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维权网 | 中国选举观察(2013)之一:北京延庆县村官选举不民主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今天(4月28日)上午七点至十二点钟,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西屯村的农民,在该村村部参加西屯村第九届村民委员会候选人提名会议。 据西屯村村民讲,他们村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由全体村民推选产生的,而是由村民代表推选产生的。根据《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可见,北京延庆县农村的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方式,没有采用比较民主一些的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会议,而是采用了相对不民主一些的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 提名会议的会场设在西屯村村部。选民凭选民证领取空白提名票,进入一间办公室填写选票,这里没有秘密写票间,却有摄像机和不停走动的选举工作人员。 委托投票必须有委托人的身份证,被委托人才能领到提名票。提名票上有三个空格供填写,职务分别是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村委会委员两位候选人。 据西屯村村民反映,拉票活动公开化、白热化、组织化。在提名会议前多班拉票的人就带着现金和印有各班竞选的三位竞选人姓名的“小纸条”登门入户做工作。就是今天会议现场拉票活动也没有停止。 据西屯村村民反映,上届该村选举时,每一张票值200元以上。今天西屯村参加了提名的选民都领到了村委会发的“误工费”。据西屯村村民讲,真正的“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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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多名广东民主维权人士被当局约谈警告

香港 — 广东近日有多位民主和维权人士被国保约谈,被劝喻或警告不要出席黄花岗起义和北大才女林昭文革期间被当局枪杀等的纪念日活动。 有民主和维权人士更遭国保跟踪和报复。   据报道,从4月24日开始,被广东警方带走约谈或被讯问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大约50多人。有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在网上发起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失败纪念日和4月29日北大学生右派、坚持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林昭1968年被秘密枪决的纪念日等纪念活动,招致广东当局比较紧张。   广东诗人徐琳星期三接到当局约谈的电话,但拒绝到派出所会面。最后当局接受徐琳的建议,约到饭店吃饭谈话。徐琳跟美国之音说,一个国保和两个派出所警察请他吃饭,主要警告他不要参加纪念活动。   徐琳说:“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劝我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说如果你去了,不管你在那里做什么,我们见到了你,就会把你带走 。”   徐琳还说,这次涉及很多民主人士,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大部分是被从住处带走,有的被邀请到派出所,而情况比较好的会约到饭店吃饭。徐琳说,他有朋友被警方从晚上9点拘留到凌晨1、2点。有消息指,其中一位维权人士刘冰星期三中午被警方带走,会被当局拘留5天。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刘冰的手机,但处于关机状态。   另外,深圳作家余刚在过去三个星期被国保跟踪之外,家门的钥匙孔三番五次被弄坏,疑似是遭到国保的报复。   余刚对美国之音说:“几天前,回家看到锁孔里有人用口香糖塞进去,我就用针把它挑出来了,没有注意,以为是小孩调皮。不过又过了几天又有人用胶水塞进去,塞到我家门口。昨天回来的时候,他就故意把那个钥匙伸进去,扭断在里面,用胶水把它凝固起来。昨天我回家就打不开门。 ”   余刚说,这种情况是在国保跟踪他之后开始发生。小区管理员也间接说这事警察也管不了。不过,当余刚跟他家门口的国保对质的时候,国保一直不承认。余刚猜测,国保以为他是搞广东民主街头运动的核心人物,而他最近鼓动了很多人去声援被刑事拘留的广州街头民主抗争人士刘远东,估计国保因此需要长时间监视和跟踪他。余刚认为,他在过去4天把跟踪他的国保甩掉3次,因此才会遭到报复。   记者星期五打电话给袁奉初、孙德胜、黄文勋等人的电话,都无人接听。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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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近日广东当局疯狂传唤、约谈民主维权人士

(维权网信息员余醒报道)本网信息员连日来通过多种渠道获悉,4月24日以来,广州有超过五十名以上的民主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进行讯问或被约谈。其中一些民主维权人士的房门被警方撬开并拿走东西,例如广州的刘冰等。有些外地人士被警方遣送回原籍或其他地方。警方同时加紧了追查维权人士郭飞雄的下落,据悉已经通过全国联网来搜寻郭飞雄踪迹。 据分析人士判断,连日这么多人同时被警方带走讯问或约谈,主要原因可能是近期有一些令当局比较敏感的日子,例如4.27黄花岗纪念日、4.29林昭纪念日,网上有多人发起或表示将会参与相关纪念活动。此外香港的五一占领中环的活动也是令当局较为紧张的。还有,据悉,当局已经编造证据说各地的一些民主维权人士欲趁祭拜林昭之机成立联盟,为此当局已制定对策准备予以打击,以便为加大从国库掏钱维稳的力度提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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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长江:党内派别、政治对抗与党内民主——以苏共的经验教训为例证

刘长江:党内派别、政治对抗与党内民主——以苏共的经验教训为例证 进入专题 : 党内民主 党内派别 政治对抗    ● 刘长江        摘要:每一个政党内部几乎都永远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乃至思想流派,发展党内民主必然会遭遇这些思想倾向或者流派演变为政治派别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党内不同的思想倾向、流派一旦演变为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党内的政治对抗将难以避免。党内政治对抗不但会削弱党的组织、动员和行动能力,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与毁灭。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的直接的组织原因就是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政治对抗导致的党事实上的分裂。因此,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中,防止党内有组织的派别形成,消除党内政治对抗的土壤,是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组织前提。   关键词:党内民主;党内派别;政治对抗;党的统一;分裂      民主是一个得到几乎所有人肯定的概念(当然也有人质疑,但绝对不会得到大量的支持),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样,党内民主被认为是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生命所在。基于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理念,对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想象和逻辑推导出发,立足于历史事实和经验的分析明显不够,这就使得对发展党内民主的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的理论推导转移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就会发现,缺乏党内民主固然会导致党的僵化停滞,但如果在党内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党内民主的推进也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乃至瓦解。苏共在十大与二十八大前后所遭遇的政治与组织危机,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政治遗嘱”关注的核心问题      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5日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列宁对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进行了评价。因为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后几篇文献之一,故它与列宁口授的另外三篇文献被认为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这封信进行了最后补充。在最后补充的内容中,列宁表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将他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英国苏联学家摩舍·莱文在对列宁“遗嘱”的研究中将“撤换”斯大林作为列宁最后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认为: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准备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一定会遭遇反对,“国内的反对将来自官僚机构,即由组织局任命的官员们。但如果像列宁所打算的,通过撤换斯大林集团,这种反对至少会暂时受到削弱”[1](PP133-138)。   莱文的研究的确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但他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内容,因而至少是片面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斯大林或者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的斯大林集团对列宁设想的改革的反对,而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因为斯大林粗暴而建议撤换斯大林,列宁的理由是:“这一点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P240)在列宁看来,当时最有可能引起党分裂的因素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列宁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为了说明,两位杰出领袖的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2](PP338-339)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一开始即提出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量,目的在于,“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2](P337)列宁还谈到:一个自卫分子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P338)列宁还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建议,“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2](P338)。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将防止党分裂的行为寄托于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而没有提出党内派别问题,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从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又可以看出,他对党内派别活动特别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所造成消极影响仍然没有遗忘。在此之前列宁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所采取的苏共建党以来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党的十大亲自起草并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消灭任何派别活动”,违者,“应立即开除出党”[3](P65)。   列宁之所以建议通过这样一个决议,需要联系列宁“政治遗嘱”中所说的“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来分析。虽然苏共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派别活动,但这些派别活动对党的前途的消极影响较为有限,即使在苏共执政的初期,党内不同派别的争论也没有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派别活动局限于少数领导人之间。然而,在1920年11月,当内战结束,国家面临经济破产、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需要对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根本转变时,党内却发生了围绕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党内形成了八个政治派别,引发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个苏共最大的地方党委之间的公开对立。反对派在中央到基层的各个组织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活动,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派别斗争,党实际上处于一种组织分裂状态,陷入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的组织危机之中,这可能“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4](P554)列宁后来把这次激烈的争论看作是党发了一场“高烧”,是党的“致命之症”,认为其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他指出:“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5](P269)托洛茨基事后也承认:“在国家经济集体已经破坏的情况下,围绕工会作用和工人民主的争论,拖延了对新经济的经济方针的寻求。”[6](P32)英国学者李博曼也认为,反对派有组织的鼓动,“严重动摇了党的统一”,而且,“工人反对派观点的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他们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7](PP289-292)   这次党内危机使得列宁认识到党内意见分歧如果演变为派别斗争,将对党构成致命打击并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党的分裂则有可能造成党的瓦解,他在对矿工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5](P249)派别斗争总是会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演变,即演变为与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行动,一旦派别斗争演变为无原则的煽动,正常的意见乃至路线分歧将非常可能演变为基于利益得失甚至个人恩怨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一旦从中央蔓延到全党,党的分裂并最终瓦解将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坚持要通过一个关于保障党的统一,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然而不同的认识、思想永远会在各种政党内部存在,在苏共党内,派别活动长期存在并被许多领导人认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苏共十大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后,仍然有许多人表达了反对或者保留意见,即使投票同意该决议的一些代表也心存疑虑。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如何保持平衡。列宁的回答是:“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5](P246)经历了苏共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组织危机后,列宁显然对党内民主有了新的认识,即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至少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在需要党迅速作出决策时,转移全党的注意力,浪费党的精力,使党无法对已经降临的危机及时作出反应;第二,造成党内派别林立,最终导致党的分裂,而对于像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刚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党的分裂则意味着国家的瓦解乃至分裂。当然,列宁并非认为形式上的民主不重要,相反,列宁认为,党内发生分歧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但分歧演变为派别,则是大错误。对于围绕工会问题发生的争论,列宁指出,其错误在于过早进入了派别斗争。列宁强调的是不能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关注民主对于党的事业的实际作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民主的形式与党的事业之间的适宜性如何才能实现,这显然涉及到根据党自身的发展选择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和党的队伍的状况相适应的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民主形式的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在于它能否满足实质民主的需要,还在于它是否会动摇党的统一。   基于对党内民主的新的认识,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将防止党的分裂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预警性质,但列宁担心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可能导致的党的分裂并未发生,虽然苏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又发生更加严重的派别斗争,这两个杰出的领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对抗,但党仍然保持了组织上的统一。列宁担心的党的分裂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当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党委选拔和委派干部的干部制度、禁止党内有组织派别活动的制度与相关的纪律。只要这三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党的统一就可以得到维护,任何人包括曾经在党员和干部中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人要在组织上分裂党,都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没有想到的。      发展党内民主成为苏共瓦解的直接组织原因      由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与委派制和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机制,维护了苏共长达60年的统一,但这三位一体的机制本身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经历1927—1929年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曾经活跃的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已经不复存在。1956年苏共20大后,虽然发展党内民主曾经被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却没有对这三项制度进行完善的具体步骤。1957年反对马林科夫等“反党集团”的斗争实际上说明苏共主要领导仍然不能容许不同意见在党内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党内的理论、路线的争论或者讨论。所以,发展党内民主在1956年以后,仍然更多地停留在文件上而没有转变为真正的实际行动。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党自身逐渐陷入停滞、僵化状态,到1980年前后,苏共开始步入衰败。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不能不将改革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改革开始不久,苏共领导人就明确提出:恢复党内民主是党的主要目标。党要真正保持其先锋队作用,就必须推动和引导社会民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需要首先在党内民主发展中作出榜样。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整个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8]   恢复并扩大党内民主本身应该说对于推进整个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戈尔巴乔夫自身缺乏真正的民主素养,而其性格决定的行为特点是,“总是企图立即而迅速的解决问题却不考虑现实可能性”,[9](P70)这就使得苏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呈现矛盾现象。这些矛盾现象由于戈尔巴乔夫过分注重于形式上的民主而采取的旨在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最终成为苏共事实上瓦解的催化剂。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后仅仅10个月,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当面对戈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是比较平和的批评),这使得戈勃然大怒。当场进行反批评以后,戈组织了两次对叶利钦的批判,并撤销了叶的党内一切职务,将其打发到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而且,他还私下向叶利钦建议,永远不要再重返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对待叶利钦批评意见的举动充分说明他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事实上叶利钦对他的批判,其程度和语气都远远低于60多年前苏共党内各种反对派对列宁的批评。叶利钦遭此打击,尽管“仍然相信(至少原则上相信)党的领导作用,并相信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将有美好未来”,[9](P120)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受对他的批评,但他与戈尔巴乔夫却因此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恩怨。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恩怨成为苏共党内政治对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叶利钦渴望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圈子。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的挫折感和怨恨日益强烈,在被戈尔巴乔夫撤销职务后,他的愤怒迅速增强。当局势翻转,叶利钦获得优势后,他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半点怜悯,而是公开采取报复。”[10]而导致局势翻转,给叶利钦提供翻盘机会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大力推进的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具体谈到扩大党内民主时,就将改变从区委到共和国党委书记的选举程序,即在地方各级党委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党委书记作为切入点。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党内民主 党内派别 政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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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郭春平:温和民主维权人士袁小华印象小记(图)

授权“维权网”发布 袁小华再次被拘留了,这是袁小华的“二进宫”,为民主而第二次被关押。 4月15日下午,吴魁明律师和刘正清律师经过据理力争,终于在东莞拘留所(东莞大朗镇)见到了已经被行政拘留三天的袁小华。据说拘留理由是: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行政拘留时间是15天。 4月11日下午,袁小华和杨林、刘辉、陈剑雄、杨霆剑、吕良宇等民主人士在东莞常平公安分局门前举牌,抗议谴责东莞国保违反宪法,滥捕东莞举牌勇士贾榀和聂光,贾榀和聂光二人因在东莞、广州火车站举牌拉横幅声援刘远东、北京西单四勇士而失踪。袁小华他们同时也现场举牌声援刘远东和北京四勇士。第二天,即4月12日下午,袁小华与陈剑雄再接再厉,来到东莞拘留所(大朗镇)探望贾榀与聂光,未成想自己却身陷牢狱。 相比2012年6.4前被捕之后被失踪一个月,袁小华这次是比较幸运的,律师与网友根据线索,找到了他的下落。 2012年6.4前一天,袁小华与两个网友在广州天河一家餐馆聚餐,却被广州国保当场抓捕。随后其他两个网友第二天被放出,袁小华却失去消息近一个月,众人寻他无果,甚至开玩笑说他是不是退出江湖了? 直至7月初,他被放出后才得知,广州国保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其刑事拘留一个月,并取保候审。据他讲,在看守所内,他被连续审讯,曾经六天五夜不让他睡觉。这是一种变相酷刑。 从那时到现在,小华仍然坚韧地守护着民主信念,并躬身力行。 2011年夏天,我在广州初识袁小华,印象里,他的QQ名字是:行者。并且似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广交同道朋友,并让大家认识汇聚在一起,所以,要保持低调”——当时他这样为自己解释。那段时间,他已先后碾转深圳、东莞、广州工作。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常掉书袋,如是说。在他的出租屋里,三尺寒室虽然简陋,却时常宾朋满坐。朋友们就着粗茶淡饭,畅谈社会与时事。在广泛结交朋友的同时,他还和五六位民主信仰者积极组织广州民间人士的公园聚会。 2011年10月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召集大家在广州黄花岗公园聚会,并倡议,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大家在黄花岗公园聚会。从此以后,广州每个月末的公园聚会成了民主人权活动的一道风景线。虽然此公园聚会屡遭当局打压并更换过地点,但广州民间由网络到现实的聚会由此更加活跃,许多网友因此互相认识,广州民间力量得到发展壮大。 不说空话,不张扬,温和率直,做力所能及的事,是袁小华给我的印象。在广东的街头民主活动中,时不时会显现他的身影,或背后默默的支持。 2011年12月,世界媒体的目光聚集在广东乌坎村民维权事件上。在深圳东门繁华的步行街,袁小华组织网友举行声援乌坎的活动。他与彭子元、林光路、聂光、尹宙等网友举牌、发传单,声援乌坎人民维权,还几次与朋友到乌坎村,为村民提供精神与道义上的支援。他是勇于行动的。 2012年4月间,他和朋友一起,积极奔走,为2012.3.31举牌五君子之一杨崇与因写诗而被捕入狱的徐琳提供救助。在营救被抓的民主人士中,新民运和老民运汇合了。 民间反对力量壮大一分,独裁势力就减弱一分。作为五六位主要活跃人士之一,小华积极召集网友聚餐,公园聚会,街头举牌,广交友,多联络,汇聚民间力量,于广州公民社会颇有贡献。也许正是这些,为他在2012年6.4前被抓捕埋下了伏笔。 取保出来后,为避免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小华稍稍低调了些。但遭遇大事,他仍果断出击。今年元月初,南周事件爆发。袁小华在元月六日到现场独自举牌声援南周,据说被广州国保当场带走。 这次刘远东被抓,小华又坚决地站了出来,他的勇敢与坚韧,的确令人敬佩。 中学教师出身的小华口才纵横,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今年广州民主人士几次举牌活动中, 如2月16日广州民主人士孙德胜、徐琳、袁奉初、成秋波等人上街反对朝鲜核试验,4月9日刘冰、孙德胜、袁奉初、陈剑雄等人在黄埔公园举牌声援刘远东、北京西单四勇士、张安妮等,牌子上刚劲有力的毛笔字,都是袁小华的手笔。2月份抗核爆牌子上的毛笔字,曾引发新浪微博上的网友不断叫好。这在电脑字体流行的时代,确实较为难得。 去年12月,袁小华的工作又一次被国保破坏,气愤难忍的他写了篇文章《停止对民主、维权人士、良心犯的打压迫害!》,文章中有一句“民主是所有人的护身符”令人记忆犹新!整篇文章言语之中,苦口婆心。如今,余音未了,但呼吁之人却再次身陷桎梏! 广州街头英才辈出,夫岂偶然哉?他们,可能是一代人崛起的预演。顽固拒绝“民主护身符”的僵化独裁势力,你们的打压有用吗? 左一戴眼镜者为袁小华 袁小华所书毛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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