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这是一篇2008年JEBO的论文，“政治科层与政治怠工”。从中译标题几乎看不出任何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政治”在汉语被严重污染，而且“怠工”并未传递这篇论文的主题——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官员“寻租行为”。不论如何，这是一篇晚近发表的论文，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第二讲的一个脚注： /  / 那么，这套制度的特征是什么？大致而言，我们可以将一切官吏划分为“天使”和“恶棍”两类。在官僚科层的较低层次时，天使官吏远比恶棍官吏廉洁。但若恶棍官吏预期可以通过保持廉洁而升至较高层次时，他们可以克制自己的寻租冲动直到升至较高层次。于是，制度设计的难题之一是怎样在较低层次就分辨出天使与恶棍，提供相容的行为激励，让天使们更多地升至高级岗位而让恶棍们停留在低级岗位。我未必同意这篇论文提出的建议，因为社会情形差异很大。在西方社会，公务员群体里，天使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抱负”（ambition），恶棍的主要动机是“私人利益”。所以，制度设计的一个考虑是，让恶棍在低级岗位就有更多的腐败机会，也就是提高他们“隐瞒本性”的机会成本，同时，让天使有更大的激励努力升迁。在这一考虑下，一个良序的政治制度可能允许低级官吏有较大的腐败空间，同时实施严厉的岗位任期淘汰制度（up-or-out），对高级岗位实施以“廉洁”为核心绩效的考核体系，并且，考核的严厉程度正比于岗位的高级程度。但是，官吏制度的设计参量，不能仅仅是区分天使与恶棍。不过，与中国对照着思考，很显然，目前官吏的GDP考核，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因为，低级官吏可以通过腐败和寻租活动推动GDP业绩。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大兴土木，这些开支都进入GDP统计，同时，政府招标的项目通常是最腐败的项目（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GDP业绩越好的低级官吏，如果越有机会升至高级官吏，则整个官僚体制的品格，越久越差，也就是说，充斥着官吏的高层岗位的，长期而言，几乎都是恶棍。这一因素，可能也是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吏治，汉代以后，没有很出色的。 上一篇： 骆家辉的中国效应 下一篇： 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第一讲的一个脚注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上海的俭朴作风，虽可引发中国官员们的自惭（甚至内疚），但毕竟，以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我们不很在乎，因为她是日耳曼人。同理，首相布莱尔、总统克林顿和后来的小布什，各自都有“惊世骇俗”的行为。对国民而言，无非如“看杀头”一样，更何况现在是“消费主义”时代，祖辈的“人血馒头”和1950年代的“红歌”还算不上“后现代”消费呢。      大使骆家辉在中国的个人行为，称得上“社会事件”。因为，他是华人（心理距离很近），其次，他到北京的时候，这里的官僚及其生活方式正处于一个或许最兴旺也最腐朽的时期，也是事物辩证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第三，让这些在奢华别墅和夜总会里趾高气昂的官僚们最不舒服，与“80后”和“90后”一起成长和普及的微博及其它移动通信技术，正以不可遏制之势在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政治冲动的人群里迅速传播着的真相—其实仅仅是骆家辉的个人生活方式，它是这样一个真相，它足以使借助“宏观调控”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迅速掌控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几乎全部领域的官僚们深感不安。这就是“一个使人感觉不方便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包含着的力量。      民主，不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抽象理由可以搪塞的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街头巷议，博客微博，随意流传：“你看看骆家辉，你再看看咱们X局长。”不错，民主，真的而不是文字的和抽象的，从来都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杜威描述过，民主首先是大众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否则就是假的。谁接收的月饼最贵？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常生活问题。      骆家辉，难道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或“反华十戒”的一部分？或耶稣会控制世界的隐秘计划在几百年里的一个环节？很可笑吧？我确实认识一些相信着这些阴谋论的可爱的朋友。      世界在变小，因为，你相信是阴谋家的，突然就在你对面，眼神不能骗人，他让你怀疑阴谋论是否时代遥远，他让你提醒自己真相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注意，人类虽然骗术高超，但脑科学文献表明，我们探测表情和眼神的技能同样高超，以致来自大脑皮质的计划（例如一项“阴谋”）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压制来自“杏仁核”的敏感性。眼神不能骗人，因为它不会。我们脑内的杏仁核系统，至少是在人类处于哺乳动物演化阶段的时候形成的，而我们的欺骗能力的超常发展则是“根块采集和狩猎”的演化阶段的事情。后者是几万年之内的事情，前者则是几百万年前的事情。所以，眼神不能骗人。所以，当iPhone让你和他面对面交谈时，你知道他不能继续骗你。所以，哪怕是最肮脏的官僚，在面对他自己女儿天真却格外敏感的目光时，也会真诚地忏悔，或坦白以往的罪恶。因为，他的眼神不会欺骗她。或者，他的大脑充其量是在“掩耳盗铃”自我欺骗而已。       回到主题，我常常解释，什么是“好的制度”？就是让坏人变成好人的制度。什么是“坏的制度”？就是让好人变成坏人的制度。这是哈耶克的思想。现在，我们询问，如果坏官员层出不穷（占官员总数的比例远远超过三分之一），是制度坏？还是官员坏？当然是制度坏。仍是哈耶克的看法，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素质逆淘汰”，越高层级的官员，素质越差。       那么，怎样从目前的坏制度变为较好的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造我们的社会，常常不是想好了再做，而是边做边学。关键是“做”而不是“说”。       光绪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说，陈述“心贼”，第一项就是“伪善”，第二项是“守旧”。凡要做改造制度工作的人，一定要警惕光绪指出的这两项心贼。守旧之一，就是不希望真有民主。人人可监督可指责可提出撤换的官，怎么舒服？谁还愿意做官？正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不舒服，于是，如上一篇博客引述的文章所论，那些清廉为政且有政治抱负的人，更觉舒服并且更努力获得高层职位。然后，我们记住休谟的思想，与其容忍单独一恶不如容忍两恶相争。对于政治抱负，在更好的制度里，一定面对其它政治抱负的竞争。 上一篇： 中国还有企业家吗？ 下一篇： 怎样设计一个阻止恶棍官僚上升到高层的官吏制度

我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在将近十年的官僚政治与经济管制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家了。下面的报道，让我想到要发表这一迟早要发表的见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讲课，那时，有机会去访问义乌的企业家，印象深刻，不过仍写了三篇随笔，试图提醒义乌人未来的危机。毕竟，义乌是在危机里了。但令人担忧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过是这“消失”的形式之一，远比移民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担忧的，甚至不是有悠久历史的“官商勾结”，而是突然出现在温州这篇报道里的民营企业（或它们的代言人）对官僚政治的依赖性或可称为“父母官预期”。读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部分，可察觉我说的这种依赖性。并且，温州政府已经充当“父母官”，开始落实他们的“救市工程”了。这样的情绪，在我访问义乌的那一阶段，是没有的。那时，大约2003年以前，义乌的企业家嫁女儿都不愿嫁给公务员（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可见，伴随着“宏观调控”迅速扩张的官僚政治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浙江市场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最近，朋友之间流传的是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发国难财，不过如此！ 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宝”总部的“枫林晚”书店首讲报告五个命题的第二命题是：随着工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危机或崩溃，越来越符合阿玛蒂亚-森在诺贝尔演讲时报告的他关于饥荒研究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危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回答问题时，我告诉提问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妨改称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更科学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它的双重性在于，与一切中国当代现象类似，首先，它有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性，其次，它还是中国本土的百年转型期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值此危机时刻，怎可消失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或浙江或全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转向官僚政府请求财务或其它类型的救助，这就意味着“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社会的重演。况且，即将到来的危机，恰与政府的“掠夺之手”密切相关，也远非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救助。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你向你的死敌请求救助时，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敌也知道，你将不再是你。     周德文：企业倒闭潮比预想严重 若失控后果严重   本文来源于 《财经网》 　2011年09月28日 10:41 我要评论（ 2 ） 打印 | 字号：   他警告说，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财经》综合报道】 据金羊网9月28日报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表示，企业倒闭潮比预想严重，上半年就几乎天天都有企业倒闭了，只是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警告说，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27日，周德文在一次采访中说：“其实我从上半年已经开始喊了，没人听。现在的情况，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如果这局面再不控制的话， 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果！ ” 　　一个接一个“落跑老板” 的新闻出现，把温州再度推上了风口浪尖。据媒体报道，中秋前后“落跑” 的老板都非同一般：眼镜行业龙头浙江信泰的董事长胡福林失踪，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等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仅9月25日一天，温州就有九个老板“跑路”。 　　“小企业老早就开始倒了，只是没有人关注而已，”周德文说，“我们粗略统计过，上半年企业停工加倒闭的足足有20%， 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在倒闭。”直到最近“倒闭潮”蔓延到中型企业， “落跑老板” 一事才引起多方关注。 　　“其实无论是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它们面临的问题都一样的：银根紧缩、用工成本高、原材料价格高涨、限电节能等等， 只是中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比小企业要强，它们也只能顶到现在。”周德文分析指出：“以胡福林为例，作为眼镜大王，他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眼镜生产企业。” 　　他说，“这么好的企业都出问题了，可以这么说，我们早就应该关注民间借贷问题了。” 　　周德文表示：“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而大企业也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而已。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倒闭潮”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民间借贷。“说白了就是资金链断裂，”周德文表示，“这么多年来，政府始终对民间资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银行在这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收得太紧，即使对方已经按时还款。” 　　其实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德文提交的议案，建议便是喊这些热钱“回家”：《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建议》。“从去年就开始担心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有职责去引导这些热钱。但民间借贷这种情况在温州并不是第一天出现，政府不好管，也无法可依。”在周德文看来，民间资本不愿意继续投资实业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一再强调：“实业是社会的基础，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这个社会就会病得不轻，前景堪忧。”周德文尖锐地指出： 　　“出现这样的情况，大背景来自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又压不下来。我们需要反思，不能一味地采取货币从紧手段。在温州，大概有80%-90%的中小企业无法从正常渠道借贷，只好选择民间资本。” 　　周德文表示：“即便是大企业，如果一年贷款20亿元，每个月要偿还2500万元的利息，谁受得了？ ” 　　“融资难已成为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德文坦言，“我预言，在接下来的10-12月，最迟元旦，中央一定会出台大动作来挽救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周德文说。 　　针对至少已有20 个民企老板资金链断裂逃亡事件，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9 月25 日对外表示，“面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我们一定要清醒、坚定、有作为。政府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据悉， “温州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座谈会上要求，温州将在市、县两级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和专项工作小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风险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出台政策措施。 【作者： 《财经》综合报道   】 (责任编辑：李正伦)    上一篇： 关于微博网络的推测 搜狗拼音苹果版 房价问题 北京大学排名第49—有点儿靠谱 下一篇： 骆家辉的中国效应

“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们是暴民吗？在“自由广场”采访时，好几位参与者说，我们需要“非暴力的行动”。随着参与者规模扩大，“占领”行动基本保持有序，“自由广场”拥挤而喧闹，但这些无领导的参与者形成了“民主自治”，志愿者组成了问讯处、媒体区、图书区、医疗紧急救助中心、厨房。 　　财新传媒驻纽约特派记者霍侃：…… 22岁的莱文（Daniel Levine）每天在问讯处工作16个小时，已经17天。他说，“我这样做是希望看到改变。”在“自由广场”采访的整个下午，不时看到一位长头发、高个子的男生在各个角落转悠，把地上的废纸、食品包装等垃圾扫进簸箕。快到晚上7点，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一位女孩端着一大盘pizza在人群中问“需要吗？” 　　随着规模的扩大，“占领华尔街”行动参与者们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从最初的反对华尔街金融机构贪婪、要求提高富人税收，扩大到要求增加教育投入、抵制环境污染等各种不满。 　　有人担心“占领华尔街”行动没有具体、清晰的目标，没有一致的声音，可能会导致最终难以达成什么成果。 　　但更多人并不特别关注产生怎样的即刻效果，因为拥有表达不满的权利本身也很重要。表达不满的声音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带来实质性改变。 　　以民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不满，最终目的是恢复真正美国式的民主，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目前经济上贫富悬殊和政治上两党争斗的民主 苹果公布了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爆炸新闻。   从那一刻起，悼词、颂歌和回忆就如疾风骤雨般涌现。他改变了多个行业，重新定义了商业模式，将科技与艺术融为一体。人们将他与托马斯·爱迪生、沃尔特·迪士尼、达芬达相提并论。人们认为，世界很久之后才能再次看到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物。2005年，乔布斯曾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透露了决定他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决策、每一项创造的秘密：“你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将他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微博或类似的社会交往网络技术，在未来十年可能做哪些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类网络技术可以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大致如“friendship circle”。在社会网络的许多可能拓扑结构中，晚近的研究报告似乎表明，如果你在大学生“友谊圈”结构里搜索信息，例如“找房”这样的信息，平均距离不会很长，接近“小世界”网络结构。这一特征，符合我目前（很粗浅）对微博的看法：消费主义时代的时间节约型技术。问题在于，单纯依靠微博社会网络，我能够找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质，与我在例如谷歌搜索引擎或Elsevier学术期刊服务器上找到的信息相比，可能差多少？也就是说，微博网络节约我的时间，但提供的是劣质信息，于是我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改善信息的质，这样就抵消了微博网络为我节约的时间。是这样吗？或许信息的类型完全不同？那么，就存在“自选择”机制：那些适合使用微博网络的人，与那些适合使用Elsevier的人，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我倾向于推测，这里有一个“质-量”互替公式。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声援“占领华尔街”                                    作者：段皎宇       文章发于：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讯  美国东部时间10月5日(北京时间10月6日)消息，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园表示支持，他表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 　　   本周二，斯蒂格利茨来到纽约“占领华尔街”示威者聚集地，对示威者表示支持，称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扭曲状态。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恢复融资的能力，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 　　   他表示，“我们的金融市场承担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分配资本和管理风险，但他们已经分配不当并产生风险，而我们却要承受其劣迹的成本。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够实现增长，不能让我们成功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同时，斯蒂格利茨对银行业进行抨击，他表示“银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掠夺性贷款抢劫穷人。经济危机时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他们理应随后恢复银行贷款，然而他们却恢复的是自己的奖金！” 　　   他表示，“经济危机泡沫破裂之后，银行在一定意义上继续不服从法律，他们把人们从自己的家园赶出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赶出去的人并不欠银行的钱。权利的平衡已经被扭曲。” 　　   在讲话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华尔街正在利用政治权力压制社会反对声音，他表示，“我们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有些人试图制止他们，但他们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即华尔街利用其政治权力阻止了那些试图制止他们的人”。 　　   斯蒂格利茨强调，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反竞争的做法、鲁莽的借贷和投机行为，除非我们恢复融资的能力，否则美国不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复苏。(段皎宇(微博)发自旧金山)   附文：   斯蒂格利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内容提要： 本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美国著名杂《VANITY FAIR》上发表的文章。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人一直看着别国民众抗议特权与贫富不均，并为之鼓与呼，然而在美国国内，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种极端的不平等最终会令富人也觉得后悔，因为他们虽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优质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运却取决于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原文载于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    1%与9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实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现，那就是机遇的减少。无论何时，只要机遇的平等在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价值的资产——人；其次，很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当做法——比如鼓励垄断、偏向特殊利益集体的税收政策——都会降低经济效益。而新的不平等还导致新的错误，使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仅举一例：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丰厚收入吸引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进入更符合他们兴趣、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华、更能塑造健康经济的领域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经济要求“集体行动”——它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政府资助的研究引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公共健康等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但长期以来，美国便饱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之苦(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吧)，接下来这些领域的预算还要被大幅削减。     这些现象的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时，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财富数量就会越少。富人无须依靠政府建的公园，政府办的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机构，他们可以用钱买到这一切。在此过程中，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对于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随之淡化。他们也不喜欢大政府——因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调整这种不平衡，拿走他们部分财富，以投资于公共需求。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现有政府颇有怨言，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挺喜欢它的：囿于条条框框无法实现再分配，各部门意见分歧，除了减税，什么事也做不成。 经济学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释美国出现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现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令很多蓝领、中产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迫使昂贵的美国非熟练工与廉价的海外非熟练工竞争。社会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工会的衰退，过去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会，现在只有大约12%。   但是，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收入不平等，一个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税收政策。富人们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资本收益，而降低资本收益税率让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垄断和类垄断经营一直是大亨们的收入来源之一，从20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20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规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对金字塔顶端人群来说是天赐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系统的操纵，辅以监管规则的变化(均由金融业出资推动，这是他们最好的投资之一)。政府以近乎为零的利率，将钱借给金融机构，当他们失败时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条款极为优厚。对于该行业的不透明和利益冲突，监管者则视而不见。   细看美国上层1%人群所控制的财富规模，简直可以说扩大收入差距乃现代美国一大成就——当初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可是现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来，未来数年中，我们还将继续巩固这种“优势”，因为财富会带来权力，而权力则将带来更多财富。在不久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影响选举结果的限制，为企业出钱收买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今日之美国，富豪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美国参议员，以及大部分众议员，以金字塔顶成员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顶的财富支持留任，在任时会卖力为这一人群服务，以便卸任后得到相应犒赏。行政部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一人群。他们通过立法，禁止最大药品采购方——政府——在采购药品时议价，相当于给制药公司奉上价值万亿美元的大礼。除非为富人大幅减税，否则对穷人有利的税法就无法出台，对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镜。鉴于塔尖人群所拥有的能量，政府这样运作，我们一点也不该感到惊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着社会。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1%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假如这些规则鼓励国家之间的劳动力竞争，结果将会怎样？各国政府会争着保障经济环境稳定，降低对普通工薪阶层的征税，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洁的环境，这些都是劳动者关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这些。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在中东一些国家，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糟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些政权被推翻。该地区其他统治家族也正紧张地躲在空调房里，观望形势——下一个会是自己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点：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且财富是权力的决定性力量，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极力阻挠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实施。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   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   / 顺便提及，搜狗拼音苹果电脑的更新版1.1.1，字库当然超过苹果原有的简体字库，现在兼容及便利性也超过了苹果其它汉字输入法。祝贺搜狗！手机呢？似乎没有不越狱的版本，是否与苹果公司谈判有困难？ / 为什么要谈房价问题？因为官方自认为是民众福利的代言人，至少在打压房价这件事上。经济学原理是一套逻辑，不论是民众还是官员，违背了这套逻辑，长期而言必受惩罚。如果打压房价的政府行为没有完全摧毁房地产市场，那么根据市场的本性（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地感到尴尬）房价不可能“即将崩溃”，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太多的人相信房价会崩盘，所以它不崩盘，直到大多数人都相信它会疯狂上升时，它才会崩盘。这是假设市场没有被政府摧毁，如果市场被政府摧毁了呢？那么，长期而言，房价必定疯涨。理由？因为开发商纷纷破产嘛。试想想，如果房屋市场被摧毁到1956年的水平，但民众的住房需求不能回到那么低的水平，结果如何？可以推测，现在谁有存量房屋，谁将因此而暴富。当然，政府可以再实施一次消灭私人财产的社会革命，将一切房屋收归国有。不是不可能吧？我称之为“倒行逆施”。关键是，哪一位脑残国家领导人愿意背上“千古罪人”的名分？我不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所以，房价是疯涨还是崩盘？你自己琢磨吧。我写这些文字，无非是不愿意中国几亿人民都穿上皇帝新衣，傻不傻？！磕碜！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10月6日公布2011-2012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位列第49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依据13项指标对全球大学排名，包括研究领域、教学、知识成果转换和国际化水平。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州理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帝国理工、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日本东京大学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大学，位列全球第30名。今年全球大学200强中，中国内地3所高校上榜，北京大学排名第49位，清华大学位列第71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列第192位。 下一篇： 中国还有企业家吗？

    中国两千年历史的舞台，戴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眼镜，我只看到两种基本力量的长期厮杀，其一称为“市场经济”，其二称为“官僚政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温州，成为市场力量的重要立足点之一。不过，最近的事变意味着，温州投降了。请参阅我9月29日写在这里的那篇日志，市场力量的投降，一定早已开始，例如，十年前就开始了。据凤凰卫视报道，国务院筹建“中小企业管理局”。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熟悉的名称。它无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二轻工业系统”，国务院的“二轻部”，地方政府的“二轻局”，以及，作为统购统销商业系统的必要补充，各地政府的“二商局”。当初，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在城市里，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个“第二轻工业系统”和“第二商业系统”，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系统。当初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斯大林式绝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也表现为中国允许了这样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第二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在苏联人看来，这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再长期一些吧，盐铁官营还是私营？广泛而言，盐铁茶丝，以及任何曾经盈利的行业，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都有过“官营”还是“私营”的论辩和厮杀。总而言之，凡有利可图之处，必有“官营-私营”之争。因为，“利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有利可图之处，就是激发潜在企业家才能的机会。利润（而不是亏损）的实现，常引来官僚争利，谓之“国家利益”，干预的形式当然可以千差万别。我仍想到的，是义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偏见”：女儿嫁给公务员？不好，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小人物随意的言谈，却令我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伟大。“伟大”？当然，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迫使我们每一个人独立选择，也就是“自由选择”。哈耶克补充说明：“自由”绝不直接意味着“幸福”（请回忆“幸福感”的三种来源），因为你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奴隶，尤其是，当你失业或破产的时候，你仍然是自由的，温州人，请不要忘记，你仍然是自由的，只要你不向你的敌人求援。一个自由人，康德论证，与一个奴隶相比，他永远是伟大的。因为他有独立之人格。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企业家能力，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潜质之一，被定义为“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奈特指出，正是这样的能力，引领着人类社会进步（通过创新而有进步）。这样的企业家能力，如果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民众的“群体气质”，就称为“企业家精神”。温州人，曾几何时，以这样的精神为骄傲。今天，温州投降了。 下一篇： 关于微博网络的推测 搜狗拼音苹果版 房价问题 北京大学排名第49—有点儿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