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各位网友：毛澤東辩护士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终于在香港《开放》八月号上发表了。在他只有3700字的作品中，有将近2000字都是他人材料和注释所堆砌的，而剩下一千多字的个人论述中，也大部分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重复。看过这份作品之后，人们会产生疑惑：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写的还是一个言之无味却强词夺理者所写的文章？！ 　　中國有句俗话，叫做“小人得志便猖狂”，当《开放》编辑金钟先生向章立凡先生约稿，准备为他发表文章时，他那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立即表现了出来。他相信《开放》一定会登他的文章，就马上给我们发信说：“无兴趣与您继续作无意义的争论，但金钟先生来信沟通，于是决定就作伪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考证……”“金钟先生邀我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日后您会看到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他还以教训的口气要我们好好学习他发给我们的材料，说“随手附上一束关于中苏条约的研究论文及档案译本，望好好学习。日后听您谈学习心得。”想不到我们这些被中共黨文化洗了六十多年的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七老八十的人，还要接受章立凡先生的这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束缚，不然的话，他就对我们破口大骂，他骂我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在章立凡发给我的信中，那更是恶语伤人，脏水四溢，称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而已，只有像章立凡那样充当毛澤東的辩护士，才算是像样的作品。 　　我本想为此事作一了断，不再回应。但是细细一想这不是又为章先生找到了许多口实吗：朱先生这下子“沉默无言”了吧，“蔫”了吧，“无法回答”了吧，“退却”了吧，“心虚”了吧……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文章《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用理性来说服这个狂傲之徒。我准备把此稿投寄给《开放》，看看他们会不会刊登？在我印象里，香港回归后很快在变化，这“一国两制”好像在向“一国一制”迅速过渡，曾是融汇全世界普世价值的国际化都市香港，许多报刊媒体越来越变得像共產黨的喉舌和工具了。我不知道《开放》杂志是不是中共在香港地区的喉舌和工具，仅以这次而言：《开放》杂志是月刊，每月出一期，七月号刊登了铁流的文章《中苏特别条约曝光》，其实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有人却冒用铁流的名字发表，经过质疑，《开放》编辑答应更正向作者道歉。八月份的《开放》上才能刊登这些更正和道歉，或者再以朱忠康的名字把文章重新发表一次，发表时可以加上编者按语。然后是章立凡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对我引用的材料提出伪证的质疑，他的文章应该在《开放》的九月号上才能刊登出来。如今却是在八月号上刊登用“朱忠康”名字发表《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一文，同时又发表了章立凡的一篇文章《〈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对朱忠康文章中所引用材料的真伪提出异疑。这样《开放》挽回了面子，他不用如此麻烦了：既要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又要向作者表示赔礼道歉：一份香港刊物竟向一个小人物道歉多丢人现眼！如今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从“暗箱操作”过渡到“明箱操作”进行一次性完成。于是《开放》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是不是也从一份公开公正公平的讲普世价值的民主刊物，向着中共的喉舌和工具转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我曾写过一组《用事实说话》文章，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组是《用照片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國同胞的地狱〉〈日本战犯的天堂〉照片集》；另一组是《用文件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文章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后又发给了网友，于是其中的一篇用《文件说话》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先是《开放》七月号上以铁流名字发表此文，标题为《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为此我向《开放》提出质疑，要求澄清。《开放》以实事求是精神表示更正和道歉。就在我们双方交流之际，冒出了一个章立凡先生，来信指出我引用的材料是伪证，并以共罪论谴责说：“必须谴责一切卖国行为，同时谴责屏蔽伪造历史；但以伪造历史文件的方式来谴责，相当于以伪证伪，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章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这段话的意思说卖国行为可恶要谴责，伪造这份材料的人也很可恶要谴责，而引用这份假材料的人也同样的可恶要谴责。也许章先生可以反驳称他没有说过此话！是我自己按上去的！但是请问“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不就是与和作伪者一样可恶吗？章先生的这段话真可谓是一箭三雕。章的“共罪论”证耍了个花招：汉奸卖国贼不怎么样，揭发汉奸卖国行为的人也不怎么样，都是半斤八两！而在章立凡先生的眼里，可能汉奸卖国贼不算什么，可恶的倒是揭发汉奸卖国贼的人，因为他们用假证揭发别人汉奸卖国贼的行为。 　　这样章立凡先生的假面具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原来他想用这篇文章把毛澤東的汉奸卖国贼行为一笔勾销，变成一个英明伟大的领袖。章先生的腔调与中共官方的论调是何等“相似乃尔”，不愧为被操控的五毛分子。在他的“以伪证伪”这句中有两个“伪”字，这前后两个“伪”字可谓是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概念：前一个“伪”字，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协定》是“伪”的，一是指把伪材料取来作“伪”证的人；而后一个“伪”字，就是一个真的人被作“伪”了。也就是说原本英明伟大的领袖——被伪证者作伪后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章立凡像耍魔术一样，竟把毛澤東大汉奸大卖国贼行为说成是别人给他伪造的，当然那饿死四千万人的罪行也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国策”不是阴谋。相反我们所有揭露毛澤東滔天大罪的人倒变成了有罪的人。 　　为此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他进行了驳斥。他又来了第二封信，我对他这种学霸文痞式争论进行了驳斥。当他来第三封信时，我不理睬他，他却对支持我的两个网友发起了攻击，一方面他称我“沉默”了“理智”了，不是像第一封信里指的那样“心虚”了。另一方面又大骂他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等脏话，给人印象这不是有修养的历史学家，倒像个嘲骂别人的地痞流氓。他还把寄给我们的材料教训我们要好好学习，并要向他汇报。我们这些被中共洗了六十多年的脑，至今已经醒悟，难道又让我们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样，去“接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吗？ 　　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怎能忍受如此对待，于是我又不得不提起笔来作了回应。他又骂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这究竟是在为《协定》真伪争论还是在进行一场打架的对骂？ 　　现在我要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一次理性的回应。 　　首先我要为“引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引用网上的材料可不可以？章的文章大量引用了 沈志华 和栾景和的文章，都是正确的，而我引用网上的文章就是不正确的，难道他引用的文章比网上材料更可靠吗？ 　　第二、网上的材料有真有假，我们这些网民怎么知道有些是假的呢。就像消费者在商店超市不小心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我们究竟谴责谁？难道要谴责不知情而无辜的消费者？而章立凡现在做的就是把消费者摆在与出售假货者同一地位来谴责，甚至与生产假货者一起来谴责，这公平吗？章立凡不去找制作伪材料和发布伪材料的单位和网络，却找我引用者纠缠不止，甚至以共罪论证，这公平吗？ 　　第三、今天是信息化网络时代，它拥有强大的优势和众多的网民。而中國的网络又是受中共当局严格控制的部门，任何一两个敏感词组都逃不过层层过滤和筛选。我相信经过严格筛选后侥幸存下来的材料呢？还是相信个别专家学者教授的研究成果呢？我相信网络上的材料，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何况还没有确定这份材料是真是假。 　　现在我们再来理论这个《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个《协定》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签订前两天签订的，即1950年2月12日签订的。章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却大谈2月14日公诸于众的这份《条约》及当时签订的几个附加协定，而他所引用的材料也是签订《条约》时的情况。章立凡应该举证12日那天毛澤東和斯大林没有签订这份《协定》的证据来，如毛澤東周恩来去外地参观去了，他们去串亲访友去了，以证明这一天不可能签《协定》的。 　　章立凡是用想当然来论证《协定》真伪的，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有这协定，那是“完全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中國国情”的，“足见伪造者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是“荒诞不经”的。此谬论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当时二战之后，冷战开始，世界划分为社會主義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欧洲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亚洲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國出兵一百多万，核大战迫在眉睫。专以斗别人的两个好战分子坐下来签订《协议》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怎么不可能呢？ 　　在理屈词穷情况下他又搬出了人口理论，称毛澤東说过“人多好办事”“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毛澤東决不会订减少一亿“人口”协定的。我们知道毛澤東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的人，他的所有摆在台面上的正确的话都是对别人而言的，而他自己则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整风运动中，他刚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个星期之后，已经在“暗箱作业”准备反右运动了。 　　而对于在大跃进运动中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类浩劫，章立凡先生竟还为毛澤東的罪恶开脱，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是国策错误，而不是预定的阴谋！”把毛澤東好大喜功，一心想当“馬克思加秦始皇”暴君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毛辩护说是“国策”错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而且竟是从五七冤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来论理这份《协定》，它究竟有没有签订过？是不是存在过？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的是签订此条约的当事人。可惜这些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即使他们还活在世上也是没用的，因为双方已经在《协定》第十九条上写明：“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既然见证人不能开口，我们只能让档案文件来说话了，只要能翻出这份文件来，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从合纵到连横，从冷战到热战，世界格局在变，形势在变，中苏两国从蜜月期很快走到了对立动武的地步，就说明了这种瞬息万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子民们无不都在干着有利于本身的事情，于是见证时代变迁的档案材料也就经历着不同的命运。 　　我们可以把档案材料的遭遇列出几种可能性来： 　　第一种可能：这份《协定》正如章所说根本没有订立过，现在网上公布的是伪造的赝品。 　　第二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网上公布的是真的。 　　第三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但是原档被销毁了或是弄丢了。所以 沈志华 先生没有找到这份档案，并不表示未曾签订过此协定。我们知道斯大林办公的地方不单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有两套住宅），他还在近郊孔策沃别墅和远郊祖巴洛沃别墅里办公过，各处都有存放他档案的地方。1953年3月2日斯大林中风，5日死亡。死后内务部长贝利亚就把斯大林家里所有物品都搬走一空，不知去向。他不是为物品而来，而是为档案而来。许多档案都是成包成包地烧毁，因为这些档案也记录着这些后继者们过去助纣为虐的记录，他们不想把那些丑事暴露在别人面前。 　　斯大林死后，继承者的政治斗争加剧，先后有许多人轮番下台，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被赫鲁晓夫打成反黨集团，最后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每一次黨内领导人的更迭，首先都要把不利于自己的档案销毁。所以沃尔科戈诺夫曾指出：“他（斯大林）去世后，其私人文献遭到不止一次的清洗。”（转引自《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一书第80页——新华出版社出版）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实际就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套住宅，可以想像饱经几度沧桑的住宅，留下的还会有什么？ 　　第四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存在，只不过没有被中國学者找到。因为苏联过去的档案多如山海，它们不是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散落在各处。在苏联有许许多多档案馆，除了现在放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外，过去还有人民委员会、黨中央、政治局、国防部、外交部及其它部委的档案馆。而各加盟共和国也建有档案馆，甚至下面还有档案馆，如乌克兰政治局档案馆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一份目标档案，犹如是大海捞针。 　　第五种情况：许多档案还没有公开公布，一位中國通的苏联外交官叫列夫多斯基，曾在中國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驻北京总领事、驻沈阳总领事，与国共两黨领导人都打过交道。退休后专门从事苏中关系、苏美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在《斯大林与中國》一书中曾写道：“由于新闻检查和长期保密的档案文件虽已开放，但有限制，而许多档案文件迄今仍未解密……”此书后面还附有翻译陈春华所写的《译后记》，他说：“近年来苏联档案虽已开放，但开放的并非全部。许多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有限制，而对外国学者根本不开放。”“‘冷战’结束后，这一题目需要根据不久前才解密的档案文件作全面研究和重新认识，而许多文件现在仍不对研究者开放。这不仅指苏联和俄罗斯档案馆，而且也指外国档案馆。” 　　像这样一个苏俄外交官要弄清一个问题搞到一份真实的资料都很困难，那么 沈志华 先生就这么容易把中苏绝密的档案资料都搞到了手，难道都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吗？ 　　章立凡提供的 沈志华 先生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集来的材料，难道就都这么可信吗？中苏的档案是不是都全部收集了？有没有遗漏的？有没有还未曾公布过的？有没有已经被销毁的？ 　　其实有没有这份《协定》章立凡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是有的，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吧了。 　　我们知道毛澤東访问苏联之前已有两批高级代表团进行过互访：1949年1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出使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直接会谈，为了保密，他化名为安德列耶夫，在那里一直呆到2月8日。接着这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6月26日秘密抵达莫斯科，8月14日刘少奇带着百名苏联专家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呆了将近五十天。此时中共尚未建立政权，但已经与苏联在做秘密交易了。所以当毛澤東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时，许多事项早就准备就绪了。当毛澤東于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在苏联呆了两个月。中共两个领导人在苏联呆了超过百日之久时间，难道仅仅只签订这几份表面文章的条约吗？ 　　章提出十九条《协定》的母本是来自1947年5月《哈尔滨协议》十三条、1948年12月《莫斯科协议》七条和1949年12月26日《中苏协定》十三条等等，“这三个文件的共同特点，即发布者均为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消息来源据称都来自国外，均无可质证的同时期证据材料，实际上只是冷战时期常见的宣传品而已。”章先生承认这是冷战宣传品，但没有说这些材料是真还是假的，而且前两份材料还被台湾学者引用过，可见十九条《协定》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它脱胎于其它三个协定的。 　　于是章立凡先生的论点已经处于十分荒谬荒唐的地步：他一口咬定十九条的《协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协定》的母本《哈尔滨协议》十三条、《莫斯科协议》七条、《中苏协定》十三条倒是存在过的，而且十九条是十三条的“扩展本”。章立凡可能会说我没有说过这些都是真的啊，我说的是这些是冷战时期宣传品，是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和来自国外的消息，在章的眼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那么请问中共喉舌和造假机器制造出来的消息就这么可信吗？中共中央权威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每天刊登的粮食亩产十多万斤，三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是自然灾害，五七年反右不是黨开展整风运动引起的，而是右派向黨进攻造成的，连章的父亲粮食部长章乃器也在进行着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章立凡竟相信造谣机器的喉舌，却把有着普世价值的自由世界新闻报导称为冷战宣传品，章立凡充当毛共辩护士是否太露骨了吧！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毛澤東与斯大林的确签订过这份协定，中國的历史学家们敢不敢写，写了之后，可不可以出版。那些《红太阳的陨落》、《墓碑》、《毛澤東和他的女人们》、《毛澤東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澤東不为人知的故事》不都是在境外国外出版的吗？何况此《协定》属于高度机密文件，在大陆谁敢捅这个被中共《保密法》紧紧捂着的《协定》，只有国外媒体才敢于做出这惊天动地的事来。最近7.23动车撞车事件的发生最能说明问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事故刚发生不久，伤亡人员尚未全部救出前，中共就出动大功率工程车进行了切割、砸碎和掩埋工作，进行着毁尸灭迹工作。配合这项犯罪行动的还有曾被毛澤東称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不使这件丑事在黨的生日蒙羞，几次下达禁令，不许记者进入现场采访，不许新闻媒体公开报导。许多媒体不得不纷纷撤下已经排好的版面，用开天窗的方式进行无声抗议。 　　在暴政如虎的体制下，只有像章立凡先生那样的应声虫和中共辩护士们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谁想发表《协定》真本，其后果可想而知。台湾学者张玉法在《中國现代史》一书中曾引用过《哈尔滨协议》和《莫斯科协议》，章立凡听说这位作者还健在，他就确信如果他的书再版的话，“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了。章立凡说这番话时，简直像是一种隐形杀手的威胁，为了使“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他们将会采用除了变相的暴力專政手段外，可能还会采用流氓地痞的手段。从中共对待7.23事件中的态度中，也可窥见中共在推行黨文化时的專制和粗暴！ 　　章立凡先生为了辩证一件历史事件材料的真伪，锲而不舍斤斤计较。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大跃进期间饿杀4000万中國人只不过是国策的失误，而不是毛澤東蓄意的阴谋。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到毛派人物为消灭毛澤東罪证的辩护，如果按章的逻辑推理，五七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毛澤東的“阳谋”，而非阴谋也。毛澤東在建政后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也都是国策而非毛澤東的蓄意的阴谋了！ 　　令人惋惜的是充当辩护士角色的人竟是五七受难者的儿子。可见，中共的黨文化教育不但能把杀人魔王日本战犯改造成人，把毛澤東的受害者变成毛澤東的辩护士，还能把杀父、杀夫的仇人家属和谐到一笑泯恩仇的地步。这是中共洗脑和驯服教育结出的硕果，不啻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奇迹。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凡是拥毛崇毛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刘少奇最早歌颂，最先崇拜，林彪举得最高，喊万岁喊得最多，他们也是受害最深下场最惨的人。 　　如果章先生真的具有历史学家的客观和良知，他应该把曾被篡改涂抹伪造过的中國近现代史，来个正本溯源返璞归真，把千千万万件曾被颠倒过的历史再次颠倒过来，还其本来面目，那将是国家之幸事，人民之幸事。 　　2011-8-20 　　作者:朱忠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砸开了苏联专制的大门？ (6) 警惕“普京主义” (2) 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 (0) 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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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毛泽东与斯大林合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 苏共 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盟的愿望。 毛泽东 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 美国 ，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 蒋介石 。 作者：郭田珍、郭文治，选自：京华周刊 原题： 斯大林 为何屡阻 毛泽东 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 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 毛泽东 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 斯大林 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 斯大林 ，想和 斯大林 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 联共 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 美国 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 蒋介石 ，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 斯大林 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 雅尔塔 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 延安 ，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 延安 。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 江青 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 苏共 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 联共 （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