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

汪晖答《联合早报》记者     问：您自己如何回应关于“抄袭”的批评？为什么至今不公开回应？     答：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     坦白地说，我在阅读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确感到很惊讶。根据研究，王文对于《反抗绝望》的指控共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但他忽略或掩盖这些注释，或者将所谓参见式注释曲解为抄袭。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发现。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     我对《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见是：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     如果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欢迎态度，并在再版时吸纳这些意见。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     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相比于在媒体中炒作，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     答：学术规范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复杂性，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八十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氛围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     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我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倡导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曾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判和自我批判——但这个批判应该是真正的学术批判，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问：您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答：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转变中，有争论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达到打倒论敌而采取捏造证据、向国内或国外大规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这样的争论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     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    《联合早报》记者采访郑也夫     “汪晖抄袭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与舆论界的争议课题，两个阵营的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本报也采访了支持清华大学进行调查，并参与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学术调查委员会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对于海外学者将“抄袭门”视为“媒体攻击”、政治迫害，郑也夫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他说：“参加联署的有些海外学者看不懂中文，他们解释联署的理由时说：怀疑中国发生了政治迫害。我不认为迫害行动会选择诬陷剽窃这样最难得逞的领域。而王彬彬的文章是个体行为，是突发的。” 他说，这些天他的朋友与人若干签名者有过沟通，其中一些不赞同给清华校长的这封信公开，另一些态度已经有变。     “媒体是公平的，他们只是提供平台，上面基本是学者的文章，两派都有。钱理群、靳大成、杨念群、舒炜、李陀等‘挺汪’的言论一点不少。《南方周末》原计划发表舒炜的长文，是他自己撤稿转投别处。我驳斥了舒炜文章中对王彬彬证据的驳斥，他未答复。且不止一家媒体联系采访汪晖而未果。”     受访时，郑也夫也对汪晖4个月内不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第一次发声却选择境外媒体表示“很不理解”。     他认为，涉嫌人所在学术单位组织调查是了断“抄袭门”争议的最好方式。“今天是这样，以后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规，事情发生了，不经外界敦促就自动履行。国内名牌大学中多有相关机构，但他们常常拖延、无作为。我们是在事发后三个月清华大学和社科院毫无作为的情况下，搞出了致两机构的63人签名信。”     事实上，面对着官办机构的无作为，一些关心此事的学界中人也议论过成立民间学术机构来裁定此事的可能性，但郑也夫认为这是下策，这可能惹起更多争议。     他说：“我邀请公开挺汪的几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签名，因为我认为，涉嫌剽窃事件最终要通过当事人所在的学术机构裁决。很遗憾，他们拒绝了，他们认为学术机构开始受理就意味着汪晖有问题。这很荒诞，无罪推定是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啊。我们63人签名信是中性的，没有对汪晖剽窃与否表态，没有攻击，自然也就不是‘有组织的攻击’。相反，我觉得90余海外学者的签名信是‘有组织的包庇’，不懂中文就参与辩护。”     他对比了汪晖和上海学者朱学勤（不久前也被惹上抄袭争议）。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剽窃，但是在态度和处理方式上天差地别。汪晖面对实名人揭发，四个月不答复。朱学勤遭到匿名揭发后，在第一时间主动找复旦大学，要求审理，甚至上交学位证书。郑也夫认为，汪晖、朱学勤都各有不少“粉丝”（支持者），但两件事的态势大不相同，围绕汪晖的争论甚嚣尘上，“汪粉”们一直在抱怨媒体；而朱学勤的事情迅速走入学术调查机构，过程要平静许多，两种不同的演变方式，恐怕与二人的态度相关。     郑也夫认为，事情的症结还在于需要对“抄袭”问题调查清楚，对此，他寄望清华大学以及汪晖本人对此也有积极的表态。     他说：“我对清华和社科院（汪晖博士论文的授予单位）总体上很失望，但对清华还抱希望。明年是清华百年校庆，庭院打扫干净才能迎接海内外的宾客吧。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汪晖的态度可以促进清华开始审理，他们的态度将是这件事接下来如何发展的变量。”反之，郑也夫说，他唯一确定的是：“我知道很多学界朋友的态度是坚定的：此事不可以不了了之。”                                                   （以上两文均载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