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一直到现在为止，人类最大的利益仍是国家利益。对内对外，都高於一切，过去的历史如此，在短暂的未来，也会如此。可是，一种新的思潮兴起，发现国家利益之下，人类还有一种共同的更高层面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和国家保护下的民主利益。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一种自觉，自觉他独立於其他动物之外，而最近一次自觉则是，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远超过对其他动物和大自然的问题，如果不获得公平的解决，人类凭著自己的智慧，所制造出来的灾难，将使人类毁灭。 　　 　　法国大革命使这个问题获得初步答案，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项最基本的理念，创造了欧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任何崇高的理念，在野心家的解读下，常异化出一种畸形的结论。好比说，某一部份有权势的人，认为那些被权势压迫的人，是天生的贱民，贱民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第一个发现和抨击这种现象，他说：我们不应允许世界上，一半人有自由；一半人受奴役。那就是说，人有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对最高理念解读的不同，而使“尊严”意义扭曲或丧失，这就是人权。 　　 　　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因地域、言语、肤色、性别，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自然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响彻云霄。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时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才签署。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大为惊恐。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於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於是口中念念有词，祭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鉴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棗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棗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幻瘁，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幻瘁，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它们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精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於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而不怕丢人现眼，如此而已。除了这个以外，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醍这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它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棗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迥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二项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就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国文化中，勉励诚实的文字，多的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停止的电击，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立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文化棗尊敬诚实。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棗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说，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有共同的认知。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息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馀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观念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的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气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於我们这一代，更不同於我们的上一代，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它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那些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使历史掀开新的纪元。 　　 　　 　　 　　 　　 　　 　　 —白衬衫 　　 　　 　　 　　

　　柏杨是一位在21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7年3月，柏杨与妻子、诗人张香华结婚30年。张香华说，婚姻不过是要懂得“算数”，把遇到的大小事“加减乘除一番”。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被台南大学授予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台南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学者。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授予柏杨的，不是他1950-1960年代为之努力的文学的学位，不是他十年著史的史学学位，也不是有关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台岛人权的社会学学位，而偏偏是教育学学位。 　　台南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台南大学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都是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的张清荣院长说：“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现代对于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一位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中国恢复高考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改变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600万精英，还因这群今日的中坚所发出的柏杨的声音，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可见，台南大学的道理在于，柏杨是一位在20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的少年时代 　　另外一项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学历丰富”，然而他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就是在自己88岁之前，连一张哪怕小学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1933年，对于河南省辉县县立小学四年级学生郭定生来说，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位是恩师克非，他引导郭定生走进了广阔的阅读世界。从柏杨当时的学名郭定生来看，他的父亲，一位后来官至县团级的人物，是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 　　另外一人，郭定生视之为“恶师”，他叫侯万尊。正是这位年青气爆、没有同情心的教师，使这位小学生在错一道题打五个手板和无辜打手板的淫威下，永远无法深造任何一门与数理有关的功课。初中毕业的这位侯万尊老师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只一样，就是打手板。后来在家长们的抗议下，他发现打孤儿是个安全的出气方法。 　　恐惧、气馁与对老师的愤懑，使郭定生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到了60多岁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他一看数字就头疼，差点签下一份让出版社可以无偿使用版权的合同。 　　郭定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与侯老师有直接关系。羞辱和体罚让这个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尊严的12岁小学生，决定投井自杀。他在身心实在无法忍受的一刻把这个决定告诉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而对方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可以肄业考百泉初中。 　　那一年，郭定生还没有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与敏感。那一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由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的楼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到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是否已辙退到指定地区，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而国民党方面还要予以保护；而日军是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一款规定区域后，才撤归长城线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这时少上了两年小学的郭定生，用肄业证考取百泉初中这个县里的最高学府。但他仍然是只上到初二，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又离开了学校。这次是就因为得罪了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但是在开除之前，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总给他的作文批“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这一学业状况也表明，他是一位文科思维比较发达、理科思维非常欠缺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合读文科的学生。 　　但非常可惜，这位“文科生”像怕数学一样怕英语。英语老师兼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倒是很像现在那些被迫追逐升学率的校长们。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在星期天照常上课。他的英语发音被郭定生用中文标注后总是会读错，他对学生的种种压力和苦心郭定生也无法理解。再一次受到侯万尊式的体罚，体罚与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他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在奉行师道尊严的20世纪30年代，这完全可以成为郭定生拿不到初中毕业证的理由。 　　 2007年5月19日，著名作家金庸获颁台湾政法大学文学院名誉博士。之后他前往新店花园新城拜访柏杨，两人相谈甚欢，预约再见面。 　　领袖崇拜的热血时代 　　被学校贴布告开除后，郭定生为了考入开封高中——这可是当时的省立高中，新改的名字郭立邦，虽然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初中没有毕业，照样可以考进省立高中，是这位学生的确逆反而优秀还是当时的教学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这都是值得思索的。 　　1937年，高二学生郭立邦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他的高中阶段，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是与学校发生了冲突而提前离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17岁的郭立邦是位热血青年，一心想报国，所以不等高中毕业就去投考军政干部训练班——柏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杨二将拘押的消息传到开封时，郭定生觉得天塌下来了、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他一路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个巨大的悲痛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一位高中生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的报道。 　　那一年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政府也在全国高中生中推行学生暑期军事训练，国家危亡时刻的这种大规模军训非常有效地统一了年青人的爱国思想。这种训练同时也遵循法西斯式的教育路线，一律称蒋介石为“领袖”，正如后来人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样，只要一提“领袖”二字，全体立正、毕恭毕敬。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郭定生高中没有上完就急于报考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原因。在那种教育和政治气氛下，热血青年郭定生真的相信蒋介石就是英明领袖、民族救星。 　　从军政班出来，他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于是郭立邦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但是，第二年假证件就被拆穿，他又被大学开除了。这里人们又能发现，大学，他也是在没能读完高中的情况下考取的，尽管毕业证不合法。 　　53年后，柏杨在回忆录中勇敢地说出他学习经历中一连串的肄业、开除和造假证。1943年，在陪都重庆，郭立邦曾经使用开封高中的学历，想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但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涂改了一位郭一同的简历，才考上了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把“一同”改为“衣洞”，也曾令柏杨后悔，明明还可以改为更令人习惯些的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张清荣语）。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还是被学校查出使用了假证。于是，大学毕业证他也没能拿到。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严格和周密的。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柏杨的学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段断断续续的学习经历以及每次都能跳着级考入高一级学府(大学还是直升三年级)，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说：这样的人，不就一个吗？ 　　从柏杨在狱中9年26天的阅读史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位“思想犯”选择阅读批注《资治通鉴》。他用了几乎9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帝王更迭、社会兴衰。 　　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到他的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他在说“酒店打烊，我就走”时，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研究者陈晓明说，每次开会时柏杨都喜欢说，“我的小说比杂文好，诗比小说好。”每次他这么说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能看到柏杨的小说了，柏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是想大家注意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诗歌，不要只注意杂文和历史研究。 　　和他的夫人一样，柏杨也是一位国际桂冠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