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作者: 杨支柱    2012-03-24 07:55 星期六 晴 　　 　　杨支柱 　　 　　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22《带迷路女童回家，是捡还是拐？》一文报道，去年7月深圳龙岗发生“捡童案”，派出所认定当事人陈某兰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今年2月陈某兰状告孩子父母索要8万元赏金。日前深圳7位市人大代表赴龙岗新生派出所调研，建议公安复查。 　　从报道的情况看，陈某兰的行为确实不构成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儿童罪，但犯罪嫌疑仍相当大，我认为应该立案并移送起诉，由适用法律方面更权威的检察机关和法院来决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011年7月15日，5岁女童佳佳（化名）独自跑出小区，在马路上哭。陈某兰“陪了孩子两个多小时后”才把她带回家，有这功夫为什么不到附近小区走走？不报警、不送福利院也罢，还把孩子从深圳带回江西老家，给孩子取名，让孩子叫她做妈妈，直到孩子爸爸将悬赏提高到8万元才告知真相，使孩子脱离父母达60多小时之久，其行为十分可疑。陈某兰关于自己父亲病危、丈夫又不愿带孩子的托辞不足采信。岳父病危女婿不回家不合常情，带个陌生孩子回父母家更不合常情：父亲病危还有心情和精力照顾一个陌生孩子？她应该让邻居照顾孩子并报警，自己带丈夫回家，才符合父亲病危的逻辑。 　　又报道说，“7月18日下午民警在东莞找到正欲返深的陈某兰和孩子”，这就更令人费解了。人家父母急着见孩子，她不从江西直接送孩子回家，还有功夫落东莞办事？从报道中看不出陈某兰丈夫是如何发现悬赏广告的，以及陈某兰夫妇是如何跟孩子父母在电话中谈判的。如果有监控录像证明陈某兰丈夫看到2万元的悬赏不动心、看到8万元的悬赏才告知真相，并且要求先付钱再送孩子回家的话；那就涉嫌更严重的绑架罪，而不是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罪。 　　可能的辩解是她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脱离监护人了，但是这个辩解是站不住脚的。查构成此罪的案例，受害儿童几乎都是已经走失暂时脱离监护人的儿童，上学或回家途中离开监护人的儿童，或者是自己跑到罪犯的车上或船上玩耍的儿童。在监护人眼皮底下，除了父母在机场或火车站临时上厕所外，一个陌生人能把孩子带走？如果陈某兰不带孩子去玩两个小时，而是在马路旁边等候，即使孩子父母没找到，也可能有同一小区认识这个孩子的其他人发现。 　　比照报道中提到的另一个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陈某兰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的行为要严重得多。 2011年8月4日，汕头农妇阿玲（化名）在广州见路边有个无人看管的一岁半小孩，把他“捡”回家，被丈夫责骂后当天把小孩送派出所；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判决认为，阿玲擅自将被害儿童带回家，使其脱离家人监护，欲自行收养（其丈夫证明），构成拐骗儿童罪。鉴于其自动投案，令孩子脱离家人监护时间较短，免予刑事处罚。 　　这则判决明确告诉人们，只要没有报警、送福利院、在原地贴招领告示或通过媒体广播等行为，将他人孩子带回家养都构成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罪，哪怕没有超过24小时。捡孩子带回家，不同于捡钱包带回家，决不能消极地等待失主的悬赏广告或找上门来。 　　其实就是拾得贵重遗失物，也并非不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拾得人以及时报案的义务，同时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公告期满无人认领情况下的返还请求权，这对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有好处的。这意味着拾得贵重遗失物不报案将成为盗窃或侵占嫌疑犯。 　　我并不反对捡到孩子的人暂时或永久收养找不到父母的孩子，相反我认为由他们收养更合情理。为什么被丢失或被遗弃的孩子首先被他们发现呢？这让他们感到自己跟孩子有缘，感到孩子是“天赐”的，从而更有利于建立新的亲子关系。但是捡孩子的人必须及时报案，并且经过公安部门公告期满找不到孩子的父母，才能经公安部门开具证明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法律手续。现行《收养法》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送养人限制为确有困难的父母、孤儿的监护人和福利院，是不合理的。 　　回到本案，即使法院判决陈某兰不构成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罪，也不等于她可以要求8万元悬赏。民事侵权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辛普森在刑事案中被判决无罪而在民事案中被判决巨额赔偿，突出地反映了刑事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和民事证据“相对优势”标准的差别。可疑度超过50％的行为就绝对不能奖赏，否则会危及社会公共利益。8万元相当于时下从人贩子手中收买两个女孩的“价钱”，如果把别人的孩子消极地抱回家可以得到这样的奖赏，抱走他人孩子领赏将会形成一个新的行业，连人贩子都会统统改行。 　　有人说，如果陈某兰不带佳佳回家，也许佳佳被父母或邻居发现以前就被人贩子带走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性还不小。但认可这个“理由”会导致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罪事实上几乎被取消；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导致从人贩子手里收买儿童的罪名事实上几乎被取消：收买人同样可以说，如果不是我花钱把孩子买下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让他（她）继续留在人贩子手上，人贩子可能虐待孩子，可能把孩子养死或养出病来。但是我们知道，收买行为反过来给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动力。同样的道理，奖赏陈某兰这种“捡”到孩子不报案的行为，也会给拐骗儿童脱离监护人然后等到悬赏待价而沽提供动力。这一方面会使孩子父母因寻找孩子大量破费甚至精神失常或自杀，另一方面会诱发偷别人孩子等待悬赏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行为。 　　不仅不能领赏，陈某兰作为一个成年人，显然能够意识到孩子父母找不到孩子的痛苦，也能感受到孩子见不着妈妈的痛苦。她将孩子从深圳带回江西而不报警，对造成孩子及其父母的痛苦是有过错的。如果孩子父母反诉，她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新快报2012年3月24日 　　

作者: 杨支柱    2012-03-17 07:25 星期六 晴 　　 　　 　　杨支柱 　　 　　 　　 　　据新华网2012年3月12日报道，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认真听取代表、委员建议后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大整治买方市场力度，对被解救儿童，一律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让买主‘人财两空’。”看了这则报道我非常担心。 　　 　　收买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尽管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继续抚养他们收买的孩子的报道近年来屡见不鲜，这是对于中国法律和警方解救行为的莫大讽刺：既然警方把被“解救”的孩子留给了买方，那么这些孩子还能说被警方解救了吗？被拐卖孩子的命运并没有丝毫改变，买孩子的人照样还是花钱买了孩子，只是为了不被判刑、孩子也不被抱走而花钱更多了。不同的只是人贩子的入狱换来了警察的立功，人贩子的非法所得归了国家。这难免会使人们产生“黄雀在后”的感觉。到底是谁在卖别人的孩子呀？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警方这么做是不得已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丢失孩子的父母报过案的，警方可以通过联网的DNA比对找到孩子的父母。但是对于没报案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户口的“黑孩子”，“超生”父母往往不愿意为了找到孩子的渺茫希望引来不堪承受的“社会抚养费”；少数甚至可能是重男轻女或未婚先生的父母卖掉的——怎么办呢？显然由买孩子的不育夫妻或通过买孩子来逃避计划生育、实现自己儿女双全愿望的夫妻来抚养，通常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在收买者已经和孩子建立起了亲子感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被解救儿童一律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真的能打击拐卖儿童的买方市场吗？我看即使有效果，也不大。买方市场的存在，首先是由于想要孩子或更多孩子的人几乎无法从亲友或福利院收养，其次是由于人贩子卖孩子的价格和福利院收取“赞助费”的差价比较大，再次是由于破案率不高（至少没报案的是这样）。 　　 　　对于那些已被“解救”的孩子的收买人，一方面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一方面面临孩子被警方抱走的可能，他能不付代价毫发无损地把孩子留下来吗？说难听点，一旦收买行为被警方破获，他要再付一次买孩子的代价甚至比初次购买更高的代价，尽管不一定是贿赂警察个人，也可能是承担部分办案经费，还几乎一定要给福利院一笔“赞助费”以换取“送养证明”——《收养法》第五条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从金钱得失的角度看，收买人相当于已经“人财两空”后花钱从警方和福利院再次买孩子。既然如此，“人财两空”本身有什么威慑力？只有通过提高“人财两空”的概率，也就是破案率，才能增加威慑力。 　　 　　更严重的困境在于，亲生父母找不到或者需要剥夺监护权（父母出卖的）时，交给谁养？公安局显然不是适合养孩子的机构，同时由于收养法的限制，这个机构只能是福利院。但是许多地方的福利院却像是一个官营的跨国人贩子。 　　 　　根据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为抚养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弃婴和儿童，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贵州镇远、湖南衡阳、邵阳的福利院不择手段找“孩源”有偿送养给外国人的事件曝光并没有改变这一规定，看来福利院只要不直接从人贩子手里购买孩子就没有法律责任。正是这样一个规定导致中国公民即使符合受计划生育限制的收养条件，也几乎无法从福利院收养到健康的孩子。 　　 　　把孩子从把他（她）当作自己孩子养的收买人身边抱走，交给一个官营的跨国人贩子，正义何在？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福利院有偿送养是有利可图的，如果福利院向把孩子交给他们的警察支付报酬，那就又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匣子”。这比计生工作人员把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的人的“超生”孩子抱进福利院危害更大。由于警察手里握有强制权力尤其是“打拐”的职责，如果警察送孩子到福利院有报酬的话，那么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孩子了，甚至街上的流浪乞讨儿童都可能被卖到国外去——这正是我坚决反对于建嵘搞什么“随手拍”和“微博打拐”的深层原因。 　　 　　说到底，人贩子和收买孩子虽然在全世界都是犯罪行为，但他们毕竟还能理解孩子的价值，还拿孩子当可以卖钱或值得花钱买的宝贝。而计划生育的理论和实践，却是把“多余的”孩子当成包袱和垃圾的。奉行这种理论、从事这种实践的政府让警察去解救极可能是“多余的”孩子，必然是荒谬可笑的。与其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孩子被福利院卖给外国人未必不是他们的幸运；但是这种幸运来自官营跨国人贩子的牟利动机，而不是计划生育的理论。 　　 　　 　　 　　新快报2012年3月17日 　　 　　

作者: 杨支柱    2012-03-11 10:12 星期日 晴 　　 　　杨支柱编 　　 　　 　　 　　韩寒：我是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因为对于相对比较有钱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或没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还要去国外生小孩，那他们想生几个生几个；那对于收入很差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跟没有也是一样的。唯独受害的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发生的不人道的、反人类的事件。比如强行的堕胎，上环，结扎啊…… 　　 　　韩寒：有钱人为了减轻国家人口负担，完全可以移民，这样多生不光不罚款，还可以再将中国的人口减少三个以上。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管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多赶走点富人，可以最迅速而有效的拉近贫富差距，一举多得。 　　 　　韩寒：我不会贯彻计划生育，因为我可以负担我的孩子，让我的女人和孩子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坏的情况，就算有一天我被政府和汽联一起和谐，我去黑市飙车都要让我的女人和孩子和家人过好日子。谁结扎我女人，我结扎他全家。 　　 　　韩寒：打算生三个，希望可以有女儿，连名字都想好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所以希望3个小孩名字合在一起是 野百合 ，分别叫韩小野、韩小百、韩小合。如果只生两个，就变成 野合 了，很难听的。所以，第二个孩子小百 很重要，一定要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