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65 次 更新时间： 2012-08-04 23:10:58 何路社：“毛泽东迷信”批判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迷信 批判    ● 何路社   　　 　　在摩罗先生虚幻的“对毛泽东的一些批判的确是过头了”——文章从头至尾都没道出对毛泽东的那些批判过了头(《环球时报》，2012年7月18日)，与季新先生同样虚幻的“对毛泽东的批判不但不过头而且远远不够”——文章同样从头至尾都没道出对毛泽东的那些批判远远不够（共识网，2012年7月19日）之间，我倒是赞同后者的，尽管其文不见经传。届因为我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应保证这一点：实现人的思想之完全自由，即拥有一种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怀疑精神。然而，毛泽东时代的实践表明，它非但没有使这一保证成为可能，反而在“文革”的背景下终于出现了个人与权力神化的现代迷信。“文革”中由于林彪等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迷信”曾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举国狂热之下，全国几乎只剩下一套红书，毛泽东雕塑、像章和语录无处不在或无人不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更是满天飞，甚至有人还仅因为批评他老人家几句而被枪毙之类……总之，“毛泽东迷信”之下伴君如伴虎，纵然贵为国家主席也朝不保夕，更遑论普通百姓。“文革”后“改革”前的“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则显示出其强大的惯性。其实，毛泽东对“毛泽东迷信”的态度却是极其复杂并前后矛盾的，恰如张家康先生所言：“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由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参见张家康《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党史文苑》2005年第1期）此说从文本上讲固然成立（“张文”列举了许多毛泽东的实际文字讲话材料论证），问题是文本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截然相背的反差，即毛泽东往往言行不一，这也或多或少正是他的权术之一。 　　 　　追溯“毛泽东迷信”的源头，发明权恐怕似乎当属柯庆施。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反对个人崇拜反感。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进了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段“名言”后来竟博得一“毛主席的好学生”之誉。而吊诡的是据韦力编著的《1965年以前的林彪》一书披露，现代造神运动的滥觞者林彪却早在“文革”之前，于一本《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就写下了对毛泽东这样的观感：“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可见大权术家林彪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毛泽东心知肚明，只是想通过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思想，大搞领袖神化，投其所好将自己塑造成“高举”、“紧跟”的形象，从而以成为中国政坛上光耀眩目的“新星”。但1971年震惊中外的“9·13事件”，林彪却又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迷信破坏殆尽，打得几成碎片。 　　 　　在民间，毛泽东曾一度被演化成为一个“神”。所谓的“毛泽东迷信”就像宗教一样，它要求人民对毛泽东持一种简单的宗教式信仰崇拜，而不能持任何批判怀疑态度。当有人对毛泽东产生质疑时，便模仿中世纪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残暴作法，通过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实行残酷镇压，使毛泽东取得一种绝无错误、绝对正确的特殊地位。其成为一种个人迷信的新宗教，这种宗教式的、对个人权力的非批判怀疑态度，“文革”实践证明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陈毅尊重毛泽东，但反对个人迷信、盲目崇拜。“文革”时期他在对自己的批斗会上，对当时极“左”的做法进行了痛斥。他说：“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文革”后，邓小平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迷信个人与迷信书本在逻辑上存在着一致。比如，若非打破毛泽东迷信的“两个凡是”，便不会有“改革”，也就没有所带来之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所未有的巨大希望。 　　 　　曾经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最近对“文革”中参与打倒陶铸一事进行了反思及忏悔，其可谓是对“毛泽东迷信”之精神鸦片作用的一段绝妙注脚：我在打倒陶铸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情，当时都是诚信诚意做的，没有被谁逼迫。为什么这样？我对毛主席基本上是柯庆施所说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式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我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保卫政权，绝不能落后”——这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江青、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话。总之，一句话，我当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随时随地都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话（包括只言片语）牵着鼻子走。（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毛泽东迷信”之实质其实是权力迷信，即将权力道德化，凡未被打倒的权力者皆享有不同级别的“迷信”（权力优越某种意义上的越位）。这正是当局者“投鼠忌器”之处，因而对权力非始终保留一种合理的批判怀疑态度。迷信与理性是人们对待权力的两种根本不同方式，而理性只有在自觉的情况才能发挥作用。凡不具有理性自觉者，便得不到其的帮助。西方先哲赫拉克利特告诫说：“不要倾听我，要倾听理性。”言下之意即对任何事物都不要迷信，要持有一种理性，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创新。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政党就充满生机活力。我以为邓小平那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今天依然很现实，“毛泽东迷信”仍在阻碍着中国进步。其之所以在一些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是因为权力迷信比宗教迷信现实，更为接近于人，更加能有影响力。这种虔诚在朝鲜至今仍可看到。但任何与权力连在一起的迷信，在离开、失去权力的庇护后，迟早的消失是一种大势所趋，俗话说：“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唯有真理永存！所以建议撕下权力道德化的遮羞布，允许全体公民自由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无疑也就等于合乎逻辑地建议允许全体公民自由评价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及各级权力者之功过是非。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权威何在？答曰只要否定权力道德化，实行权力优越、权力制约、权力竞争三位一体，权威在批判怀疑的竞争中必然更具生命力！不过将来权威之改变肯定是会有的，那便是政治家再也不能垄断真理，而从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都认为只有他们拥有真理的专利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权力者需不断承受来自思想自由的强大压力，必须与思想家一道平分秋色彼此制约。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基础吗？但若像目前这样，权力道德化在自由的反弹下，倒的确是将必然伴随着权威的自然衰减。最近的薄谷开来一案，将某些人罩在薄熙来头上的道德光环剥夺殆尽，再次给了权力道德化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却有人说“薄谷开来案是刑事案件，社会把它作为刑事案件去看”，其不过是一派“荒谬绝伦”的“掩耳盗铃”。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毛泽东是一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一复杂历史现象。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指出：“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第一种人，是传统西方政客，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第二种人是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既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第三种人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资本在经济上取得优越后，定必然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话语权。从一些极右、极左分子对毛泽东的评论中确实暴露出他们的目的，或要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要恢复“文革”的既得利益，而绝不是什么真理之认知之异，人们倘这样想的话，那便是太天真幼稚了。因此，我决不反对对无产阶级领袖（如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以至毛泽东）的宣传，更不是一个无权威主义者。甚至，我还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最需要强大权威的社会。但一个民族应能分辨出领袖人物所作所为的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否则，还能怎样去开拓这个民族的人类文明事业呢？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先生于网上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说：“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那些声讨茅于轼、辛子陵的文章一口咬定茅于轼、辛子陵诽谤、污蔑毛泽东，满篇都是感情的宣泄。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比神还神，毛泽东的名誉高于一切。满篇都是些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处决啊、祭旗啊等等。但都是同样的“毛泽东迷信”逻辑，见不到什么事实依据。且不说此事的有无，即使真有，按照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政治文化之“为尊者讳”，也是不该道出来的。不论在传统的道德统治政治（爱民如子，为民作主）还是现代的道德服务政治（社会的公仆，为人民服务）中，这还都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符合现行政治文化的权力道德化逻辑，即权力者为尊，要为尊者讳。其与“文革”中“公安六条”的“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一脉相承，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或充其量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时至今日，我们仍是在为权力尊者讳，即凡在位之权力者皆不能客观地批评议论，哪怕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缺少一种对权力者之批判怀疑精神，只有权力者失势被否定后，如腐败违纪、失职渎职等，才允许批评议论，于今日之毛泽东还甚——毛泽东已多少被当局者有所否定。 　　 　　从道德上神化统治者是儒家的重要政治思想。其由孔、孟发端中经董仲舒，在程、朱、陆、王那里走到了极端和顶点，形成中国独特的儒家道德政治文化。它特别强调权力者的道德能动性，统治者要成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树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会获得权威。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在道德完善化了的统治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仅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即“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其实质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内具圣人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以圣贤施仁政来争取民心，以人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论政者总希望出现圣君、贤相、清官，最为崇尚中国古代德才兼备的圣人尧帝。据《史记》载，称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能明驯德，以亲九族”。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强调个人独立、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概念，相去甚远，不可能成为现代市场（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这里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认为“仁义道德”是君王的旅舍，只可能暂住不可能久居，必定会被假托“仁义道德”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已被无数事实所言中：几千年来“仁义道德”下的政治现实是暴君、贪官、污吏多不胜数，而圣君、贤相、清官则难得一见。 　　 　　儒家（封建主义）权力道德化下的父母官为民作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权力道德化反对及限制政治特权，主张自由平等，维护资本经济特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权力道德化的社会公仆为人民服务，其离市场（民主）政治仅一步之遥，呼之欲出。道德政治文化之核心是权力道德化，其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最适合于统治型政治不过，为统治艺术之最高境界。从消极的角度言，其具有极大的虚伪欺骗性；而从积极的角度讲，权力道德化的“以心治民”胜于“以力治民”，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从古至今，只要这种统治型政治不变，她就有存在的理由，若你硬要劝权力者脱下这件漂亮的外衣，一是很别扭，难为情;二是觉得冷，会冻着。当然，在权力道德化下，权力者某种意义上又确实十分下贱，受贿之下可以被资本像狗一样的呼来唤去。道德政治文化是专制、集权、人治政治制度的自然结果，其与统治型的自然（封建）政治、计划政治相适应；利益政治文化是自由、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自然结果，其与服务型的民主政治、市场政治相适应。其实，马克思的“社会公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离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仅一步之遥，遗憾的是他们的思维视角仍是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并没有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其过程伴随着传统道德政治文化的逐渐消退与现代利益政治文化的不断崛起。道德政治文化诚然仍起作用，但利益政治文化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现代市场（民主）政治要求信息对称，以利于政治市场中的“消费者”（选民）对政治市场主体权力者作出正确选择，权力者的隐私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选民种种限制。现代政治是一种服务型的市场（民主）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统治型的治理政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是治理与被治理关系，而变化为政治市场主体现代行政组织与政治市场消费者公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因此，传统政治的道德政治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变革为一种新的现代利益政治文化。    进入专题： 毛泽东 迷信 批判   

枕戈：“民间影帝”韩寒 进入专题 ： 韩寒 韩方之争    ● 枕戈   　　 　　近日我已声明，除了同年生同为男人，我与韩寒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有个网友列举数条理由，认为将枕戈称之为是“湖南韩寒”，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网友说得太对，那的确是马嘴不对牛头。但针对其部分观点，我还是不得不说几句。 　　韩天才高中读书即挂科，然后就辍学，鄙人大学也曾挂科，但最终选择了转专业，照样读我的大学。转专业和辍学，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一个是把读书视为畏途，一个只是读书有所偏好而已，但对读书依旧充满着神圣的激情。 　　韩天才高二就挂课七门，还说“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是大言不惭。在我看来，那是韩寒根本不敢高考，即使考上大学，也未必有能力读完大学这么多课程。说那样漂亮的一句话，不过是给自己虚弱的内心寻找一个眩人耳目的词语作为借口，把金子贴在脸上。 　　当然，那一切都被当时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篇《杯中窥人》的横空出世以及《三重门》出版的奇迹而掩盖。当时谁有想过，在命题作文中表现如此机智敏捷而知识渊博，尤其是《三重门》颇有钱钟书博闻强识到掉书袋的风格，在高中语文考试中却不及格，这符合什么逻辑？也许这就叫“中国逻辑”！ 　　辍学并不是对体制的反抗，恰恰是没有勇气的懦夫的表现。辍学意味着退却，和体制绝缘了，谈何去反抗体制？体制照样是那样的强大吓人。当然韩寒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因为自己考试不及格就控诉和抨击教育体制，那就是把矮子拔高了，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历史上秀才不中举最后造反的，可谓代不乏人。 　　中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在我看来就是在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诚然不是那么很高明，但无妨抱着玩一玩的心态，考试照考，应试照应，区区几个考题，难道能够难倒一个天才么？如果一个弱智的游戏都玩不过，韩天才又是凭什么玩出那样惊世骇俗的游戏？从一开始，韩天才就在玩一种瞒天过海的冒险游戏？ 　　本人初中曾以全县第一、数门过满分的成绩考到茶陵县一中，然后以较高分理科成绩（物理132，化学128）考上湖南大学。这并不是炫耀自己会读书，而是证明我有常人的智力。会读书不一定意味着实践能力强，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但是，读书扎实的人，至少不会在誊写草稿时，出现那么多幼稚可笑的错误。 　　大学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小学是大人出题考考小孩子，那么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应当秉承个人之天性，倡导独立自由之学术研究。本人因沉迷文学，也曾挂课数门，但我决不会辍学，那不过是懦夫的表现。我会选择我喜欢的专业和喜欢的方式读大学。虽然我也曾经私下评论过大学的体制，但我没有写过一篇专门抨击中国大学体制的文章，而是用行动来证明，去推动这个体制的改变。 　　在湖南大学，我选择转专业降级读中文专业，成为湖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转专业的学生。然后，这发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的作用，复旦大学就于2003年就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优生可转系转专业。也许，这才是一个推动大学教育体制改变的事件。 　　2005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听说韩寒的博客火了，成了中国点击率最高的博客。鄙人对韩寒的印象还不算差。甚至可以说，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因为韩寒总比郭敬明好，不抄袭，有魄力，敢于批判文坛酸腐事和政府不正当行为，甚至也觉得韩寒代表了80后青年的希望，而且简直是青年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了。 　　但是，代笔事件让那些力捧韩寒的右派和自由系媒体始料不及，给那些嘴上热爱民主自由、倡导制度决定论、背后却不讲道德的人们一记狠狠的耳光。这正好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鱼龙混杂、制度不健全的世界里，人的道德良心更是最后的唯一的底线保障。 　　说起代笔，在文学史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集体创作”，因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有时候一个人难以完成，需要数代人不断劳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成功。比如，《诗经》是周代春秋时期经过人们数百年不断传唱和遴选，最后由孔子编撰而成。还有敦煌莫高窟乃至中国的长城，是无数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这个集体的艺术作品完成后，单个的作者都匿名了，没有人据为己有，更不会有任何商业的目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品，世世代代为中国人精神共享，化为永恒的集体的艺术丰碑。 　　即便是一代天骄、伟大领袖如毛泽东，写作雄文无数，我们的政治教科书都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表现何其谦逊啊。因为毛泽东不是神。我们设想，即使毛泽东的部分作品是由其部下代笔，但这丝毫不能减损毛本人思想的独特性，掩盖不了他的大略雄才啊。 　　在古代，集体创作也好，代笔也好，这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代笔是为了共同完成一件伟大的作品，一种纯粹的思想。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没落、风雅沦丧的时代，我们的政府官员由秘书代笔、企业老板由下属代笔，这成为一种潜规则乃至是一种通行规则，这无非体现了一种权力和资本的傲慢，是没有文化的人在自己脸上贴金，好象自己很有文化一样。当权力和资本可以让某些文人俯首称臣，实现其权力和商业的目的的时候，文化的价值就贬值了。 　　对韩寒来说，如果韩寒是一个商人，由别人代笔估计谁都无话可说，但要命的是，韩寒是“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难以想象，莫非“天才作家”、“思想家”是可以由金钱购买或者商业模式打造出来？当韩寒起诉百度侵权的时候，有人就指出，百度固然也是为了实现其商业目的，但是，当韩寒不讲诚信由人代笔赚得盆满钵满，还指责别人不讲规则时，岂不更是贼喊捉贼，欺世盗名？ 　　在中国的文化传媒史上，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个“韩寒现象”。这个现象最奇特的地方是，韩寒本人的辍学经历和愤世嫉俗构成了一个原型，适合进行新闻艺术传播，而其父亲和本人围绕韩寒原型进行创作，添油加醋，使其光辉更加发扬光大。我们试想，如果韩寒的作品共同署名韩仁均和韩寒，这在文学史上并无不妥，还开创了父子集体创作的先例。但是，韩天才会同意吗？ 　　人们也会记住一种文体，叫着“韩寒文体”。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而韩寒所写，却是为了迎合媒体和大众之需要，也可以说是一种“策划文体”，由多人针对一些时事热点进行策划，所谓消费政治，消费时事，从文学青年摇身一变而为“公知”，最后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登高一呼成为“民主的英雄”。 　　粗看韩寒文章，因为文辞的美丽和修辞的高明，你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快感，但因为其文章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一种独创性的思想，慢慢地，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表演性。就像韩寒明明是考试不及格，但经过“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的修辞性转换，反而变成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讽刺者和抨击者。 　　天哪，以自由民主之旗号，去捋这个巨大体制的老虎的胡须，猛力抨击政府的种种不公，嬉笑怒骂嘲讽各种滑稽荒唐之事，而且能够巧妙把握这种动作的分寸，不去激怒老虎，这需要多么熟练的训练和惊人的表演天才。而震撼天下获得的影响力，最终是为了收获商业利益之实。所以，我的朋友说，韩寒是民间影帝，与另外一个庙堂影帝，可谓双峰并峙，交相辉映。 　　正是因为这种文章的表演性，韩寒在《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中，表现得闪烁其辞，不知所云。看上去妙语惊人，老成世故，实际上没有根基，没有系统逻辑的思想。你只要知道，韩寒并不是真要去开创什么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更高级别的表演，来赢得轰动和眼球效应就行。这种表演，和另外一个影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这次表演玩大了。因为在中国，“革命”、“民主”、“自由”尚属于被官方严厉控制的词语，这注定了韩寒（整个韩寒策划团队）不能深入探讨这些思想，也不能明确提出一些行动主张。所以，他就表现得闪烁其辞。而力捧韩寒的自由系媒体也对韩寒的表演颇为不满，还以为韩寒和政府妥协，已被政府所收买。这就叫左右不讨好。但其表演的轰动性目的无疑已经达到了。 　　所谓盛极必衰，正当韩三篇事件正火热之际，首先是麦田质疑韩寒，写出了《人造韩寒》，可谓抓住了韩寒的本质。接着是方韩大战，被素有打假斗士（简直是打假屠夫，屠一个死一个）之称的方舟子扒下了韩寒的外衣，韩寒神话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这次，我送给韩寒一个外号，叫“民间影帝”。 　　近日本人加入了作协，有网友认为这是没有“风骨”的表现。顺便谈谈韩寒针对作协的观点。 　　我们可爱的韩天才，曾经数次在虚拟网络上叫阵作协，与我们“邪恶”的作协为敌，其目的是为了塑造一种个体与集体乃至整个中国体制对抗的英雄形象。但是，也许谁都没有想到，韩寒对抗作协与其代笔行为的内在联系。作协是一个组织，韩寒背后何尝不是一个商业写作团队？ 　　如果韩寒真的像对岸的李敖那样，以孤胆英雄去挑战蒋家政权，他无疑是个英雄，可惜的是，这个“英雄”不过是其背后团队的傀儡。 　　韩寒讽刺作协是驯化基地、孵化基地，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作协，完全是故作惊人姿态。因为作协根本不培养作家，只是一个交流平台而已。我承认现在的作协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很好承担起文学繁荣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有问题就解散作协，就像现在大学有很多问题，总不至于解散大学吧。 　　恰恰相反，我认为不但不应解散作协，还要鼓励作家们结成各种各样朝气蓬勃的文学社团，开创出不同的文学诗歌艺术的流派，因为结社乃是宪法赋予我们公民当然包括作家的权利。当然，我们的党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不必干涉作家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权利，实际上，在这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党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在文学写作中迅速退却了。 　　就像我们倡导大学应当“教授治校”，作协也应当倡导“作家治会”，如果没有这样那样的社团，和各种媒体平台，我们又如何更好维护自己的权利？ 　　韩天才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这不过是一种意淫，是逞一时之英雄。对于怎么改进作协，或者解散作协后该怎么办，韩天才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就因为这么一句轻率而吓人的话，我们的媒体似乎找到了那个发现皇帝新衣的孩子，放肆去吹捧。 　　所谓柿子要拿软的捏，作协不过是一个弱势部门，也是没有什么实权的部门，文学已成如此凋零之态，攻击作协，算不了什么英雄。 　　所以，鄙人认为，韩寒欲解散作协，乃逞一时之霸道而太过荒谬，甚至是干涉作家结社的权利。如果他要解散作协的话，我认为韩寒也应该解散他背后的团队，停止代笔行为。做人要厚道，写文靠自己。希望韩寒活出真实的自我，希望影帝早日卸下自己的华丽外妆，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进入专题： 韩寒 韩方之争   

(德国之声中文网)政治局委员的老婆毒杀了一个英国公民，还逼得调查案情的公安局长逃进美国领事馆。这就是被世界媒体追逐报道了已经半年的中共薄谷王重大事件。这样的事件，中共60年一遇，世界万国难求。 鲍彤先生舍弃了所有司法术语，做过这样的评论：”任何人都可以今天上，明天下，但是共产党不行。我认为现在是遇到难题了，就是要做薄熙来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是非常难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好。” 薄谷王事件注定都要超越中国法律 人命案，在正常国家，首先忙的是检察院和警局，搜集罪证、批捕和取保候审，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时间。公诉也不会囿于单一杀人罪，要根据查证到的作案动机，并根据查证过程中案情的扩展，往往以数罪並罚提起公诉。进入法院开庭，就是进入马拉松，三五年不算长。跟着法院、公诉人、陪审团、律师忙活的，是独立媒体。 在中国，这种案件根本不是公检法做得了主的事，中国媒体自然也得`袖手旁观。薄熙来出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出乎北京权力核心意料，打破了十八大的权力格局。自然由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成立专案组审理。有传，薄熙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案情要直报中南海的9常委外加江泽民。继十三大一中全会以决议方式，确立”一切重大事情经过邓小平同志”之后，十六大一中全会也有”一切重大事情经过江泽民同志”的决议，所以江泽民现在是法定”太上皇”。 8月 9日，薄谷开来（应为法定名字）和勤务员张晓军涉嫌毒杀海伍德案要在合肥中院开庭，这是由中南海牵线的政治木偶戏开场的第一幕，也是”薄熙来文章”的开篇。合肥地区已经高度紧张，数天来不但有武装直升机高空巡逻，据说届时合肥市中级法院方圆5公里以内戒严，严格程度空前绝后，超过历来政治大案。 合肥中院虽然允许英国使馆两名外交官，被害人海伍德的两名亲属，和被公诉人薄谷开来和张晓军的各两名亲属旁听，但是很难认定是法律定义的公开审判。六四后对陈子明、王军涛两个钦定的”幕后黑手”的审判，就出现过庭审中间休息，除了辩护律师和被允许旁听的亲属之外，满座的旁听席上的人也都纷纷上楼，到中院楼上办公室休息去了，说明旁听席上安排的都是法院的”内部人”。合肥中院”法院的旁听席预约已满”的说法，实际就是拒绝媒体和社会的公开旁听。这在刘晓波的圣诞审判中也发生过。 合肥中院为薄谷开来指定了两位合肥本地律师，拒绝了之前其母为她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同时也拒绝张晓军家属为其请到的北京律师。明显是防止”起诉书”内容早泄，和庭审详情外露的预防措施，也是有违程序正义的重要证明。 虽然如此，此案庭审有两大看点：一，薄谷开来与家庭勤务员张晓军并列被公诉，薄谷开来在前，符合主仆位置和常理；但是法庭认定的各自作案动机、作案经过和细节，以及最后量刑，都是衡量程序正义的关键。二，薄熙来、薄瓜瓜、王立军是不可排除的三个关键证人，会不会被法院传唤出庭，哪怕只传唤王立军一人？海伍德尸体于中国公安复查之前早已火花，如果法庭连取得海伍德心脏肌肉和头发作为物证的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都回避，政治判案更加暴露无疑。 对于薄熙来主要还是要捂 假定薄谷王三人都犯了案，并且假定薄熙来被排除了涉嫌故意杀人，那按照案情发展的顺序和逻辑，应该是薄谷开来和张晓军共同杀了人；王立军汇报给薄熙来；薄熙来实施了进攻性、行动性的的包庇（撤销举报人王立军公安局长职务，解散专案组、抓捕办案人员）；王立军预感性命不保，被迫逃馆，犯了”叛国罪”。三人的案情互为因果，三案实际就是一案。 中共当局将一案变三案，这是明显的政治切割。这也是一种惯用的审判手段。就连80年代初公开审理，电视直播的”两案”，王张江姚”四人帮”案，黄吴李邱”林彪集团”案，都是单独立案，分别审理的。此后，陈希同与其子陈小同属于不同案。陈良宇与上海社保基金案牵涉的众多人员，也逐一进行了切割。这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王立军逃馆发生后，党政军都有人为薄熙来说情。薄谷开来杀人案公开之后，党内不但继续有人说情，甚至有更极端的意见：”杀一个英国人，就应该捂着”。 一案变三案，更重要的原因，正是便于”捂”。 重庆著名学者，被称为薄案”知情人士”的王康认为：继5常委重庆调研之后，2010年12月习近平到重庆调研，高调肯定重庆的”唱红打黑”，薄熙来十八大入常已经有不可阻挡之势。唯一阻挡住他上位的是王立军。 鲍彤说：一个王立军把海伍德的事情弄出来，谷开来已经捂不住了，如果能只切到谷开来，把薄熙来捂住，最好。只要是捂得住，还是要捂在一起，同舟共济，十八大顺利交班。 鲍彤说，打到”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文章做得很漂亮，就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切割。”文革”百分之百地要否定，但是否定毛泽东的错误的时候，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决议。 现在薄熙来的文章怎么做？鲍彤认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你说是西方糖衣炮弹打出来的？还是国外反华势力弄出来的？薄熙来身上都是党的基因，是党的大肖子。总而言之，还得学习邓小平。只有一个法宝，切割。另一方面就是捂，切割一根毫毛，就把全身捂住了。 薄谷开来是否是那根必切的毫毛？薄熙来是不是也要成为被切的另一根毫毛？在合肥庭审中都会显现。 王立军是功臣还是罪犯？ 3月14日，温家宝在总理记者会的最后，严辞警告：”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次日，薄熙来就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等于与重庆市委做了切割。顶替他的张德江到重庆就说：”我是来打红唱黑的。”话说得人人惊讶，但是至今没有什么动静。同样，黄奇帆被重庆人代会又选举为新一届市长，也无从反思和吸取教训。 温家宝两会记者会还指责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而制止文革发生的，并不是温家宝，也不是胡锦涛，而是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的得力助手王立军。如果说薄熙来十八大上位，对中国意味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全面复辟，那又是王立军使中国避免一劫，王立军是否功可抵罪？ 王立军在重庆打黑行动中是个名副其实的酷吏，但他又是高明的刑事专家，精通尸检，正因此一到现场便发现海伍德是被毒杀，在匆忙处理之中，提取物证，并妥善保存。1月28日，他向薄熙来汇报，应该说，王是出于一个公安局长的职责。有说，薄熙来曾经让他销毁，或者让他交出物证，王不肯。鲍彤认为：如果王立军和薄谷开来一边倒，文章就好做了。偏偏两人为此打架，你保了这件事，无法保那件事，这件事说园了，那件事又说不圆，这正是做薄熙来文章的两个难题。 中共党内，一批老资格人士，事发之后就认为王立军是揭发薄熙来的功臣。但是最高层不依不饶，不追究王在”唱红打黑”中的法律责任，单以”叛国罪”对王进行党纪国法惩处，主要因为逃馆丢了国家一回脸。昔日草菅人命的王立军，今日也被草菅，是薄熙来文章中十分荒唐的一笔。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敬请关注将于明日刊发的：看北京怎么做薄熙来文章(下)：中国要在世界崛起，重庆要在中国崛起，中共至今没有批判“重庆模式”，这是做薄熙来文章的一大悬念，关系到薄熙来命运安排，是进秦城当阶下囚？还是只受党纪处分？

温家宝3月13日在两会后举行中外记者会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中共北戴河会议周三依然是日本传媒密切留意的国际新闻焦点，共同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上个月超过1600名中共保守派老干部和学者等，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罢免总理温家宝。 消息引述也参与了签名的学者透露说，联名信指温家宝违反宪法、不听国有企业员工的声音，擅自解体国企、发展私有经济，造成贫富悬殊，并企图推进以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等“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信中还批评温家宝指示闭锁了宣传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网站是“侵犯人民言论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 报道说，签名的包括前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前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所顾问马宾等，联名信中还要求“宽大处理下台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共同社分析说，北戴河会议前夕，因薄熙来下台受到打击的中国保守派开始反击，意图在北戴河调整新权力班子的人事时，牵制温家宝等改革派，使得胡锦涛7月23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政治改革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欠缺新意的内容。共同社引述改革派学者的话说“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击力度很强”。 东京费丽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