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今年2月27日是印度古吉拉特邦宗教骚乱10周年纪念。当年骚乱造成了上千人丧生。而此后十年间，调查工作始终不给力，而社会的伤疤也远未愈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2年2月27日，印度的戈特拉市(Godhra)附近，一节火车车厢失火，造成59人丧生，其中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这59名遇难者大多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事发时，他们正从阿约提亚(Ayodya)返回戈特拉。事后，印度教指责穆斯林蓄意纵火，整个古吉拉特邦陷入骚乱，共导致1000多人身亡。 而在更早前的1992年，正是在阿约提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捣毁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骚乱，2000多人遇害，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而今，2月27日再次临近，但骚乱依旧余波未平。多个由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都无法彻底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新德里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塔(Aruna Bruta)认为，宗教骚乱不仅仅对幸存者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对当今的整个社会同样也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她说： “一个社会受到了这般冲击后，首先会陷入瘫痪。当人们开始努力恢复常态时，就会发现低落的情绪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像一种蔓延的瘟疫，愤怒的情绪又会再次出现，像瘟疫一样不断扩散。于是有人又会说，穆斯林都是混蛋，还有人会说，锡克教徒真讨厌，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对社会的共同归属感又怎么能重建呢？” 布鲁塔认为，骚乱十年后，主要责任人依旧没能绳之以法，这也是造成心理创伤的一大原因。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不同，幸存者不会将人为的骚乱解释为天意。他们将一直受到忧郁、恐惧、失眠等困扰。古吉拉特邦当年骚乱后数月内，自杀案例急剧上升便是一桩明例。 日内瓦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克特(Julia Eckert)十年来一直在关注古吉拉特的局势。她很震惊地发现，古吉拉特邦的大多数民众竟然丝毫没有悔罪思想，甚至不少印度教徒还觉得当年骚乱死了不少穆斯林是他们的一大胜利。而这，也与印度多年来所努力展现的文化宗教多元的国家形象严重不相称。埃克特说： “有些严重的矛盾与冲突，政界没有去着手解决，敌对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也无意去解决。那些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冲突通常都比较小，而大规模的骚乱背后通常都有政治推手。” 在当年古吉拉特邦的骚乱中，获取渔利的主要是偏向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BJP)。该政党一直在努力抹黑穆斯林，从而赢得印度教选民的民心。 时任古吉拉特邦主席的莫迪(Narendra Modi)正是印度人民党籍。莫迪究竟在当年骚乱中起了什么作用，迄今无法查明。十年间，不断有人指责莫迪，称正是他下令警方不介入骚乱。而时任印度总理的国大党政治家辛格(Manmohan Singh)则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穆斯林保护者。而由官方任命的多个调查委员会，其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委员会甚至认为，列车失火纯粹是因为电气设备发生短路引起的。 印度心理学家布鲁塔担心，这种情势下，尤其是幸存者的后代会无法正确地了解骚乱，这甚至会引发当地社会长期的极端化趋向。布鲁塔说： “孩童的心智还未成熟，因此在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背景、是否有政治推手等问题时，会产生认知偏差。他们只能体会到痛楚，知道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被杀害了，姐姐被强奸了。他们只会认为，是异教徒犯下了这些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愤怒情绪，是一般的教育与启蒙所无法消除的。” 布鲁塔等专家呼吁，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增加对学校中的宗教启蒙教育投入，聘请更多的心理创伤专家，政治界也应为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印度而付出更多努力。唯有这样，才能避免10亿人口的印度将来再次发生流血骚乱。 作者：Priya Esselborn 编译：文山 责编：严严

　　“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人民日报》在去年一组颇具影响力的评论中曾提出：“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他认为，“八种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如《人民日报》所说：“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张明扬 　　近三十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式微是否有一些“走上历史舞台”式的标志性事件? 　　马立诚：比如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畅销，是民族主义从上层圈子里走到底层大众的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像2004年网上爆炒“富人原罪论”，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也含有民粹主义因素。如今，这八种思潮方兴未艾，看不出哪一种思潮式微。比如有些左的东西，前一段有人说，没人信这些东西了，但近年来它的声音走高，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至于自由主义，也有人说进入低谷，但自由主义韧性极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特别是在经济学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对话与交流中，各种社会思潮有可能找到共识吗? 　　马立诚：各种思潮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都希望民众更加富裕，国家更加繁荣，都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道德水准。换句话说，这些思潮都有很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登台亮相的。但是，怎样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达致上述目标?各种人想法就不一样了。大家各自开出药方，都觉得自己这个药方好。按照我个人的分类方法，是八种药方，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分法。这些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终从这些不同的思想里，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今后发展有利的道路。 　　说到具体问题上来，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就很大。可能是某两种、某三种思潮对解决某一个问题有共识。比如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主张将改革往更深层次推进，这是这两种思潮的共识。民粹主义思潮和其他一些左的思潮里边都有一些人主张通过运动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自由主义反对这样的主张。各种思潮有部分重合，也有很多争论，基本上是一种博弈关系。 　　您怎么看待左右分野的观察角度?有人提出“超越左右”，能够做到吗? 　　马立诚：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际上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相反。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中国，自由民主是一个轴，以这个轴来区分左和右。汪晖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中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19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关于超越左和右的问题，的确有人提，但是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来看，比较难。因为基本的问题摆在那里，绕不过去。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超越左右的因素就会增加。举个例子，比如美英法等国，不同党派的政策都在向中间靠拢，这就是超越左和右。在他们那里，左和右不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共和民主的问题，而是争论怎样对待移民，怎样看待政府干预程度，怎样确定税收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区分左和右，左和右的区分在淡化。 　　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基本丧失了自我更新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一些老问题在炒冷饭，实际是否如此? 　　马立诚：实际上，近年来左的东西分贝有所升高，结合民粹主义崛起再度发威，这是最热闹的风景。看看某些网站，就可以知道它的热度。 　　当然，围绕自由主义的论争也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些理论是从发达国家新左派理论横移过来的，这就是沈昌文先生所说的“邮差论”。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左派除了反对资本、摒弃市场、批判资本主义、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不赞成西方中心论之外，还强烈批评本国政府，要求扩展民主，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而中国的只取了前一半。非但如此，近年来有些人还陷入国家主义，这就使人摸不着头脑了。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实现法治、人权、自由、民主，要不要推进改革，以及是否尊重市场的力量，是否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上。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基本主张，是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宽容异己，保护私人产权，尊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体制。在中国传播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炒冷饭”吗?不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差不多等于零。因此，传播这些主张，不但不过时，反而还有点超前呢!这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缘故。晚近以来，发达国家思想家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提出平等与公正的主题，中国很多学人也接受了，并且有很多实践，这也是一种接轨。 　　尽管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在提升，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鲜少宽容的雅量。您怎么看待当下与未来各种思潮的共存?《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影响很大“包容异见”的评论，但好像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缺乏此种“宽容”。 　　马立诚：中国社会自由与理性还是有所缺失，加上“文革”遗毒犹存，暴戾之气弥漫，再加上整体的大环境不理想，所以缺乏宽容的雅量。你看某网站的文章，上来就扣帽子，铺天盖地乱骂，恨不能“再踏上一万只脚”;还有民间思想论争中大为流行的“站队”，这就是“文革”派头。某些老左派的文章尤其具有这种特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辩论都如此。总的来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辩论，相对来说文明一些，比较注重逻辑。现在很多人都说，老左派的文章看不下去，也不愿意看。人们对那些以鸣鞭为能事的文章感到厌烦了，这是进步。最近有人在媒体上挑动地域矛盾，遭到很多网友和学者的抵制与批评，这表明中国社会氛围向宽容的方向慢慢发展。 　　中国的思想辩论氛围的确有很大问题，但其实不文明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中国整体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有待提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些年来的思想论争环境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这本书能够出版，能够公开来谈论中国的各种思潮各种主张，放在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当下持不同意见的人固然有剑拔弩张的一面，但其实很多时候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还是可以进行理性沟通的。比如说一份很有影响力的主张自由主义的杂志前不久开了一个会，也请了张木生，他还做了讲话，也都挺好的。我最近也碰到好几次张木生，照样也挺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我看这一点比以前还好了不少呢。 　　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评介各种社会思潮时多是持平之见，甚至对一些左的主张都表示出了一定的宽容，认为他们“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反倒是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评价不是很高。 　　马立诚：我在书中也谈到了民族主义有凝聚作用，但对当前膨胀的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一是因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是操作出来的，带有表演性质。秦晖说，前几年，一些人白天向美国使馆扔石头，晚上加紧复习GRE，以便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北大一位女生，在公开场合刁难克林顿总统，以示自己爱国，后来嫁给美国人，又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美国绿卡，到底哪个是真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在东京出书批判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新思维是“向日本右翼投降”，从而抢得“爱国”先机，还因此升了官。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不久前被判了刑。凡此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决不是个别案例，这说明了当前民族主义的怪现状。二是膨胀的民族主义有演变为歧视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加剧了中国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我们心里都清楚的。至于民粹主义，则是压制个人权利的无序的动乱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现今的民粹主义也可能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但结果只能是民粹民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 　　高全喜先生在书后所附的文章中也指出，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主张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方向”。 　　马立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模式的民族主义。它是多元的，开放的，它的核心不是“民族精神”这一类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尊重该民族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我们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民族主义，它剥夺了其成员的个人意志，对不同意见实施打压。这一点，从轰动一时的所谓“评汉奸”活动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弄出来的，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己任。在这种情形下，用自由主义来融合和驯化就很难。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些工作。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各种思潮也有合流的趋势，比如民粹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近些年的互动就很多，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个话题上找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您怎么看各种思潮的合流? 　　马立诚：民粹主义思潮和左的东西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革”就是民粹大爆发，所以它们合流并不奇怪。民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多问题上目前也在合流，因为它们都抵制西方。但并不是八种思潮都能够合流，比如自由主义和左的东西就无法合流。这是正常的。十三亿人，包括多少阶层、群体和派别?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派别，解决各种问题的思路怎能都一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各种阶层、群体、派别又合作又斗争又互助又竞争的多元共存史。只有到了人类毁灭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才能完全一致，就是“无”。所以，只要受教育的人多了，中间阶层成长起来了，有一个宽容的环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像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人们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各种思潮辩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思想解毒剂。总之，倡导更多的共识，但也不必刻意求同。 　　您在书中做出了中国民粹主义抬头的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社会对民粹主义的危害性还是估计不足，网络上微博上基本还是民粹主义当道，您在书中提到的“炮轰茅于轼”事件和“邓玉娇案”无不展现了民粹主义涌动的暗流。 　　马立诚：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我想这个判断在当下仍然很有指导性。近年来，有些网站上要求用我们熟悉的运动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吁求不断升温，这是左的东西膨胀的标志。 　　为什么民粹主义抬头?这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有关。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还有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等等。这些问题刺激了民粹主义再度崛起。民粹主义的基础，是底层弱势群体。他们在各方面受到挤压，生活比较困难，有很多难题解决不了。弱势人群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操纵。 　　用民粹的方法解决社会不公，往往带来更多问题。比如经济上用暴力没收私有财产，分给弱势群体。现在看来教训很多，这样做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不能推动科技创新，结果还是贫穷。所以民粹主义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它可以逞一时之快。 　　从民间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目前的确是影响最大的潮流。比如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穷人的主张就是对的。仇恨富人，仇恨精英，这个趋势比较猛烈，这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吃了不少民粹的亏。 　　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人近年往国家主义(您认为国家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方向转变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核心提示：普京的孩子们信守自己的理想。他们梦想民主和新闻自由，他们梦想成为政治家或时装杂志记者，或者梦想建立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但普京这一代人也有力量打破自沙皇时代以来一直有效的范例，从下面改变这个国家吗？ 原文：Putins ungezogene Kinder 发表：2012年2月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译自《明镜》 2012第6期 ，网络版本仅对订户开放，未经校对 【明镜周刊2012年第6期封面】 　　（原文提要：俄罗斯年轻人的成长还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共产主义结束20年后，后苏联的第一代人在改变这个国家——不管这对前国家首脑和未来的国家首脑是否合适。） 　　在曙光落到克里姆林宫之前，马拉特·杜布里开始征服彼得大帝。马拉特20岁，他早早来到莫斯科河畔，在他前面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一个用钢铁制成的庞然大物，莫斯科以此向沙皇彼得一世表示敬意。 　　马拉特和3个同伴悄悄地躲开摄像头和看守人员。他们是所谓爬屋顶的人。他们在寻找最好的视角和最大的刺激，因此他们费力攀登莫斯科严密监视的屋顶和塔楼。马拉特从纪念碑背部的横档往上爬。 　　俄罗斯人把彼得一世称作”大帝”，因为彼得一世与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样改变了他的国家。他想使俄罗斯具有欧洲的面貌，但他以毫无顾忌的残暴行为实现这一点，他残酷镇压挨饿农民的起义。有数万名强迫劳动者在建造其新的首都圣彼得堡时丧命。 　　马拉特生于1991年10月25日，是一个变革年代出生的孩子。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其父母亲的国家已经解体。他们向他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讲述了食品卡、饥荒和其母亲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分娩时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水滴。马拉特·杜布里出生刚刚两个月，坦克开进了莫斯科，共产党和情报机构克格勃队伍中的强硬派发动了反对改革者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在2003年寡头政治家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时，马拉特12岁。如今他钦佩霍多尔科夫斯基，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信念进入监狱。马拉特说，司法没有独立，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决是预先确定的，因此他现在在大学里攻读法学。 　　马拉特坐到青铜制成的彼得大帝的肩膀上，等待太阳升起。这是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的时刻之一。自沙皇时代以来，这个帝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俄罗斯由上面进行改革。为了给工厂和工业化提供资金，斯大林出售了农民的收获，仅仅在乌克兰就有350万人挨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了这个国家毫无用处的自由。至少当时没有用处。 　　普京解除了寡头政治家的权力，给俄罗斯人开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处方，俄罗斯人首先为此感激他，因为他带来了微薄的富裕，即便没有政治共同决定权。 　　在普京1999年底成为总统时，马拉特和他的同龄人还不到10岁。他们几乎无法回想普京的前任叶利钦。他们是普京制度的孩子。 　　以前没有一代俄罗斯人的成长像这一代人那么自由。这一代俄罗斯人只是从教课书里了解社会主义。他们不知道大众的狂热崇拜和极权制。 　　在叶利钦1993年让坦克向议会开炮和通过给予总统几乎无限权力的新宪法时，普京的顽皮孩子们还在襁褓里呢。当他们的父母们在1998年的危机中失去其积蓄时，他们刚刚到上学的年龄。 　　他们是看着系列动画片”南方公园”和”辛普森一家”长大的。他们使用iPads，他们喜欢智能手机，他们每天上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与欧洲和美国同龄人的共同点多于与自己父母的共同点。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2012年，普京制度的孩子中有许多已经摆脱贫困，属于新的中产阶层。他们对过去贫困年代的回忆与儿童时代的其他印象一样逐渐消失。 　　在国家电视台，克里姆林宫的的宣传还在尽力叮嘱俄罗斯人感谢普京当政时的稳定。但俄罗斯的年轻人几乎不再看电视，他们在网络的自由世界里傲游，他们通过博客、Facebook和Twitter获得信息和组织起来。自几代人以来，他们首次可以逃脱宣传。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这是新的，它已经导致价值观的转变和新的社会景象。普京的孩子们信守自己的理想。他们梦想民主和新闻自由，他们梦想成为政治家或时装杂志记者，或者梦想建立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但普京这一代人也有力量打破自沙皇时代以来一直有效的范例，从下面改变这个国家吗？ 　　 持不同政见者 　　韦拉·齐恰诺娃20岁，这位留有儿童发式的姑娘打算阻止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韦拉坐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家咖啡馆里，那里是反对党人士和记者碰面的地方。咖啡馆里有因特网，廉价葡萄酒和铅笔，客人可以在纸做的台布上写各种计划。韦拉使用其手提电脑。她14岁时就给一家地方报纸写文章，目前她在为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报纸《新报》工作。 　　2009年1月，一名民族主义的杀手在咖啡馆以南数百米处枪杀了《新报》工作人员阿纳斯塔西娅·巴布罗娃。从那天起，韦拉打算为《新报》写文章。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系学习过，韦拉也在那里上过学。这位俄罗斯的明星记者揭露了车臣侵犯人权的真相，从而在2006年被谋杀。 　　60多年来，罗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系一直培养记者，但从来没有成为新闻自由的摇篮。与此相反，这座古典主义的大楼仍然充当显示权力的舞台。在梅德韦杰夫总统去年10月登上圆柱结构的大楼前院台阶时，欢迎这位克里姆林宫首脑的掌声雷动，而在网上，梅德韦杰夫却受到嘲笑，因为他为了普京放弃第二个任期。梅德韦杰夫微笑着向欢迎人群点头示意。 　　这次活动是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听众中有经过挑选的青年团积极分子， 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向大家转达了导演的指令：”你们必须露出笑脸，在总统作出任何回答后都要鼓掌。” 　　秘密警察将新闻系的大学生堵在大门前。韦拉·齐恰诺娃被拘留。系主任雅森·扎苏尔斯基后来说，”她是一名喜欢暴动的普通大学生。”扎苏尔斯基自1965年以来一直主持新闻系的工作，他已经82岁高龄。 　　韦拉·齐恰诺娃经常参加莫斯科的抗议示威活动，晚上为没有登记的自由党派组织辩论会。她梦想建立一个喝醉的警察不再冲击公民的国家。 　　从反对去年12月议会选举作弊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始的对普京的反抗也是几代人之间的冲突。善于交际的年轻人站在一边，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则站在另一边。危机和战争已经使他们感到厌烦。他们重视普京年代的稳定，他们迄今为止回避政治。 　　韦拉有时在家里问道：”总统2000年顺手牵羊拿走NTV电视台时，你们在哪里？”当时普京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接管这个由寡头政治家控制的反对派电视频道。从那以后，NTW播放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节目。在梅德韦杰夫走访新闻系后，韦拉接受了NTW记者的采访，但NTW没有播放过这次访谈的内容。 　　 普京的姑娘 　　在与莫斯科相距37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莱娜·扎尼茨卡娅(20岁)穿着高跟鞋费力地穿过列宁大街的泥泞路段。她快要完成数学学业了，她是普京青年地方组织，即斯摩棱斯克青年警卫的负责人。斯摩棱斯克是个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省会城市。莱娜希望普京永不下台。 　　即使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输掉了争夺像韦拉这样一些年轻人的心的斗争，忠于克里姆林宫的青年团组织的30万成员也能形成全国联网的战斗后备队。 　　莱娜说，”普京是我们年轻人可以衡量的榜样。”新的爱国精神随着他而来。”过去许多人穿着印有美国旗帜的T-恤衫闲逛。如今他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身穿印着俄罗斯国旗或普京画像的T-恤衫。” 　　莱娜还与其父母住在一起，但她梦想成为政治家，到莫斯科工作，她最喜欢在莫斯科河畔的白宫里–政府所在地–工作。她在斯摩棱斯克进行了这方面的实习，并且达到了克里姆林宫青年团的所有积极分子都希望达到的目的：国家政权已经注意到她了。有一次她走在斯摩棱斯克的大街上，一辆越野车在她旁边停下，省长摇下车窗玻璃，探出头来问她，他是否可以带她一段。 　　2004年，普京取消了省长的直接选举，从那以后省长由克里姆林宫任命。在最近的抗议压力下，普京打算重新实行选举。但莱娜怀疑，她的国家是否愿意进行直接选举。她说，”任何一个村民都可以竞选省长，这合适吗？治理一个地区是一个挑战。但我们的总统可以任命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省长。” 　　莱娜1991年3月20日出生于阿穆尔河畔的一座驻防城市，她的出生地与莫斯科相距6000公里，当时其父亲在那里服役。她对那里的生活回想到什么呢？她说，她想到长达数月地等待其父亲的军饷。想到没有钱购物的母亲。普京消除了这样的弊端，如今每个军人都准时得到军饷。 　　但普京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干部们目前被骂成”骗子和小偷”，他们懂得谋取特权。在他们9月份推举普京为总统候选人时，莱娜也在场。克里姆林宫把她和其他数千名青年积极分子接到了莫斯科。莱娜很愿意去莫斯科，但当大学里有人问她，她为什么为统一俄罗斯党奋斗时，她只给出”没有别的选择”这样一个答案。 　　 战争的孩子 　　泰莎·德舍马拉耶娃20岁。这位系着头巾的年轻穆斯林来自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她最喜欢成为时装杂志记者。除了在大学学习之外，她还给车臣一家生活方式杂志写稿。 　　普京的统治在车臣留下的痕迹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深。1999/2000年，普京下令攻占这个有伊斯兰特色的共和国的首府，2004年他下令重建。但现在世俗的俄罗斯有在这里输掉反对变得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教的斗争的危险。 　　在泰莎1991年11月11日出生前两个月，车臣宣布独立。3年后，莫斯科向车臣派兵。仅仅在占领格罗兹尼时就有2.5万人丧生。当时其亲戚把泰莎带到相邻的达吉斯坦。她如今对那次逃跑和躺在路边的尸体还记忆犹新。她没有儿童时代的照片。泰莎说，”那时没有人摆姿势拍照。” 　　 法西斯分子 　　现年20岁的斯韦托斯拉夫·沃尔科夫属于新一代俄罗斯新纳粹，他们不像过去的光头那样引人注目。他们鼓吹反对国家的武装斗争。斯韦托斯拉夫说，他们的主要敌人是俄罗斯联邦。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权力。斯韦托斯拉夫与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在莫斯科附近的一片森林里身着训练服用卡宾枪练习射击。 　　这些年轻人梦想建立另一个俄罗斯：具有民族意识和斯拉夫的俄罗斯，不包括自1864年以来一直归属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斯韦托斯拉夫在网上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散布一位车臣男子将一名俄罗斯女性的喉咙割下来的残忍录像。 　　虽然在莫斯科的抗议活动中常见的是自由反对派的旗帜，很少见到民族主义者的黑-黄-白旗帜。但在全国范围的自由选举中，取胜的也许不是西方看好的民主党人，而是右翼民族主义者。 　　 善于爬屋顶的人 　　善于爬屋顶的马拉特坐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屋顶的边缘。在莫斯科河的另一边，插在白宫——政府所在地——顶上的俄罗斯旗帜迎风飘扬。普京在白宫的第四层有一个办公室。马拉特说，这位总理是总统候选人中最正直的人。但他接着又咒骂腐败透顶的国家政权，普京是国家政权的创造者。 　　马拉特有时梦想瑞士的生活，因为那里一切都如此一目了然和秩序井然。有时又讲述他想离开莫斯科时突然感到的忧愁。他很难在走与留之间和很难在像被捕的前寡头政治家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总理普京这样如此不同的政治榜样之间作出选择。 　　马拉特不必马上作出决定，这在普京一代人中也是新的。马拉特说：”我们不再生活在苏联的暴力统治之下，苏联将其观点强加于每个公民，如今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毋庸置疑，他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他一定会自己作出决定。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