与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们。扩大进来的成员始终处于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学习既定民主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逐渐养成了遵守规则的圈子中人，按民主规范与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民主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对新成员的有效整合能力和教化能力。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如此符合“人民公意”，不容置疑，多数票就可以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决定权。然而，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     台湾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当年陈水扁正是用极端手段来刺激大陆对台做强势反应，以此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战争危险。概括地说，陈水扁的竞选秘诀实际就是“刺激大陆——大陆反弹——悲情动员——省籍划界——民粹多数”，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去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     当然，直接学英国也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封建贵族等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旦进入民主化过程，“民众是主人”就成为天经地义，任何小范围递进扩大的民主化路径，将被大众所质疑，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     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之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地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价值与思维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官员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令人担心的是，在提倡红色文化的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会借机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极左化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穿黑袍的，因此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要防止“黑色革命”。由于中国出现社会不公，底层阶层严重不满，出现了极左的“黑色革命”的概率，似乎要远远高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会发现，“颜色革命”并不是所有社会都会发生的，它的出现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条件。那就是，第一，这个国家采取了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弱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体，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弱结构”的体制。更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弱势的民主政治下的产物。     “颜色革命”发生的机制是，民主政府在弱势国家体制下，既没有足够的政绩来满足人们的心愿，腐败与社会不公又难以治理，人们又没有能力与国家强力部门进行沟通，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治理失败必然引起广大选民强烈不满。这就使反对党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广场效应，通过煽情而获得大量选票，外国政治势力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推波助澜，于是在野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那些靠这种民粹主义手段上台以后的新政客，同样是个弱势政府，仍然解决不了积重难返的问题，老百姓仍然不满。于是风水轮流转，又被下一波反对者利用民粹主义方式再把他选下去。一切又周而复始。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必须是在弱势民主体制条件下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体制恰恰相反，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完全不存在普选总统，以及选票决定政府命运的情况。颜色革命的体制和中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人之所以担心中国会出现颜色革命，完全是用肤浅的类比思维。其实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极强势威权体制，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是弱势民主体制，这两者在结构上根本不同。换言之，由于认定中国要防止颜色革命，于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越来越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弱。这就如同是犯了中医上的阳亢症，我们却大服补阳的药剂一样。     其实，邓小平多年一直反对重提阶级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左的意识形态多么厉害，阶级斗争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中国的“黑色革命”就一步一步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向我们走过来了。     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从广场请到市场上去，进入威权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political　apathy）逻辑之中。在国家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恬淡气氛有利于降低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有利于政治稳定，为政府从容调整经济争取了回旋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政治国家走向成功现代化的经验逻辑。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保守主义 左右之争 民粹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143.html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改良派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国的惯性与制度的颟頇一再拖延和阻碍着变革的速度与方向。但1905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载涛、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内的推进，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的海外运作，使帝国改制的曙光虽然微弱然而顽强地若隐若现，毕竟使人无法相信帝国仍旧将一成不变地衰腐下去。李泽厚在一篇名为《告别辛亥革命》的采访中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惠州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革命党人的普遍性已经成形，规模虽小、效果不佳的武装起义、暗杀、暴动从未间断。但军队主力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仅仅在人数并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众浑浑噩噩难以依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首鼠两端。 　　各自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义。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经悄然在向革命派滚动。此时，满清的最后一代重臣李鸿章已经于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离世；1908年，长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带着怯懦的光绪一同归天；1909年，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坚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吁立宪的载涛羽翼未丰；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单薄。这些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与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所抗衡。于是他们所倚仗的，无非就剩下了一个手握重兵，却左右逢源的袁世凯。 　　君主立宪在辛亥年前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除了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自己已经推出了预备立宪的旗帜。自此之后的清政府行为，其实已经一步步在推进，所差别者，在于时间之长短与方式。废除科举，建立法律，这都是确实地在进行改制的筹备。至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委实令世人失望，但试问有哪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时间的磋磨？ 　　袁腾飞在讲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幕府在实际掌控政权，皇族并没有实在权力，不过是从幕府手中领薪粮的象征。日本从来都是“虚君”，因而经过短促战争，立宪一蹴而就。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无论朝野之间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力量，如何能够说放就放？君主立宪虽然已成共识，但必然需要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然而革命党人显然已经等不得了。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皇族已成众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经悄然转换，从一个政体之争，变成了一个民族之争。本来，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共和政体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后骰子停止滚动的偶然性，全系于袁世凯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凯一心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结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实上，武昌一城已经陷落，虽然各省宣布起义与独立的旗帜纷纷，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总督谭延闿本身是咨议局议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宪派。南北议和的形势，无非是袁世凯一面吓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一面以南北战争的形态吓唬孙中山，从而窃国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启超从日本紧急赶回中国在大连登岸。他的目标，是配合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从石家庄打进北京，拥立载涛作为总理，帝国立即自行更张，改为君主立宪体制。计划周详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凯便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要打进帝都，恐怕就人心尽失了。 　　可是，11月6日，吴禄贞已经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杀。无凭可依的梁启超仓皇逃回日本。这又是一个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国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丧失，惟有一条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赛跑之中，偶然性跑赢了，所以革命党人跑赢了。历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实令人扼腕。 sea_song：辛亥革命的决定因素——民心 （FT中文网，2011年10月11日） 　　读了《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一文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人，对彭刘杨路、红楼、首义广场、起义门这些地名都再熟悉不过了，今天辛亥百年，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些反思辛亥革命的文章和书，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有趣的趋势，就是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不足之余，幻想如果行康梁倡导的改良之路，走君主立宪之道，中国会怎样。 　　诚然，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太多的偶然性，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的指挥，也没有多少东南亚或者英美华人华侨的资金支持，起义前还出了试制炸弹发生意外的纰漏，结果仅仅靠着连长排长一级的人物振臂一呼，便武昌易帜，以至于要从床底下拖出黎黄陂来收拾局面。 　　可是革命成功，却已经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参与起义的湖北新军要远远强于作为之前多次起义主力的“天地会”等会党。即便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在经张之洞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军中，官兵在对现代文化和思潮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是旗鼓相当的，而军事素养上更是好过广州那些拥有理想却少经训练的年轻人。不过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武昌首义之后革命之势能席卷大半个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已经完了。 　　清朝建立之初，便先天不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人口比例很小的满族八旗掌控整个中华大地。而“留头不留发”、大兴文字狱等等极端做法，虽然帮助稳定了政权，却也在满汉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这道伤痕，仅仅靠着乾隆写些汉诗就想抹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家稳定经济顺畅的时候，这一点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陷于危难，伤疤便会迸裂开来。而从1840鸦片战争，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整个大清已经千疮百孔。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几乎是必然地转变为群众主体的汉人对权力主体的满人的仇视。因此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慈禧在世的时候，凭借她的权术，还能勉强压制一下汉人大员，她之后的那些满清贵胄，除了弄出个“皇族内阁”贻笑大方，便只能乖乖等死了。可以说，满汉民族分歧，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可能走革命的路，而不可能搞什么君主立宪，留个满清辫子皇帝供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急着去祭拜明孝陵，其实也是这种民族情绪在作祟。 　　不过我觉得民族矛盾仍然不是当时走激烈革命道路而不是温和改良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中国，基层经济文化仍然是延续了千年的农业式的，但是列强的屡屡欺凌已经逼迫着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了。说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好，是民族自强的决心也好，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上下，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该变一变了。这时候，指望什么改良来循序渐进，外则东西方诸强国留下的空间不足，内则饱经磨难的人民耐心不够，也就只能镜花水月了。更何况，对于改朝换代这种事，中国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革命，也不过是另一种改朝换代，实在没理由让一个外族的皇朝逃过这个规律。 　　因此，汤化龙这么个宪政改良体制内的湖北省谘议局议长，可以毫不犹豫地接过管理首义后的武昌民政的责任，而湖南议长、江苏巡抚之类的人物也能毫不犹豫地挑起大旗支持革命。民心已成，仅此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民心求变，但不知该如何变。局面就沦为了乱世。先是权臣篡位，后则军阀混战，无非是隋末唐初群雄并起、五代枭雄逐鹿的重演。至于后来蒋介石的形式上统一中国，到国共相争直至49年雄鸡一唱，其实仍然是民心在求变求强上的摸索罢了——以血的代价。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