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学家多米尼克·德怀尔（Dominic Dwyer）告诉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该团队曾希望获得有关早期新冠感染病例未经分析的原始数据，他称其是“标准做法”。但他说小组只收到分析“摘要”。
中国没有对这一指控做出回应，但此前一直坚持其对世卫调查透明。美国则敦促中国提供疫情最早阶段的数据，称其对该报告“深表关切”。
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在周六严厉回应，批评美国近年“极大损害了”世卫在内的多边合作关系，妨碍国际防疫合作，美国不应该再继续对中国，以及其他支持世卫的国家“指指点点”。
世卫专家组曾向中国索取新冠肺炎2019年12月在武汉爆发初期的174例原始病患数据，但遭到中方拒绝。
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交谈的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发现新的实验室严重缺乏受过相关训练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恐怕难以安全操作这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对于武汉P4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曾报道，2004年，法国和中国签署了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协议。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这是中国第一个该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是法中双方在科研和健康领域合作的重要标志。而就是这个实验室，因为新冠疫情的大爆发而成为全球关注的风暴眼。最近，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发表调查报道，介绍了这个充满争议的实验室建造的初衷和法国逐步被排除在外的过程。实际上，该实验室的确是法国出口，但协议和计划中的两国“合作”早已名存实亡，法国专家从来没有能够参与实验室的工作，«费加罗报»报道将此情况称为“失控”。
在一个资讯不透明的社会，每当社会遇到重大危机，各种阴谋论就会特别流行
“分析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2 月9 日晚，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关于病毒溯源的这一介绍令人吃惊。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也在想，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在 1 月 12、13 号，测温的那天，是否可以采取像 23 号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出行。那时如果采取措施，可能疫情会有所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种状况。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发布 “封城” 的消息。但武汉市市长周先旺 1 月 26 日表示：因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已经有 500 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我曾经是个很愤青的人，事已至此，无力回天，传递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吧。马后炮，人人都是精英，谁都不曾想到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所以也懒得去批判很多事情了。但有些话还是想说几句。辟谣SARS、媒体宣扬的乐观情绪，这些在最早期的时候都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对这个病毒的认知非常有限。在应对这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疾控系统可能采用“内严外松”的规则，内部谨慎小心、严格验证、仔细评估，对外通告却可能偏向乐观，避免引起过度恐慌。何况在这次事件上，怎么去给公众交代，显然已经不是疾控系统能单独决策的事了。
「我以为是暂时性的，去外头等一会，就放我进来。」李翰昭的想法很快被击碎了。有人四处张贴《关于休市整治的公告》，公告显示，华南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没有明确开市时间。而一份落款为「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写道，「（华南市场）西区卫生环境很差，销售垃圾随处堆放，地面潮湿，通风很差……为病例发生的客观原因」。有少数商户执拗地不愿撤离，宁可让人透过警戒线送饭，也不离开自家生意。但把住出入口的执法人员，板着脸，已不再允许携带货物离开市场。人的意志，在大势面前显得颇为无力。随着华南市场的休市通告被广而告之，与之关系密切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下称「不明肺炎」），进入公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