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新世紀】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經濟艙，排過隊買咖啡，還給人公佈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後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簡直是「太超過了」！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閒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十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派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但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六十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番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彷彿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環球時報》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於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

【新世紀】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經濟艙，排過隊買咖啡，還給人公佈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後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簡直是「太超過了」！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閒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十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派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但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六十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番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彷彿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環球時報》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於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 相关日志 2012/06/30 — 中国航天费用与公众知情权 2012/06/30 — 一个大学院长的离职演讲 2012/06/27 — 孔捷生：駱家輝為何招天朝恨？ 2012/06/27 — 骆家辉您倒是消停一下呀 2012/06/20 — 一位原副厅级干部去国后讲的话 2012/06/19 — 陆川、王小帅等知名导演集体吐槽体制瓶颈 2012/06/10 —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2012/06/02 — 东方日报:骆家辉突谈薄案 华欲静而美不止 2012/06/01 — 日人才恶循环：排斥海归学生不愿留学 2012/05/30 — 美媒首证渝警围馆 骆家辉惊呼“我的天”

【蘋果日報】據說長洲太平清醮的飄色巡遊是「諷刺時弊」的大遊行，可是今年的巡遊裏頭有一幕叫我特別難忘，因為它不止不諷刺，並且政治正確得離譜。根據一位島民的說法，使我雙眼一亮的那台飄色的意思是「劉延東照住香港」，當時正好傳出過選委會成員北上面見劉延東部長的消息。難道那位市民覺得選舉委員接受上頭指示選特首是件好事？這就是「照住香港」？ 如果說九七之後香港有什麼新變化，這大概就是最厲害最可怕的一種了：我們開始接受一套潛規則，而且光明正大地承認它，使它成為「明規則」。沒錯，九七以前香港也有不少不可挑戰的默契，例如滙豐銀行與大東電報局等機構的無上地位，可那是不方便的真相，大家絕少明言。現在可好，既有越講越尋常的「西環治港」，更有重量級選委公開要求中央早日表態，否則不知選唐還是選梁。 假如真有中央大員幕後指揮香港特首選舉，過去無論是指揮還是被指揮的人恐怕都要否認；可今年不同，他們要不就不說話，一說就乾脆老實招出。終於香港走到如此田地，名義上特首是港人組成的選委會按照己意選出，但大家都曉得事實絕非如此；表面上特區政府是管治香港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人人都明白抗議得到中聯辦。 很多人形容這是「溫水煮蛙」，這個說法未免太過簡單。當大家都不按本子辦事，都把枱面的體制權威視如虛設，那麼一切正常社會和政治賴以運轉的規則就要全部破產。好比馬路上頭的紅綠燈，我們一方面說要遵守燈號，另一方面又公認誰遵守誰儍，請問到底規則何在？它還有任何意義嗎？潛規則一旦浮上水面，那就有兩套平衡不悖的規則了，就像你教孩子過馬路要看燈，但又不必看燈。

【飲食男女】去年在北京聽台灣作家楊照說過一個故事，很有意思。話說當年他初遊故宮，每至一處，必定停下來看看門前兩側的聯子。「中國人嘛，遇到對聯總是習慣要把它唸出來」。正當他低聲沉吟之際，旁邊來了一隊內地遊客，導遊一樣停了下來，然後回頭用大聲公吆喝：「大家瞧，從前的皇帝學問有多大，連寫一幅對聯用的都是生字，咱們大半讀不懂。」站在一邊的楊照聽了覺得很奇怪，一來這幅聯子並非御書；二來也根本沒有僻字，怎麼會讀不懂呢？頓了一頓，他便明白，身旁這群遊客是學簡體字長大的新中國人呀。 上個月重遊馬六甲，再度參觀馬來西亞第一座華人廟宇「青雲亭」。看來我也不是個合格的中國人，以前來過兩次都只顧着看它的建築型制，完全沒注意到門前兩根楹柱上的字；就好比一般遊人去了泰姬陵，因為不懂波斯文，往往便對殿內抄寫《可蘭經》的書法視若無睹一樣。可我明明是華人，讀過幾年書，又怎能忽視那麼顯眼的草書？於是這回我看到了，青雲亭這幅聯子寫的是「無事度溪橋，洗鉢歸來雲袖濕；有緣修法果，談經空處百花飛」，不只工整，而且意境高渺，在佛寺裏平添一股仙氣。這字也寫得極有韻味，筆力雄渾，一氣呵成，不算頂好但也不落俗套，可見書者是個很有自己風格的人。待見落款，這才嚇了一跳，明明白白是「荷蘭高羅佩」。 高羅佩，原名 Robert Hans van Gulik，出生在荷蘭祖芬，字「芝台」，號「笑忘」，又號「吟月庵主」。 沒聽過他不打緊，但你一定聽過他一系列推理小說《大唐狄公案》（Judge Dee）；沒讀過這小說也沒關係，可你必定看過改編自他的電影電視劇吧？沒錯，他是個血統純正的荷蘭白人，但他比無數中國人活得更像中國人，不止有字有號，而且還替自己的書齋取名，每天練毛筆字，從來不寫白話文，不用現代標點符號。他還拂琴，寫過一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的《琴道》，是著名古琴雅集「天風琴社」唯一一位洋人成員。高羅佩在學術上最有名的著作是《秘戲圖考》，開創了研究中國古代春宮畫的先河。但他和一般西方漢學家不同的地方，不單在他中國化得十分徹底，動不動就說「吾華」如何如何，甚至「我們中國人在漢朝的時候」怎樣怎樣；還在於他不是一個專業學者。他是一個外交官，一個日常生活過得像傳說中古代文人一樣的荷蘭外交官。 看見青雲亭這幅楹聯，我才想起那一定是他當年被派駐在馬來西亞當大使的時候路過馬六甲寫的。高羅佩一生供職多處，分別住過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和貝魯特（正是在貝魯特，我們香港的國寶饒公宗頤和他交上了朋友）。可我對他 1959年至 1962年居留吉隆坡那段時間特別有印象，因為他動念要寫遺著《中國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正是這時期見到南洋長臂猿的事，而我對這本附了張錄有長臂猿鳴的唱片的奇書格外感到興趣，曾在大學圖書館翻過兩天。為甚麼這本書有趣？因為高羅佩知道中國文人喜愛長臂猿是有傳統的，但他發現那些寫猿畫猿的古人多半沒見過真正的長臂猿；而且除了西南部分遍遠山區之外，中原大地根本不產長臂猿。既然如此，那些猿是從那裏來的呢？以前的文人雅士又為甚麼會迷上一種他們不可能看到過的動物？ 凡是中華文人喜歡的物事，高羅佩絕對跟隨；前人好猿，他就乾脆自己養猿，順便研究。 跑過這麼多地方之後，我漸漸發現自己最陌生的國度原來就是中國。去英國我們想學點英國紳士文化，去土耳其我們想認識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代的細密畫；只有中國，我們好像甚麼都不必學，去了就是，真把它當成自然而然的「祖國」，似乎十分熟悉。於是每次看到楹聯，我失去了讀它的習慣，甚至還失去了讀它的能力。

【蘋果日報】許多年前，我們一群朋友提出過「香港仍未解殖」的主張，儘管當時的輿論氣氛不如當前火熱，可還是引起了不少出於誤會的批評。有些朋友以為我們講的就是近日梁振英所說的「人心還未回歸」，覺得我們太過傾向建制；又有些朋友反過來斥責我們膽大包天，竟敢暗指今天的香港，只不過是北京手下的一塊殖民地，可見我們那顆心果然沒回歸。直到如今，想法不變，我依然要說香港仍未解除它的殖民狀態。 所謂殖民，乃是一套體制；更具體地講，它是一種關於權力和利益之流向與分配的不公體制。舉個簡單的例子，本港立法會那套舉世無雙的「功能界別」，豈不正是一種極不公平的制度？它把理應屬於全民的立法和監察的權力，交到少數「精英」手上，使得這些多半偏向商界的精英成為忠於殖民政府的合作夥伴；而報答他們的方法自是制定一些有利於這少數人的政策和法令，並美其名為「經濟主導」。有福共享，有權共攬，簡直如魚得水，同時也埋下了「官商勾結」的結構基礎。 直到英殖末期，彭定康才開始局部改變一系列很有殖民風味的法律與制度。姑不論他是否「別有用心」，但起碼回應了香港民間進步力量多年以來的訴求。非常諷刺，最後硬要把那些典型殖民體制保留下來的不是別人，卻是中國政府，以及一幫在這個體制裏頭撈到好處的既得利益集團。 九七過去這麼多年了，我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聽說「主權回歸」「港人治港」，卻從來不見「解殖」二字進入主流聲音，這大概在全世界殖民地的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孤例。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竟是當年港人太過害怕中共，寧願一切如舊，正所謂「一國兩制」，於是出現了呂大樂指出過的「冷凍」，硬生生將殖民狀態封存起來，「五十年不變」。以「主權回歸」掩蓋解除殖民，大家就可以一方面做回中國人，同時又還活在這個「經濟主導」的殖民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