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图片截取自英国周刊经济学人文章《习近平培育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一种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利益的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和理论有大量不同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哈斯 (Ernst Bernard Haas) 认为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一般脱离不了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的重视,并由此引发出一些列的意识形态、运动和行为。

近年来,中共大力鼓吹中国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的担忧。很多学者和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极端,经济学人则称之为“丑陋的”(ugly)。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又被称之为“小粉红”。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相信中共官方宣传,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党)倾向。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也多次发起爱国“猎巫”运动,攻击那些表现的“不爱国”的两岸三地艺人,攻击国内的少数族群,抵制西方产品。在外交上,中国则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

然而,经济学人等媒体和学术机构也指出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现象更像是中共官方操纵的结果,真正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得而知。这是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仅出现在网络上,当局则严控民族主义者的线下活动,习近平时代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游行,这并不同于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中国数字空间收藏

真理馆
公民馆

CDT视频 CDT播客 CDT大事记 404文库 CDT电子报 CDT征稿 版权说明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文章

闾丘露薇 | 当民族主义走上街头

外滩画报专栏 外滩画报专栏 ———————- 在德黑兰,愤怒的大学生,冲进了英国大使馆,抗议英国,作为美国的同盟,支持对伊朗的制裁。当然,这些年轻人更希望能够冲入美国大使馆,直接向美国提出抗议,只是,因为三十一年前的一场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美国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四月份,当我在利比亚的班加西的时候,在的黎波里,愤怒的抗议者,冲进了英国大使馆,焚烧了大楼,因为这样,英国马上驱逐了当时的利比亚政府所有在英国的外交人员。这样的行为,等于把卡扎菲和英国之间的外交渠道,彻底的切断。 在当时的的黎波里,抗议者要走上街头,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01年,愤怒的利比亚抗议者,也曾经试图冲击英国大使馆,但是没有成功。当苏格兰法官就洛克比爆炸案对利比亚被告作出有罪判决,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利比亚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 那场抗议活动,很显然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利比亚电视台当时中断了正常节目播出,转播民众的示威抗议画面。 在画面上,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并高呼反美口号。 电视台画面后来显示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打出的字幕说,“武装警察被迫出面干预,保护国际组织和外国大使馆免受愤怒民众的冲击”。 在电视画面上,的警察殴打和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在冲突中,利比亚防暴警察使用了催泪弹以及防暴警棍驱散示威者。 当时的英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官员告诉英国记者,大使馆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使馆的安全也没有受到破坏。 很显然,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一方面要让西方看到利比亚民众对于审判结果的不满,也让利比亚民众本身有了一次发泄的机会,但是同一时间,政府严格把握产生的危害程度。 但是今年的这次焚烧英国大使馆,到底是政府控制之中的,还是街 ———————-   在德黑兰,愤怒的大学生,冲进了英国大使馆,抗议英国,作为美国的同盟,支持对伊朗的制裁。当然,这些年轻人更希望能够冲入美国大使馆,直接向美国提出抗议,只是,因为三十一年前的一场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美国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 之前,伊朗只是和美国为敌,但是现在却要赔上整个欧盟。 去过几次伊朗,虽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当地,来自中国,欧洲的公司很多,也因为这样,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上,被真正的孤立。现在,当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攻击反对的目标之后,虽然欧盟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措施, 但可以预见,因为这一次的冲击使馆,会让西方的民众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无视国际社会规则的流氓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支持政府继续用谈判的外交方式来和伊朗打交道的人,当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强硬派,就会更加强硬。 当然,我不不认为战争会成为一种可能,也不认为,制裁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制裁不会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制裁不一定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会推动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为更容易培养受害者情绪。如果民众愿意和政府一起孤注一掷,这样的国家,更加的危险。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四月份,当我在利比亚的班加西的时候,在的黎波里,愤怒的抗议者,冲进了英国大使馆,焚烧了大楼,因为这样,英国马上驱逐了当时的利比亚政府所有在英国的外交人员。这样的行为,等于把卡扎菲和英国之间的外交渠道,彻底的切断。   在当时的的黎波里,抗议者要走上街头,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01年,愤怒的利比亚抗议者,也曾经试图冲击英国大使馆,但是没有成功。当苏格兰法官就洛克比爆炸案对利比亚被告作出有罪判决,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利比亚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   那场抗议活动,很显然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利比亚电视台当时中断了正常节目播出,转播民众的示威抗议画面。 在画面上,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并高呼反美口号。 电视台画面后来显示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打出的字幕说,“武装警察被迫出面干预,保护国际组织和外国大使馆免受愤怒民众的冲击”。 在电视画面上,的警察殴打和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在冲突中,利比亚防暴警察使用了催泪弹以及防暴警棍驱散示威者。   当时的英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官员告诉英国记者,大使馆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使馆的安全也没有受到破坏。 很显然,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一方面要让西方看到利比亚民众对于审判结果的不满,也让利比亚民众本身有了一次发泄的机会,但是同一时间,政府严格把握产生的危害程度。   之前,伊朗只是和美国为敌,但是现在却要赔上整个欧盟。 去过几次伊朗,虽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当地,来自中国,欧洲的公司很多,也因为这样,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上,被真正的孤立。现在,当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攻击反对的目标之后,虽然欧盟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措施, 但可以预见,因为这一次的冲击使馆,会让西方的民众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无视国际社会规则的流氓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支持政府继续用谈判的外交方式来和伊朗打交道的人,当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强硬派,就会更加强硬。 当然,我不不认为战争会成为一种可能,也不认为,制裁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制裁不会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制裁不一定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会推动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为更容易培养受害者情绪。如果民众愿意和政府一起孤注一掷,这样的国家,更加的危险。 但是今年的这次焚烧英国大使馆,到底是政府控制之中的,还是街头示威的一种意外,只有当时的那些利比亚官员心里面才清楚。动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利用街头运动,制造压力,往往会产生风险,那就是政府是不是有把握,掌控走上街头的人们,不要被激烈的情绪主导,产生极端的行为。   当然,很多时候,很难判断一些激烈的行为,是故意引导放纵,还是因为失去了控制。就好像这次冲入英国大使馆,有报道指,使馆外的伊朗警察,在二个小时之后才动手驱赶这些伊朗大学生,而大家都知道,伊朗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街头运动。 之前,伊朗只是和美国为敌,但是现在却要赔上整个欧盟。 去过几次伊朗,虽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当地,来自中国,欧洲的公司很多,也因为这样,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上,被真正的孤立。现在,当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攻击反对的目标之后,虽然欧盟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措施, 但可以预见,因为这一次的冲击使馆,会让西方的民众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无视国际社会规则的流氓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支持政府继续用谈判的外交方式来和伊朗打交道的人,当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强硬派,就会更加强硬。 当然,我不不认为战争会成为一种可能,也不认为,制裁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制裁不会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制裁不一定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会推动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为更容易培养受害者情绪。如果民众愿意和政府一起孤注一掷,这样的国家,更加的危险。   根据国际法,冲入一个国家的使领馆,等于是侵犯了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政府不会不明白这样的行为的后果。如果是故意纵容,只会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违背规则的政府,而如果不是,会让人担心,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能力。1967年文革期间,红卫兵们火烧英国代办处,用中国政府四年之后的解释,是一群坏人的行为,并且向英国政府道歉,而事实是,党内的派系斗争,让当时的外交系统,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过有趣的是,不少中国的网民,对于伊朗大学生的行为相当的支持,认为他们向英美说了一个“不”字。   外滩画报专栏 ———————- 在德黑兰,愤怒的大学生,冲进了英国大使馆,抗议英国,作为美国的同盟,支持对伊朗的制裁。当然,这些年轻人更希望能够冲入美国大使馆,直接向美国提出抗议,只是,因为三十一年前的一场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美国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四月份,当我在利比亚的班加西的时候,在的黎波里,愤怒的抗议者,冲进了英国大使馆,焚烧了大楼,因为这样,英国马上驱逐了当时的利比亚政府所有在英国的外交人员。这样的行为,等于把卡扎菲和英国之间的外交渠道,彻底的切断。 在当时的的黎波里,抗议者要走上街头,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01年,愤怒的利比亚抗议者,也曾经试图冲击英国大使馆,但是没有成功。当苏格兰法官就洛克比爆炸案对利比亚被告作出有罪判决,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利比亚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 那场抗议活动,很显然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利比亚电视台当时中断了正常节目播出,转播民众的示威抗议画面。 在画面上,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并高呼反美口号。 电视台画面后来显示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打出的字幕说,“武装警察被迫出面干预,保护国际组织和外国大使馆免受愤怒民众的冲击”。 在电视画面上,的警察殴打和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在冲突中,利比亚防暴警察使用了催泪弹以及防暴警棍驱散示威者。 当时的英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官员告诉英国记者,大使馆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使馆的安全也没有受到破坏。 很显然,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一方面要让西方看到利比亚民众对于审判结果的不满,也让利比亚民众本身有了一次发泄的机会,但是同一时间,政府严格把握产生的危害程度。 但是今年的这次焚烧英国大使馆,到底是政府控制之中的,还是街 1979年的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那些美国人质被扣押了444天,才最终解决。那次事件,自然是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两伊战争,可能还会拖延更长的时间。而人质事件,导致美国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驱逐了美国境内的一些伊朗人,冻结了大约八十亿美元的伊朗人资产。而美国前总统卡特最终没有能够连任,很多分析认为,是一位他在这次人质危机事件中的无能表现。   至于这一次。民族主义主导下的相同模式的行为,到底是为伊朗争取更多的话事权,还是授人把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便不可能导致战争,但是至少也不可能因为强硬的表现让西方有任何的退让,相反,只会让对手更加的强硬,如果之前,伊朗只是和美国为敌,但是现在却要赔上整个欧盟。 之前,伊朗只是和美国为敌,但是现在却要赔上整个欧盟。 去过几次伊朗,虽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当地,来自中国,欧洲的公司很多,也因为这样,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上,被真正的孤立。现在,当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攻击反对的目标之后,虽然欧盟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措施, 但可以预见,因为这一次的冲击使馆,会让西方的民众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无视国际社会规则的流氓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支持政府继续用谈判的外交方式来和伊朗打交道的人,当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强硬派,就会更加强硬。 当然,我不不认为战争会成为一种可能,也不认为,制裁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制裁不会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制裁不一定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会推动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为更容易培养受害者情绪。如果民众愿意和政府一起孤注一掷,这样的国家,更加的危险。   去过几次伊朗,虽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当地,来自中国,欧洲的公司很多,也因为这样,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上,被真正的孤立。现在,当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攻击反对的目标之后,虽然欧盟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措施, 但可以预见,因为这一次的冲击使馆,会让西方的民众更加认为,这是一个无视国际社会规则的流氓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支持政府继续用谈判的外交方式来和伊朗打交道的人,当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强硬派,就会更加强硬。   当然,我不不认为战争会成为一种可能,也不认为,制裁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制裁不会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制裁不一定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会推动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为更容易培养受害者情绪。如果民众愿意和政府一起孤注一掷,这样的国家,更加的危险。

阅读更多

颜昌海:中国将怎样走向复兴?

进入中国的 2012 年了,对这个年头众说纷纭,似乎都指向了一个词:崩溃。 网络作者 任季 从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两件小事,谈起了对崩溃的理解。他说第一次来日本是在 1988 年,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同在亚洲、有类似文化传统的日本,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还能保持足够的清正廉洁,而中国虽然只进行了 10 余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但是中国大陆的整个权力机构却已经腐败如斯。西方社会找到了一个多党执政、三权分立的办法,约束某个政党(特殊的利益集团),使它不能利用政府这个利刃来肆意宰割百姓,而日本的自民党执政 20 多年,一党独大,却也没有走向极端。是一个什么样力量在背后约束着它呢?在日本居住了半年之后, 任季 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地震。初到日本的人一定会惊愕于日本频繁的地震,当时他就想,虽然日本国土狭长、资源匮乏,但发达的经济、丰富的商品供应已经使人们很难直接感受到这些因素的约束,只有地震在时时提醒着人们,危机就在眼前。这种危机感使人们能够约束自己,使社会不致走向极端。但是,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无论怎么看上去,这似乎都还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在这之后的近二十年间, 任季 在中国经历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溃决。当他又一次旅居日本的时候,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如果一直生活在一个荒蛮、原始的社会中,将无从知晓社会礼仪、道德为何物,而生活在一个礼仪、道德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可能会把这种礼仪、道德看作是如同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存在的东西,也很难体会到这些对于人类社会来讲是如何的难得和珍贵。只有经历了它的快速崩溃,而又在一个相邻的地方看到了它,才能体会到它的作用和弥足珍贵。 任季认为, 中国大陆建政的 60 年,最下力气做的一件事情是摧毁中国传统的礼制和道德。虽然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经在以礼治国,但到了今天,礼治的概念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中被连根拔除,人们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礼制尚能治国。 他用自己经历的两件很小的事情来说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变化。大约在 1991 年前后,他与同事出差,在一些偏僻的地区没有出租车,需要临时搭乘当地居民的车辆。当时他们决定送给司机一些小礼物作为搭车的酬谢。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礼物应当是在搭车之后送出,这表示了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把对方当成君子,在搭车之前送礼物,对方同意我们搭车,就可能被看作是贪图礼物,而非助人之义士君子。他当时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很自然的选择在搭车之后赠送礼物。这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之后他还能记得这件事情源于当时一个同事的一句话:既然已经搭过车了,为什么还要给他礼物呢?这么一句看似很普通、简单的话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在于这个同事随后向他做出的解释。如果要给礼物,也应当在搭车之前给,这就如同支付报酬一样,即使这个驾车人当时可能不太愿意让他们搭车,因为有这个报酬也会改变主意,这样这个礼物才有实际意义。“而在搭车之后,我们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这个驾车人,他是否在意我们给礼物,对于我们毫无意义。非常实用、明确的利益判断,只是其中看不到一点在中国演绎了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的影子。” 任季说,“ 这个同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共党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大陆各级官员中,几乎 100% 的都具有这种不考虑一点信义因素,纯粹利益判断的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大陆的体制中,获取更高的职位和利益。这种彻底的利益判断受到提倡,大行其道,正所谓‘闷声发大财’,而传统的义礼信却受到了中国大陆从各个方面反复的批判。一个国家、民族中民众的道义观念,不仅没有被提倡,而是被反复的批判、压制,甚至是残酷的镇压,古往今来,寥寥数家”。 任季说, 前几年日本毒大米事件轰动一时,相比之中国一些五毛煽动下的“爱国者”毫无道义的喧嚣,日本一位经营中国大米的老板引咎自裁的报导,使他被一种道义力量所震撼。这个老板的举动可以说纯粹基于道义。这种纯粹的道义判断正是维持一个社会均衡稳定的终极力量,也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比较中国大陆已经被压制到极点的伦理、道义,它完全是与权贵阶层的极度腐败相辅相成的。也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维持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几十年间就被破坏得如此厉害,更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体系的来之不易,维持它的艰难。实际上中国当今伦理道德的崩溃,即将导致全社会的崩溃。这一点从他知道的另外一件小事上已经露出端倪。“小女数年前刚上学,有一天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的一个同学在教室里只有她们两人的时候借用了她的文具,当她索还的时候,她的这位同学说:谁能证明我借了你的文具呢?听到这句话比听到吾女被抢劫更让我吃惊。一个小小孩童,就能如此毫无信义,如此行为若要延伸至整个社会,那商品交换、财产所有都将荡然无存。一个人时刻都得证明自己所有之物归自己所有,那这个社会还能存在下去吗?!” 如今,经过 35 年不间歇的增长,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到了拐点。 2011 年 9 月份也许就是波峰,从那以后,收缩的迹象已经毋庸置疑:汽车销售量下跌、电力消耗下降、产业输出锐减、楼市价格大跌,……。 10 月时有大额的金钱转出国外,情况出乎意料的急剧恶化。简言之,中国大陆经济的轮胎正在松脱,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接近其有效性的极限。这意味着,在政治权贵们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以前,经济问题只会变得更糟。如果政治权贵们不对,国家已经到头的模式作出改变,必将承担政经全面崩溃的政治后果。 呼喊了 20 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还了无成果,腐败愈加猖獗。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两个特别重要。首先,在全国各地都明显的有一种感觉:一党制不再适合中国大陆正在进步的社会;就如托克维尔时期的政治观察家所说的那样,现代化是独裁者必然的和不可阻挡的敌人。其次,政治改革已失去了体制内支持——高级官员彼此勾结,好从各自的职位上获得个人利益;因此,改革普遍失败,而腐败问题基本上已经没有控制,成为公民之间一触即发的问题:这么多官员扒窃了这么多钱。现在,中国大陆从首都到全国各省都有强大的反对改变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在体制内部已经产生了对政权耐久性的深重悲观情绪。就如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维权运动”所示,权贵们主要是通过强制来维持权力。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摇摇欲坠,权贵们开始明显地担心他们的合法性,也就毫不奇怪了。权贵们知道,如果不能带来繁荣,要保有权力,便必须把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 1990 年代末中国大陆经济走向衰退时开始丑化日本,不能说是巧合。 抗议——官方行话是 “ 群体性事件 ” ——大幅增加,过去几年的增幅尤其明显,从 2008 年的大约 127000 增至 2010 年的多达 28 万。此外,这些事件变得更加猛烈,一些成为骚乱和暴动。文职权贵都越来越依赖人民解放军和半军事的武警来维持秩序和保有权力。 由于文职权贵的权威受侵蚀,军方正在得势——当今世上最危险的趋势之一。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军官都在思考什么他们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傲慢、好战、巴不得能有一战,而他们现在正在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际舆论说,在过去,北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良性的,中国大陆实质上已放下了毛式的敌意,并正在寻求融入国际体系;然而在 2009 年,该国的权贵们采取了一个明显的更加自信的姿态——带头破坏气候谈判、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声称所有领土范围,几乎动不动就挑战美国——例如 2009 年 3 月,大陆军舰和战机在国际水域滋扰美国的船只,甚至试图从没有武器的侦察舰偷取声纳阵列,那一尝试其实构成了战争行为。对这种交战基调的一般解释是,大陆权贵们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阻止他们——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始瓦解,在他们看来,向外动武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途径。 但论动武,在世界东方,近代曾经最强悍的军人莫过于日本人了。日本人在上世纪大败俄罗斯和大清国,当代中国军人既没有大清朝的庞大海军,恐怕也缺乏当年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但虽然日本人强悍,最终却败给了美国人。至今,中国军人头头是道地炫耀武力,却不知道美国人最后征服日本人的武器是什么。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人,但最后征服的武器却不是武力,而是美国价值观。这种武器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公平公正。 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占领日本之后都做了什么?在征服的土地上,在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土上,胜利的征服者们:( 1 )还是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也就是 1945 年 8 月 30 日,麦克阿瑟就向他的幕僚们谈起了他统治日本的设想,归纳为两个要点:第一点: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第二点: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 2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美国人解放了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 1945 年 10 月,这些出狱的共产主义者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 3 ) 1945 年 8 月 25 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 9 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 12 月 17 日,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4 ) 1945 年 10 月 11 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阿瑟在公告中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 5 ) 1945 年 12 月 22 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 1946 年 9 月 27 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 1947 年 9 月 1 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 6 ) 1945 年冬 1946 年,美国紧急运送粮食、奶粉和肉类给日本。( 7 ) 1946 年 2 月 3 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在 1945 年 9 月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 5 月 3 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 10 月 7 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 11 月 3 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 “麦克阿瑟”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因此,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战败了,但人民却没有做过一天的亡国奴,也从没有亡国奴的感觉,日本人民倒是从军国主义的奴役下站起来了。短短几十年,就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且傲视俄罗斯与中国。 日本,是一个中国的最好的镜子,能看到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普世价值在日本,不是亡国奴,也不是卖国贼,更不是传统文化的毁灭者,恰恰相反,是日本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也是民强国富的唯一方向。 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似的是缅甸。 缅甸,一个曾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个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羡慕——大概军人会羡慕,因为缅甸是军政府。但在近段时间,却有很多中国老百姓真有些羡慕那些缅甸人了。不是羡慕他们国内的财富,他们没有。也不是羡慕他们对外的强权,他们也没有。而是羡慕他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度、一个开始感受到希望的国度、一个开始走向未来的国度。中国网民说,有的人,生活虽然很穷,但如果正在一天天变好,他一定会很快乐。有的人,即使很富裕,但如果事业上问题重重、没有进展,生活水平也有日益走低之势,他一定很不快乐。 缅甸就是一个这样的穷人。它虽然长期处于军政府的严厉管控之下,却正在逐步走向一条民主转型的大道。军人将政权交到一个文职政府手中,尽管这些文职人员不过是一些脱下了军装的前军人,但他们的表现已证明这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取消对反对派权贵们昂山素季的软禁,到放松对境外网站的管控和允许集会游行,一直到允许到访的美国国务卿会晤昂山素季。今天又看到消息, 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已正式批准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从而为昂山素季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我们不能说缅甸的民主之路不会逆转,但历史的车轮毕竟已经开始滚动,缅甸人民有理由期望国家转型道路上的下一个站点。 老百姓由此想起了中国的 1980 年代。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加贫穷,甚至在许多方面更不自由,如没有互联网的信息源,也没有微博可供发牢骚。之所以不少人怀念它,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那是一个可感受到希望、可感受到变化的年代。不幸的是,这种希望与变化在一个时间节点之后戛然而止,此后中国人的钱越赚越多,生活却越来越颓废。权力、金钱、美色、强拆、城管、上访、关系、潜规则、房子、医疗、既得利益集团等诱惑、问题、难题将中国老百姓团团缠住,唯一消失在远处而不可见的,就是自己与国家的未来。 缅甸是幸运的,因为它有一个长期为它的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的权贵们及其领导下的政党。昂山素季只是一位纤弱的女性,但为了反抗军政府的暴政,她选择勇敢地走上街头,面对军人的枪口,最终被软禁多年,长期不得与家人团聚。 缅甸是幸运的,还因为它有一个最终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愿意开启民主转型道路、脱下自己专制外衣的执政党。对军人政权来说,有些事情或许是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做的,但利比亚到叙利亚的教训表明:更多独裁者即使面临更大的压力也不愿意这样做。仅此而论,缅甸的权贵们也是值得赞许的。专制绝不可取,但那种结束专制的专制则是一个例外。对专制者来说,已经犯下的罪孽无法抹杀,但他可以通过悬崖勒马来为自己救赎,从而赢得人民的宽恕与原谅。…… 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缅甸这样的幸运。利比亚卡扎菲顽抗到底,结果让几十万人为其陪葬。叙利亚的巴沙尔还在负隅坚持,其脚下已经白骨累累。有的国家,一边看着专制者同伴倒下而惊心不已,一边抱着巨大的权益死不放手而不觉已滑向悬崖。或许,怀揣着大把美金的他们早已设想好最后时刻的逃生之道,但被他们拖向悬崖的老百姓与整个国家却面临深渊、无处可逃! 然而,在全世界民主、人权、自由的呐喊声、枪炮声中,在埋葬独裁者哀嚎声中,沸沸扬扬的 2012 终于来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登场,注定了天降异兆 2012 必然是一个非凡的年代。 纵观世界大势,民主、自由发展已成浩浩荡荡的不可阻挡之势!人类社会、科技的发展,无可否认的带动了人性良知、正义的全面的复苏、觉醒。公平、正义、人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知和追求!而中国大陆的威权社会机制,已成为全世界发展大趋势中最大的异形、梗阻。而中国大陆,是决不可能弃世界而以所谓独自的特色、而异类于世界的! 所以,中国大陆社会转型是为必然的、势在必行的! 101 年前,中国人率先开启了亚洲的宪政民主社会的的转型浪潮,然而马列主义的出现,戛然终止了中国民主前进的脚步,把中国从已经建立了三权分立架构、已在逐步完善、发展民主制度国家,并且已进入了世界四强、得到世界承认、尊重的国家,重新拉回到“万岁”声狂吼不断的威权专制年代,成为国际社会所唾弃、孤立、包围、封锁的“新中国”。时至今日,“新中国”仍在低三下四、委屈求全甚至抛洒血汗钱的乞求世界各国的承认、支持! 反观整个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除中国大陆、朝鲜外,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韩国、日本,都依托伟大的华夏文明,成功的实现了社会的民主制转型,在短期内擢升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区区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等国家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民主化进程。创造人类发展史的奇迹! 世界在研究东方文化、韩国、台湾等都在大力推广东方文化博大精深,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儒、道、释、诸子百家的经典文化、思想;然而泱泱中华文化、文明的发源地、核心地的中国大陆;却是笼罩在西方舶来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异域文化的主导之下。几千延绵传承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无情糟蹋和抛弃,几近灭绝,极大的阻碍大中华文化经济圈建立、和发展和推广,一个民族,当她的民族文化被彻底消亡时,这个民族也必将不复存在。 但大陆人民也高兴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后 30 年里,在经历了残酷磨难后,传统文化、文明以她顽强、厚重的生命力,得到了快速的复苏,人们观念思想意识也在发生深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大陆经济、科技的飞越发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公平公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追求。 2012 年的中国大陆,已经步入到社会转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临界点。 转型中国,复兴民族,必复兴中华民族之文化。彻底驱逐不切实际,并造成了国家和民族悲剧西方泊来马列主义。依托我包容天地、和谐万物的悠悠传统民族文化,以完成辛亥革命的宗旨;实现社会制度彻底的民主转型。 2012 必然是中华掘起的晨钟敲响——实现民族、民主的自由一统,振兴中华,恢复泱泱之中国,造就一个灿烂雄据东方的大中华文明圈! 祝福 2012 !

阅读更多

法广 | 美国动向: 中国奥斯卡梦可能被临沂保安打碎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说,在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伊朗电影《分离》被公认为领跑者,一直呼声最高。而“《金陵十三钗》原本看上去也可能成为竞逐者,因为张艺谋曾三次入围且具国际声望。”但是“这些机会现在看来几乎为零”。 对舆论起重要影响作用的美国主要媒体的电影评论对《金陵十三钗》的批评远多于肯定。但文章说,负面的影评并不总是致命的,且并没有妨碍其获金球奖提名。可是,美国电影学院成员不可能容忍一个专制政府的安全人员殴打像贝尔这样的一线明星、奥斯卡奖获得者。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他们是不可能继续把票投给代表这样国家的候选片。 去年12月中,《金陵十三钗》男主角、因《斗士》获上届奥斯卡最佳配角的好莱坞影星贝尔驾车8小时前往山东临沂看望被当局监控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结果跟其他探访者一样遭当地保安粗暴对待,相机被抢走并遭殴打,撵出陈光诚所在村落。 目前已有63个国家提交候选影片。奥斯卡外语片评审委员会近年来规则有所改变,委员会成员即可决定5部被提名入围的影片。《十三钗》入围提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该片的商业意义似乎远大于其艺术成就。美国主要媒体对该片的评论均着眼于“中国电影有史以来首次启用好莱坞一线明星”,以及“该片是制作成本最高的国产电影(约一亿美元)”。张艺谋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也传递了诱惑好莱坞电影人的中国市场利好消息。 他说,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由于中国电影制作者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的需求,因此,中国将进口更多外国电影,他也希望有更多美国电影演员加盟中国电影的拍摄。而眼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去年电影市场——尽管好莱坞的创造力无可匹敌——上座率却呈下滑趋势。 美国媒体的影评对该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情节虚假、刻画日本侵略者脸谱化、反日宣传意味太浓。纽约时报发了多篇评论。其中一篇指张艺谋的历史大片《金陵十三钗》在美国上演是中国在海外软化其形象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文章说,该片还因男主角好莱坞明星贝尔造访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被当地保安粗暴对待而意外地跟现实政治纠结在一起。而张艺谋本人则被指责跟中共政权合作——他曾因导演奥运会开幕式被如此指责过。中国网民在博客上称他为“集权团体操总指挥,”他的“作品创造了民粹国家仪式的标准” 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文章说,“看来最终,每一个无谓牺牲的生命都起到了催人泪下的作用。这是《金陵十三钗》得以成立的唯一理由。”“无需等到2个半小时电影结束,《金陵十三钗》要描述的事件和张艺谋处理手法间的不相称已经很明显了。战争是陪衬,故事主要发生在教堂内。这种选择使张艺谋没有对中国历史中最残暴篇章之一的南京大屠杀采取立场。”评论认为,张艺谋在该片中未能呈现该片本应最具价值的大部分元素——宏伟、历史观和真正的悲怆。评论认为,跟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和丹史度曼的纪录片《南京》这些同样题材的但更具优势更少虚假的影片相比,《金陵十三钗》的差距太大了。因为那些影片都有自己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张艺谋对日本兵残暴的刻画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间。对中国人角色的细腻处理和把日本人描绘成单一色调的野兽形成鲜明对照。评论说,这样的处理或许会受本国民众欢迎。但是在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会冒疏远更广泛外国观众的风险,而外国观众正是张艺谋将该片主角设计为美国人所要竭力争取的。 电影导演詹姆斯马西在电影资源网站Twitch发表的文章说,令人失望的是《金陵十三钗》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而拙劣的手法来面对这一“中国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且一直很敏感的历史事件”;该片看起来很满足于对日本士兵的妖魔化,而不是去试图揭示他们行为产生的原因。作者说,“由于这部电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偏狭视角,很难对其做出推荐,尽管它有许多强项。”

阅读更多

杨小凯谈革命与反革命

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後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 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 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 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 制,革命的後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阅读更多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下)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陈: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当局动员、利用汉族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强化其压力维稳与经济殖民的路线。任何对藏族、维族的处境还有些同情的人,似乎很容易就「被汉奸」、「被藏独」、「被疆独」,好像同情弱者就是主张分裂?那强者的责任呢? 许:中国现在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是採取发展经济、加强国家认同的方式。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问题。以西藏为例吧,西藏问题背后的核心是一个文化问题,即与伊斯兰世界相似的传统宗教与世俗化的衝突。解放以后,特別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给了西藏非常多的经济援助,铁路也通了,商业也发达了,给藏民们带来了与汉人一样的世俗化生活,使得过去政教合一、以藏传佛教为精神信仰核心的西藏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世俗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反弹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发现研究得非常不够。太多的舆论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独╱统或人权的立场,而没有从世俗化与超越世界失落这个层面去思考西藏的问题。 简单地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內在困境。藏族要不要现代化?当然要。墨西哥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问题在於,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如何处理超越世界的位置?作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对待宗教信仰的態度与汉人是不一样的。汉族的宗教感不强,我们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以人文代宗教;虽然许多人相信佛教、道家以及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態度正如杨庆堃先生所研究的那样,採取的是一种非常功利和现实的神人互惠態度。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思潮涌进中国以后,中国人以为科学、理性再加人文,可以完全安顿人的灵魂,解决信仰世界的问题;甚至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为世界上那些宗教信仰像中国民间信仰一样,都是愚昧的產物。殊不知在古代轴心文明之中,除了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外,其它文明都採取了宗教的形式。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都是高级文明。歷史已经证明,它们不会隨著现代性的到来而消解;在当今世界里面,反而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復兴。哈贝马斯说,今天是一个后世俗化社会,这个「后」,指的就是在世俗化的同时所出现的宗教復兴现象。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高级文明,这些年经过达赖喇嘛在全球的宣传,已经走出西藏,走出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今天的西藏虽然已经步入了世俗化,但对大部分藏人来说,宗教信仰依然是他们灵魂的支柱,这是他们的歷史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今天的汉人已经高度世俗化了,甚至比世界上其它民族都要世俗,相信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把占有多少物质、拥有多少名牌,看作人生快乐和人生成功的標誌。但我们切不要以为其它民族也会同样这样理解人生,不要以为我们给西藏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这也就是他们的「好」。不同文化传统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特別是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尤其是轴心文明,其中內含的人生和宗教哲理,拥有对现代性负面因素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资源,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丹尼尔‧贝尔也好,史华慈也好,他们对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物质救赎主义都深怀忧虑,都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和宗教中寻求资源。 五、霍布斯式社会的忧虑 陈:谈民族及周边问题,肯定谈不完。现在,可不可以把话题转到您目前特別关注的虚无主义、原子化个人的问题? 王: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更有机一些。那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原子化个人的问题呢? 陈:或是像您所说的自然状態,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態。 王: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已经提出来了吗? 许:关於社会秩序的重建,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洛克式的,通过自主性的社会建立自由主义的公共秩序;另一种是霍布斯式的,通过国家威权强有力的利维坦来维持社会的稳定。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走的是洛克式的道路,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1990年代初思想界开始积极討论市民社会的话题。然而,近10年却发生了逆转,主流意识型態不再提「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党与政府对经济、社会、舆论更不用说政治的控制力,大大强化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这样表述:一个自利性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社会,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当198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大我」乌托邦破灭之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便汹涌而出,但在1980年代,它与启蒙主义的个人有著复杂的弔诡关係。一直到1990年代市场化社会出现之后,原子化个人主义不仅具有了其社会基础,而且霍布斯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正当化。同时,这一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不是西方式的,而是社会主义以国家威权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无法有效地组织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面对整体化的国家;他们在私人领域享受发財和消费的自由(虽然最终来说並未获得法治秩序上的安全感),在公共领域则成为缺乏权利与责任、既无宗教、也无道德的个人。 当各种社会共同体持续失落,失去群的保护之后,个人只有孤独面对强势的国家。霍布斯式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便是唯我式的个人。这时的国家不再是大我,不具有任何价值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是各个分散的个人爭夺私人利益的场所,其与毛泽东时代具有神圣意义的国家有著天壤之別。而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维持稳定与秩序,才不致陷於「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麦克佛森分析说,占有性个人主义是对人性的一种理解:个人在本质上是其人身和各种稟赋的占有者,个人不是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他只是一个自利的人,关切如何合理地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人性本质上是贪婪的。而一切所有物,包括人的能力,都是商品,其价值是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中形成的,个人的价值取决於其在市场中的价格。霍布斯的理论,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因而,霍布斯需要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利维坦)来维护占有性个人之间的公共秩序。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以自利性的个人主义社会为前提。这套政治哲学以人性论为依据,它说求生存是人的本性,保全性命是首要的自然权利。动物只对可穷尽的客体本身產生欲望,而人则本能地怀有无穷无尽的占有欲望。为了避免自利性个人相互残杀而同归於尽,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將其交给主权者以维护社会秩序。但进入政治社会的公民並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而只是在法律范围內通过理性实现他们私利的利己主义者。在法律范围內,公民们可以在私人领域发財致富,主权者也有责任代表民生,保护公民们的私利。但公民们永远不要指望与主权者分享政治的统治权,那是由绝对的主权者代表民眾所独占的、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样一个利维坦的社会之中,没有宗教,也没有道德,更没有社会;联结人们相互关係的,只是利益。而市场与权力,成为人们私人利益交易的媒介。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与唯我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互为前提,互相补充,成为中国社会正在实践的一种「现代性」类型。目前所谓的「刚性稳定」,便是建立在这一威权主义与原子化个人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权力发生危机,將会连锁发生社会动乱,因为社会缺乏金观涛在超稳定结构理论中所分析过的「自组织系统」。 当前中国的社会一方面缺乏法治秩序中被正当化的合法组织;另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人为了生存、安全和获得更大利益的需求,又以各种各样非法或者半合法的利益共同体联合起来。如同中国古代社会那样,没有西方那样的自治传统,但从来不缺乏江湖社会。这种利益共同体通常是不稳定的,具有极大的顛覆性。一旦发生危机,就是社会动乱。 陈:有些人可能会说,近年来隨著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民间社会力也在萌芽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中国至少不完全是您所描述的霍布斯式状態。 许:告別了毛泽东时代以后,我们试图重建社会,而今天中国社会的確有了很大发展,比如NGO组织。但是为了维稳,政府最恐惧的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它不在乎你个人说了什么话,但一旦公民形成了组织,就会被认为具有顛覆性。因此,我一再说:在当代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 我在法国演讲时有学者反问我:难道现在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不算是社会组织吗?我回答她说,不错,今天中国有的確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社会的小团体,但他们只是「原子化的分子」,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繫,无法形成像东欧天鹅绒革命之前的「平行系统」。一旦政府失灵,这些「原子化的分子」无法站出来领导恢復秩序。2008年四川大地震,许多非政府组织到灾区去救灾,但发现自己的作用很小;因为当地並没有非政府组织,他们无法进入当地社会。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形成不了有组织的网路,所以很难发挥作用。 王:您意思是说,「组织」应该要与「社会」有某种对应关係?「组织性」意味著某种「社会性」,才能发挥作用,有社会影响? 许:非政府组织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否可以成为主宰社会的自主性力量,並与国家权力形成平行系统,要看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分子。一个社会要有权威。在西方,这个权威过去是教会;在中国,则是士大夫。张灝说过,传统中国有双重权威:一个是皇权代表的正统,另一个是士大夫代表的道统。按照儒家的学说,道统还高於正统。士大夫阶级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帝国政治的一部份,又是道统的承载者,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当旧王朝行將崩溃的时候,士大夫阶级会出来,用他们的威望迅速地重建一个秩序。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在於:不再有这些可以平衡正统的道统力量。儘管有精英阶层,但这些精英是分散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四分五裂,通通依附於政府,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追逐自我的最大利益化。当今中国最令人忧虑之处,是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威。人人都在爭权夺利,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却缺乏德高望重的社会权威,缺乏与权力可以平衡乃至对抗的道德与社会权威。 陈:於是,形成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被利维坦给绑票了? 王:那现在中国还有伦理秩序吗?全部是霍布斯式的? 许:霍布斯的这套利维坦思想在西方没有得到系统的实践,但在今天中国却被发扬光大了,再加上中国的外儒內法的歷史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威权政治无法实现长久的稳定,因为它缺乏正当性,不可能获得公民普遍的、內在的价值认同。利维坦无法建立起一个道德秩序,因此它一定需要浪漫主义为其神魅化。但国家作为世俗化的產物,本身是没有神魅性的,需要借助其它超越性的力量,比如宗教或者文明。宗教或文明的超越意志,在世俗化时代需要通过国家来实现。这就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必须骑在国家的马背上才能实现,那就是普鲁士帝国的国家意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过去是通过马列主义而自我神魅化的,因为拥有共產主义乌托邦的毛式意识型態具有世俗的神魅性。但当马列主义如今在中国只剩一个空洞的外壳之后,新的神魅化大概只能借助中华文明这具歷史的幽魂而借尸还魂。因此,现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鬼鬼祟祟、形形色色的政治神学。 如何抵抗霍布斯式的社会和可能出现的政治神学?在我看来,政治改革固然需要,但只是一个突破口,並非长久解决之道。民主制度一夜就可以实现,但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適应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中国之乱,不是乱在表层,而是乱在人心。是心灵秩序出了问题。 陈:您是否暗示某种渐进的出路? 许:我並不认为缓和急是真问题,我只是想打破一种制度决定论的看法,也就是那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就有希望」的看法。不是说制度不用改,但制度改变只是治標,那个「本」仍然是社会自身的有机化系统。哈贝玛斯区分了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由权力和市场主宰的,它的改变要通过制度的改革;但哈贝马斯讲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公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排斥权力和市场的逻辑的,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公共领域和伦理空间。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一个有伦理、有道德、有公民自主性的生活世界。这是问题之「本」。生活世界的僵局不破,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中国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来回震盪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就像民国初年那样。 陈:但换个角度来看,除非当前的政治经济路线能够有所调整,否则伦理秩序与精神秩序的问题可能只会一路恶化。所以说,渐进的政经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应该不是没必要的吧? 许:那当然,制度改革一定是突破口,治本首先需要的是治標,从止血开始。但止血之后,需要的就是长期的调养了。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不久我建议一家书评类报纸做一个主题,不要做辛亥百年,而是谈谈辛亥前的中国。题目我也给他们起好了:「山雨欲来」。一百年前的1910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到处碰壁,没有人想到一年之后,大清王朝会完。但是,危机正是在沉闷之中酝酿的。事后分析,革命似乎来得並不突然:朝廷財政危机、收回路权得罪了地方士绅利益、士大夫精英因为无法实现政治参与而同朝廷產生了政治疏离感、革命党在新军中的力量积累、满清的正当性形象在族群民族主义面前逐步消解等等。我对未来中国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並不认为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就可以解决危机。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一旦爆发,不会仅仅是社会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一定是整体性的危机。整体性的危机,无法用一揽子的整体性的方案解决,需要从基础部分慢慢改革。这个基础,一个是「重建社会」,另一个是「重建伦理」,让社会逐渐生长出自主性的力量、伦理和精神。这样当危机来了之后,有较大的缓衝和自我拯救的余地。 陈:要是中国没法逐渐形成自主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话,政治上就算有民主浪潮,也只会形成来回摆盪的局面。那您认为现在能做些什么?您说,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不能指望毕其功於一役;也不能把诸问题通通化约成是民主的问题,因为还有文明、国家、民族、精神伦理、社会重建等问题。但是今天,那么多力量不断想要去巩固现状,去巩固霍布斯式的秩序,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去「重建社会」、「重建伦理」? 许:我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不要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地化约为自由、民主或公正问题。自由派不应该忽略心灵秩序的重建、国家的建构、以及帝国与文明这些似乎是自由主义议题之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向来比较冷漠,好像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甚至觉得民主实现以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事实是今天这些问题一个个都在敲门,我们能够拿出与国家主义、新左派对抗的方案吗?自由主义如果要担当大任,就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缺席和沉默。在思想界,说到底就是爭夺话语领导权。中国自由主义的话语领导权不能说根本丧失了,但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缺席,不回应、不理论、拿不出方案,其话语领导权正在一点点流失。因此,中国的自由派要有更大的理论视野,要有全方位回应挑战的能力。我尊敬那些「微观维权」和「整体反抗」的同道们,但我觉得我的战场在思想界,这是我所自我理解的天职:积极地与新左派、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態对话,在对话和交锋之中探索一条既符合普世价值、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道」。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中) / 2012-01-02 17:51 / 评论数( 0 )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上) / 2012-01-02 17:39 / 评论数( 0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四) / 2011-12-26 15:00 / 评论数( 6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三) / 2011-12-26 14:58 / 评论数( 1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二) / 2011-12-26 14:53 / 评论数( 0 )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4)——“一路都被撞没了,估计一圈都没了”

【年终专题】“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2024年度“每日一语”

【年终专题】“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2024年度404文章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