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2012-12-11 13:40:41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672 次  |  评论 1 条 2012年12月11日02:43腾讯文化 我要评论(73)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 主席 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国王和 皇后 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 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 历史 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 、不屈不挠的母亲们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 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2-12-02 09:28:19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22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贵州毕节 5 名 10 岁左右的孩子在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报道和评论都很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发表了评论或报道。但昨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当地民政部门一口咬定他们是本地人，是“三个兄弟”的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或离异的，却连这 5 个孩子是不是流浪儿童都无法确定。（《新闻 1+1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报道不靠谱，评论更不靠谱。 许多评论强调这是民政部门的失职，这本身大概没错，但问题是民政部门失职也不是第一天了，在目前的体制背景下靠批评能让他们尽职？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无人照看的儿童太多，民政部门不大可能都那么快就都能发现，收容救助站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地方，送回去后又怎么阻止这些孩子再次离开家庭？ 也有许多人严厉指责这些孩子的父母，但重心似乎并不在他们将物质利益置于家庭团聚之上，也不在他们生了孩子不尽父母之责，而是指责他们没能力养就不该生孩子！毛泽东时代农民收入那么低，却平均每家养五六个孩子，也不至于普遍地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何以号称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得今日，人们却养不起少得多的孩子？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22 ，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18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超低。 2001 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表明我国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 1.7 ， 2006 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 1.73 ，已经远低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台、港、日、韩。在这样低的生育意愿和不断攀升的不育率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估计生育率也很难回升到 1.5 以上。这仍然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别忘了中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我们怎忍心对这样低迷的生育意愿雪上加霜？难道村庄大批消失、家族不断灭亡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却正好有幸没有消亡之忧？ 网易有个叫“布尔费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公然鼓吹儿童买卖合法化。他说：“大量成年人夫妇希望收养儿童的需求不能被满足，同时有大量的过剩的，或者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忽视或虐待。允许买卖儿童的自由市场将消除这种不平衡。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亲生父母、儿童、购买儿童的养父母，在这样的社会里都会过得更好。”他的这番话竟然获得不少经济学学者叫好，可见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到了何种程度！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允许买卖儿童，因为卖方看重的是高价格，而送养必须根据对孩子有利的原则进行。视孩子为财物的人贩子诚然通常比视孩子为负担的机构要对孩子好一些，被人收买后也不大可能任其流落街头；但是为什么要假定中国父母的育幼负担和中国的收养制度是合理的或不可改变的呢？ 农村儿童的大幅减少所导致的农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撤并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育幼负担，无证生育（不一定是所谓“超生”）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收取若干年的家庭收入更使得中等收入的农民立即倾家荡产，这一切跟劳工输入地对非本地户口孩子的歧视结合在一起，是迫使农民外出打工并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真正原因。长期“少生快富”的片面宣传视孩子为负担，过度重视物质利益而忽视家庭温情，也诱导出大量并非被迫的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难道是不可改变的吗？如果废除“社会抚养费”，立即就可以使大量养不起孩子的二胎家庭养得起孩子，而不至于被迫外出打工导致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 当然总还有一些人生了孩子没能力养，对这些孩子最有利的做法当然是送养给品行、身体、经济条件不错并且喜欢孩子的亲友。但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对收养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亲友之间的送养和收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无论双方是如何需要送养和收养。《收养法》第五条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已经对送养进行了限制。《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堵塞了因一时困难（包括未婚生育或急性疾病、破产等导致的一时经济困难）急需送养子女的人再生育的可能，从而使他们拒绝送养。《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则堵塞了自己已有一个孩子的人收养亲友孩子的可能性。如果废除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限制，何须靠买卖儿童这种丧失人格、族格、国格的办法来替流浪儿童找出路？ 写到这里去翻了会儿微博，发现毕节出现 5 名儿童垃圾箱里生火中毒事件跟计划生育的关系可能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密切。 2011 年 9 月 1 日人民网 – 贵州频道曾发表《一网友匿名给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留言》，内容如下—— “尊敬的书记：如今毕节市许多乡镇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原因是各地学校要求孩子家长出示乡政府开据的计划生育证明，家长去乡政府开这个证明要交 500 元钱，很多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如毕节市何官屯，就在昨天就有近千名孩子及家长到市政府要说法，现在还有岔河镇，青场镇等都在出现类似情况。” 5 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中毒而死的毕节，也就是去年媒体报道的上学需要开计生证明而多地乡政府借机索取 500 元证明费导致很多家长让孩子辍学的毕节，竟然有市长、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等副市长级以上官员 16 名，另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 10 人（ 13 名常委中扣除市长等政府系列的 3 人）。真是人口不多官口多，百姓养儿的钱都被迫用来养官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次毕节事件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今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 2008 年辍学生 63.3 万人，辍学率 5.99 ‰，到 2011 年辍学生已经达到 88.3 万人，辍学率 8.8 ‰，这与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官员称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燕赵都市报 2012 年 11 月 19 日）我刚看这一报道时还在微博上点评：“辍学好。为了接受奴化教育翻山越岭，弄不好还出个校车事故把小命丢了，确实不如辍学。”联系到这次毕节事件，我才意识到我这个点评大错特错了。 四十年前我上小学时，经常听到男生家长对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说，“也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送他上学就是来请学校看水的。他要是不听话，老师尽可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打骂。”所谓看水，意思就是别让他下水淹死了。我们南方到处是沟渠河湖，男孩子都喜欢玩水。四十年后的今天，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看水”，但是一些农民连送孩子到学校“看水”都成了问题。   2012 年 11 月 20 日起草   附记： 根据新京报 2012 年 11 月 21 日报道（《毕节否认系责任事故称是“意外”》）证实了事件跟“留守儿童”有关，其中部分孩子的辍学与计划生育有关：五个孩子的三位父亲，“除了陶进友，陶学元和陶元伍都在深圳打工，‘捡垃圾、收废品’。”陶进才告诉新京报记者，“ 13 岁的陶中林读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成绩不好，辍学回家放牛； 11 岁的陶中红因为曾经中途辍学，今年 9 月报名未成功，改上村里 200 元一期的学前班；另外两个孩子，陶冲和陶波，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是‘黑户’，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另据报道，这五个孩子中没户口的黑孩高达 4 名。五个孩子死前失踪已三周，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到派出所报案已 11 天。 许多人不相信窒息或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说法，不断有网友质疑：那五个被发现死在垃圾桶里的孩子的尸体被拖走火化了，像焚烧垃圾一样；匆匆火化 5 个孩子的遗体家长同意了吗？他们看到孩子遗体了吗？网友于端秋（复员军人，目前在非洲开车） 11 月 21 日提出“ 5 名男童是被他人割肾而死”的假设，引起热烈议论。 关于毕节某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被割肾之说虽然更像猜测，但“第二现场”的假设是合理怀疑。 10 岁左右的孩子已经不小了，何况穷人的孩子生存能力本来就强。通常被闷死的，或者行动受限制，或者处于睡眠状态。如果孩子们因为空间太小而相互拥挤、踩踏，那么不适感会让他们不大可能同时睡着。怪不得网上首先爆料的李元龙被旅游，现在回到家里仍被禁止上网，这让人怀疑另有不可告人之事。考虑到五个孩子同时被谋杀更加耸人听闻，中国警方“大案必破”的要求，当地警方确有将疑案当意外事故处理的动机。不知政府能否公开详细的尸检报告？ 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对待儿童生命和权利的态度，也显然与计划生育意识形态视孩子为负担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2012 年 11 月 25 日补充  

2012-12-01 08:59:24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杂谈  |  浏览 722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出身农民、微博名为“馨儿徽安”的王某发了几张穿、脱假警服的性感照片，称“在老家做了一名警察，压力好大，整天和政府的领导吃喝”，遭来骂声一片，在被转发500余次、评论300余次自己把微博删了。本来是一场游戏，结果却被警方抓捕，最终被丰台法院以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罪名判处王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根据刑法学界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通说，构成此罪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冒充行为；第二，获取非法利益；第三，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根据这一通说，对于本案的判决可以提出如下质疑：“馨儿徽安”是 微博认证用户，认证信息中填写的职业为平面模特，并不是警察。她能通过自称警察从网友那里骗到利益吗？她的行为是否够得上“骗”？她既未骗财又未骗色，吸引眼球、增加“粉丝”能构成招摇撞骗罪的“非法利益”吗？何况“骗粉”并不成功，骗来的只是一片骂声。中国警察现在的名声就那么好，以至于冒充警察就能获取更好的名誉？干坏事的警察那么多，光穿着暴露就能损害警察的形象？自称“整天和政府的领导吃喝”现在还能损害政府领导的形象吗？当巨额受贿并与多名女性保持婚外性关系层出不穷时，跟警花在一起只是吃喝，这简直就是对领导的美化！     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位置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依体系解释方法，此罪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受干扰、社会公共秩序不被破坏。刑法学界将此罪的立法目的解释为维护国家机关的形象，是违反法律解释方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杜撰。基于这一立法目的，应该对冒充行为进行限缩解释，仅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还不够，还必须以冒充的身份从事假的职务行为，或者承诺从事职务行为并收受非法利益。     如果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与职务有关的行为，我个人倒是觉得定此罪中的“非法利益”可做广义解释，包括获得某种心理满足。譬如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检查工作为名去折腾行政相对人、干扰人家的正常生活或工作，可以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因为这种行为已经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何况保护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如果仅仅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并没有冒充职权行为（检查、登记隐私信息、收费、扣押财物、搜查等等）或与职权有密切关系的行为（收受财物或性贿赂），譬如穿套假制服招摇过市或者买菜时跟人发生口角打了一架，是不宜定此罪的。把人打伤了可以定伤害罪，没有必要因为打人时穿了假法袍或自称法官而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身穿假制服或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生活不检点，虽然有损国家机关的形象，但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的评价，显然不到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国家机关根本没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的工作人员在八小时以外都是道德楷模，何况还有各种辟谣手段可供选择，犯得着动辄抓人判刑吗？     仅仅是像“馨儿徽安”那样在网上自称不检点，就更不应该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这样一种损害政府形象的行为，跟批评政府行为时事实有出入相比，它不指向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负面作用更小而不是更大。实际上它相当于一种批评政府的行为艺术。如果“馨儿徽安”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模特，而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行为艺术家，她被定罪的行为肯定不会被政府或网民认为是“骗粉”，而会被认定为批评政府的行为艺术。所以“馨儿徽安”被判刑给很多人的感觉，成了因言获罪。     当公民因言获罪，政府的形象如何？“馨儿徽安”冒充警花给政府形象带来的损害，远不如对她的抓捕和判决本身！政府形象是通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己的行为形成的，刻意打扮或惩罚批评只能适得其反。     与冒牌警花获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机关及其领导自己招摇撞骗维护本集团既得利益，带来的危害之大空前绝后，却不受任何追究。譬如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22，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的生育率降低到了1.18，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1年我国的生育率又进一步降低到了1.04，但是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昨天（2012年11月28日）接受采访时还说我国的生育率1.7，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已向中央建议在发达地区试点城市“单独”（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他们这样公然撒谎至少已经20年了，还霸占媒体使事实无法得以澄清，严重影响国家人口政策的改变，导致每年数万胎儿被残杀、数百万妇女被绝育、上千万妇女被上环、数亿妇女为强制环孕检来回奔波，对人权的践踏和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害影响几何？这样的人，却至今窃据高危继续招摇撞骗。跟这些政府自己人的招摇撞骗相比，一个平面模特秀假制服骗粉给政府形象带来的损害简直就是沧海一粟。解决政府官员自身的招摇撞骗问题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1日发表时有删节

杨支柱按 ：陈京先生再次奉劝国人多生孩子，拳拳赤子之心让人感动。他的文章总是那么平易而又透彻，兼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他还是有些隔膜，计生干部的人性被他高估了。“社会抚养费”据我所知并不是没有家产计生办就拿你没办法，计生办会抓人坐黑牢（人口学校）的，抓了丈夫你不交钱就抓老人，还不交就抓哺乳期妇女，你如果不敢冒孩子被饿死的风险，就得借几千元钱交了，并写保证书保证以后如何分期缴纳。第二年你不按保证书交钱，就再抓。在交清以前，多数地方孩子都不能入户、上学、办医保、买机票……还有就是生了两个孩子后多数农村地区会强制你去结扎，哪怕你剖腹产还没满月。   很多夫妇都希望有多几个孩子, 但多几个孩子需要大人更多投入, 而且家庭收入也会受影响,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 平均每对夫妇实际生的孩子数目都小于希望生的数目. 在中国, 由于对多生孩子惩罚性的措施, 更使得想多生孩子的夫妇犹豫不决. 很多的人选择了等待, 等待政策的改变,结果他们在等待中结束了自己的育龄.除了等待政策的改变,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胎政策的制订人往往会说, 等中国人少了, 人口政策自然放松了.

2012-11-22 23:10:05 编辑   删除 浏览 9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看来“小康”跟“多名女性”一样为我党干部所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